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元朝末年，清朝末年，回族均发动叛乱，而明朝则少有此类记载，请问具体原因？
首先，我们得理清一下“回族”这个概念在不同朝代的变化。
需要明确的是，“回族”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民族认同的群体，是在明朝时期才逐渐形成和巩固的。在唐宋时期，“回纥”或“回鹘”是当时对中亚一些突厥语族群的称呼，他们很多因为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事商业贸易，其中一部分后来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并未形成一个独立于其他民族的“回族”概念。元朝时期，由于其疆域辽阔，民族构成复杂，官方对族群的划分也较为模糊，“回回”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维吾尔人、撒拉人、塔吉克人等，以及一部分已经在中国定居的阿拉伯、波斯后裔。明朝建立后，才开始将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特别是与汉族长期融合、语言汉化程度较高的群体，逐渐归为“回回人”或“回民”。因此，我们在讨论时，要区分不同历史时期对“回族”或与之相近概念的指代。
接着，我们逐个时期分析原因：
南宋末年：
蒙古崛起与对外战争压力： 南宋末年，最大的外部威胁来自蒙古。蒙古军队的强大以及对宋朝的持续进攻，使得宋朝的统治者主要精力集中在抵抗外敌上。虽然有各地农民起义，但并没有形成以某个特定民族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反抗元朝（当时还未统一中国）的运动。
回回民族的早期融合： 此时期来到中国的回纥/回回人，虽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部分生活习俗，但更多的是作为商业团体、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融入宋朝社会，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诉求或武装力量去挑战宋朝统治。他们更多的是依附于当时的政权，求得生存和发展。
元朝末年：
蒙古统治的民族压迫和文化隔阂： 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虽然实行了民族分化政策（例如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对汉人的压迫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被征服的民族，汉族人民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和劳役，生活困苦，反抗情绪高涨。
“回回”群体的复杂性与元朝的利用： 如前所述，元朝时期的“回回”群体是多元化的。其中一些在元朝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和特权，例如在商业、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回回”人，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色目人”但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群体，也同样受到了压迫。
朱元璋的策略与联合力量： 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在反抗元朝的过程中，善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并非只依靠汉族军队，而是团结了包括部分汉人、蒙古人、以及其他不满意元朝统治的民族在内的各种力量。在这种复杂的联盟和斗争中，并没有出现以“回族”为主体、与明朝对立的大规模叛乱记载。反而，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在后期可能成为了明朝的组成部分。
“回回”的定义模糊与归属感： 元朝末年，“回回”的称谓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或族裔的标识，而非一个高度凝聚的政治实体。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因为政治、经济原因依附于元朝，也有一部分可能因为反感元朝的统治而参与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是零散的，或是与其他群体合并进行的。
清朝末年：
满族统治的民族矛盾与歧视： 清朝同样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对汉族的统治在初期也存在民族隔阂和歧视。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隔阂可能演变成更深层次的矛盾。
“回民”群体在清朝的形成与发展： 在明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的“回民”群体，在清朝时期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认同和聚居区域。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但也在与汉族等民族的长期交流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经济因素与社会压迫： 清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在许多地区，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土地兼并、官员的敲诈勒索等问题。这种普遍的社会压迫，容易引发反抗。
宗教信仰的凝聚力与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 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一些回民社群中也开始出现民族主义的萌芽。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凝聚力可能会转化为反抗统治的力量。
区域性的大规模起义： 清朝末年爆发的回民起义，例如东干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包含的回民武装（尽管并非主体），以及后期的西北回民起义，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些起义往往与地方官员的腐败、民族矛盾的激化、宗教领袖的号召力等因素紧密相关。它们并非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全国性运动，但规模和影响都很大。
明朝时期（相对少有记载）：
明朝对民族问题的策略： 明朝建立后，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灵活和怀柔的策略。虽然明朝也存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但整体上避免了像元朝那样明显的民族等级制度，也相对减少了对特定民族的系统性压迫。
回民的早期融入与汉化程度： 在明朝时期，早期来到中国的回回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中国定居并与汉族通婚、语言汉化的群体，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可能不如后期那样强烈。他们更多地将自己视为明朝的臣民，而非一个独立的政治群体。
政治和经济的相对稳定： 相较于元朝末年和清朝末年的混乱，明朝在大部分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有效地压制潜在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
军事力量的控制： 明朝中央集权相对较强，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军事力量，防止地方性的民族武装力量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可能出现的反叛苗头，也能及时进行镇压。
宗教与政治的相对分离： 虽然伊斯兰教在明朝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出现像后来一些时期那样，以宗教领袖为主导、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的强大势力。宗教活动更多地集中在信仰层面，与政治诉求的结合相对较弱。
记载的局限性： 历史记载往往有其局限性。虽然我们说“少有记载”，但这不代表完全没有小的冲突或不满。只是没有形成足以撼动明朝统治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叛，因而可能未被史书重点记录。
总结来说，明朝时期回族（或当时称“回回”）少有大规模叛乱记载，主要得益于：
1. 明朝相对温和的民族政策和对元朝教训的吸收。
2. 明朝时期“回民”群体尚未形成强烈的、独立的民族政治诉求，其汉化程度较高，融入了主流社会。
3. 明朝在大部分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有效化解或压制了社会矛盾。
4. 明朝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能够有效控制地方局势。
而南宋末年、元朝末年和清朝末年之所以出现更多记载，则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压迫、歧视）、社会经济的动荡、民族意识的觉醒、宗教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就像是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同样的植物也会有不同的生长状态一样。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这些多重因素的交织与互动。
网友意见
明末大乱其实也有回族的身影在。
明末就有人指出说陕变之人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饥民自然不用说，当官的逼上梁山，恶向胆边生；镇兵也好说，缺饷数月、数年，肚里没粮，手里有刀；回夷又何必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回夷”也是前两者的一部分。不断东延的穆斯林势力在元朝时期很容易的就进入甘陕，并在明朝时候遍布陕西的延安、平凉、庆阳、榆林、固原等州府，自然，太平盛世之下和和气气，经商做贾的与耕读传家的都有，刀头舔血当兵吃饷的也不在少数，比如马守应。
马守应，陕西绥德人，绰号老回回，陕西回族，袁明朝边军，后因朝廷缺饷三年而揭竿，著名民军首领，两次出任张献忠的上司，后病死湖广夷陵，一说被张献忠火并。
（崇祯）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刑红狼、上天老、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明史·卷三〇九）此处，老回回就是马守应，位列群贼之首，而罗汝才（曹操）、张一川（扫地王）、李万庆（射塌天）、拓养坤（蝎子块）、惠登相（过天星）都名列其后，势力不小。而看明末史书，老回回这三个字随处可见，“（崇祯六年）贼之败于山西者，亦奔河北合营，迎祥、自成、献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能与这四位并称，可见一斑。“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名噪一时的“荥阳大会”也有此人。
当然，若是就马守应一人参与明末，也不能就此说明什么，问题在于，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除了马守应，还有马光玉和孙昂等，吴伟业《绥寇纪略》里还记载有大、小老回回，顺治二年（弘光元年）四月丁卯顺治的诏书里也提到“四川、湖广、皆切近陕西。今蜀有献寇。楚有老回回等寇。及郧阳、德安、荆州、襄阳等处、流孽未靖”，如果将时间再放开一些，顺治五年（永历二年）还有一个拥戴着明朝宗室连克甘州、肃州、兰州、凉州、河州、洮州、岷州数十州县的丁国栋、米喇印反清之战呢。
不过，相对于宋末泉州蒲寿庚，元末泉州赛甫丁，清末甘陕遍布的回变，民国西北的甘河回马，现在的某些跳梁宵小，明末的这些穆斯林显得很是正义：明朝官逼民反，则揭竿而起弄死贼明；清初又是剃发又是圈地，就继续干他鞑清。这与闯、献余部没什么两样，本应如此，放在现在也不为过。
哦对了，青海那边好像还真有回族勾结西番发难，时间是在崇祯十四年，然后被马林的儿子追杀出边境线五百里——没错，就是萨尔浒的那个马林。
时华乞兵西部及土鲁番为变，大器令世宠讨败时华及西部，时华自焚死。塞外尔迭尼、黄台吉等拥众乞赏，谋犯肃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赏犒名，毒饮马泉，杀其众无算。又遣总兵官马爌督副将世宠等讨群番为乱者，斩首七百余级，抚三十八族而还。又击败其余党，西陲略定。——明末肃州之外，吐鲁番，群番为乱……可以，这很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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