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上没有实现的平均地权却在台湾岛实现了呢？
首先，我们得回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问题，希望通过“涨价归公”的方式，让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同时也能改善农民的生活，避免土地革命的发生。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国民党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大 Dōulù（大陆）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的现实是异常严峻的。
一方面，土地的实际控制情况非常复杂且根深蒂固。 大 Dōulù广袤的土地上，地主阶层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产，并且与地方势力、政治权力盘根错节。许多地方乡绅、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对土地改革会产生强大的阻力。国民党政府虽然提出了政策，但缺乏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基层控制力，尤其是在那些由地方势力说了算的地方，改革很难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财政状况也并不乐观。 平均地权的核心在于“涨价归公”，这需要一个有效的土地丈量、登记和评估体系，并且需要强大的财政能力来支撑这一过程。抗战期间，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政府的财政收入本就捉襟见肘，用于土地改革的投入更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现有精英阶层的整合，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地主阶级。过激的土地改革可能会动摇其统治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平衡。
再者，平均地权的推行，还需要一套完整和精密的行政管理体系。 从土地的丈量、登记、评估、到税收征管，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一套运转高效的官僚体系。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些中央集权的机构，但在基层动员和行政效率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尤其是在面对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土地制度改革时，其能力显得尤为不足。
进入台湾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最直接的也是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在台湾掌握了绝对的、无可挑战的统治权力。 1949年退守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对台湾岛内绝对的行政、军事和警察权力。他们不再需要顾忌来自大陆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压力，也不再需要与其他政治势力进行妥协。这种集中的权力，为推行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其次，台湾的土地制度原本就与大陆存在差异，且土地兼并的程度相对较轻。 虽然台湾也有地主，但其土地所有权结构相对没有大陆那么极端集中，并且在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已经进行过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丈量和登记），虽然不是“平均地权”，但为后续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行的“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相对而言，阻力比在大陆直接推行“平均地权”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并且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和稳定高度关注，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土地改革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能够缓解台湾的社会矛盾，赢得民心，从而抵御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在背后也起到了推动和支持作用。国民党政府将土地改革视为“稳定社会、支持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其执行的决心和力度，与大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改革，在策略上也更加务实和渐进。 “三七五减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总产量的37.5%，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农的负担，也限制了地主的收益。随后的“耕者有其田”，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量的自耕地，超出部分则由政府征收，补偿以土地债券和公营企业股票，然后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种“以土地换土地”、“以土地换工业”的模式，既满足了部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也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同时避免了对地主阶级的彻底清算，争取了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最后，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民众的接受度也与大陆不同。 经过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对政府政策的服从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同时，相比于大陆经历过土地革命的洗礼，台湾民众的土地观念和对改革的期望，也与大陆农民有所区别。
总而言之，国民党在大陆未能实现的平均地权，在台湾得以推行，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台湾，国民党拥有了绝对的政治权力，能够克服地方势力的阻碍；台湾原有的土地结构和日据时期的改革基础，也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同时，冷战背景下的国际支持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战略考量，都促使其以更坚决、更务实的态度去推进土地改革。这不仅仅是政策的实施，更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割自己的肉疼，割别人的肉却不疼，这是傻屌都懂得的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上至四大家族，下至于县中小吏，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孔、宋的主要财产在纽约、圣保罗，投资了大量地产，国内亦有各类垄断之产业。而高级将领，则在各主要城市都有买卖，某极密军事部署，连将领都不知道上峰的部署是军队即将撤离，其驻地某位高官旗下的掌柜的及店小二，却率先知道，把资产先行转移了。普通官员，多数于各地都拥有大量土地，以收租过活，租金在粮食产量的一半或以上。孙文同志于上世纪初期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党国的主要成员，上上下下都背叛了革命，成为当初要“被革命者”的一员。既然“革命”即“杀我”，这刀子也就不能下。和平均地权这件事一样，腐败也是不可以治理的，所谓“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每个人都认识得很清。国民党最终丢掉了大陆，溃退至台湾。
在此之前，将近九成的百姓，只拥有全岛两成的土地。而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却拥有大部分土地，并从不从事劳作，只以租金过活。这些地主，是通过辛勤劳作才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么？不不不，那是日据时期，日本的退伍军人和退休官员，伙同日本财阀、台湾本土财团，直接从日本当局领下来的。这些地占据了台湾的大部分田地，他们把地转租给刚丢了地的农民，然后再收取昂贵的租金。甚则有二道贩子，承租地主土地，再转租给农民，公然哄抬租金，甚则利用租期欺骗农民，由此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租佃之争。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了这些土地，却依然沿袭了日据时代的局面。直至1948大溃退之年，台湾的人口暴增，土地问题也就成了最显要而棘手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郭宏德《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国民党方面“不得不进行土改”的原因：
1、人这么多，而土地为少数人所有，农民比较“佛系”，粮食产量低，根本不够吃。又如何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不起来，又如何反攻倒算？台湾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诚（时主持土改工作）是这样评价当时的局面的：“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土地的投资和剥削，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工商业发展之最大障碍，是故欲谋工商经济之发展，亦必须从土地改革中解除资本与劳动力之桎梏。”（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
2、管理不好土地关系，就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地方。这不是大陆方面说的，也不是台湾方面说的，是日本方面调查了台湾的情况以后说的。“若不改变与台湾地主阶级的旧有关系而进行土地改革，则无法继续统治台湾。”（日本农政调查会《战后时期各国的土地改革》）
大溃退这样的例子，还不够明显么？因此，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是刻不容缓的，是绝不能拖延，绝不能有所顾忌的。而之所以国民党这次土改能如此雷厉风行，较为彻底，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的地不隶属国民党中高层甚至下层的任何人。当初提土改，中上层的所有人都反对，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直至活不下去的百姓都加入老共，拿起枪杆子造反。现在提土改，中上层的人都支持，执行起来也十分坚定。土地也就顺利地租到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里，再不提事情有多棘手多难办了。此后国民党又是减租减息，又是限制转卖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又是打击倒卖投机，又是扶持自耕农。土地买卖不赚钱了，坐享收租、靠倒卖土地发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地主也就对持有土地不感兴趣了。而农民持有土地，给自己干活，产出的粮食倍增，使台湾农业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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