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阎锡山？

1935年，一万多名士兵疲惫，武器落后，缺粮少弹的红军渡河东征，阎锡山号称十万大军，武器，后勤，资金无一不是绝对优势，又是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红军从未到过的山西老巢。结果呢?十万阎军被红军打得节节败退，百姓群起响应，不到两万的红军纵横山西，扩红数千，筹款数十万。阎锡山被迫引狼入室请来十几万蒋家中央军才逼退红军，人家红军还是从容全师而退。

你阎锡山这能干那能干，造福百姓为福一方，怎么不见山西百姓群起替你剿灭万把红军，要你求老蒋来救命?真以为老百姓看不出你个好坏人吗?

阎锡山从山西武备学堂出来后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且回国后中了举人，参加了新军。武昌起义时他是标统，参与了当夜的事变，后来官至山西都督，这是履历。

拥护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期间赴湖南与护法军作战，维护北洋反动政府。1926年国民党北伐，阎锡山倒戈成为国民军，通电拥护三民主义。1930年反蒋，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讨蒋，展开中原大战，另组国民政府。（北洋——国民党——反蒋）

张学良入关后，反蒋势力失败，阎锡山下野跑到日本人控制的大连躲避。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阎锡山坐着日本人飞机潜回山西准备配合日本满洲事变而在山西反蒋。蒋许诺阎锡山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且承认其在山西的权力，阎锡山因此作罢。（投日——拥蒋）

之前阎锡山奉行剿共保乡，杀害大量共产党人。1936年日军逼近山西，阎锡山通电宣布联共抗日，成立救国同盟会。1937年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提出“抗日要准备联日”，派人与侵华日军接触。

1938年，在阎锡山的帮助下，苏体仁受其邀请返回太原，成立日控山西伪政府，日、阎、伪三方暧昧起来，阎锡山指使其亲信大量加入日伪山西政府，以图在日军得胜以后他能够继续维持在山西的影响力。

1939年秋林会议期间，阎锡山对其部下表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八路军在山西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阎锡山投靠日本，成了汉奸。（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躲进日本大连租界，研究了一段时间的哲学，最终研究得出结论：投日。）

1939年冬11月，阎锡山派代表与日军在临汾会谈，决定反共，日军将汾阳一带交还阎锡山并决定帮助阎锡山剿灭山西八路军，同时阎锡山许诺完全停止抗日。随后阎锡山发动12月事变，倾尽全部兵力大举进攻八路军，掀起山西地区中国人的内战。（反共——联合抗日——投日）

八路军在11月在聂荣臻率领下与日军进行了太行山反扫荡战，击毙了日寇将领阿部规秀，但自身也损失惨重。随后阎锡山大举进攻，杀害了大量抗日八路军。

1940年，阎锡山与日军在太原签订《军事协定》，决议共同剿共。1941年9月，阎锡山再次与侵华日军签订《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提出“共存共荣，停止一切战斗行为，首先铲除八路军”。

1941年10月，阎锡山与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南山秀吉签订《日阎合作条款》，双方交换紧缺的战略物资，同时日军支援阎锡山在日占区抢收民众粮食40万担，阎锡山则送给日军大量桐油作为报答。

1943年春，日军第一军高级参谋井宽一与阎锡山签订《日阎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方案》，规定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境内工厂、矿产，成立董事会分配名额。

1943年秋，阎锡山与日军成立日阎五人董事会，负责太原厂、矿的分配，双方交换战略物资。

1943年，日军因太平洋战争而兵力减弱，请求阎锡山帮助扫荡八路军游击，阎锡山欣然应允，在太原再次签订《秘密协定》，规定日方交还八路游击队闹得凶的九个县，由阎锡山控制，日军承诺帮助扫荡。但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仍然归日本所有，阎锡山只负责扫荡八路。

1944年秋，阎锡山在侵华日军允许下，在日占浮山县、安泽县等地抢劫民众粮食，事后与侵华日军平分。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多次提到日美将要妥协，中国必败。并且屡次宣布考虑脱离重庆政府，与日本人合作，也就是成为日本傀儡的山西伪政府，类似伪满。

签订《日阎汾阳协定》时，晋绥军二号人物赵戴文劝说阎锡山称“那种下流汉奸滋味，你能受得了吗？”事后证明阎锡山受得了，赵戴文想多了。

岩松义雄称“我等敬佩汪精卫先生不顾如此不利之环境，与日本同甘共苦，从事大东亚建设之气概，而遗憾者乃阎将军之周围缺乏如是者。”言下之意是阎锡山还不够汉奸。同时井宽一也认为阎锡山优柔寡断，虽然已经做了很多汉奸的事，但始终不能公开表示与重庆政府决裂。

阎锡山之所以不公开决裂的原因他自己已经说明白了：“骤然发表宣言，可能会引起内部的愤慨，外部也会因此夹击我们，恐怕前途会因此不利。”日军将领花谷正也明确表示“阎锡山是害怕汉奸的名声。”

汪精卫称“看到小生参加和平建国后孤立的立场，阎锡山怕重蹈小生之覆辙，不敢迅速主动的出马从事和平建国，这是完全错误的。小生参加和平建国运动后的痛苦处境，正是由于阎等不敢迅速参加建国所导致的”。（汪精卫在国民党期间仿照国父孙中山先生自称“兄弟我”，投了日本以后自称“小生”）

1940年阎锡山指派赵承绶与楠木秀吉谈判前，明确嘱咐“主要商量四点，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也就是完全不要一点碧莲，准备做伪满洲国了。同时阎锡山提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而交给日本人，老百姓就不支持我们了，咱们就不会有力量了，也就没法和日本人合作了，所以你要跟日本人说明白这一点，一点要让他迁就咱们一下子”。

1942年阎锡山向岩松义雄提出“确保外交一致和内政自理是达到大东亚共荣的最好措施”，安平会议上称“我们的合作只能承认日本是盟主，我必须能够自主，不然我无法向百姓交代，也从此无法号召百姓了，如果要名存实亡的政府，南京有了汪精卫、北京有了王继堂，何必要我呢？”

阎锡山此举为他洗脱了铁杆汉奸的嫌疑，应该算是0.85纯度的汉奸无疑。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于8月发兵两万攻打晋西南八路军，引起上党战役，被共军击败。

1946年1月，国共停战。6月，阎锡山再次进攻解放军，最后被贺龙、聂荣臻、陈赓、王振、徐向前等解放军部队打的只剩太原和大同。

1949年，阎锡山飞往南京，电令太原守军打到最后一人为止，要求不成功、就成仁，“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

6月2日，阎锡山声称要回乡葬母，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机带着他可能失灵了，飞往台湾。

阎锡山曾经在山西多次有意土改，但屡次受到大地主、富商的反对而作罢，阎锡山指出“我们先土改，便能对八路釜底抽薪”，他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也建议蒋在台湾土改，却被陈立夫坚决反对称“赤匪还没来，你就要迫害地主了？”

据阎锡山的侄子回忆称，辛亥革命时起义军杀了山西巡抚，阎锡山带领亲信在树林子里远远看着，如果起义成功，阎锡山可以跟随一起受革命政府赏赐，如果失败，阎锡山则可以撇清干系，不受惩罚。

阎锡山的一生，是骑墙的一生，他的骑墙政策不以客观条件为转移，清朝和革命党打，他可以骑墙，国民党和袁世凯打，他可以骑墙，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他还是骑墙。

有人评价他是三个鸡蛋上跳舞，确实很厉害，人人都说他很“精”，但缺少了基本的民族气节和人性。他在日占期间多次抢劫农村解决军粮问题，导致山西人在红军到来以后纷纷箪食壶浆。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所到之处，山西民众无不夹道欢迎。

他经营山西二十余年，却被解放军几个月之间便完全打败了。他的精明全部用在阴谋诡计上，实际大的政策却很愚昧，很保守，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他始终无法彻底控制部下，因为他自身的言行导致部下也大多聚集了这样的利禄之辈，政治体最怕的就是完全讲利禄不讲主义，没有理想。

阎锡山的军阀作风，还是没有脱离旧时代军阀的习气，如清末的湘淮军一样，战斗力低下，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将军们像是商人一样，手下的兵不过是待价而沽的资本，士兵们也知道这一点，谁还会替你卖命呢？

所以阎锡山打不过日本人，更打不过解放军，他只有被迫继续使用那一套利禄办法，去和日本人谈条件，去贯彻他的作风。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只不过是苦苦维持着罢了，这就是反动军阀的反动原因，言行或许有可取之处，但本质上、根源上是溃烂腐朽的。

有人提到阎锡山在山西工业建设成绩斐然，确实很斐然，他在山西巡抚胡聘之建立的太原厂房基础上建立了太原兵工厂，能够生产迫击炮和子弹，这些支持他参与了中原混战。但他的一切工业成绩，一是穷兵黩武，吸干了山西的财力，导致山西百姓不依附于他，只是惧怕他的兵力。

二是与民间无关，阎锡山的统治建立在大商人、大地主基础上，他的工厂带给山西很少，养活了几个买办罢了。

阎锡山是旧时代杰出军阀的代表，连了解宪政、军训的蒋介石都不如，失败了的北洋中不缺乏这种人，灭亡了的满清更不缺他这样的人，他的政治理念太模糊、太落伍了。一个巨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倾向去统治，而交由这样浑浑噩噩的军阀占有，还想富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918事变前夕，阎锡山下野躲进日本人的大连，碰到当时希望借助宁汉分裂而自肥的石友三反对张学良，阎锡山便电令原部下徐永昌出兵帮助石友三。要知道这时候如果出兵帮助石友三，就是在替日本人吸引张学良的兵力。

因此徐永昌向他发了一封电文，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完全的解释阎锡山败亡之原因，因此列在下面：

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

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广东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

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

总结起来说，就是只看一时成败，不顾大局，不晓得大义。

阎锡山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投机军阀，同时用马督工的话来形容是半吊子工业党。

早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以后起兵响应，随后脱离国民党投靠袁世凯，成为山西都督，拥戴袁世凯称帝。此后一直执掌山西大权，对于外省的军阀混战，除了中原大战以外，基本上都不怎么参与，一门心思保境安民。因为统治山西的时间也足够长，在工业、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大投入，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山西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号称“模范省”。

作为地方军阀，阎锡山比北洋各派系和冯玉祥西北军更加现代化，装备只比日本人喂养的奉军差，而且由于山西相对其他地方发达的教育，晋绥军的人才培养体系也是比较健全的，可以说仅次于蒋介石中央军。靠着太行山、黄河的险峻地形和经营多年，装备不错的军队，阎锡山能够一直统治着山西。

北伐战争以后，阎锡山占据了晋察冀绥四省地盘，称雄北方。中原大战虽然失败，但也不像冯玉祥和桂系那样，部下大将可以被蒋介石轻易用银元收买，团队核心即晋北老乡出身的高级将领基本上都对阎锡山保持了忠诚。战败以后阎锡山下野暂居大连，但是仍然可以遥控在山西的部下，九一八事变以后重新回到山西主政。在抗战中，阎锡山在国共日三方之间搞投机，解放战争中被徐向前一锅端。

阎锡山用中国传统的观点来评价，类似于五代十国中南方保境安民的南唐、前后蜀、吴越南汉之类的政权，害民程度相比其他军阀较轻，对地方治理也比其他军阀关心得多，但是战斗力很弱。

阎锡山比蒋介石更倾向于搞实业，有一定的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意识，重视地方治理，这是他的长处。但是阎锡山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极为贫乏，这一点比不上桂系和马家军，也比不上蒋介石中央军。政治眼光短浅，极其热衷于权谋诈术，朝三暮四，手腕类似于割据藩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核心团队完全以同乡为纽带，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那只是一个划地自守的藩镇，吃枣药丸。晋绥军基层士兵战斗意志很差，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性（独立出去的傅作义在绥远倒成了七路半），完全靠金钱来维持军心。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再也没有问鼎中央的意愿，阎锡山本人神神叨叨的“中的哲学”只能自娱自乐，晋绥军团体的核心仍然是阎锡山的山西老乡尤其是晋北五台县人，傅作义晋南人就显得疏远，在抗战中自立门户。

在治军方面，阎锡山自始至终都仿佛在拿着算盘，精打细算、不择手段地拼凑着人马和枪炮。而各种投机行为对民心士气的影响是他这个旧军官出身的半吊子工业党（可能叫洋务派更合适）可能永远看不懂的，让基层官兵明白为何而战可能是他没有怎么认真考虑过的。用人更是除了五台县老乡以外，都有提防和猜疑。

早在红军时期，阎锡山的晋军表现就很难看，只比黔军好些，1936年万余红军渡河东征，在整个汾河以西地区来去自如，晋军连战连败，只能请中央军入境。

在抗战初期，阎锡山确实和共产党联合作战，坚决抵抗（也和傅作义当时在其麾下有关），但是到了1939年底的晋西事变就开始和共产党搞摩擦，1940年又开始和日本人秘密谈判，随后更是公然给沦陷区的伪县长发放委任状。抗战胜利后，又大肆留用日军、收编伪军。各种做法完全就是一个古典的割据藩镇的做派，在共产党的新型组织面前即使武器先进，装备精良也被碾压。阎锡山重视教育，可培养的知识分子反而会对其封建割据作风极为不满，转而投奔共产党。

解放战争中的山西战场，从头开始就是一边倒。1945年9月的上党战役，晋军被刘伯承围点打援，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不敢主动进攻。1947年8月陈赓率领主力部队渡河前往豫西作战后，徐向前接手装备训练都很差的少数二线部队一边练兵一边攻克运城和临汾，阎锡山的晋军账面兵力十几万，但是根本不敢救援。1948年6月至7月晋中战役6万解放军歼灭了包括部分日军在内的近10万晋军，阎锡山手里只有太原孤城。到了1949年和谈破裂，华北解放军和四野的炮兵开到发起总攻，解放太原。

装备精良、全部由日本军官指挥的“亲训师”被徐向前打了一个经典的中世纪模式伏击战，3个多小时绝大部分被歼灭，只有少数突围但也很快被歼灭，物流效率在国军中可以说首屈一指，晋军其他部队基本上也都是出了城墙被徐向前逮到就一触即溃的。在民族主义淡薄的古代，收编投降的敌军补充实力是很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民族主义已经觉醒的20世纪，抗战中近乎公开的通敌，抗战后大举成建制留用日军收编伪军，这样会对民心士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阎锡山没有多考虑的样子，也没有考虑到投降后的日军和当年的日军根本不是一个物种。

太原解放比南京解放还晚了一天，也绝不是阎锡山有多厉害。太原城防坚固且守军武器精良，但根本不能对解放军野战军构成任何威胁，而徐向前兵力不足且缺少重炮，只能对峙。既然太原城内敌军无关全局且有助于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解决，也就不用急于消灭，等到解决了傅作义，华北解放军主力加上四野重炮开到再发起总攻也无妨。

他不仅是天皇的亲戚，还能打肥鸡打烫克，实在是身手不凡，身手不凡啊

就是个流氓蛋子，有一把日本刀，能打坦克，能打飞机。他不仅是天皇的亲戚，还和南京方面保持联系。只要能保住太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都杀人”

“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他是天皇的亲戚”

“身手不凡呐~身手不凡~”

“就是个流氓蛋子”

“我们的太原已经在日本人的大炮射程之内啦~”

“只要能保住太原，要多少我给多少”

“山西的小米养人啊，多吃一些，多吃一些”

“我要是会说浙江话，那我比鲁迅强多了”

“这个蒋某人啊，落井下石，实在不堪与之为谋啊~”

“我回太原，我敢说日本人要笑迎六十里”

“不奏是建个国嘛，不要太在意了，二十年前他们也建立了苏维埃，最后不都掉湘江里淹死了”

是一个山西人，但不是中国人。

民国旧军阀中最成功的一个（其实阎经历特殊，新旧军阀特色兼有）。

虽然留学过日本，但骨子里，是个中国传统政客，而且深得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三昧。

张学良说过，蒋介石一看就是领袖派头，阎老西不行，穿个大褂，看着就是个买卖人。（少帅倒是个颜控）

说他旧派，一个是因为他的乡土情结很重，把个山西打造成了铁桶一般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了三十八年的土皇帝。但又不祸害家乡，号称“保境安民”，在抗战前的军阀混战时代，使山西几乎没受战火之祸，天下太平。对内发展经济，移风易俗，被称为“模范省”，俨然一个乱世中的小桃源，阎百川对山西可谓有功。一辈子重用同乡，“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亲族也在山西呼风唤雨。从这些方面看，张学良所言不虚，确实一副土财主样。

但你又不能说他格局小。山西虽小，却也是他问鼎天下的资本。山西不受战乱，他却老出去折腾，北伐后期，阎锡山的势力一度扩张到河南、察哈尔、绥远、北京和天津，俨然北方扛把子，捎带着培养出一支剽悍的旁系军阀——傅作义的绥远军。中原大战时，被推举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俨然复仇者联盟总盟主（要说冯玉祥李宗仁也是够坏的，把老阎推出来当挡箭牌）。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不久，还当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从这点看，他又是个野心不小的天下人。

说他旧派，还一个原因是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手段的深谙和灵活应用。从辛亥革命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他可谓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识时务，懂大体，才成为政坛不倒翁。辛亥革命爆发，他宣布起义；袁世凯上台，他支持袁大总统；袁世凯称帝，他劝进不可谓不卖力；眼看袁世凯穷途末路，他也发电讨袁；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他也和国民党决裂；国民党北伐，他又拥护三民主义；中原大战是反蒋了，那也是被逼急了，而且也想豪赌一下，但失败后也能低头认错，和蒋尽弃前嫌；共产党来了，他也反共，但重用薄一波搞牺盟会，倒也放手；日本人来了，他也抗战，但也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要在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三个鸡蛋上跳舞，谁都不得罪，总算没有公开投敌，大节不亏（从这里也能看出阎锡山对中国历史和老百姓心理的了解：在中国做什么坏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当汉奸）；国共内战，他也算急先锋；眼看大势已去，他就去就任了名存实亡的行政院长（之前老蒋屡次征召，他可是死活不出山西一步）；跟着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他也能放下一切权力……你会发现他在每一步几乎都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谋取最大的利益，而且从不把事做绝，总是留有退路，这种进退有据的生存智慧，又带着一种生意人的精明。

说起来，阎锡山还真是个典型的山西人，兼有农民的狡黠和晋商的精明，看着土，却一直在扮猪吃老虎。

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一个机会主义的存在主义者。

“俊义奋斗法”，为阎军第49师第1团团长赵俊义所创。赵军驻防寿阳、盂县和榆次的什贴镇一带，推行“三自传训”，杀戮了许多无辜的农民和共产党员，被阎锡山作为典型加以推广。
阎锡山认为10个人中必有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也有1个同志会员或拥护他的人，其余8人则是中间分子。阎打算通过自清，除掉10个人中的1个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人，把8个中间分子变成同志会会员或拥护他的人。谓之“十除一，一变九。
其步骤是首先“传训”专员县长等各行政人员，然后由他们下乡再“传训”乡镇行政人员及公民。由县“传训”壮丁1/3，由乡“传训”2/3。训练方式主要是开展斗争，其程序首先进行政治斗争（即“肃伪自白”与共产党的关系），次是行为斗争。先给一定时间限期“自白”否则即予斗争打吊，最后乱棍打死
“自白转生”运动中被认为斗争对象的，在“自白”时一边哭一边用手打自己的脸，如涉及政治问题，关系轻微者“自白”后伏地一滚，表示“转生”。关系重大者，那些所谓县乡督导的大员（特务分子）就问：“不彻底该怎办？”下面特务即予配合胁迫群众应声而起，“该铲除！”于是，一阵碎碎拍拍就“乱棍打死”了。
各村打锣开会也高喊不去者“乱棍打死”，入夜家家户户尽早关门睡觉不敢说话，×县各村均普遍规定黑夜睡觉不准关大门，每家房后边都放上梯子，以便“基干”随时进去偷听。

阎老西治下的山西差不多变中华勃艮第了。

贴一篇散文，来自阎治时期居住在太原的剧作家宋之的。

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一、
春被关在城外了。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致，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里，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冻了，草已经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墙，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头守望的兵。我气闷而且窒息。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端起枪来，并且对准你的脑袋，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而我的屋子，又恰巧临着街。一整夜，我全听见扳枪栓和喊“口令”的声音，这在深夜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

二、

同事间已经有人配着“好人证”来上课了。
他们，多半用别针把那证别在前胸上，很象一块招牌。因之，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着玩笑：
“禁止招贴！”老吴指着老孙的前胸说。
“零整批发！”老孙回答一句。
“大减价三十天！”
“此处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来。
“好人证”分五类，象花生鸭梨瓜子那样的把人也鉴别了货色。譬如我。因为没铺保，虽说有职业，有乡友保，也只得一个三等货，椭圆形，勉强允许居留。至于我的厨子，却是地道的一等货，把正方形的牌子是在胸前，对我也骄傲起来了。
我和我的厨子，竟差了两等。比起他来，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一我气闷……

他在厨房里又唱起来了。
“桃花江里是美人窝，美人窝里没有我！”
象说话似的，——这一等好人！
我听见他唱这歌，已经不止一次了。但这次，却异样的刺耳。在那声音里，我辨别出一种对我示威的意味。我应该更正他这坏习惯，一定要。

三 、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下午，有一小贩，行经南门大街，形色张皇，经巡行之警士检查，于帽沿内得铜元一小枚，察系匪探标记，方送军法会审处严惩云。）

这几天，检查行人似乎特别严了，那检查方法不免使我们时刻耽着心。帽子里夹着纸，或是口袋里放一个铜元的，全是匪的标记。这结果，是使人无论什么也要留点神。

太原的事，是素有“不彻底”的称谓的。譬如禁烟吧，不准吸鸦片，却能卖药饼。禁与不禁，只在一个名称。鸦片一名之曰药饼，就可以公开发售。被视为灵丹妙药了。但这次的****，却似乎是非常彻底的。在公安局公布的****目录中，不仅仅是张XX章XX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货遭了殃，就连李阿毛博士也凑了数。凡白纸上写黑字的，大概是全有些危险的嫌疑吧！
我的厨子在他那好人证上，又有了新的花样了。把四方形的好人证镶了边，且蒙了一层绿色玻璃纸悬在胸前，就更显得与众不同。因之，在把饭端给我的时候。就特别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那意思，我很知道的。



四、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我军第xxx团，约一千五百人，于十九日夜，在灵石山侧驻扎。深夜中突闻集会号声，呜咽响起，军士不察，乃往吹号地点作紧急集合，不愿意被匪军包围，全部缴械。我团长XXX，见事不妙，遂自决身死。匪约一二百人，吹我军之集合号，预设狡计。其狡诈恶毒，有如此者。）

我特别怀念着春。倒也想去领通行证了。我需要疏散，整天关在屋子里，望着院内扬着沙尘，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全麻木了。今天下课，我便把好人证仔细的别在左衣角上，用上衣的口袋作掩护，朝柳巷出发了。我预备去拍一个二寸照片，缴到区里转公安局去领通行证。
但是结果却不大好。才走到路口，一个灰衣的同志便截住了我。并且端着枪，象就要射击似的。
“站住！”
“怎么？”
“好人证呢？”
我默默的把那椭圆形的牌子从口袋里请出来，他便沉下了脸：
“以后不准放在衣袋里！”
染着一种浓烈的受了侮辱的感情，我却默默的走开了。
“天光”“科达”，所有照相馆的门前，全拖了一长串的人，拥挤着，家等候着买火车票似的。一个换一个。以至我却不能挤进照相馆的门。原来这些人也全是领“通行证”的。因为是公费照相，所以就特别拥挤。甚至有的人情愿在门前停留一整天，并且受到照相师的叱骂，也很高兴。
但我却被摒弃了。
路口的纸烟店虽然也竖着一块“领通行证登记处”的红纸招牌。象本店代理发行那样的，我却没有去登记。我是——只在街上徘徊。
非常的疲倦，非常非常的疲倦……



五、

“新闻剪集”。（“本报特讯”：汾阳来客谈，汾阳西郊XX村，有娶亲者，当花桥进门时，迎亲亲友，均拥集呼唱。并大放爆竹，恰有一飞往前方之飞机由此经过，居高临下，窥望不真，认为有匪来扰。乃掷炸弹数枚，结果伤亡数十四，状甚凄凉云。）

好几天没开展览会了。
我的厨子突然跑来告诉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
——今天又要杀人了。一共九个，其中四个是女学生。
不一会，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时间，正是下午一点钟，我想他大概是凭了他那一等好人的资格，到街道上去探望去了吧！我奇怪着这风俗，同时想起了旧小说里一些劫杀场的描写。
正是那样的描写，现在又复活在太原市上。
一说杀人，很多老太婆，小孩子，年轻的媳妇，以及有闲的男人，便从早晨起，守在街头了。人很多，有的且特别穿了新衣服，打扮得花团锦簇，象参与盛会那样的，等待着囚车。除了这些特定的守候人以外，囚车后面，随了军号的嘀嗒声，还拥挤着很多人。
英雄们劫夺杀场能够改装为变戏法的，卖艺的等等，停留在人丛中，据此看来，倒有些逼真了。
这杀人展览的风气，是颇使人感到一种狰狞的恐怖味道的。

和这“杀人展览”相对照的，还有一种奖励告发的条例，也是很容易激动存心厚道的人的悲愤的。凡告发者，立赏法币一百元。一百元且是法币，自可诱导许多人来上钩。但约来约去却发现了如下的一则新闻：
（“本报特讯”：山大被传学生XXX等七人。已于昨日讯明释放。缘山大有校役刘X者，惑于赏洋之厚。遂诬栽该生等有XX嫌疑。因以被传，经军法会审处严厉审讯之下，知刘X告发之情形，全属子虚，该生等已于昨日出狱云。）
接着这新闻，是要临时公布的死刑十二条之外，又添了一条：“告发人倘有诬栽等情事者，立即枪毙。”
但我想这已经迟了。在许多杀人的展览会下，就难免没有个把冤枉吧！至少，那七个学生的被毒打，是很使我们毛骨耸然了！
但今天，我的厨子却空跑了一趟，那几个女学生要被杀头等等，原来全是谣言。他仿佛是十分气愤的又在厨房里自言自语了。



六、

“新闻剪集”。
（“本报特讯”：昨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土窑内，发生一大惨剧。缘近日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西山居民，恐遭匪扰，均避于一土窑内，该窑年久失修，忽然坍毁，当场压死百姓七八，伤十一人，厥状极惨。）

“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这实在是太原市上最真实的写照，报纸上既天天在吹散着触人心魄的新闻，人嘴里又传说着一些怪奇，但多半是恐怖的消息。在这样的时候，也难怪正太车站上有人满之患，有钱的人纷纷离省了。不过倘把这般消息，和娶亲被炸那一段对照起来，就难免要使人发生一种猜想。土窑既可避难，想来也就有些坚实，断不会和那间就要突然坍毁，其所以突然坍毁的原因，也说不定又是“窥望不真”之所赐了。
可是城里这几天的恐怖空气，却也真使人嗅到死味了。谣言象火一样燃烧着，人们全彼此警戒着躲起来了。昨夜六点钟就戒了严。不仅是路上断绝了行人，并且有大批警车出动，据说是飞机场那儿出了事，有十几个带手枪的探子被擒获了。
这消息使得全城都颤栗着，连太阳似乎也变了颜色了。
幸亏这样，我的厨子算是一天没出门，只寂寞的在厨房里唱他那“美人窑里没有我”，不然，他也许又顺脚去海子边，眩耀他那一等好人证去了。



七、

今天到学校里去，才听说那在飞机场被擒获的十几个人，原来却是到陕西去的教育考察团团员，这才大家全放了心。
但我的厨子，却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出走了。吃早饭，没回来，晚上下了课，还没有回来。
我带着极大的诅咒和憎嫌，下了最后的决心，心里想：“还是让他滚蛋吧，带着他的一等好人证！”



八、

非常的意外，意外得使我惊愕了。
那厨子，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并且还——罚了五块钱。
为了说明这事，我特别剪下一段报，贴在下面：
“……绥署昨日公布：配带好人证，一：不准污毁，二：不准罩以任何布面或纸面，三：不得遗失，四；不得私授匪类。倘犯一二两款，处百元以下罚金。犯三四两款，处五百元以上罚金或死刑……”
我的厨子就是在这条例下被捉进去，回来的时候。好人证已没有玻璃纸，并且背又佝偻起来了。

——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

(选自1936年9月5日《中流》创刊号)

不知道为何被系统提示政治敏感了，已修改。居然有人说阎锡山时代的农民都能吃饱饭，那就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记载的：

《翻身》是美国记者韩丁(William Hinton)在20世纪40年代，亲自到山西上党地区，对当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后所做的记录。

“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人。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56页

“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57页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通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56页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日，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困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35-36页

“他(地主申金河)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31页

“申金河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掠夺人家的土地和房屋时，心狠手辣。韩生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连本带利的数目就很大了。老汉多次归还，就是还不清这笔债。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好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他不要谷子，就把地里的谷苗全都用犁桐了，秋后重新种上麦子。韩生老汉却落得无以为生了。”——33页

“中农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二百五十块钱，过了两年，师四孩无力还债，结果把他的三十六亩地、十一间房屋、①驴子和大车全都丢得一干二净。全家老少，其中包括几个幼小的孩子，都被赶到露天地里。幸亏师四孩交了几个真心朋友，自己又会一手木匠活，所以总算还能有房住，有活做，一家人才没有饿死。

师四孩家的那些土地，在落入申金河手里以前已经种上了庄稼。幼嫩的谷苗正破上而出，地里也锄过一遍了。申金河打算卖掉这块地，可是因为要价太高，没人能买得起。他宁愿让杂草荒了谷苗，就是不许师四孩种地，硬是毁了这一季收成。”——33-34页

“一个姓申的贫农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且订下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由于疾病、工具损耗和巾金河公然的欺诈，申发良比最初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34页

“下面是申发良给我讲述的关于他本人的遭遇。这孩子为了抵偿他爹欠下的八块钱，给申金河足足扛了七年活:

刚给申金河千活的那年，我才十四岁。就这样也得在屋内屋外干粗活。我人小，挑不动满桶水，也得上井，只好半桶半桶地挑。我在申金河家做了那些年工，肚皮没有填饱过一回，一年到头光挨饿。人家每夭吃干的、喝稠的，只给我吃小米稀扬，清得连米粒都能数出来。我害过两回病，是累病的。我只觉得虚凉，穿的、吃的都缓和不了身子。我得了病，当然干不成活儿，地主就恼火了。他叫两个人来把我弄回家去，这样我就是病了也不用吃他家的饭了。还要我爹给替我做活的雇工掏工钱。我得病受罪，他家半点不管，花销全是我自家出的。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贴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拿这就把我拴住了……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早季长，地特别硬，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了好长时间嘛。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

每到年关，申金河枕从我工钱里打克扣。有些工具，他说是我使坏了，要扣;我害病缺工，要扣。七扣八扣，剩下的还顶不了利钱，结果都是他的了，我连半点也剩不下。七年过后，无可奈何，只好扒了我那两间房子，卖了木料、砖瓦，这才给他还清。

打这以后，我又到王来顺家千活。我寻思别家兴许待人厚道些。哪知天下老鸦一般黑，没过两天，我就发现来顺家一也不比金河家强。那年闹荒，我又被迫把剩下的房子卖给了申金河。不想钱到手迟了一步，没能救我老婆的命。她熬不住饥，病情加深，不上几天就咽了气。卖房那点钱也不中大事，埋人花去一些，剩下的买了小米。可是这点小米还是不够活命，一家人只好进山去挖野菜。在那个年头，我们只能吃山葱野菜，啃草根树皮渡荒。”——41-42页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迫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59-60页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60页。

今天有部分山西人怀念阎锡山，就像有部分文青怀念民国时的大上海，少数东北人怀念日本殖民时期一样，全然不顾那些所谓的“漂亮”数据指标都是用底层人民的尸体堆砌的。

真以为阎老西治下的“长治久安”是靠修铁路、办工厂、建学校这些所谓“仁政”得来的？那清政府当年办洋务也修了不少铁路；办了不少工厂；建了不少学校。大清子民应该快快乐乐幸福安康才对，干嘛造反呢？

阎锡山应该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并且还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唯有我阎锡山一个人。”

“三自传训”首先在平遥县开展，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地区。1948年2月开始在太原全面开展的“三自传训”运动中，被乱棍打死的至少有1000人，被逼自杀的20余人，920人送往特警处审查。从1947年夏季开始到1949年4月，在“三自传训”运动中，被毒打的群众不下10万人，被乱棍打死的人至少有3000余人，实际上远不止是这个数字。以晋中地区为例，平遥县一天一夜内打死600余人，后又打死200余人。祁县打死200多人，榆次县打死300余人，汾阳县打死800余人，晋源县打死400余人，寿阳县打死570余人。被打死的无辜百姓中，有六七岁的儿童，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临产的孕妇，汾阳县一天内就打死5个小孩。阎锡山竟然说：“处理得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为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起初他抓革命党，后来又抓共产党，最后连小孩老人都不放过。现在你知道山西为何会有刘胡兰这种人了吧？要不你穿越回去享受一下比上海高两千多倍的物价？

如果阎锡山真有某些文章说得那么得人心，山西百姓何必要倒向共产党呢？

目睹阎锡山政权暴行录

太原 弓立千

（一）

还是在我上小学时一年的初冬，我们整队到孝义南哨门外一片空地上，大约离行刑的地方有五、六十米，共十七个当兵样子的犯人，宣布说他们是“投敌叛国”罪，要执行死刑。听见犯人中有的高喊“再有二十年，老子又是这么大！”刽子手对五花大绑下跪的人刀起头落，鲜血冒起有一、两尺高，吓得我赶快蹲下，还想看又站起来，反复两三次。过后又将人头和生殖器装在网兜中挂在孝义四门的城墙上，我每天上下学要经过城门四次，血糊花淋地，吓的人战战兢兢。

后来听人们说：这些士兵的连长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激起民愤，由排长领头将连长杀死，去投奔八路军。因仓皇出逃，又是黑夜，结果在八路军，勾子军（阎锡山部）、日本鬼子三方交界的地方走错了路，误入鬼子防区。因这时期阎军、日伪正在勾结，协同防共，日本鬼子随将这十七人就送给阎军以表诚意。阎政权恼羞成怒，遂以“投敌叛国”罪将其斩首示众。

（二）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听邻居们悄悄在传，说勾子军又要杀人啦！我就跟着大伙一起去到孝义南门外吕祖庙。只见主持人杀气腾腾的宣布：今天要处死共党分子。

当遮挡犯人的幕布呼拉扯开把我吓了一大跳，五花大绑的第一个人竞是我同学的父亲，当时我的心”砰砰“直跳。他们将绑的人从戏台上猛力推搡到台下，由事前布置好的凶神恶煞的几个打手，拿着铁锹朝人的脑袋乱砍一气，将人砍死后抬走尸体，美其名曰叫“奋斗”，阎匪政权就是这样花样翻新地残杀无辜百姓。

过后听我同学的村中人讲：一九四七年春末，八路军(2)撤走后，勾子军又重占孝义城后，有人问他父亲：是勾子军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还是老八好！就这一句平常话，不知哪个狼心狗肺的人，密告了阎政权。阎匪即当他为共党分子，残酷杀害。真是杀人如同割草，草菅人命如同儿戏。

（三）

一九四八年初夏，阎匪34军军长高倬之率军与八路军新七旅、独三旅在孝义贾家庄一带作战失败后，气急败坏，沿路抢劫逃跑，在当地激起很大的民愤。有一天，孝义中学组织学生来到东岳庙旁空地上，大会主持人宣布;为严肃军记，将两名士兵就地正法，罪名是抢劫老百姓白洋一元，要用铡刀铡死。但当时铡刀怎么也铡不下去，后来有人抱来一捆高粱秆垫上，才执行了死刑。人们私下里悄悄议论：抢一块白洋就处死两士兵，这是想掩盖其勾子军大肆抢劫的罪行，真是欲盖弥彰，鬼才相信咧！

（四）

还是一九四八年初夏，又是在东岳庙旁的空地上，县政府派来的人宣布对“伪装分子”执行乱棍打死。刑场上放的约二寸多粗、六七尺长的木椽子几十根。执行官凶神恶煞地宣布“必须从脚上开始打，谁要先打头上将人打死，就连谁一起打死”。行刑开始就看见有十几个人拿棍子扑上去乱打一气，打死后拿草席子一捲走后再打一个，一共打死四人，场面惨不忍睹。阎匪帮为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就这样花样翻新的杀害人民。

（五）

同样是一九四八年夏，在东岳庙外，我们孝中学生去时，见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被两个端枪的士兵监押，在庙后的山墙下跪着，当执行官宣布行刑时，会场上哗啦啦地跪下足有二、三百人，强烈要求停止执行这一冤案。因为这些人都是参加县里集训过的村干部，执行官见众怒难犯，就极不情愿地说：我倒是可以暂停执行，但本人也是奉命行事，要请示你们就去请示县长。于是有二百多人即匆匆忙忙进城，约过了多半个小时，县长郝修理（4）坐着一辆吉普车来了。大家又慌慌张张的集合到庙里。县长故作镇静地咳嗽两声，美其名曰：现在是民主时代，根据广大村干部的要求，免予阎忠生死刑，下不为例，云云... ..到散会时，阎忠生虽已被松了绑绳，只是躺在有三寸来深的水洼子里哼哼，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真实情况是：当时参加集训的村干部，在县里查账时查到阎忠生应挣的一担八斗麦子，会计笔误将“挣”字写成“送”字，就认为捞到了整人的稻草，不由分说即按贪污罪处死，以显示阎伪政权严惩贪腐舞弊行为。其实那里有贪污还有让会计记账的？要不是广大村干部们强烈抗争，阎忠生早已成乱棍下的又一冤魂。

就这样一桩冤案。就在会后的第二天，贴在孝义中学正院走廊里的、油印版同志会县委机关报竟然以显赫标题刊出“六壁头阎忠生，乱棍底下才转生”，真是欺世盗名，恬不知耻；掩盖真相，愚弄群众。

“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数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以汾西勃香编村的当时情况为例，役龄壮丁仅及全体村民的21%强。……村干部胡作非……50多岁的老汉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硬说少报了年龄。他们随心所欲地给农民扣个‘瞒龄’的帽子，进行敲诈勒索。它支编村的国民兵自卫村队长。在各村调查‘瞒龄漏丁’，从中受贿麦子30多石；和平编村则把患羊角疯的病人也编了组凑数。经过一星期的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当时晋西各县流行的几句歌谣，是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真实写照：‘兵农合一好，家家地里长满草。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了人。青年壮丁跑光啦，村里土地全荒啦!姑娘媳妇霸占啦，老婆娃娃不算啦！’”（《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05之八年抗战》下册P262-263）

你愿意回到这样一个山西吗：

阎老西搞得再有名堂，那也是旧时代的垂死挣扎，对旧社会的无用粉饰，用李中堂的话说就是“糊裱”。

也许是因为历史太长了，每当现实不如意时，中国人就开始喜欢怀念过去(而且是煽情般地怀念，甚至煽情得让人恶心)，幻想着生活在过去有多好，殊不知今天和明天，要远比过去五千年的任何一天都有价值。

旧文推广：

关于9·11事件，世贸7号楼塌方的资料 - 繁星之下的文章 - 知乎 http://zhuanlan.zhihu.com/p/33778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