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明朝孔有德先造反明朝，后投降清朝，之后宁愿自焚为清尽忠却不投降南明以自保？
从被逼无奈到孤注一掷：造反的火苗如何点燃
首先得说，孔有德当年造反，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那个年代，明朝末年，官场腐败，军饷拖欠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辽东地区，长期饱受后金（后来的清朝）的侵扰，士兵们出生入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更别说军饷了。孔有德作为登莱巡抚，手下有兵有将，他自己也是经历过大小战役的。当朝廷的官员们还在为了自己的私利蝇营狗苟时，他面对的是一群嗷嗷待哺、士气低落的士兵。
这种情况下，军心不稳是必然的。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关于孔有德造反的具体导火索，史书上记载得不尽相同，有的说是为了抵抗清兵，有的说是被孙元化逼迫，也有的说是因为与清军交战后，士兵们认为明朝朝廷不给力，不愿意再为这样的朝廷卖命。不管哪个原因占主导，当士兵们的情绪被点燃，作为主帅的孔有德，如果不做点什么，他自己也难保。
在这种背景下，他率众投降清朝，与其说是“背叛”，不如说是一种在绝境下的求生和对未来的一种押注。当时清朝蒸蒸日上，有实力，有承诺，而明朝已经病入膏肓，看不到任何希望。对于一个身处乱世的武将来说，选择一个看起来更有前途的靠山，是生存的本能。
投诚清朝：立功赎罪的道路
投降清朝后，孔有德并没有像一些投降的明朝官员那样，很快就被边缘化。相反，他被清朝重用，并且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他在平定山东、攻打南明政权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军事才能。这一点很重要，清朝并非一股脑地信任所有投降的明朝将领，而是看重实际能力和贡献。孔有德用他的战绩，赢得了清朝的信任，并且获得了高官厚禄。
他在清朝的地位，可以说是不低的，担任过定远大将军，也封过一等精忠侯，这都是非常高的荣誉和地位。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主子的忠诚，并且通过不断地为清朝开疆拓土，来弥补他曾经“造反”的过去。
为何不降南明？不是选择，而是“不可能”
那么，他为什么宁愿自焚，也不肯投降南明呢？这事儿要从几个层面来看：
1. 政治上的“不可逆”：孔有德在投降清朝后，就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尤其是他后来又为清朝攻打南明，这在政治上就意味着他与南明是死敌，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南明政权，与其说是正式的朝廷，不如说是在残存的势力。他们自身难以整合，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军事力量也远不如清朝。对于孔有德这样的实干派将领来说，投靠一个风雨飘摇、前景渺茫的政权，不仅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可能让他万劫不复。
2. 利益上的“得不偿失”：他已经从清朝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地位、财富、权力。如果他此时去投降南明，他不仅会失去这一切，很可能还会被南明政权视为首要的清算对象。南明朝廷在战败和混乱中，往往更倾向于“秋后算账”，而不是“既往不咎”。他要面临的，可能是被逮捕、审判，甚至是处死，而不是获得什么新的机会。
3. 情感和立场上的“彻底切割”：孔有德为清朝卖命多年，他的部下也都是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部下。他们已经适应了清朝的体制和生活方式。如果他此时改变立场，不仅是对他自己过去数十年的努力的否定，也是对跟随他的人的背叛。他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利益，已经与清朝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
4. “自焚”背后的政治选择：他宁愿自焚，这是一种非常决绝的政治表态。在古代，特别是军事将领，自焚往往是一种维护荣誉、表明立场、避免被俘受辱的极端方式。他用这种方式，向清朝表明自己“忠心不二”的决心，也向后人展示了他“死而后已”的政治原则。与其说他是“为清朝尽忠”，不如说他是“为自己过去的选择负责”，并且用一种最极致的方式来捍卫自己选择的“价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逻辑
在孔有德的眼里，投降南明，就相当于“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而且这个火坑更小、更危险。他已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火坑”（清朝）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办法，甚至获得了成功。让他放弃这一切，去一个失败者组成的团体，那是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处境的。
可以说，孔有德的行为，虽然在道德上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但在当时那种乱世环境下，他更多的是在权衡利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对自己追随者最负责任的选择。他的人生轨迹，是那个时代很多身不由己的武将的缩影：在风云变幻中，抓住机遇，也背负着代价。他的“忠诚”，与其说是对一个政权的忠诚，不如说是对自己所处立场和既得利益的坚守，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的自焚，与其说是一种“为清朝殉死”的浪漫情怀，不如说是一种在被清朝逼迫到绝境时，所做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政治“表态”。当清朝在内部发生变故，而他被卷入其中，无法幸免时，他选择了用一种最符合他“硬汉”风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同时也试图为自己曾经的选择画上一个“不屈”的句号。
网友意见
孔有德惨个茄子。
没饭吃的是士兵，将军老爷什么时候没饭吃过？
他从登州出发的时候，大凌河之战早就结束了，士兵不想去辽西戍边可以理解，你孔有德是个参将，受了国家官爵，吃了国家俸禄，凭什么不戍边？
孔有德就是怕死不敢上前线，磨磨唧唧日行十余里，带着八百标兵奔北坡走出了刘备携民渡江的速度。
孙元化没有半点亏待孔有德的地方。孔有德在吴桥兵变，还可以说是被迫，但打回登州，害死孙元化，没有任何洗的余地，就是一条中山狼。
耿仲明在登州城里给孙元化当中军，暖屋热炕，吃香的喝辣的，孙元化拿他当心腹，孔有德打到城下都没怀疑耿仲明，然后耿仲明就把孙元化卖了。
李九成就更不用说了，把孙元化交给他的公款给挥霍了，没法交差，索性把上司做了。
还有，王允成的传里记载，桂林城破之前，孔有德派王允成联系马进忠，想向李定国投降，结果没操作好，错过了投降时机，李定国直接破城了。
南沙三余氏《永历皇帝纪》中记载，孔有德自裁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
如何看这些洗汉奸也要污蔑只鸡的行为
被关宁铁骑猛抽痛揍的手下败将。否则他就是山东军阀了，战五渣的很。----
“登莱之变”又称“吴桥之变”，发生于崇祯四年。崇祯四年六月，第二次督师辽东的孙承宗请求朝廷任命孙元化为登莱巡抚获批准。孙元化的上任后，看到登镇的状况不容乐观，他主张将东江兵马移登莱驻扎，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一部分东江兵马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的统帅下转驻登莱驻扎，这些人都是毛文龙原来的部下，投奔孙元化后被分别任命为参将职衔。
崇祯四年，皇太极发兵围困大凌河城，明廷急调登州兵马增援前线，孙元化即令孔有德率领三千兵马从海上增援，但是走到半路遇到飓风，损失惨重，只能退回登州，但是孙元化又派他们从陆路开赴辽东前线。行走到吴桥（今河北吴桥镇）一代，遭遇大雪，军中缺乏粮食，又同当地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王家强迫孔军军官将该丁“穿箭游营”，这引发了骄兵悍将的严重不满，众兵击杀该家仆，发动哗变。
孔有德起兵后，一路横行，先攻破陵县、临邑、商河、新城等地，明朝军备废弛，“将士骄怯，略无斗志”，山东巡抚余大成“称疾，不能御，遣材官往谕，不听。遣中军沈廷谕以兵，廷肩舆赴阵，不事介胄而败”。叛军在山东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过青州，知府汪乔羊馈牛酒犒师，令无相犯，辽兵果结队而过”。孙元化“令夜丁乙登云书谕之，有德始营山下，夜梯攻城东南，我炮却之”，孔部又攻击登州西门，也被击败。就在平叛战争形势大好之时，孙元化却听信同为东江将领的耿仲明之言，准备招抚孔有德，放松了警惕，结果导致在城外的登镇军张焘、邵国祚部临阵投降叛军，登镇最终陷落。
孔有德占领登州后，又出兵占领了黄县（今山东龙口），围攻莱州，明朝政府派出徐从治担任山东巡抚，谢琏担任登莱巡抚，免除余大成、孙元化的职务。对于如何镇压乱兵，明朝政府内部也有人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如
新抚臣徐从治、防臣谢琏，不宜并城，一移驻莱阳相犄角，曰精兵，孔有德所畏，惟夷丁耳、兵耳，合山东兵万人，保安、天津兵四千人，若再得边兵或川兵千人，始可靖乱。曰慎招安，昨见兵部主事张国臣于青州，面商方略，曰：“招安辽人，如彼未叛，人各有田舍，各有妻子。各有有司。无烦多事。若既叛亡，招彼不来，即来而收之，保无奸人内应乎？”枢部既有石画，国臣又辽人，贼不敢害，惟过莱入登，在彼招安为便也。
由此可见，明朝政府里的确有人主张招抚，这就导致了明朝并没有派出精兵进行镇压。王道纯说道：“贼日以求抚愚我，一抚而大城陷，再抚而登郡失，三抚而黄县破，四抚而直逼莱州城下，塘报不通，岌岌乎殆矣”。直到崇祯五年四月，明廷才派出总兵邓玘以川军一万两千人来援。但是邓部战斗力不强，无法战胜叛军。明廷调发通州、天津、保定等镇兵马，以杨御藩、王洪、刘国柱等人统帅进剿叛军。但是，明军战斗力很弱，遇到叛军一触即溃：“津兵先溃，洪遁还，御藩被围，夜半全师闯贼营而出，抵莱州，各兵星散而西“。
崇祯五年正月，叛军开始围攻莱州城。登莱巡抚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曾试图同叛军谈判，但没有成功，叛军反而攻占平度。王道纯“选精骑六百，命参将李景、游击张汝行率之突围入莱城中，兵气益壮”，才暂时缓和了防守的危机， 明朝当局所派的援军节节败退，原因之一在于明廷没有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参与镇压叛乱，通、津、保等镇兵马绝非明朝精锐边兵的战斗力可比，明朝政府最后调发关宁铁骑参加战斗。
关宁军援登是在崇祯五年六月。根据《边事小记》的记载，关宁军参加援登之役的阵容如下：
六月六日奉旨，这所调兵丁及统领将官，还着会同监视详审酌行。于是会同监视马公云程，发关外夷汉官丁四千、关内骑兵一千，统以镇臣金国奇，护以监臣高公起潜。其分领副参游都司，则靳国臣、祖大弼、张韬即海参代也，杨国柱、陈可立、金良栋、董克勤、王宪、祖寛及立功总兵吴襄、督粮通判李茂根等，陈副使新甲倡义捐助，多方借给，以襄其行。
从周文郁的记载可见，此次主将为金国奇，金国奇在袁崇焕生前就已被任职参将，且参加了关宁军中的历次战斗[1]，靳国奇、杨国柱、董可勤、祖宽也为关的那个宁军中的新锐将领。动员的总兵力六千人左右，其主力为“夷汉骑丁”是实为关宁军中的精锐。关宁军的参战很快令战局得到改观。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关宁军抵达德州，八月十日，关宁军进逼山东潍县，总兵金国奇见谢三宾等各路大员云集昌邑，乃“以五鼓拔营，即日皆至昌邑”[2]，关宁大军的来到令叛军出现恐慌，参将张汝行擒获叛军士卒张逢秋，他云：“闻宁兵到，贼望风胆寒矣”，关宁军于昌邑誓师，约定三路进军：“中路以关宁总兵金国奇等夷汉丁为前锋，川营总兵邓玘步兵继之，共一万二千人，从灰本进。南路以昌平总兵陈洪范义勇总兵刘泽清、密云镇总兵方登元马步兵六千，从平度进，北路以参将王之富、王武纬等三千人，从海庙进”，诸军进至莱州城外沙河，同叛军展开大会战：
孔有德率三千骑来迎，（祖）宽以五百人赴之。未至一里，见众寡不敌，急引退。遇靳国臣。曰：“贼势大，当暂退。”国臣曰：“若一退步，则吾辈霁粉矣。”拔刀驱兵，大呼直上，部卒奋勇直前，竟冲贼营。箭如雨，贼不能支。遂溃北，直抵城下。
孔兵在莱州城下遭到重大挫败，不得不连夜放弃莱州城，回守登莱。关宁军乘胜前进，连克莱州、招远、新城，直逼黄县，八月二十日，双方又在白马大战一场，孔有德叛军尽锐而出，关宁军一度陷入叛军埋伏，但总监高起潜急令前锋祖大乐回师解围，陈洪范、刘泽清部骑兵又适时赶到，内外夹击，叛军又一次大败，龟缩在登州城内不出。登州城为明方经营多年，城高池深，登莱巡抚孙元化带来多门红衣大炮，直接强攻必然损失甚大。明军高层见状，迅速改变策略，决定对叛军实行大规模围困，总监高起潜与诸将分议，规定陈洪范、刘泽清守西墙，吴襄、靳国臣、刘邦域、王宪等人以骑兵接应，刘良佐、丁志德、邓玘、方登元守卫南墙，金国奇、祖大弼、祖宽、张韬等以骑兵接应。明军修筑长墙“凡三十里而遥，东西俱抵海，分番攻守，贼无出路”[1]。
十一月，叛军见内外交困的态势，不得不派大兵突围，根据时任监视登岛太监吕直的题本，十一月二十七日，叛军马步兵万余从东北门出城试图打破重围，直接杀向明军所挖的壕沟，已有准备的关宁军吴襄、靳国臣所部关外兵以及洪日升、秦鼎等人所帅之山永兵共同砍杀，将叛军杀败。不久，叛军又有三四千骑从西北门突出，总兵金国奇见状，立即带领部下董克勤、周元庆、佟翼圣等人带兵赶往西墙处设备，关宁军同刘良佐部共同迎击敌军，再次将叛军击退[2]。此外，副总兵祖大弼率领的关宁铁骑也在北门外单独击败一股据称有五千多人的叛军队伍，获得大胜。此一役，叛军试图从多个方面打破明军的包围，关宁铁骑作为明军的中坚力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最终结果：约一万多人的孔李军加上东江叛军的支持，最终被关宁军打的只剩三千多人，堪战兵力不过一千多，灰溜溜投降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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