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联合多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与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矛盾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理解这两份文件各自的核心内容以及它们出台的历史背景。
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这份文件是人民银行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发布的。当时，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商品，其价格波动剧烈，而且涉及到的非法交易、洗钱等风险逐渐显现。
核心内容：
定性： 明确指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不是法定货币，而是“一种虚拟商品”。
风险提示： 强调了比特币价格剧烈波动、投机性强、存在被用于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
金融机构的限制： 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包括比特币的兑换、买卖、定价、记账等。个人之间的比特币交易，也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视情况进行管理。
保护消费者： 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投资，注意防范风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目的： 这份通知主要是为了防范比特币这种新兴的、投机性强的虚拟商品给金融体系和消费者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当时金融监管对这类新生事物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谨慎的、以风险控制为主的策略。它并没有完全禁止个人持有和交易比特币，而是限制了金融机构的参与，并对交易风险进行了提示。
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这份公告则是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部委联合发布。此时，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ICO项目，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
核心内容：
定性： 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ICO）涉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集资，不得非法发行证券，不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叫停ICO： 要求立即停止ICO活动，将已完成的ICO项目清退，并对已募集的资金进行返还。
禁止交易平台： 禁止境内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ICO提供服务，并取缔了国内的ICO交易平台。
严厉打击： 强调要依法打击ICO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定性“非货币”： 再次强调代币（ICO发行的代币）不是货币，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目的： 这份公告的背景是中国出现了大量打着“区块链”旗号，实则进行非法集资、欺诈的ICO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承诺高额回报，但缺乏实质内容，一旦崩盘，投资者血本无归。因此，公告的核心目的是严厉打击以代币发行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和投资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两者是否矛盾？
从根本上说，这两份文件并不矛盾，而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深化性。
1. 都指向风险防范： 两份文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范风险。2013年的通知是针对比特币这种新兴虚拟商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而2017年的公告则是针对ICO这种新兴融资模式可能带来的更广泛、更严重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风险。
2. 都强调“非货币”属性： 2013年的通知说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只是虚拟商品。2017年的公告则更进一步，明确了ICO发行的代币“不是货币”，不能流通使用，进一步剥离了其与真实货币的联系。这都是为了防止混淆视听，避免公众误认为这些代币具有货币的价值和信用。
3. 都限制金融机构参与： 2013年禁止金融机构开展比特币业务，2017年则禁止交易平台为ICO提供服务，这都是对金融体系进行隔离，防止风险蔓延。
4. 侧重点不同，但逻辑一致：
2013年的通知更侧重于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商品的投机和潜在的非法用途风险，以及金融机构的参与风险。
2017年的公告则更侧重于代币发行融资（ICO）作为一种融资行为可能带来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更严重的、指向性更强的犯罪行为。公告实际上是针对ICO过程中利用代币进行的非法集资行为，将其定性为非法证券发行和非法集资。
可以说，2017年的公告是对2013年通知精神的延续和升级，是在新的形势下，针对新的风险点，采取了更严厉、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2013年是“警示与隔离”： 对比特币这种新生事物，先发出风险警告，同时限制金融机构参与，保持距离。
2017年是“清理与打击”： 发现ICO这种融资模式存在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叫停并依法打击，以“非法集资”、“非法证券发行”等罪名进行定性。
如果非要说“矛盾”，那可能体现在一些细微的理解上：
对“交易”的态度： 2013年的通知虽然禁止金融机构交易，但对个人之间的比特币交易并没有进行“一刀切”的禁止，更多的是一种风险提示。而2017年的公告，虽然主要目标是ICO，但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限制，间接收紧了整个虚拟货币交易的环境。但这种“收紧”并非与“交易”本身矛盾，而是与“非法集资”的融资行为相区分，并进一步控制了投机炒作的渠道。
监管手段的力度： 2013年的通知是一种“通知”，语气相对温和，侧重于风险提示和行业自律。2017年的公告则是一种“公告”，语气更加强硬，明确叫停并要求清退，是更为严厉的行政命令。这种力度的变化，是基于对风险认知深化的结果，而非逻辑上的冲突。
总结一下：
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并不矛盾，而是政策演进的自然过程。前者是早期对新兴虚拟商品风险的初步定性和风险提示，后者是在ICO野蛮生长、乱象频生后，对类似ICO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明确指令。后者是对前者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更高层面上，对更严重风险采取的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两者都围绕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核心目标展开。
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这份文件是人民银行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发布的。当时，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商品，其价格波动剧烈，而且涉及到的非法交易、洗钱等风险逐渐显现。
核心内容：
定性： 明确指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不是法定货币，而是“一种虚拟商品”。
风险提示： 强调了比特币价格剧烈波动、投机性强、存在被用于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
金融机构的限制： 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包括比特币的兑换、买卖、定价、记账等。个人之间的比特币交易，也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视情况进行管理。
保护消费者： 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投资，注意防范风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目的： 这份通知主要是为了防范比特币这种新兴的、投机性强的虚拟商品给金融体系和消费者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当时金融监管对这类新生事物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谨慎的、以风险控制为主的策略。它并没有完全禁止个人持有和交易比特币，而是限制了金融机构的参与，并对交易风险进行了提示。
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这份公告则是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部委联合发布。此时，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ICO项目，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
核心内容：
定性： 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ICO）涉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集资，不得非法发行证券，不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叫停ICO： 要求立即停止ICO活动，将已完成的ICO项目清退，并对已募集的资金进行返还。
禁止交易平台： 禁止境内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ICO提供服务，并取缔了国内的ICO交易平台。
严厉打击： 强调要依法打击ICO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定性“非货币”： 再次强调代币（ICO发行的代币）不是货币，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目的： 这份公告的背景是中国出现了大量打着“区块链”旗号，实则进行非法集资、欺诈的ICO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承诺高额回报，但缺乏实质内容，一旦崩盘，投资者血本无归。因此，公告的核心目的是严厉打击以代币发行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和投资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两者是否矛盾？
从根本上说，这两份文件并不矛盾，而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深化性。
1. 都指向风险防范： 两份文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范风险。2013年的通知是针对比特币这种新兴虚拟商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而2017年的公告则是针对ICO这种新兴融资模式可能带来的更广泛、更严重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风险。
2. 都强调“非货币”属性： 2013年的通知说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只是虚拟商品。2017年的公告则更进一步，明确了ICO发行的代币“不是货币”，不能流通使用，进一步剥离了其与真实货币的联系。这都是为了防止混淆视听，避免公众误认为这些代币具有货币的价值和信用。
3. 都限制金融机构参与： 2013年禁止金融机构开展比特币业务，2017年则禁止交易平台为ICO提供服务，这都是对金融体系进行隔离，防止风险蔓延。
4. 侧重点不同，但逻辑一致：
2013年的通知更侧重于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商品的投机和潜在的非法用途风险，以及金融机构的参与风险。
2017年的公告则更侧重于代币发行融资（ICO）作为一种融资行为可能带来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更严重的、指向性更强的犯罪行为。公告实际上是针对ICO过程中利用代币进行的非法集资行为，将其定性为非法证券发行和非法集资。
可以说，2017年的公告是对2013年通知精神的延续和升级，是在新的形势下，针对新的风险点，采取了更严厉、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2013年是“警示与隔离”： 对比特币这种新生事物，先发出风险警告，同时限制金融机构参与，保持距离。
2017年是“清理与打击”： 发现ICO这种融资模式存在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叫停并依法打击，以“非法集资”、“非法证券发行”等罪名进行定性。
如果非要说“矛盾”，那可能体现在一些细微的理解上：
对“交易”的态度： 2013年的通知虽然禁止金融机构交易，但对个人之间的比特币交易并没有进行“一刀切”的禁止，更多的是一种风险提示。而2017年的公告，虽然主要目标是ICO，但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限制，间接收紧了整个虚拟货币交易的环境。但这种“收紧”并非与“交易”本身矛盾，而是与“非法集资”的融资行为相区分，并进一步控制了投机炒作的渠道。
监管手段的力度： 2013年的通知是一种“通知”，语气相对温和，侧重于风险提示和行业自律。2017年的公告则是一种“公告”，语气更加强硬，明确叫停并要求清退，是更为严厉的行政命令。这种力度的变化，是基于对风险认知深化的结果，而非逻辑上的冲突。
总结一下：
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并不矛盾，而是政策演进的自然过程。前者是早期对新兴虚拟商品风险的初步定性和风险提示，后者是在ICO野蛮生长、乱象频生后，对类似ICO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明确指令。后者是对前者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更高层面上，对更严重风险采取的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两者都围绕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核心目标展开。
网友意见
说得我国需要法律似的。
再多条例不如领导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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