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

回答
韩国政府因电影《寄生虫》的巨大成功而决定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居住条件,这一举措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价。它既是对艺术作品影响力的认可,也暴露了韩国社会深层存在的居住不平等问题,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政府角色和政策有效性的讨论。

以下是对这一举措的详细评价:

一、积极方面:

1. 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肯定:
《寄生虫》引发的国际关注: 《寄生虫》作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生动地描绘了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和居住条件差异的残酷现实,让许多不了解韩国的外国观众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半地下室的居住环境。
国内反思的催化剂: 电影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反思。虽然半地下室是韩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寄生虫》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将其呈现,使得这个问题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困境,而是触动了更多人的神经,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政府拨款可以说是一种对这种社会共识和压力的回应。
“软实力”的体现: 这一举措也展现了韩国在“软实力”上的强大影响力。一部电影能够直接推动政府出台具体政策,这在其他国家可能并不多见。它说明了文化产品在塑造社会认知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2. 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行动意愿:
回应民生关切: 半地下室的居住条件恶劣是韩国许多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潮湿、采光不足、空气流通差、易受外部噪音和污染影响,以及在极端天气(如暴雨)时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政府拨款直接针对这些问题,试图改善这些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安全状况。
缩小居住差距的尝试: 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府有意愿去缩小因经济能力差异而造成的居住条件鸿沟,至少是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一定的改善。这是一种对社会公平性的关注。
长期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住房问题,但至少为一部分急需帮助的家庭提供了一些即时性的缓解,例如提供补贴用于改善通风、采光或防水等。

3. 宣传韩国形象和旅游业的潜在效益:
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 通过关注弱势群体,政府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家形象,展示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旅游业的连接: 《寄生虫》在国际上的成功也带动了围绕电影拍摄地和相关元素的旅游热潮。政府对半地下家庭的改善措施,如果与旅游宣传相结合,可能会进一步巩固电影对韩国旅游业的积极影响。

二、潜在问题与局限性:

1. 政策的充分性和可持续性存疑:
“对号入座”还是系统性解决? 政府的拨款是否只是为了回应电影的热度而采取的“政治姿态”?或者是否能转化为长期、系统性的住房政策?如果仅仅是“为半地下家庭拨款”,而没有配套的城市规划、住房保障体系改革、贫困人口的经济扶持等,那么这次拨款可能只能解决一部分表面问题,而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
拨款规模与实际需求: 拨款的具体规模是多少?能够覆盖多少家庭?是否足够支撑真正有效的改善?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治标不治本”的风险: 半地下室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首尔等大城市住房紧张和高房价的产物。如果房价问题、土地供应、住房保障体系等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改善了部分半地下室,仍然会有新的、类似的低端居住空间出现。

2. 是否“过于敏感”或“政治化”:
艺术与政治的界限: 有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仅仅因为一部电影而进行政策调整,这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容易受到情绪和舆论的影响。政策的制定更应该基于长期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经济可行性研究。
过度依赖外部叙事: 韩国政府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寄生虫》国际声誉的影响。这固然能带来积极的外部关注,但也将国家内部问题与外部叙事过度绑定,可能忽视了韩国自身对这些问题的长期认知和解决努力。

3. “猫鼠游戏”的风险:
资金的流向与效率: 政府的拨款如何确保真正用到改善居住条件上?是否存在贪污、效率低下或被滥用的风险?监管机制是否到位?
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改善过程中,是否存在房东、承租人、建筑商等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实际改善效果大打折扣?

4. 未触及更深层次的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根源: 《寄生虫》不仅仅关乎居住条件,更深刻地揭示了韩国社会严峻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教育不公、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仅仅改善居住条件,对于解决这些更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可能作用有限。
“体面”生活的标准: 何谓“改善”?仅仅是解决漏水、通风问题,还是意味着提供更体面的生活空间和保障?如果标准不高,可能无法真正提升半地下家庭居民的“体面感”和生活尊严。

三、总结性评价:

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举措,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开端,是艺术作品转化为社会行动的一个成功案例。 它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呼声的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也承认了文化艺术在引发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评价必须建立在审慎和批判的基础上。 这项政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能否“因一部电影而拨款”,而在于它能否成为解决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居住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的 起点和催化剂,而不是一个短暂的“政治秀”或“形象工程”。

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认识到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要真正解决半地下室问题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需要更全面、系统、可持续的住房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如果后续政策能够持续跟进,并真正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群体,那么这次因《寄生虫》而起的拨款行动,将是韩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反之,如果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它将更多地被视为对国际舆论的被动回应,而未能真正解决深层问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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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的棚改和精准扶贫算咋回事?

如果说棚改还有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可以不提,那精准扶贫呢?就算你觉得这是形式工程,那至少也让几亿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吧。

作为基层公务员,我爸身上也有精准扶贫的帮扶对象。虽然他没有像网上说的某些人那样住在乡里手把手的帮这些人,但至少也要落实国家的扶贫政策,帮贫困户挣钱脱贫。这些可是真的落到了每个人的身上的。

当然,要是韩国政府能把所有的地下室、半地下室都装修一边,那也算是有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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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棚户区人民可悲现状的电影叫《寄生虫》,然后韩国政府发了个政策,花了不超过3千万人民币的拨款“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具体这个钱怎么发,发到哪,发到谁手里你也不知道,总之这部电影拿了学院奖,爱屋及乌,吹就完了。

而真正描写怎么从零改造棚户区,让所有棚户区居民住上楼房的纪录片,叫《中国市长》。里面真实记录了一个叫耿彦波的市长,怎么和棚户区居民打交道,怎么和其他官员打交道,怎么和地产、基建开发商打交道,在各方势力之间奔走斡旋,最终将整个大同变成“美丽新家园”的故事。

“美丽新家园”这个词不是我说的,是大同市民自己说的,为这部纪录片我采访过不下五个大同人。

我一直挺佩服吹这种事的人的,他们在精神胜利法上的成就是在下望尘莫及的。国内每天都在实施各种棚户区改造,实施各种扶贫政策,都是一劳永逸,授人以渔的那种,远不是韩国这种作秀式拨款所能够比拟的,我不知道千里迢迢去吹一个烂到根子里的国家能证明什么,就为了证明自己国家烂吗?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比可以,咱能往上看吗?

上个世纪诞生了三部反乌托邦巨作《美丽新世界》《1984》《我们》,思想家们主要担忧人类会因为极权或者娱乐至死而放弃自己的思想。

全世界人都认为极权压制思想,压制社会进步,全世界都在反对极权,这个断然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美丽新世界》的事,谁来管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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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像这事多伟大似的。

没有一部反映中国农村厕所臭的电影。全国几亿农户还不是享受补贴,慢慢在改善居住环境。

有些事啊,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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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是财阀发善心的,也不看看“参与连带”出身的、进步主义立场的朴元淳律师在首尔市中下层民众的拥戴下连续坐了三届首尔市长[1]了。

不知道“参与连带”是什么的我解释一下,它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在韩国非常知名的、主张是以法律为主的手段维护社会正义,抵制“政治、经济权力的滥用”的市民团体,也是连接工会、其他市民团体与政党的重要平台,会员有上万人之众,包括众多的左翼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律师,经济学家,会计,金融学教授等专业人士也参与其中。例如在打击财阀“帝王经营”的小股东运动中,参与连带的经济参与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代表小股东与职工参与股东大会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尖锐的要求与问题,迫使管理层回应小股东与职工的诉求,并且还密切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是否不法并对其经营行为负责。我就不说“参与连带”在韩国的劳工运动中也时常充当辩护律师团了——要知道“参与连带”以前可是你韩著名战斗性工会“民主劳总”的外围组织(民主劳总我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在这儿也不解释了),要知道像什么劳工运动以及小股东运动都是有组织的运动,而司法维权手段往往是成本最为高昂的维权手段,光靠个人是很难走司法维权的路子的,你乎那个 @不老的老回一个人跟三星斗法、走司法维权的路子有多难你乎众又不是不知道——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专业的(律师)组织来提供专门的知识与服务,帮助大家集体维权,“参与连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此,当然,类似的组织其他国家也有,例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规模劳工运动与市民运动的日本[2],也有个专门跟过劳死等问题斗争的律师团体:“日本劳动辩护团”,前身就是总评系工会下属的总评辩护团。

在这儿问一下诸位,你们自己身边有类似于“参与连带”这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劳总”这样的劳动组合么?恐怕你们自己也从未听过国内大公司征求过小股东与基层员工意见的,想向老总进谏结果被251的反而倒是大有人在。

(“参与连带”的官网,这是他们网站的英文版界面,你们可以点开看看)

(这个是“民主劳总”的)


朴元淳的工作能力实际上不低,就以2015年爆发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为例子,当时保守派的朴槿惠政权是能粉饰太平就尽量粉饰太平,用强力手段压制不利消息传播,除了对内恐吓在野党与一般老百姓不得传播“与政府不一致”的新闻之外,还公开成立政府小组应对外国“访韩旅客锐减”、“反韩情绪”蔓延,并且出动水军为韩国政府洗地(毕竟李明博——朴槿惠政权时期保守派动用国情院之类的情治机构干预国内舆情不是一次两次,典型就是2012年国情院网军干预总统大选一事)甚至于公然说韩国政府对MERS扩大毫无责任[3],并且韩国政府直到疫情结束也拒绝公开收治MERS患者的名单[4]

朴槿惠固执地认为MERS威胁再大也不能威胁旅游业,所以造成了两大奇景发生:

①众多怀疑被感染、被判断需要隔离的韩国人结果居然还能堂而皇之的出国旅游,结果导致病毒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②在6月中旬韩国MERS患者攀升到5000+,死亡人数上升到150人之后,朴槿惠仍然偕同其他韩星出来宣布“韩国很安全,MERS不要紧,快来韩国旅行啊”。

至于朴槿惠推卸责任给部下等等神操作,我就不一一举例子了。

而相比之下朴元淳为首的首尔市政府则独立的对于MERS涉及到的相医疗卫生事件实行独立调查,诸如首尔市府在抨击朴槿惠麾下的福利保健部公布信息不及时并且不愿意同首尔市府分享相关的疾控信息的同时,调查到身为医生的第35例患者在5月30日也就是其出现疑似症状之后参加了首尔市江南区有1565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并且公布了他30、31日的行踪路线图,直接狠狠打了当时宣称疫情已将完全处于可控范围内的朴槿惠为首的韩国中央政府的脸。同时朴元淳市长指出韩国政府认定患者的工作十分迟缓,引发很多问题,首尔市政府希望能够有独立认定患者的权力——此言一出引发诸多地方政府响应。朴元淳还组织首尔市府制定了相应的《首尔市紧急经济对策》成功将MERS带来的负面后果最小化,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7月份投入100亿韩元的预留经费,为生活困难的未就业青年、短期事业低收入群等约2000人提供公共工作岗位。同时,首尔市计划优先让因MERS遭受最大损失的文化业、旅游业从业者和个体经营者参加此项目。
第二,用紧急福利开支给所有MERS隔离者和住院者发放40.9万韩元(1人)至151.47万韩元(6人)的一个月生活费。扶持对象为从6月13日到现正在住院和隔离中的2842人以及解除隔离的525人,今后发生者也包含在内。
第三,为遭受MERS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个体经营者投入2000亿韩元紧急资金。对象为开业超过6个月、位于首尔市的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每家最多扶持5千万韩元的特别担保和贷款。
同时,首尔市计划针对饭店、面包店、超市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每家最多扶持100万韩元,共4.5亿韩元。首尔市今后也将会与政府扶持对策相关联,增加对遭受MERS影响的个体经营者的扶持。
第四,为了防止MERS扩散以及让市民安全出入传统市场和商业街,共在25个自治区的344家传统市场发放了750个手消毒液、5595个洗手液(875㎖)、27714个啫喱手消毒液(476㎖)等。
第五,共享首尔地区MERS发生情况和首尔市实施的措施事项等,听取MERS扩散给企业带来的苦难和需要首尔市扶持的事项,同时请求企业体谅在家隔离的职员,不要让他们在人事和升职等方面遭受不利之处。
最后,首尔市计划早期实施上半年执行的早期执行对象预算(市和区合计22.2895万亿韩元)的58%等主要市政策,力求振兴 经济和消费。

试想一下,如果朴元淳本人不是一个成长于民主化运动与市民运动、长期做旨在维护草根权益的民权工作者而是一个长期混迹于办公室、天天口嗨“韩民族复兴”、与职业官僚老油条与大企业老板们沆瀣一气的保守政客,如果韩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而非地方自治制度且地方行政首长由中央任免而非民众直选、地方事权全都收归中央,如果韩国没有一个起码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环境,恐怕光MERS的灾难系数那就不是2015年现实世界线中所呈现的那么简单了,甚至于青瓦台只要一念之中通过将首尔变成实际上的牢狱以阻止疫情蔓延的事儿都是大有可能的。


电影,尤其是批判现实的电影,其重要作用就是犀利的针砭时弊,以促成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民众的作用,所以对于社会上保守思想以及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不少土壤的韩国是尤为需要的(毕竟1987年的“六月抗争”主要是促成韩国由军事统治迈入形式上程序化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但是并没有对于军事统治时期形成的保守派特权集团进行系统而且彻底的清算)——而韩国电影界基本上到处都充斥泛左立场的电影人,这就需要他们在文化战线上发力配合政界的泛进步圈势力对于保守势力进行猛烈的攻势。

说财阀、保守政客等既得利益集团不怕电影的,请给我解释一下下面这件事——

在亲财阀的朴槿惠把持的右翼准昭和政权之下,2013年8月27日,韩国国家情报院撰写了这样一份报告《CJ公司对左翼文化的推动和通过迎接左翼论客而造成的舆论​​​​​​​​​​​​​​​​​​​​​​​​​​​​​​​​​​​​​​​​​​​​​​​​​​​​​​​​​​​​》。

这份报告书曾经对CJ娱乐公司制作的影视作品做出如下评价:


“《杀人回忆​​​​​​​​​​​​​​​​​​​​​​​​​​​​​​​​​​​​​​​​​​​​​​​​​​​​​​​​​​​​》、《人民公敌​​​​​​​​​​​​​​​​​​​​​​​​​​​​​​​​​​​​​​​​​​​​​​​​​​​​​​​​​​​​》、《熔炉​​​​​​​​​​​​​​​​​​​​​​​​​​​​​​​​​​​​​​​​​​​​​​​​​​​​​​​​​​​​》将公务员、警察作为无能的腐败集团加以描写,向国民注入了否定的认识。

“《共同警备区JSA​​​​​​​​​​​​​​​​​​​​​​​​​​​​​​​​​​​​​​​​​​​​​​​​​​​​​​​​​​​​》、《柏林谍影​​​​​​​​​​​​​​​​​​​​​​​​​​​​​​​​​​​​​​​​​​​​​​​​​​​​​​​​​​​​》将朝鲜的军人、情报人员作为同志、益友加以描写,误导人们认为亲朝势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雪国列车​​​​​​​​​​​​​​​​​​​​​​​​​​​​​​​​​​​​​​​​​​​​​​​​​​​​​​​​​​​​》否定市场经济、煽动抵抗运动。”

“1000万韩国观众入场观影的《光海,成为王的男人​​​​​​​​​​​​​​​​​​​​​​​​​​​​​​​​​​​​​​​​​​​​​​​​​​​​​​​​​​​​》令观众联想起卢武铉前总统,在上次总统选举时,等于间接支援了文在寅候选人。”

“启用左派电影导演蔡某担任综艺节目导演,在某节目专栏中将朴槿惠总统加以讽刺调侃。”

“启用积极参加电视台工会罢工的节目主持人和综艺节目制作人,向自家的电视频道引入了左翼势力。”

(所幸的是上述电影都由于朴槿惠之流当时还被韩国的民主制度束缚住手脚,没有被禁映)

报告书最后指定CJ影业公司副董事长李美敬为”娱乐界的亲卢教母“,向韩国演艺界导入左翼力量的元凶。

2013年底,朴槿惠政权对CJ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辩护人​​​​​​​​​​​​​​​​​​​​​​​​​​​​​​​​​​​​​​​​​​​​​​​​​​​​​​​​​​​​》掀起的追思卢武铉的热潮极为忌惮。但韩国政府的文化体育观光部拒绝执行朴槿惠处罚CJ公司的要求。朴槿惠政权又不敢公开下令禁映本片。于是朴槿惠政府另外找到了公平交易委员会,由公平交易委员会出面罚了CJ公司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同时,朴槿惠政权的首席经济秘书给CJ的宋董事长打电话,要求李美京副董事长退出经营一线。尔后李美敬副董事长于2014年以健康原因为由飞往美国。而李美敬女士也是此次奥斯卡+戛纳双获奖影片《寄生虫​​​​​​​​​​​​​​​​​​​​​​​​​​​​​​​​​​​​​​​​​​​​​​​​​​​​​​​​​​​​》的制片人。

同时在李明博——朴槿惠政权时期,同样负责监控韩国国内情况的警方也先后就反映李明博时期“龙山惨案”的纪录片《两扇门》以及《辩护人》向青瓦台递交报告,指出这两部电影上映之后舆情反映负面,故而建议青瓦台应该对这些电影人进行“从北清算”,震慑一批“亲北左派分子”。


再回到财阀问题,的的确确财阀问题确实是尾大不掉,但是说财阀控制韩国实际上恐怕过于夸张,而且由于历史因素的原因财阀势力往往同政界的保守派势力高度绑定,这就意味着一旦保守派丢掉政权,财阀势力很有可能就会跟随保守派政治势力的退潮而一齐退潮。文在寅上台之后因为李在镕被判刑的缘故导致三星财阀向大总统跪地求饶这个我已经说过了,然而就是这样,李在镕还是免不了缓刑变成真.铁窗泪的风险,就在李在镕宣布被二审第二个月一直因为资方阻挠而不能成立工会的三星员工终于有了工会(隶属于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即韩国劳总,而劳总恰恰是亲共同民主党的,韩国劳总原委员长李龙得之前还出任过指名的新政治民主联合/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三星电子的董事长以及副总裁先后因为破坏工会活动入狱(zhihu.com/question/3614)。其他的诸如被文在寅活活气死的韩进集团的赵亮镐董事长以及被政府逼着变卖家产的韩亚航空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再说了,你以为就是在保守派执政时期大总统就不敲诈勒索财阀了?

(准确来说除了现代集团出身的经理人李明博执政时期,财阀就没过过几天安稳日子:以前是跪下来充当军人的提款机,民主化之后的文民总统们手上财阀定期被青瓦台抽耳光乃至吊起来打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

财阀之所以看起来很成问题,那是当年朴正熙政权的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财阀通过和政客与官僚的裙带关系来谋求寻租,而官僚也时常根据企业以往的表现来衡量未来的成功概率从而诱发“富者愈富”从而导致财阀硕大的体量,更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诱发的系统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能力相对减弱,使得挺过这轮经济危机的大财阀们[5]在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相对于政权方的独立性。然而就是这样,政府实际上仍然多种法子应对,例如文在寅手上直接祭出“国民年金公团”介入各大财阀的企业运营,增加外部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将财阀决策的功能从家族餐厅进一步移转到董事会,修改公司法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引进外资与机构投资人、对政府官员的关说游说法制化,还有就是对于财阀家族而言实属红线的——就是推进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现职业经理人制度,这也是文政权财阀改革措施中与财阀摩擦最多的一个点,因为这一措施一旦成功推进下去那就意味着日后这些世袭罔替的财阀家族有朝一日就不得不退出一线经营从而导致这些家族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我就不说韩国财阀至今仍然在诸多方面有求于政府,例如韩国的造船业企业没有政府的补贴以及文政权推动的造船业企业整合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套用康灿雄对于韩国政商关系的定性——即“相互挟持”,也比公众号口嗨什么“财阀控制韩国”的说法更为准确的多,而后者的说辞往往也是把美国这个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商关系套在韩国身上,根本也是罔故韩国经济发展的事实。

参考

  1. ^ 朴元淳一开始是以无党派身份在泛进步圈势力的支持下当选首尔市长,尔后加入了共同民主党。他第一次竞选击败的对象就是前不久卸任大国家党院内代表的罗卿媛
  2. ^ 这跟日本左翼阵营自从90年代之后长期衰落、社会高度保守化有关
  3. ^ 然而事实是就连韩国陆海空军都有人感染,上百人被隔离,可见韩国政府的疫情控制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4. ^ 医院私有化与财阀化是朴槿惠政府拒绝公开名单的一大原因,而朴槿惠政权跟之前的李明博政权一样是亲财阀的“富人政权”
  5. ^ 挺不过这轮经济危机以及后续的IMF所指导的自由化经济改革,最终陷入破产或者走向衰落、损失惨重的财阀比比皆是,例如率先破产的大宇集团以及以前稳坐韩国财阀第一把交椅的现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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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好看的?且不说占比低,中国棚改都搞了多少年了?

你们都不生活在中国吗?

韩国这不就是作秀吗?别的不说,我大学有一些比较贫困的同学,这是我知道的,他们的老房子就因为棚改改建了,现在住的时还建楼,还不错,各项基础设施都很好。

韩国这才花了几个钱?我看到一堆人在哪长吁短叹的,好像一部电影就怎么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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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来深入聊聊金某在疑似感染MERS后仍前往中国的这件事。这事儿挺复杂的,涉及到的层面也挺多,咱们一点点掰扯清楚。首先,咱们得明确事件的基本事实(基于当时媒体报道的普遍情况):金某,一名韩国公民,在韩国境内出现疑似MERS症状后,并未得到妥善的隔离和妥善处理,反而设法离开韩国,最终抵达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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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新男性联合会”(New Male Association)是一个近年来越发活跃的社会团体,其兴起和发展折射出韩国社会内部对于男性身份认同、性别平等以及社会变迁的复杂感受和争议。要评价这样一个团体,需要深入了解其主张、行动方式以及引发的社会反响,并理解其出现的社会背景。核心主张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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