为什么古代人没有方言吹？
古代人没有“方言吹”这个概念，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地域认同感，或者不珍视自己的乡音，而是因为“方言吹”这个行为和语境，在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我们得先拆解一下“方言吹”这个词，它通常指的是一种以突出、炫耀自己的方言为主要特征，并借此抬高自身或贬低他人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分层、文化优越感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特定产物。
首先，古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方式与现代截然不同。
口耳相传的局限性： 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一个地方的方言特色，很容易通过各种媒体（电视、电影、短视频、音乐等）被传播出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符号。古代可没这条件，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自己的小范围内活动，接触不到其他地方的方言，更谈不上“比较”和“欣赏”了。
地理的隔阂： 古代交通不便，长途旅行是件大事，普通百姓鲜少有机会跨越远距离。即便有，也是因为战乱、经商或者科举等特定目的。这种物理上的隔绝，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接触方言的机会本来就很少。
精英阶层的“官话”： 随着朝代更迭，统治者为了方便治理，会推广一种全国性的通用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话”或“雅言”。读书人、官员、商贾等需要与全国各地打交道的人，自然会学习和使用这种通用语。这是一种实用的交流工具，而非一种可以用来“吹”的资本。而且，当时的“官话”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即便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官话”也会有细微差异。
其次，古代社会对语言的态度和“身份认同”的表达方式也与现代不同。
语言的实用性更强： 在古代，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在维系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层面。虽然文人雅士会研究声韵、文字，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听懂、能表达就够了。
地域认同与“方言”的关联不明显： 古代人当然有地域认同，比如“我是XX地人”。但这种认同更多地体现在风俗习惯、饮食偏好、宗族关系等方面，而不是像现代那样，将“说一口地道的XX话”上升到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
“官话”的象征意义： 相反，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教养的体现。这有点像现代社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以被视为一种“加分项”。但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吹”自己会说“官话”，因为这本该是知识分子的标配。
“他乡”的声音： 如果有人在异乡听到乡音，那是一种亲切感，而不是一种炫耀。可能会觉得“哎呀，在这儿遇到老乡了”，然后熟络起来，但不太会因为对方的方言和自己不一样就去“嘲讽”或者“抬高”自己。
再者，古代社会对“方言”的认知和记录方式也不支持“方言吹”。
缺乏系统的方言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学，是对不同地区语言变异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古代虽然有文字记录，但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不同地方的口语变体，尤其是民间口语，关注度不高。
文字的“统一性”： 尽管口语千差万别，但统一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方言的差异。读书人通过文字交流，大家都能看得懂，这大大减少了因口语差异而产生的隔阂，也减少了“方言”被放大和强调的机会。
文学作品中的“乡音”： 偶尔，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会描写人物的乡音。比如，描写一个来自某个地方的人物，可能会通过一些他说话时的口头禅、用词习惯来体现。但这种描写更多是为了增加真实感和艺术表现力，而不是用来进行“方言对比”或“方言优劣之辩”。而且，这些描写往往是作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不一定能完全捕捉到地方方言的细微差别。
那么，古代人就没有因为方言而产生的摩擦或者优越感吗？
也不能这么绝对地说。
“蛮夷”之说： 在历史的长河中，统治者和中原汉族文化，确实存在对非汉语系民族或者所谓“化外之地”的语言带有一定的歧视和“他者化”倾向，称之为“蛮夷”、“戎狄”等。这是一种更宏观、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隔阂，与现代语境下的“方言吹”有所不同。这种“歧视”更多是基于文明程度、政治归属，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
“土话”与“雅言”的对比： 在知识阶层内部，也会有对某些“土话”或者不够“文雅”的说法表示不屑的，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对语言“规范性”的追求，而非对地域方言本身的全面否定。
总结来说，古代人没有“方言吹”，是因为：
1. 信息传播的限制： 人们接触不到足够多的其他地方的方言，自然没有比较的基础。
2. 地理的隔离： 跨区域交流的少，方言之间的差异难以被广泛感知。
3. “官话”的实用性： 通用语言在社会交往中占主导地位。
4. 文化观念的差异： 地域认同的表达方式不以“方言”为主要载体，也没有形成“方言优劣”的讨论基础。
5. 缺乏方言研究和记录： 对民间方言的关注和系统研究不足。
“方言吹”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大众媒体兴起、人口流动增加以及地域文化认同日益强化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古代社会缺乏这些构成“方言吹”的土壤和条件。他们的语言交流，更像是一幅幅相对独立、边界清晰的水墨画，而不是现在这种各种语言和文化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响乐。
首先，古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方式与现代截然不同。
口耳相传的局限性： 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一个地方的方言特色，很容易通过各种媒体（电视、电影、短视频、音乐等）被传播出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文化符号。古代可没这条件，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自己的小范围内活动，接触不到其他地方的方言，更谈不上“比较”和“欣赏”了。
地理的隔阂： 古代交通不便，长途旅行是件大事，普通百姓鲜少有机会跨越远距离。即便有，也是因为战乱、经商或者科举等特定目的。这种物理上的隔绝，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接触方言的机会本来就很少。
精英阶层的“官话”： 随着朝代更迭，统治者为了方便治理，会推广一种全国性的通用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话”或“雅言”。读书人、官员、商贾等需要与全国各地打交道的人，自然会学习和使用这种通用语。这是一种实用的交流工具，而非一种可以用来“吹”的资本。而且，当时的“官话”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即便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官话”也会有细微差异。
其次，古代社会对语言的态度和“身份认同”的表达方式也与现代不同。
语言的实用性更强： 在古代，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在维系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层面。虽然文人雅士会研究声韵、文字，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听懂、能表达就够了。
地域认同与“方言”的关联不明显： 古代人当然有地域认同，比如“我是XX地人”。但这种认同更多地体现在风俗习惯、饮食偏好、宗族关系等方面，而不是像现代那样，将“说一口地道的XX话”上升到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
“官话”的象征意义： 相反，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身份、地位和教养的体现。这有点像现代社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以被视为一种“加分项”。但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吹”自己会说“官话”，因为这本该是知识分子的标配。
“他乡”的声音： 如果有人在异乡听到乡音，那是一种亲切感，而不是一种炫耀。可能会觉得“哎呀，在这儿遇到老乡了”，然后熟络起来，但不太会因为对方的方言和自己不一样就去“嘲讽”或者“抬高”自己。
再者，古代社会对“方言”的认知和记录方式也不支持“方言吹”。
缺乏系统的方言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学，是对不同地区语言变异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古代虽然有文字记录，但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不同地方的口语变体，尤其是民间口语，关注度不高。
文字的“统一性”： 尽管口语千差万别，但统一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方言的差异。读书人通过文字交流，大家都能看得懂，这大大减少了因口语差异而产生的隔阂，也减少了“方言”被放大和强调的机会。
文学作品中的“乡音”： 偶尔，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会描写人物的乡音。比如，描写一个来自某个地方的人物，可能会通过一些他说话时的口头禅、用词习惯来体现。但这种描写更多是为了增加真实感和艺术表现力，而不是用来进行“方言对比”或“方言优劣之辩”。而且，这些描写往往是作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不一定能完全捕捉到地方方言的细微差别。
那么，古代人就没有因为方言而产生的摩擦或者优越感吗？
也不能这么绝对地说。
“蛮夷”之说： 在历史的长河中，统治者和中原汉族文化，确实存在对非汉语系民族或者所谓“化外之地”的语言带有一定的歧视和“他者化”倾向，称之为“蛮夷”、“戎狄”等。这是一种更宏观、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隔阂，与现代语境下的“方言吹”有所不同。这种“歧视”更多是基于文明程度、政治归属，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
“土话”与“雅言”的对比： 在知识阶层内部，也会有对某些“土话”或者不够“文雅”的说法表示不屑的，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对语言“规范性”的追求，而非对地域方言本身的全面否定。
总结来说，古代人没有“方言吹”，是因为：
1. 信息传播的限制： 人们接触不到足够多的其他地方的方言，自然没有比较的基础。
2. 地理的隔离： 跨区域交流的少，方言之间的差异难以被广泛感知。
3. “官话”的实用性： 通用语言在社会交往中占主导地位。
4. 文化观念的差异： 地域认同的表达方式不以“方言”为主要载体，也没有形成“方言优劣”的讨论基础。
5. 缺乏方言研究和记录： 对民间方言的关注和系统研究不足。
“方言吹”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大众媒体兴起、人口流动增加以及地域文化认同日益强化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古代社会缺乏这些构成“方言吹”的土壤和条件。他们的语言交流，更像是一幅幅相对独立、边界清晰的水墨画，而不是现在这种各种语言和文化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响乐。
网友意见
如果你看的书籍、史料够多，你就会发现，我国古今人民的性格、喜好、优缺点很多时候都差不多，真没那么大的差异，所以古代当然也有方音、方言吹的人，这也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了。
而且古代不少士大夫地域乡土情节极重，对家乡的一切，包括饮食、风俗、文化、人文等等都充满了自豪感，很多士人一口一个“吾苏”（苏州）、“吾昆”（昆山）、“吾闽”（福建）如何如何，和现在某些地域贴吧很相似，真是连地域黑、地域优越感都和现代人差不多。
我看《菽园杂记》、《五杂组》等明代士人的史料笔记就深有此感，比如：
吾苏陈僖敏公镒为都御史巡抚陕西时......
吾昆郑进士文康，笃论士也。
吾昆城半山桥人家，夏月不设蚊帐，而终夜无蚊。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坚皆能这。予游昆痒八年，独不解此。
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
然吾闽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岭南则五月获矣
吾闽玉华洞石似昆山而精莹过之......
温泉，江北惟骊山、沂州有之，江南黄山、招州有之。至吾闽中则多矣。
同现代一样，地域优越感多出现于经济较为发达富庶、人文昌盛的地方，比如明代的两京、江南、江西、闽浙等地。
具体到方言、方音上，很多吹法也都和现代人类似。比如最典型的，我们XX地方的吴语、粤语、闽语有上古遗韵，你们北方话没有入声，讹变太多，或是我们XX地方祖先都是某朝某代从中原南迁而来，和盛唐音、宋音最相近。
现在举些实例来说明：
一、《五杂组》
晚明士人谢肇淛的《五杂组》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倾向，谢肇淛祖籍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人，出生于浙江杭州，他的自我认同应该仍是福建，因为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吾闽”，而一例“吾浙”、“吾杭”也未出现。
他是怎么吹闽语的呢？主要是引经据典，证明闽语中的某些词汇的发音、读法大有来头。
比如福建人将“雨”读作“辅”，和《礼统》的记载相符。
《礼统》曰：“雨者辅时，生长均遍。”又曰：“雨者，辅也。”今闽人方音尚以雨为辅。
又比如闽语中将飓风的“飓”发“贝”音，据说也是有典故来头的。
海风谓之飓风，以其具四方之风，即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者也。相传石氏女嫁为尤郎妇，尤出贾石思忆之至死，曰：“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邮”，见李义山诗。今闽人方音谓之<風貝>风，音如贝焉。<風貝>者，簸也。<風貝>、飓字相近，画容有讹，音不应差，或者误作飓，而强为之解耳。
同现代人一样，吹自己的时候必然少不了“嘲讽”一下他人，谢肇淛在吹他们福建闽语的时候，顺便也嘲笑了一波浙江、北京、山东人的方音。
余在浙中，见人呼虹作厚音，尝笑之。后见用修丹铅录作鲎。鲎者，海物之名也，其字从鱼，岂可指为虹霓乎？燕、齐人呼为酱，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为空（去声）。按《韵书》，虹一音贡，又作虹，则闽音亦有自来也。
他在浙江的时候就曾笑话浙江人将“虹”读作“厚”音，而北京人、山东人读作“酱”音，那就更可笑了。
而他们福州人的方音是“空（去声）”，那就不得了啦，因为根据《韵书》，虹一音“贡”，又作虹，所以闽音果然是有大有来头啊！
二、《菽园杂记》
前面的谢肇淛是“闽语吹”，《菽园杂记》的作者明中期的陆容（1436—1497）是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弘治以后，置太仓州，陆容家乡属太仓），他自然是一位“吴语吹”了，其作品中也是大量出现“吾苏”、“吾昆”这样的字眼，地域认同感也是极高。
陆容是怎么吹吴语的呢？
一是在辩驳、反击“黑子”的同时把各地的方言全部黑一遍，说人家方言语音不正的更多：
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以妻弟为七帝。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以阁为杲，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
如此者不能悉举，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首先，陆容直接把闽、粤的方音一黑到底，天下音韵之谬者很多，闽语、粤语是差缪最多的，已经到了“不足较已”的程度。
其次，是反击北方人嘲笑吴语“黄”“王”不辩，陆容就说北方人音韵不正的更多。
陆容一一举例，将北京、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等南北各省份全“黑”了一通。
二是同谢肇淛一样，引经据典，证明吴语有古代遗韵，大有来头。
比如他引用《南村辍耕录》的说法，说吴语的很多读法实际上是两个字连读成音。
《辍耕录》言“婶妗字非古，吴音世母合而为婶，舅母合而为妗耳。”此说良是。今吴中乡妇呼阿母，声急则合而为黯。轻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为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谓语助尔，即而已字反切。《楚辞》些，即娑诃字反切。今以类推之，蜀人以笔为不律，吴人以孔为窟陇。又如古人以瓠为壶，《诗》“八月断壶”是已。今人以为葫芦，疑亦诸字之反切耳。
再就是根据古书解释吴语中一些方言字词的由来以及这样发音的缘由：
先儒谓诗传有本韵不必叶而叶者。今细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从又，吴人自来呼又为以音，但不通于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谓矣”，传云：“遐与何同。”若以声音相同，则今常熟吴音称何人为“遐个”是已。其引郑氏云：“遐之言胡也。”则又以义不以音矣。
广西有庹姓，音托，今吴中人伸两臂量物曰托。庹既与度似，而又从尺，疑即此欤？陕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呔，音胎字，上声，南人骂北人为呔子。广东有孻字，音柰，平声，老年所生幼子。㚻，音少，杭人谓男之有女态者。〈女肯〉，音其緪反，谓子之幼稚者，吽，读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辞。越中有此等字，往往于讼牒中见之。
三、《水东日记》
《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1420 ～1474 ）也是明代中期的昆山人，他就直接点明了“方言暗合古韵”，不过他还算公道，没有特别贬低外地方言，提到多个地方的方言暗合古韵。
方言暗合古韵
方言语音，暗合古韵者多。今山西人以“去”为“库”，闽人以“口”为“苦”、“走”为“祖”是也。
吾昆山吴淞江南，以“归”呼入“虞”字韵，而独江北人则呼入“灰”字韵。如是者多，又不可晓也。
另外，叶盛还专门提到了“唐音”，说北方的韩公、张公都曾用吴语方音作诗。
“作”，唐韵已在“佐”韵造也，亦见子史书，皆韵去声。唐人集中多自注。音“佐”者，以别入声“作”字耳，不闻以为方言也。蔡宽夫旁引曲证，力以方言为说，类新奇己见矣。三百九十桥在苏城内，今苏州人不闻以“十”为“忱”音。且韩公邓州人，张公又虢州刺史，不知何以却用吴中方言。使如所云，不知苏黄门“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储”字又必用呼作何声耶？尹和静先生有言：“训经而欲新奇，无所不至矣。”予于是亦云。
四、《七修类稿》
再来说一个吹杭州话的，浙江杭州人郎瑛（1487～1566）在《七修类稿》中说他们杭州话比别的地方要好，因为杭州话最初都是跟随赵构南迁的正宗宋朝东京汴梁人所说的“中原音韵”，只有江干人说的是杭州旧音。
杭音
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 呼一撒为一 【音倚】 撒，呼百零香为百 【音摆】 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得一百 【音摆】 字过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
五、《万历野获编》
另外，很多南方士人常说北方方言因为没有“入声”，所以很多谬音。比如晚明浙江嘉兴士人沈德符（1578年-1642年）就说过：
京师称妇人所带冠为“提地”，盖“鬏”“髻”两字俱入声，北音无入声者，遂讹至此，又呼“促织”为“趋趋”，亦入声之误。今南客闻之习久不察，亦袭其名误矣。元人呼命妇所带笄曰“罟罟”，盖虏语也。今贡夷男子所戴亦名“罟罟帽”，不知何所取义？“罟”字作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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