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的汉化程度到底如何？
辽金时期的汉化程度，是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议题，并非一言两语就能说清。这就像一块色彩斑斓的织锦，既有契丹、女真自身的鲜明色彩，又被汉文化那浓郁的丝线深深地织入其中，最终呈现出一种既融合又并存的独特图景。
辽朝：从“契丹本色”到“汉法渐深”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最初自然是以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为主。他们游牧出身，有着独特的语言、服饰、习俗，以及一套以军事力量为支撑的统治模式。早期，他们对于占领的汉地，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和征税，而非全盘接纳汉人的文化。
但辽朝的统治者们并非愚昧保守。他们深知，要长久统治汉人占多数的地区，就必须借鉴汉人的管理经验，利用汉人的技术人才。因此，从建国之初，汉化进程就开始缓慢但坚定地进行着：
制度模仿： 辽朝很快就采用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汉族王朝的核心官僚体系。虽然他们保留了“北面官”（处理契丹事务）和“南面官”（处理汉人事务）的双轨制，但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汉人政治制度的承认和吸收。皇帝称制，有汉人丞相辅佐，这是政治上的“汉化”体现。
经济和文化： 契丹人并非对汉人的经济模式完全排斥。他们开始发展农业，鼓励贸易，甚至在一些汉族聚居区，他们也允许并鼓励按照汉人的方式生活。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也被纳入了教育体系，科举也成为了选拔汉族官员的重要途径。辽朝的皇帝们也会接受汉族的文人雅士，听取他们的建议，甚至学习汉族的诗文。
语言和文字： 契丹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这是一种表意和表音结合的文字。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学习和使用汉文。辽朝官方文书、碑刻等，汉文使用的非常普遍，甚至在许多场合，汉文是主要的官方语言。很多契丹贵族也学习汉文，可以与汉族文人交流。
习俗融合： 随着统治的深入，契丹贵族也开始学习和模仿汉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居住方式（从毡帐到宫殿、府邸）、服饰（虽然依然保留契丹特色，但也有受汉式影响的）。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辽朝的汉化等同于“全盘西化”或“全盘汉化”。辽朝始终努力维护着“契丹本色”，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平衡。他们有自己的法典、自己的军事组织，以及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这种“亦汉亦契”的模式，使得辽朝的汉化呈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它服务于统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是出于对汉族文化的完全认同。
金朝：从“渔猎民族”到“汉法渐昌”
相比于辽朝，金朝的汉化进程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女真人起初更是以其纯粹的渔猎民族的身份，在北方崛起的。他们带来了更为强悍的军事力量和一种更加“粗犷”的民族性格。
金朝建立初期，对于汉人地区的态度，可以说是有过一段“强硬”的时期。他们初期对汉族文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带着征服者的傲慢，甚至有刻意压制汉族文化的倾向，比如限制汉人担任要职，对汉族官员的待遇也有所区别。
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特别是征服了北宋，统治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汉族地区后，金朝的统治者们发现，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维持长久统治的。他们的汉化，呈现出一种更为主动和深入的姿态：
制度的全面移植： 金朝很快就吸收了北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更加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也保留了女真贵族的一些特权，但官僚体系、法律制度、赋税制度等，都大量借鉴了汉族的模式。他们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北宋做得更“到位”，比如对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运用。
科举的扩大与完善： 金朝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并不断扩大其规模和内容。这成为了吸引汉族士人和人才参与统治的重要途径。通过科举，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进入了金朝的官僚队伍，他们自然会将汉族的文化思想带入到统治中。
文化的发扬与保护： 令人意外的是，金朝对汉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艺术，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金朝的皇帝们，如海陵王、金章宗等，本人就爱好汉族文化，甚至能写诗填词。他们也鼓励汉族文人的创作，使得金朝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文学家，比如元好问。金朝甚至还组织了编纂《辽史》、《宋史》等汉族王朝的历史，这是对汉族文明的一种“尊重”和“继承”。
语言和文字的并用： 契丹文是辽朝官方文字，女真文是金朝的官方文字，它们也都各自有特点。但汉文在金朝的使用更是无处不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文件、碑刻、文学作品都用汉文书写。许多女真人贵族也能流利使用汉文，甚至以汉文著述。
习俗的改变： 随着长期统治和与汉族民众的接触，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在金朝后期，也出现了“女真化”的呼声，但不可否认的是，女真人整体上受到了汉族文化习俗的深远影响。
汉化的“程度”与“性质”
当我们谈论“汉化程度”时，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1. 并非全盘接受： 无论是辽还是金，它们都不是简单地“变成”了汉族王朝。它们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都努力保留了本民族的特性，这是它们得以维持统治和认同的重要因素。它们是一种“融汇”，而非“替代”。
2. 统治者的态度是关键： 皇帝和统治阶层对汉族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汉化的速度和广度。越是开明的统治者，越是能看到汉族文化中的价值，汉化进程也就越顺利。
3. 实际利益驱动： 汉化很多时候是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当统治者认识到汉族先进的制度、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好处时，他们就会主动学习和吸收。
4. 地域差异： 汉化程度在不同地区也会有所差异。那些汉族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汉化进程会更加明显。
总结一下，辽朝的汉化是渐进的、有选择的，带着“契丹本色”的痕迹。它是一种“借鉴”和“融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而金朝的汉化，尤其是后期，则更为主动、更为深入，它在制度、文化、语言上都展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吸收，甚至可以说是“汉法渐昌”。
可以说，辽金王朝的汉化，是中华文明在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既是征服者，也是学习者，最终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之中。这是一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民族主体没有改变，但它们在统治理念、管理方式、文化风貌上，都打上了深深的汉族烙印。
辽朝：从“契丹本色”到“汉法渐深”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最初自然是以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为主。他们游牧出身，有着独特的语言、服饰、习俗，以及一套以军事力量为支撑的统治模式。早期，他们对于占领的汉地，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和征税，而非全盘接纳汉人的文化。
但辽朝的统治者们并非愚昧保守。他们深知，要长久统治汉人占多数的地区，就必须借鉴汉人的管理经验，利用汉人的技术人才。因此，从建国之初，汉化进程就开始缓慢但坚定地进行着：
制度模仿： 辽朝很快就采用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汉族王朝的核心官僚体系。虽然他们保留了“北面官”（处理契丹事务）和“南面官”（处理汉人事务）的双轨制，但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汉人政治制度的承认和吸收。皇帝称制，有汉人丞相辅佐，这是政治上的“汉化”体现。
经济和文化： 契丹人并非对汉人的经济模式完全排斥。他们开始发展农业，鼓励贸易，甚至在一些汉族聚居区，他们也允许并鼓励按照汉人的方式生活。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也被纳入了教育体系，科举也成为了选拔汉族官员的重要途径。辽朝的皇帝们也会接受汉族的文人雅士，听取他们的建议，甚至学习汉族的诗文。
语言和文字： 契丹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这是一种表意和表音结合的文字。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学习和使用汉文。辽朝官方文书、碑刻等，汉文使用的非常普遍，甚至在许多场合，汉文是主要的官方语言。很多契丹贵族也学习汉文，可以与汉族文人交流。
习俗融合： 随着统治的深入，契丹贵族也开始学习和模仿汉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居住方式（从毡帐到宫殿、府邸）、服饰（虽然依然保留契丹特色，但也有受汉式影响的）。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辽朝的汉化等同于“全盘西化”或“全盘汉化”。辽朝始终努力维护着“契丹本色”，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平衡。他们有自己的法典、自己的军事组织，以及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这种“亦汉亦契”的模式，使得辽朝的汉化呈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它服务于统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是出于对汉族文化的完全认同。
金朝：从“渔猎民族”到“汉法渐昌”
相比于辽朝，金朝的汉化进程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女真人起初更是以其纯粹的渔猎民族的身份，在北方崛起的。他们带来了更为强悍的军事力量和一种更加“粗犷”的民族性格。
金朝建立初期，对于汉人地区的态度，可以说是有过一段“强硬”的时期。他们初期对汉族文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带着征服者的傲慢，甚至有刻意压制汉族文化的倾向，比如限制汉人担任要职，对汉族官员的待遇也有所区别。
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特别是征服了北宋，统治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汉族地区后，金朝的统治者们发现，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维持长久统治的。他们的汉化，呈现出一种更为主动和深入的姿态：
制度的全面移植： 金朝很快就吸收了北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更加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也保留了女真贵族的一些特权，但官僚体系、法律制度、赋税制度等，都大量借鉴了汉族的模式。他们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北宋做得更“到位”，比如对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运用。
科举的扩大与完善： 金朝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并不断扩大其规模和内容。这成为了吸引汉族士人和人才参与统治的重要途径。通过科举，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进入了金朝的官僚队伍，他们自然会将汉族的文化思想带入到统治中。
文化的发扬与保护： 令人意外的是，金朝对汉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艺术，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金朝的皇帝们，如海陵王、金章宗等，本人就爱好汉族文化，甚至能写诗填词。他们也鼓励汉族文人的创作，使得金朝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文学家，比如元好问。金朝甚至还组织了编纂《辽史》、《宋史》等汉族王朝的历史，这是对汉族文明的一种“尊重”和“继承”。
语言和文字的并用： 契丹文是辽朝官方文字，女真文是金朝的官方文字，它们也都各自有特点。但汉文在金朝的使用更是无处不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文件、碑刻、文学作品都用汉文书写。许多女真人贵族也能流利使用汉文，甚至以汉文著述。
习俗的改变： 随着长期统治和与汉族民众的接触，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在金朝后期，也出现了“女真化”的呼声，但不可否认的是，女真人整体上受到了汉族文化习俗的深远影响。
汉化的“程度”与“性质”
当我们谈论“汉化程度”时，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1. 并非全盘接受： 无论是辽还是金，它们都不是简单地“变成”了汉族王朝。它们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都努力保留了本民族的特性，这是它们得以维持统治和认同的重要因素。它们是一种“融汇”，而非“替代”。
2. 统治者的态度是关键： 皇帝和统治阶层对汉族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汉化的速度和广度。越是开明的统治者，越是能看到汉族文化中的价值，汉化进程也就越顺利。
3. 实际利益驱动： 汉化很多时候是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当统治者认识到汉族先进的制度、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好处时，他们就会主动学习和吸收。
4. 地域差异： 汉化程度在不同地区也会有所差异。那些汉族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汉化进程会更加明显。
总结一下，辽朝的汉化是渐进的、有选择的，带着“契丹本色”的痕迹。它是一种“借鉴”和“融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而金朝的汉化，尤其是后期，则更为主动、更为深入，它在制度、文化、语言上都展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吸收，甚至可以说是“汉法渐昌”。
可以说，辽金王朝的汉化，是中华文明在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既是征服者，也是学习者，最终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之中。这是一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民族主体没有改变，但它们在统治理念、管理方式、文化风貌上，都打上了深深的汉族烙印。
网友意见
《辽史》里说「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刺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
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于悃忱，殆有得于胶瑟聚讼之表者。
太古之上，椎轮五礼，何以异兹。太宗克晋，稍用汉礼。
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
契丹的汉化是有一个过程的，大概在辽太宗时开始一定程度的汉化，到了后期已经是汉化比较深了。
望都之战后李存勖评价契丹“自称中国，视之蕃夷。”沙陀人可能是汉化最快的一拨少数民族，这可能跟契丹突入中原有关，新的外族威胁促进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过程的加速。于是沙陀人称呼契丹人是蛮夷。
但是很快啊，不讲武德的契丹人和契丹后面的女真人，也都重复了沙陀人这个过程。
来偷袭，来骗，来汉化，然后再完蛋。
《辽史》记载「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人晋之遗制也。」
辽代的服饰大体上和五代以及宋朝差别不大。
而且汉人的衣冠制度契丹人也都有所损益。
《辽史》里记载的相当详细，可以自行观看。
《五代会要》记载：“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加”制成了契丹大字。契丹大字当中有很多完全和汉字一样，而契丹创造的文字我们现在也有在使用的，比如“歪”“孬” “甭”这类的字都是由契丹所创的复合字。
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讲至“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这句话说明了辽代上层贵族汉化的程度之深。
同样的，在辽道宗哀册中称呼宋朝为汴寇
宋朝人自己称呼当然是我宋
这个汴寇的称呼就由来已久了，是五代时其他割据政权对于汴梁军阀的蔑称。
辽代汉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契丹人对于唐诗的解构。
比如唐朝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契丹人就写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
这就是按契丹语的语法来理解翻译唐诗。
到了金朝时，金主还感慨女真文写不了诗，而契丹人用契丹语所写的律诗都相当可以。
同样的，辽代始终强调自己是中国，契丹人对自己的称呼是：大中央契丹辽国masaqu (mos) dauurun qitai xuulji gur，
女真人是：大中央金国amban dulingi aicun gurun
蒙古人是：大元大蒙古国dai ön yeqe mongɣul ulus，大元国dai ön ulus
辽人正式一点称呼宋朝是南宋，这个南宋不是完颜构那个南宋。
是指我们南边那个宋国。
因为契丹拳头硬，说自己是北朝，宋朝打不过，只能捏着鼻子承认双方是南北朝。
后面西夏一看，你们是南北朝，那我就是西朝，后面高丽也凑热闹，自称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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