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明朝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制度，说起来也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留下了不少令人唏嘘的印记。要评价它，咱们得把它的起源、运作、效果以及最终的走向都捋一捋，才能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缘起：皇权下的“刹车片”与“扩音器”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深谙“君善纳谏”的道理，或者说，他深知独断专行的弊端。作为一位从底层崛起的开国皇帝，他吃够了乱世的苦，也清楚权力过大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他大力扶持和构建了言官制度。
从根本上说，言官的设立，是出于维护皇权稳定的考虑。他们被赋予了“风闻奏事”的权力，可以上奏弹劾官员，甚至直言皇帝的过失。这就像给飞速行驶的皇帝战车装上了一个“刹车片”，能够及时提醒皇帝，避免犯下大错。同时，言官也是一个“扩音器”，他们将民间疾苦、官员弊端反映给皇帝，让皇帝了解真实情况，不至于被蒙蔽。
言官这个群体，主要由御史和给事中构成。御史台算是中央的监察机构，而给事中则分散在六部，起到监察部门运作的作用。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理论上享有超然的地位，不归其他部门管辖。这保证了他们说话时没有太多的顾虑。
运作：一把双刃剑的锋芒
言官制度的运作，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埋下了不少隐患。
积极的一面：
监督与制衡： 在明朝早期和中期，确实涌现了不少正直敢言的言官，他们弹劾过贪污腐败的官员，揭露过朝政的弊端。比如明孝宗时期的王恕、李东坡，在一些事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这种言论的自由和监督的压力，对整个官僚体系形成了一定的震慑，迫使一些官员在行为上有所收敛。
反映民情： 一些有良知的言官会冒着风险，将民间疾苦、天灾人祸反映到朝堂上，让皇帝能够及时了解百姓的困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连接皇帝与民心的桥梁作用。
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在一些关键时期，言官的弹劾和建议也可能促成一些改革的发生，虽然不一定是根本性的，但至少能触动一些积弊。
消极的一面：
政治斗争的工具： 言官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就很容易成为党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言官为了打压政敌，或者为了迎合某个派系，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弹劾。这种情况下，很多弹劾就失去了客观性，变成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好人不好做”的困境： 尽管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但言官的言论也并非没有后果。如果言论触怒了皇帝，或者触动了权臣的利益，轻则被贬谪，重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明朝历史上，因为直言不讳而遭受酷刑甚至被杀的言官不在少数，比如著名的“海瑞”虽然得到了皇帝的欣赏，但他也曾多次因为直谏而遭受打击。这种高风险性，使得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望而却步，或者选择明哲保身，不敢真正地“风闻奏事”。
言辞的空洞化与形式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言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形式化的问题。一些言官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能力，会夸大其词，或者捕风捉影，导致奏章内容失实。更有甚者，只是为了蹭热度，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而缺乏实质性的建议。
与皇帝关系的紧张： 即使皇帝愿意听取意见，但频繁的弹劾和指责，难免会让皇帝感到不悦。当言官的批评触及到皇帝的颜面或权威时，皇帝自然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可能采取压制措施。
后期：失控与被边缘化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言官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
党派林立，互相攻讦： 此时的朝堂上，派系斗争异常激烈，言官也大多站队。东林党、阉党等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言官往往是冲在前面的急先锋。他们互相弹劾，揭发对方的“罪状”，使得朝政混乱不堪，真正解决问题的声音反而被淹没。
与宦官的勾结与对抗： 宦官专权是明朝后期的一大特色。一些言官为了自身的利益，会与宦官勾结，互相利用。而另一些言官则会与宦官针锋相对，导致矛盾更加尖锐。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言官制度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
皇帝对言官的压制： 当皇帝对言官的批评感到厌烦时，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压制言官。万历皇帝长时间不上朝，就是对官僚体系和言官制度的一种消极反抗。而一些皇帝也可能对某些言官进行严酷的处罚，以此来警告其他言官。
失去独立性： 在党争和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言官逐渐失去了独立性和客观性。他们的言论不再是为了公义，而是为了政治立场。这种情况下，言官制度已经从维护皇权稳定的“刹车片”，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其原有的积极意义也荡然无存。
总结来看：
明朝的言官制度，无疑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体现了对皇权约束的渴望，以及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起到了监督、制衡和反映民情的作用，为明朝的政治运作增添了一层复杂性。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监督机制，以及皇帝个人意志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言官制度最终也走向了其反面。它被异化为党争的工具，言论变得空洞化和煽动性，最终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失去了效力，甚至成为加剧政治动荡的因素之一。
所以，看待明朝言官制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有其高尚的理想和积极的实践，也有其黑暗的阴影和失败的教训。它留给后人的，或许更多的是对制度设计、权力制衡以及人性和政治环境复杂性的深刻反思。它就像一块璞玉，雕琢得好时光彩夺目，但如果方法不对，就可能被过度打磨，甚至碎裂。
缘起：皇权下的“刹车片”与“扩音器”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深谙“君善纳谏”的道理，或者说，他深知独断专行的弊端。作为一位从底层崛起的开国皇帝，他吃够了乱世的苦，也清楚权力过大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他大力扶持和构建了言官制度。
从根本上说，言官的设立，是出于维护皇权稳定的考虑。他们被赋予了“风闻奏事”的权力，可以上奏弹劾官员，甚至直言皇帝的过失。这就像给飞速行驶的皇帝战车装上了一个“刹车片”，能够及时提醒皇帝，避免犯下大错。同时，言官也是一个“扩音器”，他们将民间疾苦、官员弊端反映给皇帝，让皇帝了解真实情况，不至于被蒙蔽。
言官这个群体，主要由御史和给事中构成。御史台算是中央的监察机构，而给事中则分散在六部，起到监察部门运作的作用。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理论上享有超然的地位，不归其他部门管辖。这保证了他们说话时没有太多的顾虑。
运作：一把双刃剑的锋芒
言官制度的运作，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埋下了不少隐患。
积极的一面：
监督与制衡： 在明朝早期和中期，确实涌现了不少正直敢言的言官，他们弹劾过贪污腐败的官员，揭露过朝政的弊端。比如明孝宗时期的王恕、李东坡，在一些事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这种言论的自由和监督的压力，对整个官僚体系形成了一定的震慑，迫使一些官员在行为上有所收敛。
反映民情： 一些有良知的言官会冒着风险，将民间疾苦、天灾人祸反映到朝堂上，让皇帝能够及时了解百姓的困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连接皇帝与民心的桥梁作用。
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在一些关键时期，言官的弹劾和建议也可能促成一些改革的发生，虽然不一定是根本性的，但至少能触动一些积弊。
消极的一面：
政治斗争的工具： 言官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就很容易成为党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言官为了打压政敌，或者为了迎合某个派系，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弹劾。这种情况下，很多弹劾就失去了客观性，变成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好人不好做”的困境： 尽管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但言官的言论也并非没有后果。如果言论触怒了皇帝，或者触动了权臣的利益，轻则被贬谪，重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明朝历史上，因为直言不讳而遭受酷刑甚至被杀的言官不在少数，比如著名的“海瑞”虽然得到了皇帝的欣赏，但他也曾多次因为直谏而遭受打击。这种高风险性，使得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望而却步，或者选择明哲保身，不敢真正地“风闻奏事”。
言辞的空洞化与形式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言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形式化的问题。一些言官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能力，会夸大其词，或者捕风捉影，导致奏章内容失实。更有甚者，只是为了蹭热度，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而缺乏实质性的建议。
与皇帝关系的紧张： 即使皇帝愿意听取意见，但频繁的弹劾和指责，难免会让皇帝感到不悦。当言官的批评触及到皇帝的颜面或权威时，皇帝自然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可能采取压制措施。
后期：失控与被边缘化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言官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
党派林立，互相攻讦： 此时的朝堂上，派系斗争异常激烈，言官也大多站队。东林党、阉党等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言官往往是冲在前面的急先锋。他们互相弹劾，揭发对方的“罪状”，使得朝政混乱不堪，真正解决问题的声音反而被淹没。
与宦官的勾结与对抗： 宦官专权是明朝后期的一大特色。一些言官为了自身的利益，会与宦官勾结，互相利用。而另一些言官则会与宦官针锋相对，导致矛盾更加尖锐。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言官制度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
皇帝对言官的压制： 当皇帝对言官的批评感到厌烦时，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压制言官。万历皇帝长时间不上朝，就是对官僚体系和言官制度的一种消极反抗。而一些皇帝也可能对某些言官进行严酷的处罚，以此来警告其他言官。
失去独立性： 在党争和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言官逐渐失去了独立性和客观性。他们的言论不再是为了公义，而是为了政治立场。这种情况下，言官制度已经从维护皇权稳定的“刹车片”，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其原有的积极意义也荡然无存。
总结来看：
明朝的言官制度，无疑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体现了对皇权约束的渴望，以及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起到了监督、制衡和反映民情的作用，为明朝的政治运作增添了一层复杂性。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监督机制，以及皇帝个人意志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言官制度最终也走向了其反面。它被异化为党争的工具，言论变得空洞化和煽动性，最终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失去了效力，甚至成为加剧政治动荡的因素之一。
所以，看待明朝言官制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有其高尚的理想和积极的实践，也有其黑暗的阴影和失败的教训。它留给后人的，或许更多的是对制度设计、权力制衡以及人性和政治环境复杂性的深刻反思。它就像一块璞玉，雕琢得好时光彩夺目，但如果方法不对，就可能被过度打磨，甚至碎裂。
网友意见
且看传说中比较老实的大清言官的破坏力，据此可以想象一下大明言官的破坏力能恐怖到什么程度。
伊藤博文：
——“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李鸿章：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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