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同属西南边境，元明清三代云南的开发比广西显眼的多?
一、地理与战略地位：先天差异是基础
首先，得从这俩地方的地理条件和战略定位上说起。
云南： 你可以想象一下，云南在大地理环境上，更像是“居高临下”，连接着青藏高原、中南半岛，战略位置可以说是“锁钥之地”。
北方牵制： 元朝时期，云南是大理国，地方势力强大，跟蒙古骑兵打得有来有回。一旦云南不稳定，对整个大漠南北的统治都会产生影响。明朝建立后，更是要解决南方汉族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隔阂，云南就成了与藏区、缅甸等区域打交道的前沿。
南方辐射： 到了明清，云南更是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缅甸、泰国、越南等）联系的重要通道。陆路丝绸之路虽然衰落，但滇缅、滇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这种“辐射”作用，自然会带动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地势复杂，但资源富集： 虽然云南山高谷深，但同样也孕育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比如铜、白银），以及多样的气候带来的农产品。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开发出来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
广西： 相比之下，广西的地理位置就显得“靠边”一些。
面向海洋，但腹地不足： 广西的南部面向大海，尤其在古代，其海岸线（虽然不长）和与越南的陆地接壤，使得它更多扮演的是一个“门户”的角色，对外有交通价值，但对内，其腹地相对较小，且地势多山，与中原腹地的联系并不如四川、云南那样直接。
相对孤立： 历史上，广西大部分地区在行政上属于岭南，与中原的联系相对曲折。虽然有水路（湘江、漓江等）沟通，但其地理位置更偏向于“屏障”和“边缘”。
开发难度： 广西的山地、丘陵和水网地带，虽然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但在古代大規模农耕文明扩张的背景下，其开发难度和经济效益，可能不如相对平坦或有大规模河流冲积平原的地区。
二、历史进程与统治策略：中央王朝的重点不同
三朝的统治策略和对边疆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开发力度。
元朝：
“征服者”视角：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云南的征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其首要目的是“平定”。一旦征服，为了巩固统治，元朝在云南实施了“改土归流”的初步尝试，派遣官员、设置行省，虽然初期有很多冲突，但确实在行政上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管辖。
经济掠夺与屯田： 元朝在云南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带有“掠夺”的色彩，比如搜刮当地的矿产和物资，同时也有一定的屯田政策。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发展”，但客观上增加了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
明朝：
“七省通衢”的战略地位： 明朝对云南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空前提高。朱元璋时期，就看到了云南连接四川、湖广、贵州，并辐射西南的战略价值。云南被定位为“七省通衢”，是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患（尤其是来自缅甸和安南的威胁）的关键。
大规模的移民和屯田： 为了巩固边疆，明朝在云南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比如从湖广、江南等地移民充实边疆。同时，在边境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把军队和普通百姓结合起来，既能生产粮食，又能随时应对边患。这极大地增加了云南汉族人口和生产力。
“沐氏”土司的特殊作用： 明朝在云南实行“羁縻”政策，允许一部分地方势力存在，其中以沐英家族为代表的“沐氏”土司，在云南的稳定和开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忠于明朝，镇守边疆，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传播。
对广西的态度： 相比之下，明朝对广西的开发，虽然也设置了行省，加强了管辖，但其战略定位更多是作为“屏障”和“后方”。虽然也有移民和屯田，但规模和力度，以及投入的资源，都无法与云南相提并论。广西在明朝的地位，更像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而不是需要重点经营和打开局面的前沿。
清朝：
“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行： 清朝继续并深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元明以来云南许多地方的土司制度取消，直接由中央派遣官员管理。这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更直接地调动资源，统一规划。
边疆的稳定与贸易： 清朝时期，虽然中原地区经济重心南移，但云南作为连接东南亚的门户，其边境贸易和文化交流依然活跃。清朝也认识到云南的战略价值，加强了对边境的管理和防御。
开发西部，带动云南： 随着清朝整体国力上升，以及对西部开发的重视，云南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比如，修建了更多通往云南的道路，促进了人口迁徙和商品流通。
广西的“边缘化”： 清朝对广西的政策，仍然是以“安抚”和“边境管理”为主。虽然也有开发，但其经济发展模式，更多是依赖于本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对外经济联系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清朝对广西的关注，可能更多是放在如何防止其成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以及如何管理与越南的边界。
三、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规模和深度不同
人口的流动和文化融合，是衡量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重要指标。
云南：
大规模的移民潮： 从明朝开始，云南就成为了接纳移民的“大户”。大量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工具以及新的思想观念。
与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云南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与内地的汉族移民以及来自中南半岛的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了非常独特和多元的文化景观。这种融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广西：
移民规模相对较小： 广西虽然也有移民，但规模和持续性，都无法与云南相比。其本土文化，虽然也与周边地区有交流，但更强的“边缘性”和相对孤立的地势，使得其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深度，可能不如云南。
四、经济发展模式：重心不同
云南：
多元化的经济发展： 云南在明清时期，除了农业，矿产资源的开发（如铜、银）也占有重要地位。边境贸易的活跃，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
战略资源的集聚： 很多时候，中央政府对云南的开发，是为了满足其作为战略前沿的需要，比如提供军需物资、战略物资等。
广西：
相对单一的农业经济： 广西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地的农业生产，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手工业。其对外经济联系的潜力，受制于地理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未能得到充分挖掘。
总结一下：
归根结底，元明清三代云南比广西“显眼”得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上的“前沿性”和“连接性”： 云南的战略位置更重要，连接着广阔的西南腹地和中南半岛，是国家安全和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
中央王朝的重点投入： 明朝开始，中央政府就将云南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开发和巩固。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融合： 移民政策和多民族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除了农业，矿产和边境贸易也为云南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而广西，虽然也是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战略定位、中央投入、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模式上，都相对“边缘”和“保守”。它更多扮演的是一个“稳定”的边疆角色，而非一个需要被重点“开发”和“打开”的区域。
所以，下次再谈论西南边疆，看到云南的繁荣和历史痕迹，就能理解这背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地理、战略等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有更强烈的文化符号导致获得时人和今人都有更高的关注度是很自然的事情。
明代著名的旅游博主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里就表达过如下观点：
“雲南十四府、八軍民府、五州，惟雲南、臨安、大理、鶴慶、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在大雲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但黔、寧遺法，沐氏世守，比廣西、貴州土官不同，差有定誌。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安、麗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沅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疏，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裏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右江。”
相比广西，云南首先有“黔宁世守”，作为明初开国英雄家族的驻地之一，在汉地士人眼中的声望中就已先胜一筹，这是文化符号之一。
而后作为与中土风格迥异的省份，又带有很强烈的文化异质性
其中滇西属南诏、大理国故地，明初对云南的军事用兵，主旨还在消灭对整个云南都有号召力的大理国，然后大量赐封在战役中降明带路的大理或非大理系贵族为土司。除了吸纳故元军士和新汉人移民组成军屯卫所外，明廷也在对“土人”的治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包括在征服大理国后，敕封原大理出身的佛教僧侣上京受赏，推动设置阿吒力僧纲司，看似在提升滇西传统佛教的宗教地位，实际上循序渐进地将僧侣集团在滇西故地的政治和礼仪方面的影响力相分离，然后顺利成章地将大理僧侣和世族所建的佛寺纳入赋役体系中，逐步消除上述二者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为汉地的儒教、汉传佛教甚至道教等的传入提供条件。
部分大理世族精英也通过被明廷纳入儒学教育体系甚至送往南京留学而逐渐转型为“士人”。这些转型成功的士人在回到故地以后成了明廷在西南经略的代理人，又进一步推动本地的儒家教育和编户齐民化、建立祠堂规范符合官方意识的“祭礼“，甚至拥护在地明朝官吏推动的“毁佛”行动。当然这些士人在接受完明朝官方意识的教育后，同样也会助力于他们的自我认同，用文字方式推动他们有别于”南京叙事“的另一套”大理叙事“，以与作为“他者”的中原流官相区别。这种官方意识和本土意识的二重叙事塑造过程，个人觉得其实和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统治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三江之外的滇南地区更加不必说。与各缅族、掸族、佬族政权相接壤的羁縻土司，从文化上与中南半岛诸国更加亲近，加上麓川、东吁的先后崛起，一直也是得到明朝重点关注的边境地区
明代的广西虽与云南相似，汉土杂居，当然也有经历类似的汉化过程，但可能正因为缺少这种强烈的文化符号，且在地理环境（和贵州一起）上既无东南的开洋之利，又无川中的沃野千里，属于千年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地区。按王士性说“故數千年暗汶，雖與吳、越、閩、廣同時入中國，不能同耀光明也。”
从战略价值和开发力度上，又是“插數漢民於夷中則已，是民如客戶，夷如土著，田非不經丈量，亦皆以空牒塞責，故幅員雖廣而征輸寡、逋負多”的状况，与安南边境的相对缓和（除了割据高平莫氏党羽时有劫掠钦州外），都吸引不了明廷太多的关注目光。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广西长期被边缘化，但明代“两广总督”的总督府却长期驻在广西的梧州或毗邻的肇庆，而不是常人印象中更接近珠江出海口的广东中心广州。这也是因为，对两广总督来说，最重点的军事目标往往在于讨伐广西境内那些盘山而据的盗匪或土民酋长。
至于题主所说的贵州，对明史爱好者来说之所以会有更具存在感的感觉，恐怕还是因为有两个文化符号，一个是杨应龙，一个是王守仁。（不过说起来，王守仁镇压大藤峡盗乱也是在广西，但这个经历的传播度跟龙场悟道相比就不这么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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