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进京到底是勤王的还是擒王？为什么面对零散敌人连驱赶都不做？
袁崇焕进京到底是勤王的还是擒王的？为什么面对零散敌人连驱赶都不做？
这个问题，实在是触及了明末历史一个极其敏感又充满争议的核心。袁崇焕这个人，就像一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关于他进京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为何对看似“零散”的敌人无动于衷，我们可以试着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袁崇焕的个人定位以及他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来抽丝剥茧地分析。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勤王”和“擒王”这两个词在当时语境下的含义。
“勤王”，顾名思义，就是“勤劳地保卫君王”，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皇帝、稳定朝廷、抵御外敌。在明朝，这通常意味着藩王或外地有兵权的将领接到诏令，领兵前往京师，协助皇帝平定内乱或抵御外侮。
“擒王”，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常见，更多是一种后世的解读和推测。如果硬要解释，它可能指的是袁崇焕进京，不是为了保护皇帝，而是为了控制甚至剪除异己，进而掌握朝政大权，甚至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步。这种解读，往往带有阴谋论的色彩。
那么，袁崇焕进京到底是勤王的还是擒王的？
从表面上看，袁崇焕进京是响应了崇祯皇帝的诏令。当时后金（后来的清朝）大军逼近山海关，京畿告急，朝廷急需援兵。袁崇焕作为辽东战场的最高统帅，拥有重兵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的到来，无疑是朝廷和皇帝所期望的救命稻草。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励精图治，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对后金更是恨之入骨，急于收复失地，重振大明。袁崇焕凭借他“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以及在战场上对努尔哈赤的胜利（虽然有争议），赢得了崇祯的极大信任。崇祯急召袁崇焕入京，就是希望他能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大明朝的救星。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人的动机往往是多层面的，尤其是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政治舞台上。
勤王是显而易见且被诏令支持的表层目的。 这是公开的，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他千里跋涉，带着关宁铁骑，是为了抵御后金的进攻。
但“擒王”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这背后涉及到当时明朝内部严重的党争和权力结构问题。
宦官势力与士大夫的矛盾： 崇祯皇帝虽然痛恨宦官，但为了制衡朝臣，也离不开宦官的辅助。袁崇焕进京，意味着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将受到影响。他手中掌握着京营和关宁铁骑这两支最精锐的部队，这对于任何一个权力玩家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筹码。
朝臣对袁崇焕的猜忌： 袁崇焕回京后，并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立刻率军出城与后金决战，而是选择驻扎城外，并且与一些朝臣发生了激烈冲突（例如与大学士温体仁等）。这种“按兵不动”的行为，加上他之前对后金策略的争议（如“以和促战”、“五年复辽”的承诺未兑现），都让一部分朝臣对他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袁崇焕可能意在通过控制京营，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甚至有说他打算效仿霍光辅政，控制皇帝。
袁崇焕的个人性格与地位： 袁崇焕是个能力出众的文官出身的军事将领，性格刚毅，甚至有些恃才傲物。他在辽东一手遮天，回到京城，很难不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派系。
最终被处死的事实： 袁崇焕最终被崇祯皇帝以“谋反罪”处死，这无疑给“擒王”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虽然我们不能仅凭一个结果就断定其动机，但这种结局，让人们不得不去审视他进京时的种种行为。
所以，更准确地说，袁崇焕进京，至少包含着勤王的层面的目的，但也可能夹杂着对权力资源的争夺和布局，这为后来的“擒王”猜忌提供了土壤。 他是将勤王作为他施展政治抱负和个人能力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恰恰又充满了危机四伏的权力博弈。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面对零散敌人连驱赶都不做？
这个问题，也是理解当时复杂军事局势的关键。当我们说“零散敌人”时，我们指的是什么？通常我们理解的是一些小股的侦察兵、劫掠队，或者是一些被击溃后溃散的敌军。按照常理，像袁崇焕这样身经百战的大将，应该不会放过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将“零散敌人”的语境放在袁崇焕进京后的具体情况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1. 战略重心不在于“歼灭零散敌人”，而在于“应对主力”： 袁崇焕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后金主力对北京城的威胁。他从辽东带来的是精锐的关宁铁骑，这支部队是用来与后金主力进行大规模决战的。他进京后，最担心的就是后金主力从其他方向突破防线，或者利用京畿地区的混乱制造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大量兵力去追剿一些零散的劫掠队伍，不仅会分散兵力，更重要的是会延误他整合京营、布置防御以及等待援兵（如果还有的话）的宝贵时间。他的“战役目标”不在于清理战场上的“牛鬼蛇神”，而在于“保卫首都”。
2. 兵力部署与后金的战术考量： 袁崇焕虽然兵权在握，但他是从辽东调兵入京，京营的指挥权是否能完全掌握，并且与他的关宁铁骑形成有效的联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后金之所以能屡次侵扰京畿地区，恰恰是因为明朝边防松弛，以及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存在漏洞。后金的战术往往是兵贵神速，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快速突袭和掠夺，然后迅速撤退，避免与明军主力进行消耗战。他们派遣小股部队进行骚扰，一方面是为了侦察虚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耗明朝的兵力，制造恐慌，动摇军心民心。
驱赶的成本： 袁崇焕如果派出部队去驱赶这些零散的敌人，就意味着他的部队也需要分散开来。一旦遭遇后金的主力骑兵部队，分散的明军很可能被各个击破。后金也可能正是抓住这一点，故意派零散部队引诱明军出城追击。
防守的压力： 袁崇焕进京时，北京城本身可能就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他需要将有限的兵力部署在关键的城防位置，而不是用于出城追剿。他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精锐部队保留在手中，作为最后的预备队。
3. “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包括对“消耗战”的回避： 袁崇焕在辽东时期，也曾采取过“固守待援”或“以逸待劳”的策略，目的是避免与优势兵力的后金进行正面硬拼，而是利用坚固的城池消耗敌人。进京之后，他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他需要时间来稳定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零散敌人“不作为”，可能也是一种避免被动卷入无谓消耗的策略。与其出去“驱赶”，不如稳固防守，等待时机。
4. 政治上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 袁崇焕回到京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他面临着来自朝廷内部的巨大压力和猜忌。他的一些行为，比如与朝臣的冲突，以及对京营的整顿，都可能被视为在进行政治“布局”。在这种政治博弈中，过于激进地去追剿零散敌人，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好大喜功”，或者是在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从而引起更大的警惕。他可能是在权衡，什么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总结来说， 袁崇焕进京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勤王”的责任和责任感，也难免夹杂着政治野心和对权力的争夺。而他对零散敌人的“不作为”，并非是他的军事素养低，而是因为他面临着更严峻的战略和政治挑战：
战略上， 他必须集中兵力应对后金主力，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追剿小股敌人，以免被对手抓住破绽。
战术上， 驱赶零散敌人可能需要分散兵力，这在后金骑兵的机动性面前是危险的。
政治上， 他需要谨慎行事，避免因为过度激进的军事行动而招致更多的猜忌和反对。
他所处的，是一个“内忧外患”都极其严重的时代，一个军事上的决策往往与政治上的考量密不可分。当一个将领的命运已经开始被政治因素所左右时，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被赋予多种解读。袁崇焕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这个问题，实在是触及了明末历史一个极其敏感又充满争议的核心。袁崇焕这个人，就像一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关于他进京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为何对看似“零散”的敌人无动于衷，我们可以试着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袁崇焕的个人定位以及他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来抽丝剥茧地分析。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勤王”和“擒王”这两个词在当时语境下的含义。
“勤王”，顾名思义，就是“勤劳地保卫君王”，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皇帝、稳定朝廷、抵御外敌。在明朝，这通常意味着藩王或外地有兵权的将领接到诏令，领兵前往京师，协助皇帝平定内乱或抵御外侮。
“擒王”，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常见，更多是一种后世的解读和推测。如果硬要解释，它可能指的是袁崇焕进京，不是为了保护皇帝，而是为了控制甚至剪除异己，进而掌握朝政大权，甚至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步。这种解读，往往带有阴谋论的色彩。
那么，袁崇焕进京到底是勤王的还是擒王的？
从表面上看，袁崇焕进京是响应了崇祯皇帝的诏令。当时后金（后来的清朝）大军逼近山海关，京畿告急，朝廷急需援兵。袁崇焕作为辽东战场的最高统帅，拥有重兵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的到来，无疑是朝廷和皇帝所期望的救命稻草。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励精图治，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对后金更是恨之入骨，急于收复失地，重振大明。袁崇焕凭借他“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以及在战场上对努尔哈赤的胜利（虽然有争议），赢得了崇祯的极大信任。崇祯急召袁崇焕入京，就是希望他能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大明朝的救星。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人的动机往往是多层面的，尤其是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政治舞台上。
勤王是显而易见且被诏令支持的表层目的。 这是公开的，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他千里跋涉，带着关宁铁骑，是为了抵御后金的进攻。
但“擒王”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这背后涉及到当时明朝内部严重的党争和权力结构问题。
宦官势力与士大夫的矛盾： 崇祯皇帝虽然痛恨宦官，但为了制衡朝臣，也离不开宦官的辅助。袁崇焕进京，意味着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将受到影响。他手中掌握着京营和关宁铁骑这两支最精锐的部队，这对于任何一个权力玩家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筹码。
朝臣对袁崇焕的猜忌： 袁崇焕回京后，并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立刻率军出城与后金决战，而是选择驻扎城外，并且与一些朝臣发生了激烈冲突（例如与大学士温体仁等）。这种“按兵不动”的行为，加上他之前对后金策略的争议（如“以和促战”、“五年复辽”的承诺未兑现），都让一部分朝臣对他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袁崇焕可能意在通过控制京营，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甚至有说他打算效仿霍光辅政，控制皇帝。
袁崇焕的个人性格与地位： 袁崇焕是个能力出众的文官出身的军事将领，性格刚毅，甚至有些恃才傲物。他在辽东一手遮天，回到京城，很难不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派系。
最终被处死的事实： 袁崇焕最终被崇祯皇帝以“谋反罪”处死，这无疑给“擒王”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虽然我们不能仅凭一个结果就断定其动机，但这种结局，让人们不得不去审视他进京时的种种行为。
所以，更准确地说，袁崇焕进京，至少包含着勤王的层面的目的，但也可能夹杂着对权力资源的争夺和布局，这为后来的“擒王”猜忌提供了土壤。 他是将勤王作为他施展政治抱负和个人能力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恰恰又充满了危机四伏的权力博弈。
那么，为什么袁崇焕面对零散敌人连驱赶都不做？
这个问题，也是理解当时复杂军事局势的关键。当我们说“零散敌人”时，我们指的是什么？通常我们理解的是一些小股的侦察兵、劫掠队，或者是一些被击溃后溃散的敌军。按照常理，像袁崇焕这样身经百战的大将，应该不会放过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将“零散敌人”的语境放在袁崇焕进京后的具体情况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1. 战略重心不在于“歼灭零散敌人”，而在于“应对主力”： 袁崇焕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后金主力对北京城的威胁。他从辽东带来的是精锐的关宁铁骑，这支部队是用来与后金主力进行大规模决战的。他进京后，最担心的就是后金主力从其他方向突破防线，或者利用京畿地区的混乱制造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大量兵力去追剿一些零散的劫掠队伍，不仅会分散兵力，更重要的是会延误他整合京营、布置防御以及等待援兵（如果还有的话）的宝贵时间。他的“战役目标”不在于清理战场上的“牛鬼蛇神”，而在于“保卫首都”。
2. 兵力部署与后金的战术考量： 袁崇焕虽然兵权在握，但他是从辽东调兵入京，京营的指挥权是否能完全掌握，并且与他的关宁铁骑形成有效的联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后金之所以能屡次侵扰京畿地区，恰恰是因为明朝边防松弛，以及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存在漏洞。后金的战术往往是兵贵神速，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快速突袭和掠夺，然后迅速撤退，避免与明军主力进行消耗战。他们派遣小股部队进行骚扰，一方面是为了侦察虚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耗明朝的兵力，制造恐慌，动摇军心民心。
驱赶的成本： 袁崇焕如果派出部队去驱赶这些零散的敌人，就意味着他的部队也需要分散开来。一旦遭遇后金的主力骑兵部队，分散的明军很可能被各个击破。后金也可能正是抓住这一点，故意派零散部队引诱明军出城追击。
防守的压力： 袁崇焕进京时，北京城本身可能就处于一种戒备状态。他需要将有限的兵力部署在关键的城防位置，而不是用于出城追剿。他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精锐部队保留在手中，作为最后的预备队。
3. “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包括对“消耗战”的回避： 袁崇焕在辽东时期，也曾采取过“固守待援”或“以逸待劳”的策略，目的是避免与优势兵力的后金进行正面硬拼，而是利用坚固的城池消耗敌人。进京之后，他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他需要时间来稳定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零散敌人“不作为”，可能也是一种避免被动卷入无谓消耗的策略。与其出去“驱赶”，不如稳固防守，等待时机。
4. 政治上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 袁崇焕回到京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他面临着来自朝廷内部的巨大压力和猜忌。他的一些行为，比如与朝臣的冲突，以及对京营的整顿，都可能被视为在进行政治“布局”。在这种政治博弈中，过于激进地去追剿零散敌人，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好大喜功”，或者是在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从而引起更大的警惕。他可能是在权衡，什么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总结来说， 袁崇焕进京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勤王”的责任和责任感，也难免夹杂着政治野心和对权力的争夺。而他对零散敌人的“不作为”，并非是他的军事素养低，而是因为他面临着更严峻的战略和政治挑战：
战略上， 他必须集中兵力应对后金主力，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追剿小股敌人，以免被对手抓住破绽。
战术上， 驱赶零散敌人可能需要分散兵力，这在后金骑兵的机动性面前是危险的。
政治上， 他需要谨慎行事，避免因为过度激进的军事行动而招致更多的猜忌和反对。
他所处的，是一个“内忧外患”都极其严重的时代，一个军事上的决策往往与政治上的考量密不可分。当一个将领的命运已经开始被政治因素所左右时，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被赋予多种解读。袁崇焕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网友意见
初中的时候，我读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对作者叙述的谢尔曼进军亚特兰大的战况印象非常深刻。
谢尔曼统领北军一旦被约翰斯顿率领南军拦阻，即张开两翼进行迂回，约翰斯顿只好被迫撤退，后来南军换上了胡德向谢尔曼发起进攻，结果损兵折将，亚特兰大不战而陷落。
所以后来当我看到《窃明》抛出了袁崇焕汉奸说的时候，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荒谬，因为袁崇焕对于整体战局的判断和部署都是非常正确的。
讨论整场战局的基础，就是关宁军和八旗军的战力对比问题。
双方平地摆开阵势对打，关宁军是不是八旗军的对手？
事实证明不是，关宁军在北京城下野战，守一面可以与八旗五五开，守四面肯定要被八旗绕后。
所以在八旗军皇太极军团与关宁军袁崇焕军团的机动博弈中，袁军团必须要确保在它的机动范围内，要么不会被八旗迅速突击、要么能够快速找到城垣坚守，也就是说，要么离八旗远一点、要么离城市近一点，脚下有根、远远监视，等待皇太极到达他的顶点。
只有皇太极到达了他的顶点，明军才有可能开始积累战胜皇太极的战术优势。
北京城下、广渠门外，就是这样的顶点。
关宁军倚城而战，具备了自己的战术优势，同时明军援军四集、北京还有十万京营，只要措施得当、步步为营，有极大的可能让皇太极这一套本钱匹马不得还乡，一举解决后金问题。
只是战局刚开始向对明军有利的局势转化，袁崇焕就被崇祯拿下，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作为一个战史爱好者，一个如此瑰丽的战役布局被一个愚蠢胆怯的皇帝硬生生打断，我个人只是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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