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为啥没有白左？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涉及到对“白左”概念的理解以及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白左”这个词的含义。通常来说，“白左”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标签，用来形容一些西方进步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过于理想主义、脱离现实、强调政治正确、并对弱势群体过度同情和支持，有时甚至会牺牲本国公民利益来迎合少数群体或他国的人。这个词带有批判和嘲讽的意味，并非一个中性的社会学概念。

基于这个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为什么日本似乎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普遍存在一个被贴上“白左”标签的群体：

1. 文化和历史根源的不同：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日本社会深受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群体和谐、社会责任和国家利益。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不同，日本更倾向于一种“大局观”，个体更多地融入集体之中。因此，那种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以个人自由为名的激进进步主义在日本文化土壤中可能难以生根发沃。
排外性和单一民族国家的认知：尽管日本社会在某些方面对外来文化和思想持开放态度，但其深层文化中仍保留着一定的排外倾向和“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日本是一个相对单一民族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作为移民国家，其人口构成和历史发展路径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在处理多元文化、移民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关于“政治正确”和“少数群体权利”的讨论和争议，而日本在这方面的历史和现实压力相对较小。
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与“赎罪”情结：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和殖民主义后，普遍存在一种对历史责任的反思和“赎罪”情结，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国内的进步主义思潮，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弥补。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虽然复杂，但其战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认知也与西方存在差异，因此，不太会出现类似欧洲那种由历史包袱驱动的激进进步主义。

2. 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差异：

社会共识的形成方式：日本社会在形成社会共识时，更倾向于温和、渐进和协商的方式。极端的观点或激进的改革在日本社会中往往难以获得广泛支持。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机制也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的媒体更加注重维持社会稳定和和谐，不太会放大或煽动极端言论。
保守主义的“内在性”：日本的保守主义并非总是以明确的政治口号出现，而是更融入社会习惯、传统价值观和对秩序的维护之中。与西方保守主义者可能与进步主义者形成尖锐对立不同，日本的“保守”更像是社会的主流共识，而进步主义的“光谱”也可能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温和的范围内。即使有进步思潮，也更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平、环境问题等具体政策的关注，而非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颠覆性挑战。
政治制度和政党结构：日本长期由自民党执政，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自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系，但整体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为优先。虽然也存在反对党和改革派，但其影响力相对有限，并且通常不会采取非常激进的姿态。与西方多党制下可能出现的激进左翼或右翼政党不同，日本的政党生态更加温和，更侧重于政策的微调和务实主义。
弱势群体问题的表现形式：日本社会也关注弱势群体，例如老年人、残障人士、单亲家庭等。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社区互助以及政府的温和政策调整，而非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激烈的政治斗争。例如，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本政府更多地是将其视为一个经济和劳动力问题，而非一个复杂的社会融合和文化多元化议题。

3. 对“政治正确”的态度：

“政治正确”概念的引入和消化：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在解决多元文化和少数群体权益过程中产生的。日本在接受和消化西方概念时，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文化和语境进行调整。日本可能更注重“尊重他人”和“避免冒犯”，但这与西方语境下“政治正确”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批判有所不同。
避免冲突的文化：日本文化崇尚“和”的价值，倾向于避免直接冲突和公开的对抗。即使存在不同的意见，也更可能通过委婉的方式表达，而非通过激烈的辩论或行动。因此，那种挑战社会现有规范、试图通过激进方式改变现状的“白左”式行为在日本可能不会被广泛接受或模仿。

总结来说，日本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被广泛贴上“白左”标签的群体，并非因为日本社会没有进步思潮或不关注弱势群体。而是因为：

其文化和历史根源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差异，集体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得激进的个人主义和挑战主流价值观的进步主义难以在日本形成气候。
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更倾向于温和、渐进和协商的改革方式，极端的观点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在日本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即使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其表现形式也更符合日本社会的文化特质，例如更注重实际政策的改进和社会福利的完善，而非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

需要强调的是，“白左”本身是一个负面标签，用来形容某些特定的西方进步主义者。如果将“进步主义”本身进行更广泛的定义，那么日本社会中当然存在着对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人权等问题的关注和推动者。只是这些思潮在日本的表达方式、影响力以及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互动方式，与西方国家所定义的“白左”有所不同，并且更符合日本自身的社会文化逻辑。

网友意见

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白左”了。

小熊英二在谈到战后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说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党在战后能有那么大影响力的原因，并不单纯因为它们做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党的身份，而是因为其做为和平主义政党以及护宪主义政党赢得不少社会大众的支持。声势浩大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这点可以说无人可出日本其右，也是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一大重要特征，其他国家要么是持有反对战争破坏世界秩序但是支持保持可以遏制战争的军事力量的“战略性和平主义”，要么就是反对侵略战争但是支持“革命战争”、“独立战争”的“思想性和平主义”，唯独日本是绝对反对一切战争，体现在日本左翼这边是一边日本重建正规的常备军一边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当然仅仅熟悉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但是不熟悉宪法其他条文的日本人更是不可胜数。

这种情况不仅仅归因于日本在战争中的惨痛经历，而且也是因为战后日本保守政党的所作所为:1950年代中前期的执政党自由党（自民党前身）组织宪法调查会，不仅仅要修改宪法第九条，甚至连男女平等、言论出版与自由以及工会权利等列入重新规划的课题里头，同时以天皇为更有实权的国家元首，县知事不再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战前的任命制产生，参议院也要像战前一样接纳政府任命的议员，教育政策上教育委员会不再通过选举而是战前的任命制产生，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里头能掺杂什么私货可想而知）等，反正一言以蔽之，尽可能的回到战前体制。这就使得在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不少日本民众出于对于保守党的警惕投票支持甚至加入社会党与共产党或者参与这两个“革新”政党发起的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脑袋里头“和平主义＝宪法第九条＝保卫民主主义＝反对爱国主义教育＋捍卫男女平等＋捍卫言论自由＋……”，革新势力也经常凭借“和平”与“民主”两面旗帜唤醒大众对于战前日本的痛苦回忆或者阶级意识或者两者都加以唤醒，这也使得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成为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运动。

日本战后社会运动的第二大特点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而且不是欧洲流行的那种以劳动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以福利国家为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带有强烈先锋党色彩、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因为直到1950年代左右，日本一直还是一个经济实行开发体制（统制经济特征明显的发展型国家体制）、政治上带有不少威权主义特征、整体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度。

总而言之“革新”阵营之所以看起来一度风头正盛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紧密结合打出来的一套组合拳才能有如此的强势。

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些弱点——

一来就是为个别社会问题而努力遭到轻视，因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消灭战争、改善环境、维护女性权利等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上述社会运动不置于革新阵营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只会变成修补资本主义体制、延长其寿命的改良主义运动——这其实在实践中有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很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政治运动应该接受“劳动党”的指导而不是“劳动党”被社会政治运动带着跑，更极端一点的结果就是哪怕个别的社会运动毫无成果但是只要为该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有助于该党或者党内某一派的势力壮大就算大功告成了^[1]。然而问题是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以及人们生活的富裕（“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原来被革新阵营两党视作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政治上逐渐软化并疏离了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两党在政治上实际上的右倾化，以至于后来的新左翼学生们痛批两党根本没有向资本主义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接受两党指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也没有脱离议会民主主义的范畴。日本政府又长期对于町内会以及工商协会以外的非营利组织或者其他致力于个别的社会运动的社会公共事业严加防范，你要游说只能找长期独霸政界的自民党的实力派议员反映，人家立马就开口要你们这边的业界团体给他送钱或者送选票，至于收钱办不办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支持革新系政党同样致力于个别社会问题解决的努力也会被轻视（革新系尤其是社会党经常喜欢对外“为了反对而反对”，对内又偶尔时不时跟自民党勾兑），最后体制内（议会民主道路）走不通只能去收集签名游行示威了，总而言之你想像美国那样既可以通过游行示威投票又可以通过游说政治家、创建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公共事业这些灵活多变的法子推进社会个别问题的解决是行不通的（而上述的做法是知乎用户印象里头对于美国“白左”行为模式的认识）。

二来日本主流的左翼势力特别依赖于“和平主义”、反对“爱国主义”与护宪主义三位一体的民主套餐，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老一代的去世，年轻世代愈发不理解这套民主套餐意义何在，以至于到了今日甚至出现了年轻人认为立宪民主党（可以说是旧社会党势力的后继者）与代代木都是“保守党”，而安倍为首的自民党才是真.“革新党”的情况。而革新政党，尤其是代代木作为一个“斯大林党”其内部严重不民主的作风（其党首宫本显治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以打击、开除自己看不惯的异己党员为乐）导致原本仅仅基于和平主义或者民主主义倾向加入该党的失望而归甚至转而批判社会运动。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旧有的农村共同体的解体，也带来了传统左翼依靠的工人阶级的温和化与衰落，主张能源从煤矿转向石油带来的是大量煤矿工人被解雇以及以往强大的“矿劳”势力的衰落，而日本承继自“产业报国会”的日本特色协同主义的工会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诸如将制造部门人员掉往销售部门的做法削弱了工人基于同一岗位的共同体纽带，1960-1970年代的技术革新使得日本的熟练工人失去了意义，难以产生那种基于劳动现场的连带感。像“总评”这种激进派工会（后期也就囿于某些国营事业单位）的主张以及他们的“春斗”也逐步更多以经济诉求为主且吸引的人越来越少，工会这一共同体也最终瓦解。

这儿又要谈到日本社会运动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道德主义或者说“清教徒”意识很强，这也跟日本还有不少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里头常常出现这种倾向，即自己是知识分子、学生以及特权阶级，所以必须抛却特权与个人生活为劳动者奉献终身，例如1969年《世界》杂志九月号发布的对东大进行的有关“东大斗争”意义何在的调查显示，“确立自我”占了41.7%，“突破自我”占了31.7%，“解散现行大学体制”占了27.2%，“追求本源思想”占25.6%，“表明拒绝体制的态度”达到25%，选择“情感释放”的仅仅只有5.5%，同样也是这些大学生选择未来志向时选择“学者”的很多，企业家或者官僚的极少极少，选择做政治家的甚至不到1%。与此同时，日本新左翼运动正值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教育普及化以及大学扩招的时期^[2]（大学扩招所带来的的学生对于过往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失落感是60年代各国新左翼运动巨浪一时间得以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以往升学率低的时候学生做为具有精英意识与使命感的一批人必须关心政治，为纠正社会不公挺身而出，这也就导致日本新左翼较之于同样是60年代兴起的欧美新左翼强调少数精英与“钢铁纪律”的先锋党意识与道德主义色彩相当浓厚（这也就诱发出日本新左翼长期为人所诟病的严重的宗派斗争问题），学生要“在运动中修行”，否定掉以往凭借高考大战将他人挤下去的意识与既想找工作又想否定资本主义的自我，当然也许是因为代代木麾下的“民青”主张通过运动实现制度变革的做法和他们对“民青”自身“不纯洁”^[3]的厌恶更强化了这种脱离俗世的道德主义意识，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疑惑（尤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工业污染以及因此诱发的市民运动、越南战争、对于战后民主主义虚伪性的批判^[4]进一步激发了新左翼运动的潮流——不过也正是因为日本由高速增长快步迈向发达国家所带来的“保守性”——这尤其是体现在以自由参与式的新兴运动“全学共斗会”中就带来如下问题：

①宗派主义色彩浓厚的新左翼各派将自己之前在争夺大学学生会控制权的作风带进来，结果诱发宗派主义斗争，同时其“革命的道德主义意识”导致全学共斗会在社会运动上的战略部署上往往出现不符合现实斗争实际的偏差——尤其是这些新左翼喜欢通过占领大学钟楼的华丽“战斗”赢得赞誉扩大自身组织规模而往往忽视更具体的实际问题——诸如大学制度改革、女性权益问题的解决（日本新左翼“男尊左翼”现象比欧美新左翼严重的多，其本土的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一开始的主力军就是被这些“男尊左翼”折腾坏的女性新左翼人士）。事后很多新左翼学生在发现到真正为社会漠视、真正为歧视所苦的在日朝鲜人以及水俣病患者之类的群体时不由得不心中生出疑问：“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装革命、玩革命？”

②上接①，新左翼取得主导权后，参与社运的学生数量减少，而且警察的镇压愈发严酷。同时1970年6月《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越战美军开始撤离，整个社会运动焦点不复存在，经济又进入快车道且国内贫困不再瞩目（日本又不像欧美那样70年代陷入进一次经济衰退，而这次经济衰退也为欧美社会逐步接纳、理解做为欧美新左翼运动及其主力军“68一代”的政治诉求奠定了群众心理基础），运动的落潮期道德主义倾向的弊端与危害更加明显：随着前途暗淡以及1969年之后警察镇压加剧，路线斗争与内讧反而愈演愈烈，是否真正参与运动与否就很容易动辄被新左翼内部人士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问题，然后学生中对之敬而远之并且不断离去的人愈发增多，甚至还出现了内部私刑事件（例如1972年的“联合赤军事件”）——而后者也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大众对于新左翼乃至整个社会运动的观感。

再然后再然后，新左翼运动退潮后，到70年代之后连学生都愈发不关注政治了，左翼的激进色彩也愈发消退，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变局——不管是中曾根成功瓦解“总评”基本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总评”的解散、苏联解体、“失去的十年”的来临、社会党不断右转以及最终血崩、小泽一郎以及鸠山之流和他们的民主党的横空出世以及民主党对于日本泛左翼的骑劫 ^[5] 、民主党政权的三年的糟糕执政（这让年轻世代莫名有种”叙利亚学“的恐惧，生怕”白左“野党上台自己利益受损失云云，年轻世代整体上更转向保守化以至于安倍乐呵呵的主动下调选举年龄），使得日本左翼愈发每况愈下。虽然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引发的大规模反核电运动以及前几年的Sealds运动似乎显得日本左翼好像有点回光返照，但是大体没有跳脱日本主流左翼打出来的“战后民主套餐”的范畴——也就是说上述运动与其说是日本左翼的回光返照还不如说显示他们整体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度停滞性。

就这样吧。

参考

^ 所以说日本做为GDP总量一度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其女性权益居然还不如隔壁的中国与韩国简直不是没有理由的，以至于“夫妻别姓”这个口号现在还在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政纲里头，不得不让人怀疑日本的左翼这几十年在女权主义问题上到底在干什么？
^ 有种教育学观点认为一旦大学升学率达到15%那么大学教育就实际上迈向大众化，日本超过15%是在1963年
^ 一方面是代代木党1955年党代会上放弃暴力革命路线转而选择和平革命路线，在政治路线上出现大规模的急转弯，另外一方面“民青”实际上也替政权方发挥出对于新左翼运动的破坏作用
^ 学生从家长与老师那儿接收到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结果一到初高中又是这些人立马把年轻人们赶进社达不堪的中高考大战，跑到原以为能追求到“真理”的大学结果只有敷衍不堪的课程以及涨个不停的学费，日本协助美国积极参与越战并且借机大发横财的事实简直就是对宪法第九条的反讽，从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到满口战后民主主义词句的大学教授们根本就没有与这一体制决一死战的决心
^ 不仅是接手了大部分社会党与总评的政治资源，而且是社会党系势力长期在这个保守味道浓厚的“中道”政党做冷板凳。鸠山当年弄出“排除法则“阻止村山富市、土井多贺子等人入党（社会党一度有过整体解党集体加入民主党的打算）甚至砸了社民党原本还能指望的市民团体的饭碗

欧美“白左”的崛起，是左翼思想回潮之后，右翼势力的镇压和抹黑。

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越发的狠烈，骇人听闻，已白人为首的工人阶层日益的贫困，直接促成了左翼思想的回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对各种社会运动越来越积极了，比如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

欧美右翼势力面对左翼汹涌的攻势，没有办法阻挡，那么就只剩下了一个道路，把左翼的社会运动推向极端，然后加以抹黑。这种手段，是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一种常用手段，各国历史之中屡见不鲜。

把西方左翼运动，推向极端，就可以对一些老百姓说：你看，这帮傻子都这样了，是不是很搞笑？

对白左的污蔑，也有分化的嫌疑，西方如今困境的根源，是老百姓的日益贫困。右翼不断的引导左翼进行无聊的同性恋，女权，毒品等斗争，就能消耗左翼的精力。

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白左”，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日本的左翼比较怂。日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强调等级和秩序。日本的底层群体，也不想欧美老百姓那样，习惯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日本人被压迫，被剥削的时候，大多选择的是忍。

忍之道，就是受欺负也不做声，被打脸也不做声，拉屎拉尿也要憋一下。

知乎这样的地方，也在天天嘲讽白左，纯粹是一些啥也不懂的小资，精神资本家迎合欧美对左翼的打压罢了。

因为在日本凡是左派，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抑或是LGBT，男女平权的左派，

都会变成日本右翼口中的“在日朝鲜人”。

在一个官有制国家，有什么左右可言？

左或右并不是说你的想法和意见是什么，而是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

为什么西方的左和右争斗得这么厉害，因为他们每隔几年就能把他们看不惯的人拉下马，换上满足他们胃口的人调整前进的方向。

但在日本和韩国，其议会和政府都是由一个基本上世袭的官僚集团控制，或许也有一些平民政治家上台，但这个官僚集团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国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长远目标，或许他们也有表现得左和右的时候，但长期来看，左和右对他们而言都只是用来攫取利益的工具，他们自身的利益才是一切政策和计划的出发点。

左右相争的实质是权力的交替，而不是仅仅是双方吵吵嘴就完了。所以，日韩两国的左右，顶多只能算空想左和空想右，跟隔壁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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