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伐楚盟于召陵这一战争，齐国攻打楚国寻找的借口是否立得住脚，是否符合道义？
齐国攻楚的“借口”：召陵之盟与“诸侯之约”
齐国发动这次针对楚国的军事行动，其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召陵之盟”。这个盟约，在史书的记载中，主要是由晋国主导，联合了鲁、卫、宋、郑、曹、邾、滕等一系列中原国家，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楚国。楚国当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黄河以北，对中原诸国的生存构成了实质性威胁。
齐国方面，对于这次召陵之盟，其立场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维护中原秩序与自身利益： 齐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虽然在晋国崛起后，其霸主地位有所动摇，但它依然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楚国的北上扩张，无疑会挤压齐国的战略空间，并可能威胁到齐国在中原的影响力。因此，参与或发起联合行动，共同遏制楚国的扩张，符合齐国维护地区平衡和自身利益的考量。
2. “诸侯之约”的约束力： 召陵之盟，名义上是“诸侯之约”，意在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楚国。齐国作为盟约的参与者，声称是为了执行盟约，维护“诸侯共同的约定”，这是它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在那个时代，虽然强权横行，但“名义”和“道义”仍然是各国争取国际认同的重要手段。一个以“维护盟约”为名义的战争，至少在表面上比赤裸裸的侵略更具说服力。
3. 对楚国“僭越”的指责： 齐国还可能以楚国“僭越”为借口。在春秋初期，周天子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楚国作为一个南方国家，其势力逐渐北上，与中原诸国的政治文化圈产生摩擦。如果楚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符合周礼、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行为，齐国就有可能将其包装成“违礼犯上”的罪名，以此来号召其他诸侯联合讨伐。
“借口”是否立得住脚？
从道义的角度来看，齐国以“维护诸侯之约”为名，共同对抗一个扩张势力的盟主，在当时的语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非绝对站得住脚，更谈不上完美的道义。
支持的一面：
集体安全： 楚国的扩张确实对中原诸国构成了普遍威胁，形成一种“唇亡齿寒”的态势。召陵之盟旨在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集体安全的理念。
维护既有秩序： 楚国北上，客观上是在挑战当时的势力格局，齐国联合其他国家，可以被视为维护现有区域秩序的一种尝试。
质疑的一面：
“盟约”的真实意图： 盟约的形成往往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晋国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要推动者，其目的是削弱楚国，巩固自身在华北的地位。齐国参与其中，固然有自身利益，但“维护盟约”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用以掩盖其地缘政治的真实考量。
道义的相对性： 在春秋时期，“道义”往往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即便是“诸侯之约”，也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被曲解或选择性执行。齐国是否真正是为了“诸侯的共同利益”，还是为了将自身的影响力投射到楚国势力范围，或者借机削弱楚国以减轻对自身的压力，这很难一概而论。
“师出有名”的包装： “师出有名”是古代战争的重要原则，即使是战争，也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齐国提出的“维护盟约”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接受的理由之一。但这个理由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计算和权力斗争。
更详细的分析：
要深入理解，我们还需要考虑几个关键点：
1. 晋国的角色： 晋国在春秋中后期逐渐崛起，成为中原地区最有实力的国家。召陵之盟很大程度上是晋国主导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楚国的扩张，巩固晋国的霸权。齐国虽然曾是霸主，但面对强大的晋国，往往处于联合或被联合的地位。因此，齐国参与召陵之盟，既有主动遏制楚国的战略考量，也有被晋国拉拢，与晋国共同对抗楚国的因素。
2. 楚国的扩张： 楚国在春秋时期，尤其是在楚庄王时期，国力强盛，向北扩张，一度兵临黄河。这种扩张对中原各国构成了实质性的压力，尤其是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楚国势力范围的国家。因此，中原各国联合抵制楚国，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3. “道义”的工具化： 在春秋时期，“道义”和“礼”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伐无道，诛暴虐”是一种常见的战争动员口号，但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往往是争夺霸权、划分势力范围。齐国强调“召陵之盟”的约定，正是利用了“遵守盟约”这一被普遍认可的道义原则，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4. 缺乏统一的国际法： 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基于实力、联盟和传统的宗法关系。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认同。
结论：
齐伐楚盟于召陵，齐国提出的“维护召陵之盟”的借口，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政治合理性和说服力，但其背后更多的是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驱动，道义的色彩则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工具化的道义。
立得住脚： 从维护区域秩序、抵制共同威胁的角度看，这个借口有其合理性。齐国作为区域大国，参与协调各方力量，对稳定地区局势有一定作用。
不完全符合道义： 这种借口本质上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其“道义”的背后，隐藏着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对盟约的解释可能带有偏颇，甚至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包装。
总而言之，齐国攻打楚国寻找的借口，是在一个政治复杂、利益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用来包装自身行动、争取合法性的一种策略。虽然“维护盟约”听起来符合道义，但在那个“强肉弱食”的春秋时代，这种道义的背后，往往是更加赤裸裸的国家实力和政治利益的较量。
网友意见
完全站得住脚，当时的国际秩序是“周礼”，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楚国当时虽然已经称王，但是在中原诸侯国看来那是僭越行为，是一种以下犯上的无礼行为。只不过呢，因为此时的楚国已经十分强大了，所以这个“僭越”的重罪不太好过问。于是乎，齐国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管仲绕过僭越称王这件事，认为楚国仍然是周朝的诸侯国，然后责问楚国是否履行了诸侯国的义务。
请看一段《春秋左传》：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上面两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楚成王与齐桓公的交锋过程。楚成王先派遣使者来到军中，说：“君王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即使是牛马发情狂奔彼此也不会相关。没有想到君王竟不顾路远来到我国的土地上，这是什么缘故？”齐国大臣管仲回答说：“以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齐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以便辅助王室。’赐给我们的先君征伐的范围，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你不进贡王室的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漉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周昭王南征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为此而来责问。”楚国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送来，这确是我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周昭王没有回去，君王还是问水边上的人吧！”齐桓公不听，仍然继续进军，驻扎在陉地（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东）。
楚成王十六年（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夏天，楚成王派遣屈完带兵到八国联军的驻地。八国联军撤退，驻扎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齐桓公把所率领的军队列成战阵，和屈完坐一辆战车检阅队伍。齐桓公说：“我们出兵，难道是为了我一个人吗？为的是继续先君建立的友好关系。我们两国共同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君王惠临敝国求福，承蒙君王安抚我君，这正是我君的愿望！”齐桓公说：“用这样的军队来作战，谁能够抵御他们？用这样的军队来攻城，哪个城不被攻破？”屈完回答说：“君王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王如果用武力，楚国有方城山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君王的军队即使很多，也没有什么用处。”齐桓公听到这样有底气的话之后，觉得劳师远征进行一场大战的胜算也不大。于是就与屈完连同七国诸侯一起订立了盟约。
齐国责问楚国用的是两个不痛不痒的事情：其一，N多年前的周昭王南征未归；其二，楚国没有进贡包茅给周天子。反而对楚国僭越称王、征伐兼并姬姓诸侯国，搞大南方共荣圈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只字不提。这并不是齐国不想过问，而是在摸清对手实力之后所做出的外交妥协。楚人听到这样的问责后，立即心领神会。立刻表示关于周昭王的事情，他们不负有任何责任，请国际联军自己去水边问问。关于包茅的事情，楚国确实有错在先，并且保证今后周天子的贡品绝对不会中断供应。于是南北双方在这友好而祥和的气氛中，就区域安全问以及大周发展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取得建设性成果——昭陵会盟。
齐楚这个南北两个最大国家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了，声势极壮时齐桓公的威风凛凛；也让我们看到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的楚成王。这一局齐桓公以微弱优势略压楚成王一头，毕竟楚国被迫承认了齐国的老大地位，楚国的北上势头也稍被抑制。但是楚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王号继续使用，楚国的扩张方向由北转东，其实力在江淮地区不断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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