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日本很少有罢工事件?

回答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很少有罢工事件”,我们得深入到日本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劳资关系的方方面面去细究,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于一两个原因。这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在运作。

首先,得承认,日本的罢工确实相对少见,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能看到的规模化、长期化的罢工。但说“很少”也并非完全没有,只是形式和表现方式可能与我们习惯的有所不同。

1. 历史的沉淀与战后劳资关系的塑造:

二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为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一种独特的劳资关系模式被构建起来。当时,企业为了稳定生产和人才,开始推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这“三大法宝”。

终身雇佣制 意味着员工一旦进入公司,通常会被雇佣到退休,企业也承诺提供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员工对失业的恐惧,也让他们对企业产生了更强的归属感。
年功序列制 保证了员工的工资和职位会随着工龄的增长而提升,这种“旱涝保收”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通过激烈斗争来争取加薪的动力。
企业内工会 是一个关键点。日本的工会大多是在企业内部成立的,其成员也主要是本企业员工。这意味着工会的利益往往与企业的利益高度绑定。工会的首要目标是维护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保障员工的整体利益。当企业遇到困难时,企业内工会更倾向于与企业协商,共同渡过难关,而不是立即采取对抗性的罢工。

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确实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日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对劳资合作的认同感。

2. “春斗”的独特机制:

日本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年春天举行的“春季工资谈判”(简称“春斗”)。这是由日本工会总联合会(Rengo)等主要工会组织联合发起的全国性工资协商活动。

集体谈判的力量: “春斗”通过集体的力量,向企业界提出统一的工资涨幅要求。这种集体谈判的模式,避免了单个工会力量分散、谈判效率低下的问题。
和平的协商文化: “春斗”的核心是通过协商来达成共识。虽然偶尔会有一些象征性的罢工,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会在谈判桌上博弈,最终通过妥协来实现目标。很多时候,企业在“春斗”期间会宣布“冻结工资”或“最低限度涨幅”,而工会也会接受,因为这被视为一种“常态”。
“拒绝加班”作为温和的抗议: 即使在“春斗”期间,如果企业方态度强硬,工会也可能采取“拒绝加班”或“部分罢工”等相对温和的抗议方式。这些方式既能给企业施加压力,又能将对生产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也能避免激化矛盾。

3.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社会文化对劳资关系也起着微妙的影响。

和为贵的价值观: 日本社会普遍推崇“和”的精神,强调和谐共处,避免公开冲突。在工作场所,这种文化表现为尽量保持低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团队精神与集体主义: 日本企业文化强调团队合作和集体荣誉感。个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集体利益。如果罢工可能对整个企业造成严重损害,大多数员工可能会因为不希望成为“罪人”而选择不参与。
谨慎的维权意识: 虽然日本也有劳动法律保护,但相比于一些西方国家,日本的劳动者在采取法律行动或进行激进维权方面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文化有关,大家更倾向于在现有体系内解决问题。
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管理水平: 日本企业普遍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会主动进行技术革新、效率提升,并通过内部利润分配来改善员工待遇,从而减少引发劳资矛盾的根源。

4. 经济因素与企业效益:

当然,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劳资谈判的基础。

经济下行时期的消音器: 当日本经济面临长期低迷时,企业利润下降,自然难以满足大幅涨薪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也更倾向于接受现实,避免可能导致企业倒闭的激烈对抗。
企业利润的再分配: 在经济发展好的时期,企业也会将一部分利润以奖金、福利等形式回馈给员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资上涨的压力,也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善意。

5. 法律法规与劳资调解:

日本也有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并且有相应的劳资调解机制。

劳动基准监督署: 劳动基准监督署负责监督企业是否遵守劳动法,处理劳动者投诉。
劳动审判制度: 这种制度通过快速、高效的审判来解决劳资纠纷,避免了漫长的诉讼过程。

那么,说“很少”是否准确?

如果和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日本的直接、大规模、破坏性的罢工确实较少。但不能因此认为日本的劳资关系就毫无张力。

“静默的抵抗”: 有时,员工的“不满”会以更隐蔽、更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效率降低、消极怠工(虽然这在日本也比较少见),或者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表达意见。
企业的让步与策略: 很多日本企业深知保持劳资和谐的重要性,会主动进行一些改进,比如提高福利、改善工作环境,以预防潜在的劳资矛盾。

总而言之,日本很少发生大规模罢工,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它不是某个单一原因就能解释的,而是历史、文化、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策略共同塑造的产物。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是有效的,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可能带来一些僵化的问题,比如对企业经营的灵活性造成一定限制。

所以,与其说“很少”,不如说日本的劳资冲突表现形式更为“温和”和“内敛”,更倾向于通过协商、妥协和企业内部的自我调整来解决问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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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看完:日本曾经是罢工非常多、非常频繁的国家。日本过去罢工多的原因是工人和工会的力量强大。经过59年三井三池“总劳动对总资本”决战的失败和75年国铁“为罢工权的罢工”失败,民间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工会被击垮,93年日本55年体制瓦解,随后左翼的社会党解体,日本再无对抗资本家联盟的工会和在野党势力。

1、红色日本时期(1946-1949)

二战后日本左翼势力飞速发展,社会党曾经一度执政,有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机会,这就是1947年的“二一罢工”。

由于日本战败,右翼势力遭到清算,共产主义活动解禁,战后日本的阶级关系一度出现逆转。美国占领当局(GHQ)最初提出的民主化方案里包括“劳动组合(工会)育成”一项,在此背景下,特别是1946、1947年,各地相继成立工会,46年的工会加入率飞速上升到40%(现在为17%)。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运动的频繁化和左翼政党的兴起:战前日本两大共产主义势力的一支(讲座派)日本共产党重新合法化,并在选举中大胜;左翼的另一支(劳农派)社会党一度执政(片山内阁1947年5月24日—1948年3月10日)。

同时,工人运动主要以产别会议(全日本産業別労働組合会議)为首的左翼力量主导,斗争十分激烈,形势一度对社会主义力量非常有利。在此背景下,由产别会议领导决定在1947年发动二一总罢工,当时动员了官公民(公务员、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工人数百万,资方已经放弃了抵抗,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甚至已经准备着手联合执政,建立东亚首个社会主义政权了。

然而,由于冷战对立,极端反共的GHQ司令麦克阿瑟以“安定日本”的名义要求总罢工撤回。考虑到日本刚刚战败,根本无力对抗占领美军,被美军带到NHK前的伊井弥四郎(罢工领袖这一)被迫含泪宣布罢工中止。

来源:二・一ゼネスト

随后,为准备朝鲜战争,GHQ在1948年发布了公务员罢工禁令(政令201号),成为1975年国铁罢工的导火索。

1949年前后,为保证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军大后方的安全,日本右翼执政党伙同美国占领当局炮制了三鹰事件、下山事件等一系列铁道事故,将其栽赃到日本共产党头上,并对铁道工会进行清洗,日本重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红色日本”时代终结。

2、三井三池决战:总劳动对总资本

但是,日本的左翼势力并没有屈服。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GHQ撤出日本,日本共产党再次合法化,工会和左翼政党力量重新活跃起来,并形成了总评(日本労働組合総評議会)、新产别、全劳会议等全国性工会,其后总评成为社会党的支持母体,后两者发展为全劳联,成为日本共产党的支持母体。

与此同时,资本家阵营也联合起来,组建了经团联。后期出现了对工人妥协的沟通机构日经联。在90年代工人运动彻底失败后,两者合并成为日本经团联。

由于两大阶级的全国性阵营已经形成,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一次工人运动的顶峰即九州煤矿三井三池罢工。

佐野, 博:《三井三池の決戦 : その内幕と見通し》,日本政治経済研究所, 1960

这场罢工从最开始的2万人规模,后来逐渐发展为全国的工会联盟和全国资本家联盟的总对决。斗争的最终失败导致民间部门的工会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全民反安保运动失败,日本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梦想短期内彻底破灭。

三井三池的工会曾经拥有英雄的传统。在1953年的罢工中,为抗议资方无故解雇2700名工会成员,举行了史称“没有英雄的113天抗争”的罢工并取得成功,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1955年,该工会经过一系列斗争争取了大量权利,建立了“煤炭工人自治区”。

资方视此为眼中钉,肉中刺,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终于先发制人。1959年(昭和34年)1月19日,公司提出了辞退6000人的公司再建案。同年8月29日发表了削减4580人的人员削减案。随后12月2日・3日规劝1492人辞职,对拒绝回应的1278人通告解雇。

资方的挑衅立即遭到工会的反击,开始封锁矿场。

随后,资方开始向财界求援,得到了经团联和自民党的支持,自民党政府排除了机动队(武装警察)试图驱散罢工人群。另一边,总评全面支持三井三池工会。由于正值全民反安保运动的高潮期,大量大学毕业生赶赴九州支援工人抗争,其中不乏东大、京大、明治大等名校,学生志愿者据称超过了1万人。

由于事态最终发展为资本家联盟对市民联盟的对抗,这次罢工又被成为“总资本对总劳动”的阶级决战。

资方先是使用收买政策,分化工会队伍,1960年3月17日,约3000名工人组成第二工会(三池新劳),破坏罢工。对此,三井三池工会和前来支援的志愿者筑成街垒封锁矿山,形成对峙。

接着,经团联雇佣暴力团袭击工人,多名工人负伤。3月25日,暴力团刺杀了工会成员久保清。不少受到恐吓的工会成员被迫退出罢工。

(与警方机动队冲突的工会成员和志愿者)

随后,自民党政府宣布工会对矿山的占领违法,派出大批警察、机动队排除抗议的工会和志愿者。双方进行了激烈攻防,形势一触即发。迫于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的可能,日本煤炭工会、三池矿山和总评被迫承认中央劳动委员会的“妥协”案,即替代“通告解雇”1278人的公司案,这1278人在罢工结束后“主动辞职”。

11月11日,三井三池工会宣布解除无限期罢工,决战以“总劳动”一方的彻底失败结束。

3、最后的抵抗:75年国铁“为罢工权的罢工”

三井三池罢工失败后,日本民间部门的工会遭到重创,劳资斗争路线被劳资妥协路线取代,留下的尚有战斗力的工会只剩下公共部门的工会,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就是国铁工会。

对此,蓄谋已久的自民党当局筹划铁道分割民营化,挑衅国铁工会。国铁工会在取得了几个小的胜利后终于走向冒险路线,决意发动总罢工,夺回1947年总罢工失败后失去的罢工权。

一桥大学的渡边雅男教授指出:

在1976年时,我刚好25岁,对这一事件印象非常深刻。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总资本总劳动对决中,后者失败,但是,工会在公共部门依然强大。当时支持工人运动的社会党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第二大政党。当时,也有着非常具有战斗力的工会组织,总评。这一工会的目的是夺回工人已经失去的罢工权。在美国占领时期,因为要对朝鲜战场进行支援,美国占领当局禁止铁路工人进行罢工。当时铁路工人认为,既然同样是劳动者,因此自己也同样应该拥有罢工的权利。当时的私营部门因为经历了六十年代的重大失败,有战斗力的工会几乎全部解体。亲资方的调和工会,并不举行罢工。当时能够进行罢工的就是总评。日本的资本家对这一工会非常恐惧。同时这一工会还有社会党这一政治势力支撑。因此,资本家,政治上的自民党,希望消灭这样一种势力。当时自民党使用了各种策略,威逼利诱。直至当时曾提及的中曾根,当选为首相后,工人运动才被彻底镇压。
来源:讲座速记|福利国家的危机:从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

1975年11月25日,“总评”议长市川诚发表“本次罢工必将决定未来工人运动的方向”演讲支持总罢工,以自民党干事长、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始作俑者中曾根为首的强硬派宣称这次事件时“关原之战”,誓要彻底摧毁工人最后的堡垒。

11月26日,国劳、动劳进入总罢工,全国铁路停运。中午,自民党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罢工非法,要求工会停止罢工。另一边,以三木首相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妥协,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罢工权问题。但是,由于椎名副总裁和中曾根干事长等强硬派占多数,专门会议的结果只不过再次确认了公共部门工会没有罢工权而已。总评方发表演讲,痛烈批判政府的挑衅行为。

実はこの時、政府は、公労協のストに備え、11月中旬以降、内閣審議室を中心に生活物資の確保について検討を行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全日本トラック協会に協力を要請し、振り替え輸送が準備され、一部では繰り上げ輸送による備蓄なども行われていた。
スト初日の26日には福田赳夫副総理兼経済企画庁長官を本部長として関係閣僚からなる「生活物資等確保緊急連絡本部」を設置し、対応にあたっていた。
国鉄スト権奪還スト8日間の攻防

11月27日,国劳总部派遣年轻的工会成员前往东京中央卸卖市场侦查铁路罢工的影响,却发现市场意外地活跃。原来,强硬派早已精心谋划,大力推动公路交通,临时招募大量货车司机实施代替运输。同时,因为准备仓促,缺乏协调,陆运、海运、空运的工会并没有加入罢工。这导致工会领导层出现动摇。

11月28日,富塚三夫国劳书记长出现动摇,另一边自民党最高实力者椎名悦三郎党副总裁则越来越强硬,决定彻底击溃国铁工会。他与中曾根联手,确保了自民党内强硬派的多数,并迫使温和派的三木首相也最终屈服,“带条件地恢复罢工权”的妥协案遭到否决。

同时,自民党不顾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左翼在野党反对,强行通过决议宣布罢工非法。另一边,自民党的机关报《产经新闻》煽动社会舆论,将市民出行不便的原因全部归为工会一方,导致舆论对工会方压倒性不利。

11月30日,政府拿出了最终提案,提案完全向强硬派屈服。

12月1日,温和派的三木首相最终妥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罢工。

12月3日,公劳协(公共部门工会)和总评决定停止罢工。总罢工失败。

4、工人运动失败的影响

由于国铁罢工失败,国铁工会不久瓦解。

随后,丧失了民间部门工会和公共部门最大工会支持的总评最终解体,其成员被黄色工会“联合”(前民主党,现民进党的支持母体)吸收合并。

丧失了支持母体的社会党又遭受了苏东剧变的冲击,转而承认日美安保和自卫队存在,彻底失去了选民支持,大选中接连失败,丧失第二大党地位,最终在1994年彻底解体。

至此以后,除了日本共产党支持的几个少数工会,已经京都总评以外,日本国内几乎见不到像样的罢工。

京都地区因为70年代“公害问题”带来的“保革逆转”,知事长期由左翼势力担任,一度由共产党单独执政,尚且保留了较强的地方性工会。目前京都地区也是日本共产党势力最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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