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公知”是怎样定义的？是不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公知”？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有人这么说？

“真正的公知”这个词，说实话，它在当下的语境里，已经变得有点复杂和模糊了。要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被定义的，以及为什么有人喜欢它、有人又不喜欢它，咱们得一步步来捋。

“公知”这个概念的演变与“真正的公知”的界定

“公知”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顾名思义，他们指的是那些在某个专业领域有建树，同时又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文关怀，运用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去的人。他们不只是埋头做学问，而是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声音、文字，去影响公共舆论，推动社会进步。

理想状态下的“公知”，他们身上有几个核心特质：

专业性与独立思考：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是专家，有扎实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盲从，能够独立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
公共关怀与责任感：他们关心社会，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责任感，愿意为改善社会现状发声。
理性与逻辑：他们的观点通常建立在事实和逻辑之上，善于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复杂的议题，并能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他们往往倡导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并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和 বিচার问题。
批判性精神：他们敢于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权力结构进行审视和批判，但不等于一味地否定或攻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公知”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可以说被“污名化”了。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公知”？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而且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1. “公知”标签被滥用和污名化：
身份政治与党派对立的工具化：在某些讨论中，“公知”被一些人当成了攻击对方的标签，任何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对现有体制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声音，都可能被扣上“公知”的帽子，然后附带上“汉奸”、“卖国贼”、“崇洋媚外”等负面含义。这种用法，实际上是用一个标签来否定一个人的所有观点，而不是针对具体内容进行辩论。
群体性标签化：很多人将所有发表过批评性言论、讨论过民主自由等议题的知识分子，都笼统地归为“公知”，而忽略了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具体观点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这导致了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不信任。
网络舆论的发酵：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情绪化表达更容易被放大。一些负面案例或极端的言论，很容易被抓取出来，通过网络传播，形成对“公知”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情绪。

2. 部分“公知”自身的行为问题：
“精英主义”与脱离实际：有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时，可能因为其自身教育背景和思维方式，不自觉地带有某种优越感，或者所讨论的问题过于宏大、抽象，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复杂性，甚至显得有些脱离群众，说一些“不接地气”的话。
哗众取宠与博取眼球：在追求流量和关注度的网络时代，一部分人可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发表一些激进、煽动性或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损害了“公知”群体的整体形象。
“站队”与立场不坚定：有些人在政治和社会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立场倾向，并且这种倾向被一些人认为是为了迎合某些势力，而不是基于独立的思考和原则。当他们的观点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站队”色彩，或者其所信奉的价值与主流叙事产生剧烈冲突时，就会遭到反对。
言论的传播效果与负面影响：即使初衷是好的，但某些言论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被误读、曲解，或者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并非预期的积极正面。例如，某些批评性言论可能在引发社会情绪波动的同时，未能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3. 社会发展阶段与认知差异：
改革开放的阵痛：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认知和期望。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改革方向或批评意见，可能与一部分人对稳定的渴望、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需求产生冲突。
价值观的碰撞：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在中国传播。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讨论，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集体主义观念以及国家主权等议题，在某些层面会产生碰撞。当“公知”的言论被认为挑战了现有的社会共识或国家利益时，就会受到批评。
“主人翁意识”的兴起：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民族自信心增强，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被认为是“照搬西方”、“全盘否定中国”的言论，容易引起反感。

那么，“真正的公知”还会有人喜欢吗？

当然有。事实上，很多人对“公知”的厌恶，并非是对知识分子本身、对理性思考或对社会批判的厌恶，而是对上述那些“变味了”的“公知”行为的反感。

那些真正受到尊敬的“公知”式人物，他们往往具备以下一些特质，也是大家依然欣赏的：

实事求是、基于证据：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可靠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之上，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情绪驱动。
建设性与负责任：他们在批评现有问题的同时，也往往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者至少是引导大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们能意识到自己言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力求负责任地表达。
谦逊与开放：他们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不拒绝讨论和辩论，即使与自己意见相左，也能保持尊重。他们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真理。
独立性与批判性：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权力或利益集团，能够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和不公，但这种批判是基于原则和事实，而非为了攻击而攻击。
温和与理性：他们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平和而理性的，能够用易于理解的方式阐述复杂的道理，避免煽动情绪。

简而言之，很多人对“公知”的负面情绪，更多的是针对那些“不真诚”、“不理性”、“不负责”、“脱离实际”的所谓“公知”。而对于那些真正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怀有公共关怀、言论严谨有据的知识分子，大家依然是尊重和欢迎的。只是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下，想要成为并被认可为“真正的公知”，确实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区分“真伪”和“好坏”变得更加困难了。

归根结底，“公知”这个词的使用，以及人们对其的态度，反映了社会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多元化思考、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以及价值观的碰撞与演变。

网友意见

人口过万智商减半。任何群体人一多必然劣化，满遗皇汉美分自五公知没有一个逃得掉。而一个群体给人的印象往往取决于他的下限而不是上限，任某人跟我说多少遍“什么？你看不起公知么？你看过XXX的书么？”也没用，只要有一个跳出来喊一句“民主之后杀全家” （别笑，我还真tm见过这样的），造成的恶劣印象就是无论看多少本高水平公知的著作都拉不回来的。

这种问题抖机灵真的没多少意思了。

在

如何评价「自干五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公知及其支持者越来越少」的观点？ - 赵乾的回答

中详细说过原因。总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最终只能让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国际环境在变，政治经济形势在变，舆论方式在变，民众关注方式及侧重点在变，这种情况下，谁还一成不变，谁就会越来越失去支持者。

先说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自干五壮大是因为党和政府对公知的打压”。原因很简单，因为打压一直存在，为何情况就变了呢？宣传部门对舆论的监控一般都是紧紧松松（一直紧撑不住，且效果并不一定好，当然，松和紧都是相对的），今天大家觉得舆论有点紧，那是因为比两年前略紧，但是放眼近二十年的话，这根本是很普通的情况。当年删帖风潮怎样？多少论坛关门整顿（我记得当年连球迷论坛都被整顿多次）？谁还记得五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绿坝曾经多大震撼力？河蟹啥意思？维稳多用力？中国这二十年就是紧两年松两年过来的，过去公知影响力大不是因为政府仁慈宽松，今天自干五多了也不是政府更加严厉管控。

从另一个角度说，网络上的主力是年轻人。年轻人往往是叛逆精神最强的群体，打压太狠实际效果并不好，往往会导致反弹。这也是为何舆论管控看似严格实际空子并不少。年轻人只要有需求有想法，很难会被管控轻易吓住的。比如说，政府打压网络色情更用力更严格处罚也更狠，怎么没见人在这方面被管怕了。当年一个情色六月天，网站管理员硬是被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也没见谁吓得不敢看了，到今天这些网站依旧春风吹又生。

回到最初问题，为何自干五多起来了？个人看到的原因如下：

一、党和政府舆论政策的调整。

宣传是我党一向注重的事业，但是所谓“船大调头难”，由于种种原因，宣传工作一直没有和时代变化相适应，几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建国时候的模式。这种模式到了新时期尤其网络时代就给人假大空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进入网络时代后，官方在舆论阵地节节败退的原因。但这一情况近些年是逐渐变化的。其一是新时期宣传应对需要的变化被各级官方所觉察和接受。经过十几年的折腾，官方自下而上的也摸索出了各种应对舆论的做法，这些方法最终经过汇总，逐步形成官方的舆论应对改革。比如说，五毛这个词一直被嘲笑，但是谁注意过宣传部为什么会让五毛出现？在原有的宣传模式下，根本不需要也没有这个一个人群，这就是对原有宣传方式的一个改革。当然，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但是，长期的摸索必然会向着找到方法的目标更进一步。其二本届政府上台后能够进行统一的舆论改造。本届政府的强势非上届可比。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来说，如果要真正统一的改革，尤其是面对以往如此多的历史传统和内部如此错综复杂的各利益方来说，要想真正改，只能是一个绝对强势的领导来改变。于是，这届政府在集中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又强力内部整合后，就在舆论方面进行了明显且有效的改变。这些改变能够更好突出民族主义、亲民、反腐等主题，自然为政府争取来了更多的支持。

二、公知的信用急剧下降。

公知这个词出现的不算早，但是从网络时代后，这么一类身份就开始活跃。一些共性就是：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底层人民，谴责政府行为，呼唤民主自由，强调法律建设等等。这些呼唤和诉求都很有道理，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话语属于网络媒体中绝对的主导声音，甚至影响到部分传统媒体。但是，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左右后，逐渐发生改变，公知逐渐成了一个贬义词，随之也带来其所提的观点信用力度大幅下降。造成这种结果，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在于：
1.缺乏变化。公知型的宣传模式在十余年里变化真的不大。关心弱势群体永远都是悲悯型，指责社会上不当的地方永远归根体制问题，民主和自由永远是极高的信仰……等等话语，经过无数次重复之后，只能走向乏味。官方舆论所犯的改变不足的毛病，在公知中也同样具备。在网络时代，各种新型平台日新月异时候，如果十年时间还缺乏改变的话，只能被一步步走向被调侃被嘲讽的地步——就像网络时代开始的官媒一样。

2.不接地气。最初的公知阶层往往意味着高学历、高等教育。这部分人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尤其对于中国这种国情复杂、各地区差异巨大的情况缺乏足够重视。后来，所谓的“公知”规模越来越大，素质参差不齐，但是，不接地气这个问题作为共性全部保持了下来。在无数次民主自由的呼唤后，当人们看不到具体的问题解决方式，自然对其信服力越来越低。

3.成分杂乱。公知队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杂，形形色色对政府有意见者都很容易的打起这个旗号。微薄上有公知大V，各论坛和网络群中有自己的公知小V。平均知识层次也愈发下降，许多人只是将一些口号性的话语不断重复。而与人多对应的是，关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结果知识上的匮乏与关注面的增加更导致话语的幼稚。再加上许多公知们的观点矛盾，死抠字眼，演出闹剧不断。身份也一日日堕落，话语也更加不被信服。

4.为黑而黑。在评述政府行为时候，经常会强调其中不好一面，另一面带过甚至不说。对此，最初的解释是：知识分子天然就是批评的。但是后来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许多时候遇到事不深究就先批判一通，甚至用文字游戏似的做法证明政府一切皆错，各种阴谋论当道，最终使得网络戾气越来越重。

5.不究己过。不少大小公知们在出现各种问题后，很少探究过自己有没有错，先做到嘴硬，然后种种推论，还是把错误导向党和政府的迫害。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双向论：我做得好，是我确实正确；我做的不好，是你害我了。自身无责，尽是他非。

外因在于：
1.网民扩大化：第一批网民，尤其是希望在网上探讨时事的网民，以青年大学生为绝对主力军。大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自由民主公平向往，把世事想的简单，且认为一腔热血就能办事。后来，随着近二十年网络的发展，如今网民的范围比当初急剧扩大，很多人已经不再是头脑冲动对自由无限向往的小伙子了。更多的人在经历更多世事后，对于许多事情有自己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时候再简单的提一些口号化话语黑TG，他们并不一定太感兴趣。

2.网民类型增多：同样，网民数量增大后直接结果就是各行各业人员都不少，像早期公知那样一个体制问题概括全部社会问题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具体问题方面懂行人的鄙视，并将这一鄙视以网络方式再次发散出去。从而放大了公知流的问题一面。

注意，这里的外因我没有说政府打击问题。因为如前文所说，这个情况一直存在且并没有加深，并不是这两年事情变化的原因。

三、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网络兴宇九十年代末，在这一时期到之后十年内，中国基本持续高速增产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也享受到一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在近似威权体制下，这种成果的分配并不公平，社会法制没有保障，公平正义无法有效维护。这是一切威权及类似威权体制下，快速发展时期会遇到的共同两面性。但是，在这十年中，由于中国已经持续发展了二十年，所以大家已经对发展习以为常，认为这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对不公和不自由则愈发不满，觉得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这个时候更多人——尤其是网络上的年轻人，期待的是社会制度改进更快进行，让大家享受更多公平自由，祖国不要只急于发展，也该停下来等等她的人民。

但是，在2008之后，事情逐渐出现变化。次贷危机及一系列后遗症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经济高速发展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相反，这种快速发展是很脆弱的，任何折腾都能导致他的中断甚至倒退。而一旦倒退，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将远大于先前的想象。尤其众多已经走向社会有家有口的人，都会很容易理解财产贬值、失业之类的事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再之后，时间进入2010年，阿拉伯之春到来了。阿拉伯之春的到来曾引起网上众多自由派的狂欢，当时在他们眼中，这是最好的“经济发展不可替代民主自由”例证。但不幸的是，在短暂的春天后，相关阿拉伯国家就进入了严冬。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荡甚至内战，各派势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经济一落千丈，人民深受其苦。这种结果可以说让很多曾经认为“宁可经济发展等一等也得尽快推动民主自由”的人转变了观点。阿拉伯相关国家的情况不可避免的让人与中国的北洋时期联系起来，许多人突然发现：原来民主自由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先前想象的那么重要，“不自由毋宁死”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矫情罢了，安全和平的环境、安稳富裕的生活才真正能让自己觉得幸福和有尊严。这种思潮的转变，使得大家开始更加宽容政府的威权，也对所谓宁可流血换民主的说法彻底嗤之以鼻。甚至在这段时间后，连许多公知人物，也更多只是提”法制“而更少再提”民主自由“了。

而就网络舆论而言，这种转变带来的民意改变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所谓自干五显得大量增加的原因。

而且，至于以后，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因为以上说的各种情况都还将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无论是宣传部门的管控、公知们的情况、网民的情况还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唯一可能有变化的就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方式了。但就目前来看，这个变化只会导致短时间内自干五更多。因为目前来看，现阶段我党真的对宣传方面的改进相当不错，抓住了大家在乎的民族主义和民生问题，有效对待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所以，就算再策略上有种种问题，一旦上层统一思想，就能够逐渐把握调整。而与之相反，公知们并不是统一的群体，是没有组织性而言的，所以当对手转变时候，自己并不容易做到普遍有效的改变。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党和政府在宣传领域对公知们的优势会持续增加，自干五还会增加。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改变？较短时间看，经济发展模式再有变化时候才会改变。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瓶颈，要突破瓶颈，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简政放权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是有一天，经济发展突破瓶颈，彼时也已经将足够多权力下放，那么人们看到在和平安稳个人经济利益不受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获得民主自由，自然更多网民就会再次右转。反过来说，若是政府改革不成功，今后再过若干年，经济依然无法转型，大家的还是逐步品尝经济下行的危机，那么对政府的不满映射在网络上，依然会显得右转。所以，下一步自干五什么时候会变少，取决于政府改革是否成功。若是成功，这个时间会来的晚；若不成功，就来的早。

但是，公知作为一个群体，重现昔日辉煌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以上几个问题，几乎全是这个群体无法克服的。一个无组织且实践严重不足的群体，是无法应对自身队伍扩大后的建设问题，更无力应对宣传群体的层次复杂数量扩大化。不过，在短时间的集体背锅后，以后应该会迅速分化，某些务实者重新在某些领域受到人们欢迎，某些夸夸其谈者会逐渐被更加摈弃。与官方作为集体不同，公知的集体的标签逐渐淡化，个人特点逐渐明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非组织性群体的最好路径。

ps：上文中的”公知“是泛指，包括政府异见者、自由派人士、民生关注者、人权斗士等众多群体的统称，因为事实上这些人在过去是被众多网民作为”公知“统一看待的。所以此处就用此词代指了，认为不当者没必要扣这个字眼了。

这里补充一点，即“什么人算公知”？公知这个词不是科学术语，非得绝对严谨且让大家都接受几乎无法做到。只能说，大家心中都有那么一个大概的“公知范儿”，谁的风格类似，且自称公知或被支持者称作公知，大概就算公知了。如果出了糗，去指责这些人根本不算真正的公知，那是很可笑的行为。就像温和穆斯林指责恐怖分子不是真正穆斯林一样。你自己家大业大了，不去清理门户，反倒总是让别人这样理解那样理解，有用吗？

——————————————12.21补充——————————————

评论区有人提到右派如今已经被搞残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将右派等同于公知？如果是的话，我想说，中国的右派根本没残，只不过社会发展中大浪淘沙，淘汰了不少打着公知旗号的蝇营狗苟罢了。58年反右反的哪些人？章伯钧费孝通储安平这些人，哪个不是对对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研究者者？此后又被噤声几十年。如今呢？一个网红被删掉几个话题，就是反右又来了？

同理，打着左派旗号的阴谋家多，打着右派旗号的忽悠家多，前者为权，后者为钱，就长期历史看都会大浪淘沙淘掉不少浑水摸鱼者而已。阴谋家哀嚎左派完了时候，好歹还有个西南王倒台做招牌；倒是忽悠家哀嚎右派完了时，连个出手的东西都拿不了，拐来转去又是言论自由不足这种老强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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