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是在何种情况下实现「越发展，越干净」的？
核心逻辑：从“污染者”到“治理者”，再到“绿色创新者”的转变
“越发展，越干净”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从最初的粗放型增长到注重效率和质量，再到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新的增长引擎。
第一阶段：粗放型增长与高污染（工业化早期）
背景： 工业革命初期，发达国家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和实现经济增长，普遍采取了以资源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非常薄弱，或者优先级很低。
表现：
大量依赖煤炭、石油等高污染能源。
工业生产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直接排入河流、大气和土壤。
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了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问题。
技术水平有限，缺乏有效的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
结果： 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出现雾霾、水体富营养化、土壤污染等问题，居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第二阶段：环境意识觉醒与早期治理（20世纪中后期）
驱动因素：
环境污染的恶果显现： 工业污染造成的健康危机、生态破坏（如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提升。
环保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环保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大量环保组织和公民运动出现，推动政府采取行动。
科学研究的进步： 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揭示了污染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长期危害，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政治压力与社会需求： 民众对健康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为了回应民意，不得不将环境保护纳入议事日程。
采取的措施：
立法先行： 出台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例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对污染物排放设定了严格的标准。
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 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于1970年成立，负责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
引入“污染者付费”原则： 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
开始进行末端治理： 主要关注对已经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收集和处理，例如建设污水处理厂、安装烟气净化设备。
特点： 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控制”和“减排”，虽然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经济发展仍然是以牺牲部分环境效益为代价。
第三阶段：经济结构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20世纪末至今）
驱动因素：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随着环境法规的收紧，污染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企业需要寻找更经济、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转型。这些产业的物质消耗和污染强度相对较低。
技术进步的推动： 科技创新为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例如清洁能源技术（风能、太阳能、核能）、节能技术、循环经济技术、污染监测与控制技术等。
市场化机制的运用： 通过碳排放交易、绿色金融、环境税等市场化手段， incentivizing企业进行绿色转型。
全球环境合作与协议： 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如《巴黎协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 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相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实现“越发展，越干净”的具体表现与机制：
能源结构优化：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例如，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巨大。
产业升级与绿色化： 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逐渐外包或淘汰，发展低碳、高效、环保的产业。
循环经济模式推广： 强调资源的再利用、再循环，减少原生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例如，德国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非常完善。
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 企业投入巨资研发和应用环保技术，这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成为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例如，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突破。
消费者行为的转变： 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也促使企业生产更环保的产品。
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绿色建筑、发展公共交通、完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环境监测与信息公开： 利用先进技术对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环境数据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总结“越发展，越干净”的关键要素：
1. 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稳定的制度框架： 政府主导的环境立法、政策制定和执法是基础。
2. 成熟的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 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动力。
3. 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和环保意识： 公众的监督和参与是重要的外部推力。
4.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从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转向依靠创新和效率的增长模式。
5. 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和合作： 共同应对跨界环境问题。
误区澄清：
“越发展，越干净”并非“零污染”：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仍然存在环境挑战，只是污染的类型和程度可能发生变化，并且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
发展过程中的“污染转移”： 一部分高污染产业可能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减轻，而是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解决。
“去工业化”并非必然： 很多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工业基础，但其工业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绿色化和智能化。
总而言之，发达国家实现“越发展，越干净”是一个多层面的、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环境意识、制度建设和社会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网友意见
先上图。各省二氧化硫~人均实际收入的时间序列，1994-2010
且不管这七扭八歪的线到底是不是有EKC（当然Panel fixed effect出来是显著的），直接上OLS肯定是有问题的。人均GDP不是平稳序列，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判断到底是人均GDP导致所谓的“拐点”，还是时间导致所谓的拐点。（知网论文嘤嘤嘤）
But, but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数据。好像所谓的“拐点”大多出现在最后那么五六个个点的地方，也就是大约在2006-2007年左右。
试想一下，全国各省GDP差距那么大，怎么可能同时出现拐点呢？这不可能是所谓的库兹涅兹曲线导致的啊。如果真的是库兹涅茨曲线的话，那拐点应该出现在相同GDP的地方，而不是同样的时间点啊。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是发电业，大约占总排放量的70%。电厂使用催化脱硫装置(FGD）减排二氧化硫的成本，大约在2元/Kg左右（减排成本的数据的确比较少，如果有误差的话请指正）。2003年7月，国家宣布上调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费率，由原来的0.21元/kg，分三年上调至0.63元/kg. 2007年后，部分省份开始试点上调排污费率至1.26元/kg. 同时，2007年，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催化脱硫补贴政策，每千瓦时补贴1.5分。
突然，电厂们发现减排二氧化硫好像有利可图了。减排收益大约在2.25元/kg,比减排平均成本2元/kg要高一些。作为最大化利润的企业，当然会安装脱硫装置然后开始减排啦。再考虑到减排是有学习效应(learning by doing)的，实际成本可能还要小于2元/kg. (可以参看Popp 2001，论述了美国的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如何促进二氧化硫减排创新)
这里的排污收费+减排补贴，实际上起到了庇古税的作用。诚然，这个庇古税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但至少促进了大量电厂减排了二氧化碳。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张图里，全国各省会不约而同在2006-07年出现所谓的“拐点”。
所以，到底有没有库兹涅茨曲线呢？如果从宏观（国家）层面考虑，有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假如国家以最大化公民福利为目标，那当公民的环境需求（willingness to pay)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的确有可能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倒U型曲线。 Stokey（1998）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宏观模型。但事实是，我们并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背后目的，以及政府是否真的以最大化公民福利为目标。所以，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来说，EKC只是一个假象，只有环境政策才能改善环境。
It's the policy, stupid.
Reference:
Popp, D., 2001, Pollution control innovations and the Clean Air Act of 1990, NBER working paper No. 8593.
Stokey, N., 1998, 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9: 1-31.
谢邀。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为区别经济学中传统意义上库兹涅茨曲线，这里加上了环境二字，下文统一简写为库兹涅茨或EKC）是环境经济学领域一个比较著名的用来形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一个论断。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样的规律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呈现的。拿二氧化硫和人均GDP可能得到倒U型的曲线，拿二氧化碳、拿氮氧化物未必，有N型的，甚至有U型的。打破了对这个曲线的崇拜，我们可以接着往下分析：
这样的规律为什么会出现？何时出现？受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处于曲线的哪个点？
1. 库兹涅茨曲线是怎么来的
关于关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于上世纪90年代初报道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着像描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类似的倒U型关系。即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往往会通过付出环境代价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渐降低。
2. 何时出现拐点
说白了，这是人类面临经济和环境两难时的选择。当通过牺牲环境所得到的利益不足以抵消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时，或者说治理环境所得到的收益要大于进一步开采资源所得到的收益时，人们就会调整策略。假设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样东西，面包和水，二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替代，你在其中不断进行选择以达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它们能给你带来的效用越大，其价值也越高。一开始你并不缺水，拼命想得到面包，但渐渐发现没了水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不得不停止用水去换取面包，水在此时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效用，拐点就来了。这里的面包=经济，水=环境，本质上是人们在不同阶段对二者的权重不同。一般用人均GDP表征经济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之类来表征环境可能就不大合适。因为不同的污染物本质上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难用一种污染物准确地表征当下的环境质量。
大气污染物的出现路径一般是二氧化硫/TSP、氮氧化物、VOC、PM2.5/PM10&臭氧、二氧化碳（这里定义为污染物是不太准确地）。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顺序，也是挺有趣的问题，这里不详细展开。
这里你可能要问，按理说人们对于经济和权重的关系一直都在变化，那曲线应该就是N型、M型或者波浪形的起起伏伏。为什么向欧美发达国家，下降了之后就不再上升了？下一段有回答。
3. 受哪些因素影响
前面已经说了，本质上是一个权衡，当环境的重要性被认为强于经济的时候，拐点自然就来了。所以本质上是一个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的看法，这里暂且定义为环保观念。环保观念的形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十分漫长。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物质水平的保证。道理很简单，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他自发地保护环境。
当然，在不同的条件下，所需要的物质水平也不同。第一个环保观念觉醒的国家可能是在物质水平比较高的时候，而慢慢的，当这种观念传播到其他国家，可能该国还没有向第一个国家那么高的物质水平，但已经着手于环境治理。具体这个物质水平怎么定，可以参考OECD的下线人均GDP，发展中国家的上限人均GDP等。
在有了环保观念，人们愿意治理环境的时候，怎么治理也会影响拐点来临的时间。但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更大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控制路径、发展模式等，个个都是大问题，需要用更多的环境经济学分析才能解答。
至于你提到的民众意识，的确是一个因素，但是作用很小，或者说这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因素。民众意识和我上面的环保观念不一样，如果仅仅是隔壁王大爷觉得，嗯，这两年天儿真差！这里的环保观念，更多的强调的是民众、政府、整个社会对于环保达成的共识，真的愿意花钱去治理环境，换取蓝天白云。就好比，王大爷觉得空气不好，但你和他说，那咱们以后不烧煤了，烧天然气，不过您老今年冬天取暖费得翻2倍，王大爷直摆手说，还是算了，这样也挺好的。这种就不叫环保观念。民众意识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政府的作为，但永远不是最强有力、最直接有效的工具。
接着回答2的问题，环保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好比你过惯了青山绿水的日子，我和你说给你钱，让你呆在一个脏乱差的地方，可能你就不会愿意。什么时候环保观念能够深入人心，什么时候才能指望大家真正自发地保护环境。
4. 中国目前在什么位置
如果将EKC应用到中国，采用“三废”指标对中国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中西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EKC检验并加入FDI变量后的拓展模型分析，可发现东部地区与EKC假说十分吻合，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污染曲线则不会表现出倒U型，此外，东部地区也仅有废水污染这一项跨越了临界点，在大气污染和固废两项指标中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2]。对于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发展路径同发达国家相似，且由于很多政策倾斜的原因，使得东部地区能够较快的到达或趋近临界点，但其中，只有废水指标已过临界点，而大气和固废仍处于上升阶段。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还未到拐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中西部地区大多属于劳务或能源输出省份，当地产业结构单一，企业数量和规模较东部地区也更小。
客观来说，目前中国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尤其是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拿最近的人均二氧化硫和人均GDP来看，我估计已经过了拐点。但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很困难，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整体越过拐点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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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看到好多人提到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大意就是发达国家把双高（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注意，目前而言，这还只是一个假说，虽然关于这个假说有无数的实证研究，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论断。即，产业转移不能够成为EKC拐点到来的一个强支撑。
发达国家的确有比中国更为清洁、环保的产业结构，但与此同时，也有更为全面、合理的环境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愿意在环保上花大钱，也知道怎么花。日本这种国家就不举例了。神经更为大条的欧盟、美国有着相当全面的环境经济手段，环境税、排污权交易、拥堵费等这些在国内讨论不久或者效果微弱的政策，在欧美都有着良好的结果。美国通过二氧化硫交易政策成功的实现了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大幅度下降（在这同时，相关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的因果关系有一些争议），欧洲通过环境税有着成功实现环境红利乃至双重红利的案例（我另一个答案有提到什么是环境红利？ - 知乎用户的回答）。其他更细节的例子更是说不完，南加州治理氮氧化物时，如何协调控制VOC和臭氧，这都是人家和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哪是把一个脏东西扔到别人家，然后自己家就干净了这么简单。
客观来说，产业转移有助于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但本质上而言，还是我上面提到的权重问题。想想看，为什么北京把首钢迁到了河北？为什么河北又会接受？你的砒霜却是我的蜜糖。如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然有理由也有资格拒绝接受这些脏产业，正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才造就了环境的差异，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环境保护中的区域性联防联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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