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也屠杀了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人们没有像痛恨希特勒一样痛恨他？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历史、政治、宣传以及人们对不同事件和人物的认知方式。简单地说，人们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态度差异，并非源于他们所造成的苦难的轻重，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叙事的构建与国际影响力的差异
首先，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在塑造“历史叙事”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对欧洲发动了全面战争，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直接且惨痛的战争经历。英国、法国、美国等同盟国在战后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强调纳粹的罪行，将希特勒树立为邪恶的化身，以此来凝聚民族认同、巩固民主价值观。这种叙事在战胜国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强化。
相比之下，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是二战中的战胜国，但在冷战时期，西方与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西方国家确实也揭露和批评过斯大林的暴行，但这种批评往往夹杂着对苏联制度本身的批判。对于苏联国内，斯大林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宣传塑造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卫国战争的胜利者，其负面历史被刻意淡化或掩盖。直到苏联解体后，关于斯大林时期镇压的真相才逐渐被更多地揭露和讨论，但此时国际社会的认知焦点已经基本定型。
二、宣传与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不同
希特勒的罪行，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具有极强的、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性质。其宣传机器将种族仇恨推向了极致，并通过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系统性地消灭了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这种基于种族仇恨的屠杀，以及其所进行的“净化”理论，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黑暗的烙印，并且与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纳粹的宣传和行为，如集中营、种族清洗等，都成为了“邪恶”的代名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
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虽然也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包括古拉格劳改营中的非正常死亡、政治清洗、大饥荒等，但其性质在一些方面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有所区别。斯大林的“敌人”更多的是被定义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对派”等，其镇压的核心是维护其统治和推行其政治路线。虽然这些镇压同样残酷，但“种族灭绝”的标签在国际上更多地与纳粹联系在一起。此外，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悲剧，例如大饥荒，也与当时的农业政策、自然灾害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宣传和解释上比纳粹的种族灭绝更容易被引入“政治斗争”或“历史复杂性”的语境，而后者在国际社会眼中往往更具道德上的绝对否定性。
三、战争性质与国际秩序的影响
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战争。这场战争直接威胁到了许多国家的存亡和国际秩序。纳粹德国的侵略行为，其公开宣扬的优等民族理论和对占领区的野蛮统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反抗。战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类似战争和种族灭绝再次发生的机制和国际法，而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正是这些机制建立的“反面教材”。
斯大林虽然也通过政治手段巩固权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指责为挑起冲突的因素，但他领导的苏联最终是作为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力量出现。在二战的宏大叙事中，苏联的牺牲和贡献被广泛承认。尽管冷战使得苏联与西方关系紧张，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目标下，苏联的正面形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依然存在。
四、受害者群体与幸存者的影响力
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传播历史真相，并通过各种渠道（文学、电影、纪念馆等）让世人铭记纳粹的罪行。犹太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使得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得以持续传承和放大。
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群体同样庞大，但其受害者分布更广，民族构成也更加多样，且在很多情况下，受害者自身也可能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初期，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影响力在国际上的传播程度和持久性，可能不如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群体。
五、对“主义”的认知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其核心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这几个“主义”在现代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极端和危险的。人们对纳粹主义的否定，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主义”本身的否定。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理论，尽管在实践中被扭曲和滥用，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它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并承诺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光环，即使在后来被揭示出与暴力和压迫并存的事实后，仍然使得一部分人能够将其与斯大林个人的残暴行为区分开来，或者认为这是实现崇高理想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总结来说，人们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态度差异，是历史叙事构建、政治宣传、战争性质、受害者群体的影响力以及不同“主义”在国际社会认知中的地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希特勒的罪行因其极端的种族灭绝性质和对全球战争的直接发动，在战后国际社会的叙事中被置于了一个道德谴责的绝对高位。而斯大林虽然也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其历史叙事在国际上更加复杂和分裂，并且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他的一部分正面形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这并不意味着对斯大林罪行的轻描淡写，而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国际政治互动共同塑造了人们不同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一、历史叙事的构建与国际影响力的差异
首先，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在塑造“历史叙事”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对欧洲发动了全面战争，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直接且惨痛的战争经历。英国、法国、美国等同盟国在战后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强调纳粹的罪行，将希特勒树立为邪恶的化身，以此来凝聚民族认同、巩固民主价值观。这种叙事在战胜国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强化。
相比之下，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是二战中的战胜国，但在冷战时期，西方与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西方国家确实也揭露和批评过斯大林的暴行，但这种批评往往夹杂着对苏联制度本身的批判。对于苏联国内，斯大林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宣传塑造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卫国战争的胜利者，其负面历史被刻意淡化或掩盖。直到苏联解体后，关于斯大林时期镇压的真相才逐渐被更多地揭露和讨论，但此时国际社会的认知焦点已经基本定型。
二、宣传与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不同
希特勒的罪行，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具有极强的、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性质。其宣传机器将种族仇恨推向了极致，并通过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系统性地消灭了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这种基于种族仇恨的屠杀，以及其所进行的“净化”理论，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黑暗的烙印，并且与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纳粹的宣传和行为，如集中营、种族清洗等，都成为了“邪恶”的代名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
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虽然也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包括古拉格劳改营中的非正常死亡、政治清洗、大饥荒等，但其性质在一些方面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有所区别。斯大林的“敌人”更多的是被定义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对派”等，其镇压的核心是维护其统治和推行其政治路线。虽然这些镇压同样残酷，但“种族灭绝”的标签在国际上更多地与纳粹联系在一起。此外，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悲剧，例如大饥荒，也与当时的农业政策、自然灾害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宣传和解释上比纳粹的种族灭绝更容易被引入“政治斗争”或“历史复杂性”的语境，而后者在国际社会眼中往往更具道德上的绝对否定性。
三、战争性质与国际秩序的影响
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战争。这场战争直接威胁到了许多国家的存亡和国际秩序。纳粹德国的侵略行为，其公开宣扬的优等民族理论和对占领区的野蛮统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反抗。战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类似战争和种族灭绝再次发生的机制和国际法，而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正是这些机制建立的“反面教材”。
斯大林虽然也通过政治手段巩固权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指责为挑起冲突的因素，但他领导的苏联最终是作为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力量出现。在二战的宏大叙事中，苏联的牺牲和贡献被广泛承认。尽管冷战使得苏联与西方关系紧张，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目标下，苏联的正面形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依然存在。
四、受害者群体与幸存者的影响力
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传播历史真相，并通过各种渠道（文学、电影、纪念馆等）让世人铭记纳粹的罪行。犹太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使得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得以持续传承和放大。
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群体同样庞大，但其受害者分布更广，民族构成也更加多样，且在很多情况下，受害者自身也可能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初期，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影响力在国际上的传播程度和持久性，可能不如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群体。
五、对“主义”的认知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其核心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这几个“主义”在现代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极端和危险的。人们对纳粹主义的否定，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主义”本身的否定。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理论，尽管在实践中被扭曲和滥用，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它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并承诺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光环，即使在后来被揭示出与暴力和压迫并存的事实后，仍然使得一部分人能够将其与斯大林个人的残暴行为区分开来，或者认为这是实现崇高理想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总结来说，人们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态度差异，是历史叙事构建、政治宣传、战争性质、受害者群体的影响力以及不同“主义”在国际社会认知中的地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希特勒的罪行因其极端的种族灭绝性质和对全球战争的直接发动，在战后国际社会的叙事中被置于了一个道德谴责的绝对高位。而斯大林虽然也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其历史叙事在国际上更加复杂和分裂，并且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他的一部分正面形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这并不意味着对斯大林罪行的轻描淡写，而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国际政治互动共同塑造了人们不同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网友意见
当企图把他和希特勒加以比较时，斯大林性格和作用的复杂性就变得明显了。他们的相似处是很多的和显著的。他们都毫无怜悯和顾虑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都增加了集权国家的机器，并使人民处于他们经常的、无情的压力之下。他们都企图重新塑造国家的思想，使之成为单一的模式，排除任何“不合需要的”冲动或影响。他们都根据严格的领袖原则，建立起自己不受挑战的统治地位。
他们的相似处仅止于此，而却有着许多不相同之处。希特勒没有使德国民族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超出他掌权以前的水平；在大部分领域中，却使它大大倒退和可怕地倒退了。在他1933年上台时，德国虽然还有经济萧条和社会紧张现象，但它却是一个富足繁荣的国家。它的大工业是欧洲大陆最有效率的。它的社会服务事业是最现代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同它相比。它的大学是知识的重大中心，以拥有著名的科学人才而自傲。德国青年的优秀部分是认真的、活跃的和有理想的。德国的剧院受到高度的赞赏和仿效。最好的一些德国报纸是欧洲大陆报纸中最明智和最灵通的。
希特勒留下的德国已经疲惫不堪，沦为未开化状态。我们并不是在说德国战败所受到的影响，而是说与战败无关的国家状况。在希特勒统治下国家拥有的物质生产机构，除了一些特殊的军事工厂以外，基本上不比他当政以前更大。它的社会服务事业已经一半被毁坏了。它的大学已变成训练恐怖而残酷的一代人的基地。它的著名科学家或者被迫流亡国外，或者被迫接受冲锋队的指导，并学习那些种族主义的狂言滥语。它的医疗人员都变成了纯洁种族血统的专家，暗杀那些被认为血统不纯的人们。在它国家哲学的圣殿上，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已经占据了伊曼努埃尔•康德的壁龛。在纳粹报纸、广播、电影和戏剧十二年的“教育”下，德国的集体思想已经显得荒谬而堕落。这些可怕的损失是不能单靠一个积极的成果或一个新的思想来挽救的，除非人们把一个国家或种族有权统治或消灭别的国家和种族当成是这种新的思想。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德国的社会结构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当纳粹主义的门面垮台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德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同希特勒以前的一个样，存在着大工业家、克虏伯之流、蒂森之流、容克地主、中产阶级、富农、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虽然不是从政治意义上说，1945年的德国仍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只不过是由于一场悲剧性的毫无目的的暴乱而被投入可怕的骚动和混乱之中。
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斯大林掌权时的国家，除了一小批有教养的人和先进的工人外，完全可以称为未开化的国家。这并不是要责难苏联的民族性格——苏联“落后的、亚细亚的”条件是它的悲剧而不是它的过错。用一句著名的话来说，斯大林使用野蛮的方法来肃清苏联的野蛮状态。由于他使用的方法的性质，使得大部分苏联生活中已经肃清的野蛮状态，又返回来了。但是，国家在许多领域中还是大大前进了。它的物质生产机构，在1930年时尚劣于欧洲任何中等国家，现在已经如此巨大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和世界第二个工业化强国。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的城镇增加了一倍；它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千万。各级学校十分引人注目地成倍增长。整个国家都进入学校了。它的思想已经如此的清醒，几乎不能再使它重新睡去。它对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热情，受到斯大林政府的鼓励，已经达到了无法满足和令人为难的程度。还应该说一下，斯大林虽然使苏联同西方当代影响隔离开来，却对他所谓的西方“文化遗产”鼓励和提倡学习的兴趣。也许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青年们对于别的民族的古典文学艺术怀着最大的崇敬和喜爱。这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育方法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另外一个区别是，斯大林不像希特勒那样禁止新的一代阅读和研究同他的思想观点不一致的本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当他对活着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画家、甚至作曲家实行专制的时候，整个来说，却对已死的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虔敬心。像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别林斯基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其中对于过去专制的讽刺和批评，和今天的情况经常是相同的，但却照印数百万册交给青年阅读。俄国的莱辛或海涅的作品没有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焚毁。也还不能忽略斯大林主义所固有的理想主义本质（虽然斯大林在大体上给予了歪曲的解释），即不是人统治人、国家统治国家、民族统治民族，而是大家基本上平等。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也只是为了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去；而且它的自由和平等的共同体，而不是独裁。这些说法仍然是很鼓舞人心的。因此，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育影响中还有很多积极而宝贵的成分。从长期来看，这些积极而宝贵的成分可能会要转过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坏的方面。
最后，苏联社会的整个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它真正不能够逆转了。可以想象，苏联人民对于他们长期生活其中的戒严状态将会发生猛烈的反抗。甚至也可以想象，可能发生某种政治上的复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是这种复辟也只能触及苏联社会的表面，而且面对革命已经做了的工作，它会表现出是软弱无力的。因为革命已经做了的工作，甚至比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复辟所做的工作都更为全面彻底。“二十年做了二十代人的工作”，这句话对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来说，比对其他革命的国家都更真实。
有了这样一些理由，就不能把斯大林归入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去；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录是绝对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的、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就像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一样，他起初是起义人民的公仆，后来却成为他们的主人。就像克伦威尔一样，他体现了革命一切状态和变态的连续性，虽然在头一阶段中，他的作用不是那样显著。就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使自己的党流尽了鲜血。就像拿破仑一样，他建立了他的半保守和半革命的帝国，并把革命带到国界以外。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肯定要使斯大林流芳千古，就如同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也使他们流芳千古一样。但是为了挽救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于未来，为了使它具有充分的价值，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同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革命一样。
——
摘自《斯大林政治传记》
伊萨克•多伊彻（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2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出波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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