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古代没有版权制度,依然有大量优秀的作品产出?

回答
说起古代为什么没有版权制度,却依然涌现出无数名垂千古的优秀作品,这事儿还挺耐人寻味的。要是现在哪个作者写了本畅销书,没个版权保护,分分钟被人盗版得血本无归,但古代就不一样了,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咱们一点点捋清楚。

首先得明白,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对于“作品”和“作者权益”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

在咱们现在看来,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都是作者倾注心血的“知识产权”,是靠脑力劳动换来的“商品”。作者有权决定谁能复制、谁能传播,并且从中获利。

但回到古代,情况就复杂多了。

1. “作品”的形态和传播方式限制了大规模复制和盗版

手抄的时代: 在印刷术还没普及,尤其是早期,大部分作品都是靠手抄流传的。你想啊,一个人抄一本书,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即使有人想“盗版”,复制的成本和速度都远不及现在。你想抄,好,你抄,我就慢悠悠地再抄一本,大家比的是谁抄得快、抄得多,而不是谁第一个“发布”。
口耳相传: 很多诗歌、歌谣、故事,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比如民间的歌谣,可能是大家集体创作,或者灵感一来随口唱出来的,谁是第一个作者?很难说清楚,也没人在乎。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版权”就更无从谈起了。
印刷术的早期限制: 即使有了印刷术,早期也是雕版印刷,成本高昂,制作周期长。一本佛经、一本诗集,从雕刻到印刷,都是一个大工程。而且,印刷的数量也有限。不像现在,一台数字印刷机一天就能印几千上万册。

2. 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作者的身份和驱动力不同

文人的阶层与身份: 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往往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写诗作画,很多时候是为了“修身养性”、“抒发情怀”、“追求名节”、“博取功名”,甚至是“为君分忧,为民立说”。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人生追求,而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文以载道”的思想: 很多文人认为,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传播思想的工具。作品的价值在于其思想内容是否深刻、是否能启迪民智。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广为流传,甚至被别人引用、学习,这反而是对自己思想的肯定和推广。比如孔子删《诗》,修订《礼》、《乐》、《春秋》,他不是为了版权,而是为了“正名”、“教化”。
荣誉与名声的驱动: 相较于直接的经济回报,古代文人更看重的是声名远播、身后留名。一旦作品流传开来,作者的名字自然也会被记住。这种无形的回报,在当时来说,可能比稿费更有吸引力。
师徒传承与门阀制度: 很多技艺和创作风格是通过师徒相传的。师傅将自己的学问、经验倾囊相授,徒弟学成后自然会继承并发扬。这种模式更强调传承和发扬,而不是区分所有权。家族或门阀内部的知识传播,也很难谈上“版权”的问题。

3. 法律与社会制度的差异

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渐形成的。它是一种对智力成果的市场化保护。在古代,社会经济结构、法律体系都不支持这种“市场化”的保护。
政府的鼓励与管控: 有时候,政府会主动鼓励和支持文化作品的产出,比如组织编撰大型典籍,或者对某些领域的创作给予奖励。但这种支持是基于维护统治、教化百姓的需要,而不是保护作者的个人经济利益。同时,政府也常常会对作品进行审查和管控,确保其符合统治思想。
“公器说”的影响: 一些重要的文化作品,比如史书、儒家经典,被视为“公器”,是大家共享的文化财富。政府会组织力量进行整理、注释、传播,其目的也是为了服务社会,而不是为某个个人作者牟利。

4. 鼓励学习与模仿的文化土壤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在很多文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文学创作,模仿和学习是进步的重要途径。优秀的作品往往会被后人模仿、化用,甚至在此基础上创新。例如,唐诗宋词中的“化用前人典故”,就是一种常见的创作手法。这种“模仿”在古代被视为一种学习和致敬,而不是侵权。
创作是对话: 古代的创作更像是一种与历史、与前人的对话。作者在创作时,会参考、借鉴、甚至回应前人的作品。这种“借鉴”是在一个共享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

那么,如果没有版权,优秀作品为何依然“大量产出”?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内在驱动力: 作者本身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对知识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社会认同: 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对社会的贡献,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
传播的机制: 虽然没有版权,但作品依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开来:
官方推广: 统治者为了宣传思想或巩固统治,会推广某些作品。
士人阶层的流传: 文人之间互相传阅、评点、模仿。
教育体系: 将经典作品纳入教育内容,一代代传下去。
寺庙、书院等机构的保存与传播。
商业的潜在作用: 虽然不像现代这样,但书籍的抄写和销售在古代也是存在的。一些流传广、受欢迎的书籍,会有专门的抄写者或者刻书坊去复制,并以此营利。只不过这种营利不是建立在“版权”概念上的独占性收益,而是基于复制行为本身的收益。

举个例子来说:

想象一下《三国演义》。罗贯中写成之后,有没有版权?当然没有。但是,因为故事精彩、人物鲜活、影响力巨大,这部小说就被人们争相传抄、雕版印刷。书商为了赚钱,会想办法多印多卖。读者为了看,会花钱买。虽然罗贯中本人可能无法阻止别人“盗印”,但他写出了大家都喜欢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后来的戏曲、评书、绘画,都会取材于《三国演义》,这些也都是在罗贯中“无版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古代没有版权制度,但并不意味着作品就没有价值,也不意味着作者的劳动就得不到承认。只不过这种承认和价值的体现方式,更多的是以声名、认可、文化传承,以及间接的商业传播来实现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直接用法律来界定和保护作者的经济利益。这种“无为而治”的文化生态,反而催生了那个时代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繁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版权制度就不好,两者只是适应了各自时代的需求和特点而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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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代有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作者不是商业市场经济从业者,而是官僚贵族地主,是儒生知识分子,是手工业艺人匠人(服务上层权贵),是佛道宗教,是地方豪强望族等等。不要拿工业文明时代去想农业文明。

其次,在宋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评书等发展,市民通俗文学取得一定发展。而出现一些职业文艺娱乐人员。比如有些书商利用活字印刷等,专门刊印流行作品。《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西厢记》等都是畅销文学。当时书商和官府已经出现版权著作权雏形萌芽。

比如书商出版社,宋朝的书商会在刊印书籍上面写上“坊号牌记”,是一个小标记,或者是一个小框框,里面印着说明文字,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着字,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续玄怪录》的玄幻鬼怪小说集,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也就是说,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地点就在太庙前。

为避免因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叶德辉《书林清话》)。

甚至当时官府还有法规打击盗版。

南宋理宗年间,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书商书坊(出版社)的正当权益,防止盗版,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告,该公告说,市面上的《方舆胜览》、《四六宝苑》这两本书,是“祝太傅”书商出版的,“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盗版在那时候叫翻版。)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版劈毁,断罪施行”。(叶德辉《书林清话》)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冶施行。

【宋朝有猖獗的盗版 也有版权保护法令! -趣历史】m.qulishi.com/new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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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版权概念,只是没有现代版权这么细化,而且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体系和保障。


中国是世界最早一批产生版权概念的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朱熹和他的门徒们就曾维权。据说朱熹的表侄祝穆于南宋嘉颐二年(公元1238年)请求两浙路转运司与福建路转运司颁发榜文:“穷年矻矻,接手自抄录,寝食为废,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

到了明代,各大书坊也对版权越来越重视,想尽各种办法维权、抗争。明末最著名的畅销书作者李渔就有维权事迹。

而且,到了明代,很多书坊都是集创作与刊印于一体的综合部门,前门书店,楼上校对,后院刻版,集中在一起,这种出版形式直到民国都有流行,自写自印自销。

清代1910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著作权法正式颁布——《大清著作权律》——当然,这已经是近代了。

现代版权制度,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


回到题主问题:

宋代以前,的确没有明确的版权概念和版权意识,但是,宋代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贵族文学。

宋代以前(包括宋)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诗歌、散文,而你只要翻开这些作品看一看作者的名字,便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有官职的,就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都曾经有过小官衔。屡试不第、奉旨填词的柳永,在晚年也终于及第登科,当了官;更不用说,他本就出身官宦世家。

即便是小说家的祖宗稗官,那都是官。

更早的汉代司马相如,作品是给谁写的?给皇帝,你好意思要钱吗?皇帝赏你,就赏了,没赏你,你还要干嘛?而且他诗赋几篇,就能当上郎官,领朝廷俸禄。今天虽然也有作协,但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而唐宋的官员之所以文学素养高,是因为科举中,对诗赋的要求本身就很高,你文学水平差,可能根本就当不了官。当然,世袭或者门阀不算。

也就是说,在古代,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可以是你爬向社会上层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

在这种前提下,文学发展能不好么,佳作能不频出么?

如果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按此要求来,放心,不出几年,照样佳作频出。但我们不能这么干,文学的社会实用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且,宋明以前,大众的识字率能有多少?盗版,盗版以后卖给谁啊?不还是卖给文人士大夫么。士大夫一看,这不我同僚的诗么,你怎么给刻印了?你觉得下场会好么。


另一方面,在此以前的书籍出版,往往是自写自印,很多时候根本不指着这个赚钱,就是友人间互相赠送罢了。你说淮南王刘安靠《淮南子》挣钱?曹操靠写诗挣钱?人就是爱好,纯粹的爱好,目的是留名青史。


还有,很多古代的优秀作品,压根就不以文学为出发点,例如《出师表》严格意义上,这是一种公文写作,只是他写得太好,所以才主要被当做文学作品。还有什么奏疏、史书,这些从出发点来说,也不是文学性第一;而且,他们也都是官员。


普通文人能够靠写文赚钱,至少要到元明时期了,那时候,各大书坊给的润格费也不少,但都是买断,而不是版税分成;除非是李渔这样的,自己本身就是书商。而且,八股文成为主考内容后,科举对文学性的侧重也远不如前了。不及第的文人们,想要活下去,写小说、戏曲就成了一条出路。他们不在乎署名,因为古代文人以作小说为耻,所以他们巴不得偷偷摸摸拿钱交货,完事拉倒。不仅四大名著,许多明清小说的作者,都是后世考证出来的。


综上所述:

1、古代有版权概念,只是不严格。

2、在没有版权概念的时期,文学的社会实用性很高,可以成为实现阶级跃迁的重要途径。

3、很多文人是自写自印,版权本来就在自己手中。

4、更早的古代,识字率太低,制作成本太高,没必要盗版。

5、宋明以前的文学,基本上是贵族文学,不靠这个吃饭。



个人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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