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算不算一个共产主义者？

你想吃牛肉面，你去买牛肉面。

“牛肉面，50块一碗！”牌子上道。

有点贵！

准确的说，是很贵，非常贵。

至少比你认为的牛肉面贵多了。

然而，街上终究只有这一家牛肉面在卖。

你还是想吃牛肉面！

这么贵，牛肉应该不少。

你不免心中宽慰自己。

于是乎，咬咬牙，还是下了单。

牛肉面到手了！

你满怀期待的打开一看，

清汤底下的面条夹缝里零星飘着几丝牛肉。

你顿觉被骗了。

果断去找店家理论。

店家大言不惭的说道，

你的碗里面有牛肉吗？

有，可只有一点点。

有牛肉，那自然就是牛肉面了。

店家冷声道。

真是岂有此理呀！

可你竟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以及该如何反驳？

真是能把人活活能气死！

如果是学院派的人，到这里恐怕就研究起量变质变的话题了，告诉他牛肉的多到一定程度才是牛肉面，太少了就不配称之为牛肉面，只可惜终日聒噪，始终没有人听你讲。

唉，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

你算老几，凭什么听你的？众人嚷道。

你再次语塞。

可总要有人吃牛肉面，

是牛肉面，就总得有个标准！

谁又应该来天地初开的那一斧，定出牛肉面绝对的标准呢？

定的多了，店家罢工。

定的少了，买家掀桌。

显然，只会陷入无止境的争吵。

乱了就不免最后变为拳头主义，

谁拳头大听谁的。

这肉，我叫你放多少，你放便是。

你敢不放试试？

这可不行！ 违背了咱们的初衷。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吃 有大碗牛肉的牛肉面。

更何况，哪怕真的是拳头主义，

店家也未必会输呀！

到那时可就只能吃清汤寡水的牛肉面了。

想想都觉得可怕。

可这店家的做法又着实的恶心。

咱是说什么也不买他的黑心牛肉面了！

可你又着实想吃怎么办？

索性，抡开膀子干！

开店有什么难的？我自己开，我自己做！

那你不怕黑心店家找你的茬？有人问。

谁找谁还不一定呢！

后来江湖上又一直有一个传说。

有个人做牛肉面做的特别好，便宜实惠，量大肉多，生意好到爆炸。

生意有多好呢？

多到街上的黑心牛肉店，也只能跟他做一样的事儿，便宜实惠，量大肉多，敞开了的卖，从此不敢再多黑一分钱。

多到他的分店开遍全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像他一样大快朵颐，吃着便宜实惠量大肉多的牛肉面。

多到百年以后，大家坐在黑心商人开的牛肉店铺里面吃着清汤寡水的牛肉面时，仍有人时不时的张嘴问道

你说，他算不算是个卖牛肉面的？

傻孩子，他肯定是。

可是，他的面那么多那么好，我现在怎么看不到他的店呢。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22年3月19日加更！感谢朋友们的热情点赞，爱你们！喜欢的可以双击屏幕，点赞加关注，我会不定期更新，现在，另一个故事的后续也来了，这次我们换一个主角，重开了一条故事线，双线并举，大家不妨猜猜这次的主角是谁，欢迎评论区讨论。

你，快要饿死了。

这将是你的最后一顿饭，

你决定吃点好的。

毕竟，

谁会在乎路边多了一个发臭的乞丐。

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曾经的贵族

如今的乞丐。

可对一个濒死的人来说，

那被霸占了的万贯家财，

那被污蔑了的的头衔荣誉，

以及那被辜负了的父老乡亲，

都不如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来的实在。

其实，你本不必死的这么快。

原本兜里还有典当得来的钱财，

你判断着还有许多时日可挨，

来年开春或许就有好光景了。

可这街上的店里的牛肉面，

价钱是一碗比一碗卖的贵

东西是一碗比一碗装的少。

你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时日可挨了。

好在，

今天至少还有一家新开张的店。

你早已习惯了店家们的黑心白眼，

你也更不再奢望有什么别样体验，

只是你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

你在猜，想必

这新店家与你是投缘的，

不信你看，大家都是第1次嘛，

他第1次准备开店，

而你

第1次准备饿死。

念罢，整了整衣领

你轻轻掀开了那扇红色的店门。

想学啊，我教你啊！

时至今日，你仍然忘不了老大哥的这句话。

哪怕是在面馆出事三十年后的今天，

准确的说，是面馆关门30年的祭日！

遥想当年，

在与大哥相识的那一天，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大哥一死，

二哥就急着把三哥赶跑了，

而等到二哥死后，

竟是管家们把产业都霸占了，

再到后来

连狗奴才们，都敢通着外人，

活生生地把偌大的集团给拆卖了不说，

竟也一个一个的改换门庭，当起竞争对手的狗来了。

你定然是不会相信的，

可这偏就是今天

你含着泪

也要在大哥灵前所讲的话！

此刻 ，你心中自有无限的怅惋，

却也庆幸着，

庆幸的是，你终究没有走错路！

其实，你们曾经翻了脸。

想一年，

大哥二哥看你手艺不错，

极力邀请你出资入股。

傻小子，学的还挺卖力气的，想不想入股啊，没钱我们都给你先垫上了，等将来你赚了钱再还上。

大哥二哥笑盈盈的讲。

天下可真有掉馅饼的美事？你不禁怀疑。

大哥二哥，好意心领了，奈何我家里面一堆父老乡亲还等着我呢，我在这儿跟着大哥，二哥吃香喝辣是舒服，可是他们还都饿着肚皮呢。

你，留了个心眼。

古人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小老弟，你在这儿学了几年拉面的手艺，最终却又不入我的店门，传出去，让外人笑话不说，这要是学艺不精，我岂不是更有责任，这不合适吧？ 家里人多，何不一并接来！？ 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二哥向来蛮横，脱口而出。

大哥二哥，两位的恩情小弟莫齿难忘！这几年来，承蒙厚爱，能在店里讨个闲差忙上忙下，为大家伙出一份工，尽一点小力，小弟已是心满意足了，实在是家里面父老乡亲众多，接济我一个人况且如此，实不敢再多劳烦大哥二哥了。

思虑里良久 ，你还是婉拒了。

大哥二哥见话已至此，便也不再多说。

半夜，顾不得积蓄和一众小弟，你孤身一人，头也不回的润回了老家。

矛盾的种子在这里就算种下了。

到后来，管家们上台，既要扣着东西，又不打算放人，才算是彻底翻了脸，却是后话。

省省吧，共产主义这是需要你建设出来才能知道的，不是你抱着书翻来覆去找什么“圣人之言”构建起来的，什么时候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只会抱着马列著作不放的老学究了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写著作的时候难道只是在图书馆里头坐着空想吗？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你前面有光，列宁告诉你怎么样离光更近，但是人家告诉你有光的地方买不买爆米花了吗？告诉你光源是太阳月亮还是篝火电灯了吗？

很多人过于天真或者装的天真，真的认为政策可以像煎鸡蛋一样一会翻个面一会翻个面，似乎只要中央制定一个什么东西就立马能够在基层得到彻底坚决的执行。

醒一醒，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接手的是一个本身就千疮百孔内病外伤足以致死的衰老帝国，沙俄被称为民族监狱不是没有道理的。经历过一战的惨痛失败和二月革命，整个俄国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大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处于瘫痪和混战之中，即便是内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克所面对的也是已经分崩离析的边疆地区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国家机构。而他们所能依靠治理国家的工具只有一个本身就人数较少且内部冲突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一部分水平参差不齐又离心离德的官僚，这种情况就注定了任何雄心壮志的计划都没有用武之地，即便有那也只是激励人们奋力工作的远景。就算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苏联的经济政治领域仍然是落后且不健全不完整的，在这个时期法西斯的阴影就已经开始威胁这个红色国家了。这种情况下苏联能选择的道路根本没有几条，甚至可以直接一点说根本没有其他出路。太多人玩P社游戏入脑过度，根本不会考虑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如何执行的，似乎只要领导人足够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会像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来连浇水施肥撒种子都不用，这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这是教徒里想象的地上天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那种。

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者应该是个什么样，但我只知道他最起码不是一个只会空口放炮，玩弄词语，抱着一堆书本整天说什么“圣人之言”，这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抱着资本论的儒教徒。某些情况下右派批判的“只会念左经”实在是没有半点错误，除了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员的语录文章不会干任何事，甚至连复读都要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属实是百无一用了。

要说的都已经说了，只是额外表态一下：

本人从来没有控评删评论的习惯，如果诸位在我回答下面的评论被删除了，请去找小管家，我是坚决不背这口锅的。

提醒一下，本回答评论区比较敏感，诸位的评论基本上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被小管家夹了，我都看不见，诸位尽量谨慎一些。

还有，请不要给我发明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前脚说我把斯大林捧成圣人，从回答到评论我从来没把斯大林和圣人挂钩，况且我从来不认为哪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被当成圣人。后脚来个“斯大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只有他自己知道”，谁看到我说这话了？

由此可见某些空想家已经习惯于发明语录，在短短一千字的回答里也能信口开河，这种人拉黑不送。

不讨论斯大林本身的想法，就结果而言，斯大林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心中的伟大的新沙皇。

斯大林超越了历史上所有沙皇，办了所有沙皇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大清洗清理异见者，比如血腥镇压少数民族以及强制的民族迁徙政策。

斯大林对俄罗斯的一大功劳，就是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千年的鞑靼人。把克里米亚汗国遗留的痕迹给彻底地清除了，让一个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地方靠人力转变成了纯粹的俄罗斯族。

包括二战的新领土，原柯尼斯堡，也是留地不留人，血腥驱赶所有原住民。使之成为彻底地俄罗斯的坚固堡垒。

这些往往会被当代人拿来作为攻击斯大林以及共产主义的事迹。然而斯大林这些事本身就是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留地不留人，血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坚决地把主流文化扩张到各个边界地区——这可是足以在民族主义者心中封神的伟大人物！

所以在我看来，斯大林从来是一个披着红皮的新沙皇罢了。哪怕他内心对马列有着再强烈的信仰，也不妨碍他在行为上是彻底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评价历史人物论迹不论心，手段比愿望重要，这就是我的答案。

观察者网是这么说的：

【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约翰·伯克龙（John P. Birkelund ’52 ）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沙俄史和苏联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考特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时本来学习的是法国史和哈布斯堡王朝史，并师从当时在伯克利访学的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在一次与考特金谈话时，提到应该有人用他有关权力与知识的理论来研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从福柯的话中得到启发，年轻的考特金在研究生三年级时从头开始学俄语，并改行研究苏联。他的博士论文以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乌拉尔山脚下的一座钢铁工业小城在1930年代的建设与发展为案例，剖析苏联式统治的建立和权力的产生。】

……

科特金：在神学院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仍是个好学生，成绩出色，是老师的宠儿，甚至是老师监督其他学生的眼线。毫无疑问，此时的他正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就在这时，他放弃了眼前的一切。为什么？为了社会正义。斯大林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坚持理想经历近20年的穷困，赤贫到一无所有，向身边所有人恳求施舍，数次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如果你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会知道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并不像后来布尔什维克们的革命浪漫主义标榜的那样，那绝对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状态，但是斯大林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他参加地下革命运动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信念。而这个信念的核心是沙皇政权如此邪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它。

斯大林信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告诉他为什么沙皇政权是邪恶的，它应该如何被推翻，并且如何在此之后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在神学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加入进步的学习小组，偷偷阅读被禁的革命书籍。就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支柱，目睹着沙皇的暴政，斯大林在自己最初的革命导师——英年早逝的格鲁吉亚革命者拉多·克茨霍维利的鼓舞下走上了地下革命道路。

二十世纪初，当大众政治已经在西欧十分普遍，俄国的沙皇政权却固执地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哪怕是倾向或支持现政权的群众政治活动，民众没有合法渠道表达任何政治主张。二十世纪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却有着十七世纪的帝王政治心态，反对沙皇的左翼政治向极端化发展恰恰是因为沙皇政权极端反动。

可以这么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地下革命正是沙皇反动政权创造出来的极端对应体。在反对沙皇的革命浪潮中，斯大林作为职业革命者的信念变得越来越坚定。要知道，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前，斯大林仅有过一个不到两年的合法工作——第比利斯气象观测台的气象员，工作内容仅是采录天气温度和状况。这就是他唯一的合法工作，此后便是艰苦的地下革命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参加革命，但其中大多数人会中途退缩、改变想法或放弃极端革命思想，但斯大林没有，他越来越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有信念的人。当然我们是否赞同他的思想和信念是另一回事。

……

澎湃新闻：那斯大林1928年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所必要付出的代价，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斯蒂芬·考特金：关于农业集体化，以前的解释是这样的：斯大林试图建立个人统治，他需要巩固权力，但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另一派反对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为了赢得党内斗争而推行了农业集体化。这种说法否认了意识形态在斯大林决策中的角色，强调农业集体化的动因是巩固个人权力。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证的，当时斯大林已于农业集体化前的数年间实现了个人权力的巩固，所以这种把农业集体化归因于权力斗争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是苏联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力求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再有就是苏联政府长久以来试图对农民阶层的改革，就像沙俄末年的首相斯托雷平针对农民阶层的改革一样，斯大林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掀起一场针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不考虑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因素，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会采取农业集体化这一具体方式来处理农民问题。也就是说，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消灭资本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私有财产、雇佣奴隶制等等。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但更重要的是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因为他们的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权。当时党内没有人不同意以共产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有分歧的是当时是否一定要以农业集体化来实现现代化。李可夫曾跟斯大林说：“如果你现在这么干，你会毁掉一切，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斯大林回答他说：“你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你没有勇气去实现你的信念！我们要不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农民和农业问题上面对着一个悖论：例如，你是一个农民，本来有三头牛，现在通过辛勤的劳作有了六头牛。对于政府来说，你有六头牛比有三头牛好，因为这样政府可以多收你的税。但你现在有六头牛，问题来了——你成了富农。作为独立农民，你努力干活，致富了，你雇别的农民给你打工，这是雇佣奴隶制，你在剥削，成了富农阶级。斯大林和其他党内领导人都认为富农是不好的。

1920年代在党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认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他们只是在取缔资本主义的时机上有所分歧。李可夫的话没错，斯大林以强迫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是灾难性的，导致的惨状远远超过了李可夫的预期：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农民宁愿把牲口宰了也不愿意把牲口交给集体农庄，斯大林自己的个人权力甚至都受到威胁，但他没有退缩，并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这一政策推行下去。

澎湃新闻：在中国，了解一点苏联历史的人常常会把苏联1920年代初、中期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后来实行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并认为如果列宁没有过早地逝世，斯大林没有掌权，新经济政策就会得以持续，苏联也会出现类似于中国1980年代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您赞同这种观点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1920年代会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吗？

斯蒂芬·考特金：这得让咱们看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新经济政策仅是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它并不适用于工业生产，90%的工业生产是国有的。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农业政策，允许农民种植他们想种的作物。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卖给国家，其余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在新经济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中间人，他们将农民和城市联系起来，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

所以从农业经济角度上看，市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承认的。不过，我们得明白当时苏俄政府并不擅长搞市场，且用强迫性的手段不断插手农民生产。新经济政策从没有被允许自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到1920年代后期苏联政权已经搞垮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决定搞农业集体化。但是在此之前，由于政府广泛使用强制措施插手农业生产和市场运行，农业市场出现断层。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工业，使得农民利益和积极性受到伤害，产生价格剪刀差危机。总之，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政府管理极度不当，经济发展已经受到阻碍和损失。

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尽管政府也干预市场，但现今的中国政府比当时的苏俄政府对市场的了解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布尔什维克们厌恶新经济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一定程度上认可市场机制，而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就反对市场。今天的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并且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飞速发展。

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只是布尔什维克们很不情愿地对农民做出的暂时性让步，他们从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接受市场和私有财产，并希望在某个时候可以取消新经济政策。可以说当时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不会允许新经济政策发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至于列宁如果没有早死，他本人后来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暂时的“撤退”而非永久的“前进”。

那么，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苏联会怎样呢？我认为苏共也许会难以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并很可能会倒台。斯大林是个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和私有财产、强迫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及计划经济义无反顾进行到底的领袖。我们不清楚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有毅力像斯大林一样， 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到这些。从这个角度上讲，斯大林在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而生存、持续下来并在苏联的城市、农村都建立起全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在评价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苏联是当时除蒙古之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只有70万牧民，显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苏联作为一个将反资本主义当做信条的国家，必须在国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觊觎之下生存。苏联领导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实现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新经济政策无助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所以苏联领导人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效、更快捷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答案就是农业集体化。

………

澎湃新闻：您在写作这本书（指《斯大林传》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意外是什么呢？

斯蒂芬·考特金：历史研究不能先入为主地阅读原始材料，否则你就无法发现历史中的很多意外，很多充满始料未及的、适得其反的结果。

对我来说，关于苏联政权最大的意外就是他们是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回到原始材料中去，阅读政权内部的文档，就会发现在没有外人在场的内部讨论中，在没有政治宣传的时候，他们以共产主义者的方式思考、讲话和行动，因为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新世界，他们在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希望超越资本主义，避免大萧条和帝国主义战争。

从个人层面来讲，他们在付出诚挚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信仰系统。无疑，个人权力、妥协顺应、事业前途这一切都很重要，但这些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信仰和这一信仰体系。这就是我们理解斯大林的出发点：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青年时的斯大林参加了地下革命，并且穷其一生来坚持这种革命信念并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身体力行地去做了，并得到我们所知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他所预想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他虽付出了真诚努力去实现经典所说的那个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社会。但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消灭不公平的手段造成了更加深刻的不公，而且这些手段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糟糕。

但这个适得其反的结果与他们作为共产主义者想要改造世界的事实并不矛盾。这就是最深刻、最大的意外，其貌似显而易见，但在学界内外却对此充满争议。不得不说，在阅读秘密档案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着实令我惊叹。这也是我在此书中最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之一。（这里很自然地会让人想起拉宾诺维奇的自述：“我写过关于社会地位、政治竞争的文章，但在我看来，缺乏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是我作品的薄弱环节。我不会彻底改变我的方法。但一位我很尊敬的评论家告诉我这是必要的：​​“亚历克斯，你知道，多讲一些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有益的，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使命，他们对胜利的希望，以此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甚至最初想把我的书命名为《生存的代价》——现在这是《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末章的名字，因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在内战期间被刻意搁置了。但是这些理想只是暂时被搁置在一边，因为他们期望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是最后一次危机，他们很快就能回到1917年的理想轨道上来。这非常重要！”）

意识到IDeoLogy的重要性，我们才可能理解朱加什维利这样复杂的人在大清洗中令人费解的行为：

通过科特金所做的调查，我们也就能与鱼板的锐评感同身受了：

但如果冒险将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也视作回荡在20世纪的实在界激情的一个变体，我们又能得到什么结果？这种定位当然有违对“大清洗”的某一种理解，既将这场波及整个官僚和军事指挥体系的政治恐怖事件定义为斯大林建立个人独裁秩序的手段。然而另一方面，“大清洗”与更早发生在德国的纳粹党建立独裁的过程又有着两点决定性区别：首先，纳粹党不遗余力地打击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政党，巩固自身实力，直到掌握政权并直接取缔反对党，但“大清洗”几乎是被限定指向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如果斯大林完全意在实施独裁统治，那他就是在自相矛盾地瓦解自己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国家机器；其次，纳粹将德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犹太人，但犹太人在历史上对于德意志身份认同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外部概念，纳粹反犹主义的另一面直接就是日耳曼有机主义，纳粹意识形态要求在德意志国家恢复日耳曼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联系，而“大清洗”在苏联的整个政治领域推行了彻底的对抗性，在一开始清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大清洗”的主要内容变成乐此不疲地从布尔什维克内部挖掘新敌人，党干部开始处在一个无论怎么做都是在犯错的荒谬境地，如果一个地方干部没有完成一定的清洗数量，他就会被怀疑为敌人的同谋，如果他达到了了清洗数量，那他还有可能以借机破坏党组织的罪名被捕……
所以“大清洗”被重新定义为“党的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率先表达了苏联革命政治中所蕴含的这种混乱冲动的电影作品出自爱森斯坦，在导致了拍摄计划被迫中止的《伊凡雷帝》第二部中，沙皇观赏自己臭名昭著的私人军队——奥普里希尼基的歌舞表演，期间合唱队带着欢愉的焦急问道“快！快！接下来有什么？快，告诉我们更多！”独唱则回答他们“用斧头砍！"与纳粹夺取与巩固权力的过程比起来，“大清洗”反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大清洗”粉碎了（至少是党和政府的）平顺运转的日常秩序，将所有人带向彻底的动荡不安中。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登场类比于热月政变并不合适，如果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考虑在内的话，斯大林自己才更像是罗伯斯庇尔。与其说赫鲁晓夫时代制止了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治，不如说他恢复了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对苏联国家进行管理的正常秩序，在赫鲁晓夫黯然离场，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之中做出的预言才最终实现：官僚队伍稳定下来，将自己构成为一个仅仅代表自己利益的“新阶级”，而在“党的自杀”环境下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那些把大清洗当作中央官僚对其它布尔什维克单方面迫害、甚至认为“大清洗标志着斯大林背叛了支持他的干部群体”的认识不得不回应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工会斗争中充满了民主主义符号以及“青年斯大林主义者”们——罗明纳兹等新反对派在大清洗前就已经失势以至于清洗中受损最大的恰恰是苏共十五大后崛起的官僚们这一事实。

以论代史是键政圈知友常有的毛病，以至于他们以为驳斥格雷弗·福尔兜售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就能等同于证伪了尤里·茹科夫的史料。这下就轻轻松松地简化了斯大林和官僚们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所谓斯大林“走资”的指控往往拿其市场化运作的、作为国有企业补充的合作化组织说事儿，却又不肯花功夫研究研究这些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和勃列日涅夫《新合作社法》和《新国有企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

而与形形色色的左派相比，科特金——一位自由主义者却用他的《斯大林传》向我们证明了斯大林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忠诚。

那么既然如此、保卫斯大林就是阻击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分子的一道屏障。正如杜若所说：

《回到恩格斯》中，胡大平已经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对称性材料，也就是说苏东方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恩格斯问题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形”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有些学者有多么不情愿，事实却是，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战场仍然出自斯大林时代的塑造。凡是胡大平在理论问题上对恩格斯说的，在实践问题上都适用于斯大林。……胡大平曾经指出，苏东体系中恩格斯的特殊身份作为常识，却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错过至关重要的突破点。其实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就在于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中的学人，往往直接在思想上跳过了斯大林的体系。他们不肯直面恩格斯问题，就等于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策源于苏联的几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但是，如果不能直面斯大林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进入这段历史。如果说十月革命以来，谈马克思已经离不开列宁，那么自战后民族解放以来，谈恩格斯也不可能离开斯大林了。^[1]

换言之，保卫斯大林不仅是因为他努力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更是今天这个后民族解放时代的斗争需要：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正是欧洲中心的世界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过渡，以至于斯大林主义既可能发展出革命主体论（耄主义）也有可能回到革命马克思（霍查主义）。这点是机会主义者理解不了的。

——附上：齐泽克与科特金对谈斯大林——

参考

1.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622483

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要总是拿出来讨论了。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节选自：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节选自：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以上两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

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文。

共产主义国家是靠建设出来的

不是靠念经念出来的

不要相信在野党，很多事，只要是个负责任的人，一旦执政都得干，区别只是在于干成了还是没干成，斯大林是个干成了的，就这样。

谢邀，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能不能上大号说话，你怎么把第四国际这套搬回老家来了。

认真点讲，如果你问的是斯大林是否是一位适宜的共产主义领导者，这是从整个苏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角度出发，那有待商榷。但问他算不算一位共产主义者，这是从斯大林个人角度出发，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说过：“我们不宜对一些政治人物秋后算账，让他们个人对以前的阶级关系和利益下的冲突和牺牲等负责。”许多人有先入为主将一切政治行为赋予人格化色彩的惯性，又同时具有将历史人物圣人化的劣性，最典型的就是将历史事件与某一主要人物的一切主观行为划上等号，忽略了他所处时代的其余客观条件。我们不能在评价斯大林的政策时，把概念过多划分到他个人的脾性上，也不能在谈论斯大林个人时总要揪着基本是由一整个政府班子决议出的政策不放，将人与主义完全混为一谈是另一种历史英雄主义，早被几位导师否定过无数遍了。

所以我倾向于从斯大林个人生活习惯出发，来判定他作为党员是否称职，毕竟，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圣人。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
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奥兰多·费吉斯

同样的，斯大林死后清点的剩余财产如下：“5个烟斗，4个烟盒，1个笔记本，2件白大褂，4件军大衣，10条裤子和5顶帽子。现金非常少，只有900卢布。​”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起码斯大林是无愧于党员身份的。

导师早早评价斯大林说过：“他太优柔寡断，又太软弱，以至于时候要用过犹不及的去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们很难说清斯大林本人在想什么，但是“矫枉过正”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他的多数行为，所以你可以说他急功近利，但不能否定他不择手段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无限接近他们那个时期理解中的“共产主义”。

也是挺地狱笑话的事，左边枪杆子拥簇着的托洛茨基在一片红的发紫的赤心下宣告全世界喊打喊杀，右边的官僚系统布哈林又好像随时会往右一栽走资变质，还有那个常年海外暗杀破坏经验丰富的季诺维也夫指不定上台之后把苏维埃整成一个恶堕的契卡警察国家。要是有谁相比之下足够中派、温良，上台之后能够放心既不会急转弯也不会摧毁安全退出机制大搞恐怖伐异，那就是不声不响天天抄录文件对列宁忠心耿耿的秘书斯大林同志啦。

最后斯大林同志是三个都沾，但三个都不完全走，沙文民族主义镜像取代国际主义不断革命论，实质却是左右坐标系上完全相反的扩张侵略；

走资又不放权给私营小资产阶级搞自由民主，最后形成以愈发臃肿的官僚阶层为标志的工人退化国家，而愈发臃肿的官僚阶层对于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以提高自身特权变现能力的强烈渴望为日后的高层内部大资产阶级对斯大林体制的革命提供了温床沃土；

组织上，把大部分靠左（后期根本就是没有标准）的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装进一个托字筐消灭掉.从安那其到布哈林分子.实现对组织的“以毁代造”，就像大清慈禧洗掉八旗后拿朝野曾湘李淮填充真空从而实现名正言顺的二造王朝一样，用各地喝马恩更喝联布墨水的无权书生文职和地方大俄罗斯男儿的沙文内驱因子填补真空。

至于社会治理、经济、文化，那就不用多说了。斯大林模式并非一种经济模式或政治模式以及其他什么模式，也不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连同其他什么模式的简单相加之和，它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同质同构、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它是一个由少数领导者阶层高居社会之上，代替工人阶级去实行管理的社会，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实行民主管理的社会。

至于那些企图把民主贬为阶级局限性下的阻碍革命的糖衣炮弹“伪文明”以此抬高斯模式的高明、果断与决绝，那么只能说他不懂马克思，就和他推崇的把政权胜利和主义胜利划等号的约瑟夫一样。我常怀疑当列托交谈争论的时候，他坐在桌子另一角脑子里在想着啥估计只有一串“阿巴阿巴”

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是，由工人阶级把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归公有，由社会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抽象原则，还存在一个通过怎样的具体形式去体现它的问题。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们设想的革命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那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会很容易地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尚未显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严重性也就完全没有估计到。在不得不涉及到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谈论过“公社”，更多时候是讨论“国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需要首先取得国家政权，由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国家在无产阶级多数人的管理下将会很快消亡，那时将进人一个社会直接地、公开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时代。按照这一思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第一代继承人那里，都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同时他们又都认为，这一国有化必须贯彻民主制原则，以保证国家不致脱离社会的控制而成为凌驾其上的异己力量。从这个原则出发，他们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没有人怀疑过民主在社会主义政党和未来国家中的重要性。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强调，几乎达到了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程度。他们都谴责资产阶级民主的空洞虚假，但当资产阶级民主受到威胁时，他们会立即起来保卫这一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比没有民主要好些。而在社会主义者自己的队伍里，民主更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对纲领、政策进行讨论乃至批评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为未来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也必须珍视民主，这就是当时的一般看法。

列宁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发生激烈分歧时，尽管对他们的“左派幼稚病”恼火之至，但仍遵循着自由争论的原则，当时列宁表示说：“在单独靖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俄共(布)十大上通过了著名的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列宁对此解释说：“不容许反对派进入党内，这是当前局势的政治结论……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可见，诸如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甚至党内派别和分裂，在当时都还被认为是正常的，对这些实行禁止令反倒是不正常的，需要特别加以解释才能通得过。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列宁这一代革命家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毕竟有深刻理解，深知不能把民主仅看作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命脉。没有这个东西，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本意，变成少数人的独裁。列宁在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和人民大众，而是取决于一小批身居高位的“老近卫军”。在他看来，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他是一位高水平工业化工程领导者，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指挥、演讲、坚持、儿子牺牲），俄罗斯近百年最威武的政治强人，其他，我不知道.

防止一堆买办杠精，教员语录先抬出来：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我先说结论，斯大林毫无疑问是有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毫无疑问斯大林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解体以后，苏联与俄罗斯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国歌的创作者米哈尔科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在1943年完成苏联国歌创作之后，对于斯大林时代和之后各个时代的苏联领导人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据他多年的观察，断定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不仅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而且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假如斯大林要是领导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可以塑造一大批当代俄罗斯财阀寡头式的人物。这既能够得到苏联领导干部的支持，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相反，如果要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苏联一些人的发财之梦，对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不过，因为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不可能为个人的利益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国歌里不再有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因为其真正实现了共产党把工农大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承诺。

米哈尔科夫认为，了解盛极一时的苏联为什么突然垮台，首先必须要明确“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共产党员”指的是加入了共产党，有党证的那些人。“共产党人”指的是信仰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且愿意为这一信仰流血牺牲的人。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人不一定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一定信仰共产主义。

苏联之所以被颜色革命，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乃至后来的一系列官僚主义、走资派为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疯狂诋毁、污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早期的政策、抹杀他们的贡献有直接性的关系，斯大林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妨碍他坚定的跟随列宁保卫十月革命的果实，坚定的推行前几个五年计划实现苏联全面工业化，把沙俄时期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可以正面抗衡德国美国的“一超”大国，并且领导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峰期。在列宁不幸早逝的情况下，是他真正的告诉了全世界无产主义者究竟路要怎么走下去。列宁曾批评斯大林“简单、粗暴”，所以这条道路可能确实看着曲折了一些，但是在他死后也确实很简单粗暴的留下了一个让整个西方恐惧颤抖的红色帝国。这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我们党甚至曾为了维护斯大林和早期苏共的历史地位和苏联掀起了著名的中苏论战，《关于斯大林问题》建议大家全文诵读，据说是教员亲自撰稿。

在西方传媒轻易把控媒体风向的今天，有些人把对于苏修的不满波及到了早期的苏共，有些人则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买办专门来带节奏的，还有一些根本连历史前因后果都不了解人云亦云装懂行的，联合起来要把斯大林彻底踩死，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要踩死斯大林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不弱于甚至远超于对教员的恐惧，“崽卖爷田心不疼”。历史上远超斯大林的暴君太多了，假如斯大林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西方会这么疯狂宣传诋毁么？更何况肃反运动至今也还是一个争议性问题。所谓暴君还是苏修安的头衔。但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共产党员，说话前是不是掂量自己一下，属不属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考虑考虑你们要妖魔化斯大林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什么立场？

最后用伟人的自述来结尾吧，“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把一堆垃圾扔到我的坟墓上。但历史的风会无情地将它刮走”

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就是苏联的“教员”，他们当然不是神，而是凡人，当然也会有人类的错误，但是妖魔化这些错误的人和把他们推上神坛的人一样无耻！而所有否定、妖魔化自己领袖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以史为鉴。

按照某些“网友”的标准，斯大林不算，列宁也不算，因为他们都犯过错，网友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卖嘴，卖嘴又不犯错，所以网友们才是共产主义者。

按照某些“网友”的标准，别说列宁斯大林了，马克思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一个破写书的，他能有当代“网络左派”懂马克思主义？

书本上、网络上的共产主义可以有千种万种，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当代马克思”，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正又不用脚上沾泥、脸上流汗、手上染血，既不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用提着脑袋去抢资本家，也不用去和沙皇的狗腿子拼命。

既不用对一个大国的人民负责，也不用操心怎么把一个手扶犁的国家工业化，也不用去操心如何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用去努力让她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包围下活下去，更不用去牺牲自己的同志、爱人和孩子，乃至于牺牲自己。

所以，坐着吹牛逼的人最光荣、最正确、最革命、最完美无缺、最共产主义、最马克思！

列宁、斯大林可以三七开、五五开，唯有网上吹牛逼的人永不犯错、十全老人。

评价斯大林之前不要忘记一个前提：

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政权。

"我母亲不喜欢G产主义者，但她爱斯大林“：红色沙皇和俄罗斯民众的矛盾迷恋

先说这句话的出处，这是几年前普京的拥护者，俄罗斯一家机车俱乐部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扎尔多斯塔诺夫，在接受Dozhd 电视频道采访时的话，全文是：“我母亲不喜欢G产党，但她爱斯大林。我家里有一张斯大林的照片。当被问及他们如何谈论他时，她回答说：他们在胡说八道。它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这段话随着采访播出后，公众的反响很强烈；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访者的身份，重点是这段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苏联晚期社会的心态和这个社会本身的性质。

“我不喜欢G产主义者，但我爱斯大林”的说法在 1970 年至 1980 年期间在普通苏联公民中非常普遍，早在改革之前经常会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到类似的话。通常，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普通工人”。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方面的一切都有些复杂。它的代表通常既不喜欢共产党人也不喜欢斯大林。此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喜欢斯大林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而较小的（旧左翼知识分子的微不足道的残余）不喜欢斯大林，因为他们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而受访者以上的言论，和当今许多俄罗斯人头脑中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的混乱自有其逻辑。

斯大林被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感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牧羊人、沙皇、神一般的天体，而且在直觉层面上，作为一个非共产主义者开始于他们日常生活中包围的军营共产主义生活。

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积极因素，与领导人有关的人，以及一切与敌人有关的坏事——外部和内部。

但是，如果人们在情感上将共产主义者与斯大林分开，那么也许斯大林就真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斯大林不是共产主义者（并非指外在身份），那么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苏联创造了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受欢迎的秘诀恰恰在于君主制的固有特征，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君主，一个专制的君主。而这种君主的象征和内核，远远大于他布尔什维克全联共产党的总书记的头衔，然后是苏联共产党，因为这里有与君主格格不入的民主或类似的东西。但这就是为什么它自相矛盾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那些宣扬斯大林主义说服的这种激进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内心也害怕自己意识到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沙皇。

它们原本是两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却不合时宜地绑在了一起。常会有人感叹，这是正正得负的蹩脚组合，如果各自按自身意识发展，各自可能会更加名正言顺的成功。但，这只是如果。

也许，今天的俄罗斯就是那个憧憬的雏形，尽管一切都没有预期的那么完美。

我说啥来着，

如果一个教是邪教，那么凡是干好事儿，干实事儿的人，都是这个教的异端

同样的，如果你非要从这个教里面找好人，你只能从叛教者、异端里面找

斯大林啊，抛开他对我们中国怎么样不提，他对于俄罗斯人确实是公认的好

一个典型代表。

我们经常说，盖棺定论……

我们总关注定论这件事，但其实定论不重要，重要的是盖棺。

棺材盖钉上之后，任何一种定论，哪怕是争论，都是定论了。

斯大林算不算一个共产主义者？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他就不是……因为他已经盖棺了，而他的影响力能触达的苏联死的也很透，所以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既没有风险，也没有意义。

所以，别死，让定论权力一只留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