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志勇处以死刑是不是太轻了？
首先，法律的适用必须建立在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条文之上。在讨论赵志勇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时，最核心的出发点是他在案件中所犯下的罪行。死刑的适用通常是为了惩罚那些罪行极其严重、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的犯罪分子。 司法机关在判决死刑时，会严格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 这是判断是否适用死刑的首要标准。例如，赵志勇的行为是否涉及故意杀人、导致多人死亡或重伤，是否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以及其犯罪动机是否极端恶劣。如果他的行为是出于预谋、报复，并且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那么死刑的适用可能性就会增加。
社会危害性： 案件对社会造成的震动、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赵志勇的行为导致了广泛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或者其犯罪行为具有示范效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安，那么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倾向于适用更严厉的刑罚。
主观恶性：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状态和意图至关重要。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预谋，或者仅仅是过失或激情犯罪？如果赵志勇具有极高的主观恶性，明知其行为的严重后果却仍然为之，甚至乐在其中，那么死刑的适用在量刑上就更具说服力。
法律条文的规定：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都对死刑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规定。必须对照赵志勇所触犯的具体罪名，查看刑法中关于该罪名最高刑罚的规定。例如，在中国，很多严重罪行，如故意杀人罪、爆炸罪、抢劫罪等，如果情节特别严重，都可能适用死刑。
其次，我们还需要考虑 “太轻”这个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这通常源于公众的情感、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同情，以及对犯罪行为的道德谴责。
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视角： 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无论判处何种刑罚，似乎都无法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可能会觉得任何惩罚都“太轻”，无法达到他们内心所期望的正义。这种情感反应是人之常情，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愤怒和对公正的渴望。
公众的道德判断： 社会大众往往会从道德层面去评判犯罪行为。如果赵志勇的行为在道德上被认为“天理难容”，那么任何低于死刑的判决都可能引发质疑和不满，认为这未能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罪恶的严厉打击。
刑罚的震慑作用： 死刑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震慑作用上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死刑是终极的震慑，能够有效阻止潜在的犯罪分子。如果公众认为赵志勇的罪行足够严重，足以对他人产生警示作用，并且目前的判决未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就会认为判决“太轻”。
然而，法律的判决不能仅仅依靠公众的情绪和道德判断来驱动，它必须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和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判决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刑罚的适用范围。即使公众普遍认为某行为应处死刑，但如果法律条文并未将其列为死刑适用的情形，也不能随意判处。
罪刑相当原则： 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在量刑时，司法机关会综合考虑所有可能影响量刑的因素，包括赵志勇是否有自首、立功表现，是否积极赔偿受害者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证据规则： 任何判决都必须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赵志勇犯有情节特别严重、罪大恶极的罪行，那么判处死刑就缺乏法律依据。
人权保障： 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最高刑罚，其适用必须格外慎重，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在许多国家，死刑的适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并且有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
那么，如何具体分析赵志勇的案件是否“太轻”呢？ 这取决于我们掌握的关于赵志勇犯罪的具体信息。
如果赵志勇实施了以下行为，那么“太轻”的说法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假设现有判决不是死刑）：
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 例如，他可能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无辜民众的恐怖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极端残忍的手段： 如果赵志勇在犯罪过程中表现出非人的残忍，比如对受害者进行虐待、折磨，或者其作案手法令人发指，这会增加其罪行的恶劣性。
严重的社会公共安全威胁： 如果赵志勇的犯罪行为动摇了社会的基础，例如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或者其目的就是制造社会混乱，那么这种行为的危害性是极其巨大的。
拒不悔罪、毫无悔意： 如果在审判过程中，赵志勇表现出对罪行的麻木不仁，甚至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和赎罪的愿望，这可能会让公众觉得现有的惩罚力度不够。
犯罪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例如，导致了经济的严重下滑，或者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并且这些后果直接与他的犯罪行为相关。
然而，如果赵志勇的案件存在一些可以减轻刑罚的情节，那么“太轻”的说法就可能站不住脚：
并非主犯或罪责相对较轻： 在共同犯罪中，如果赵志勇只是从犯，或者他在犯罪中的作用有限，那么他的刑罚自然会比主犯轻。
自首或有立功表现： 如果赵志勇在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或者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帮助司法机关抓获了其他同案犯，根据法律规定，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
受胁迫或欺骗： 如果赵志勇是在受到胁迫、欺骗的情况下犯罪，其主观恶性会相对较低。
精神鉴定结果： 如果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显示赵志勇在案发时患有精神疾病，不能完全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这也会影响其刑事责任的承担。
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 如果赵志勇积极赔偿了受害者的经济损失，并且获得了部分受害者家属的原谅，这也是可能酌情从轻的情节。
总结来说，判断对赵志勇处以死刑是否“太轻”，不能仅凭直觉或情绪。 我们需要了解案件的全部细节，包括赵志勇的具体犯罪行为、情节、造成的后果，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的主观意图和事后表现。同时，也需要依据中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判例，来衡量现有的判决是否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
公众的讨论和质疑是社会参与司法过程的一种体现，它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进步。但是，最终的判决必须是基于事实、证据和法律的严谨判断，而非简单的情绪宣泄。如果现有判决是基于充分的法律程序和证据，并且符合法定刑幅度的规定，那么我们应该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反之，如果存在明显的证据瑕疵或量刑不当，那么通过合法途径提出异议和申诉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方式。
在没有了解赵志勇案件的详细情况之前，笼统地说“太轻”或“不轻”，都可能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公正的审视，需要的是信息公开、证据确凿和法律的公正执行。
网友意见
我一直都觉得强奸犯应该处理的有两样
1.化学阉割
2.终身的手铐，取不下来的那种，所有人一眼都能看见的那种
死刑反而是给他一个痛快
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那些上来就说“为什么不xxx”、“判得太轻了，应该xxx”的这些人，你们对法律有任何尊重么？
喊着“受害人怎么怎么办“来暴言应该对谁谁谁处以多反人类的刑罚的，你们难道是真的在为受害者着想么？难道是受害者想看到犯罪分子被五马分尸么？不，是你们想，你们想看，看完还要拍手称快：杀得太好了。极少有人关注受害者到底今后如何重新融入社会，暴民们只关注执行刑罚的刺激性作为生活的调味品。
值得庆幸的是这群人的确只能在网上叫嚣而没办法影响司法系统，不然建设法治社会遥遥无期啊。
每当我们形容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或事最终被审判时，媒体总会用上“正义会迟到，但永不缺席”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
事实上，这句话英文原意为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主要强调法律维护正义的时效性。
由此看，不知何时我们换了一种说法，就成为了一种正面的表示，这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异曲同工之处。
诚然，凡人皆有一死，那么凡人也都会犯错。
没有最健全的法律，也没有最完美的制度。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出现疏漏是正常的。
但当这个疏漏大了，前人犯错后人补洞的现象多了，就应该认真反思一下，究竟是笼子不够严实还是敌人太狡猾？
本月4日当天，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布告，赵志勇，原河南省开封市天源面业有限公司法人、十三届开封市总商会副会长、尉氏县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尉氏县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因犯强奸罪，被即刻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可以看到，案发时间主要集中在2015年5月至2017年1月。
受害者为25名未成年在校女生，其中幼女14人。
受害者被犯罪团伙以恐吓、暴力胁迫等手段带至酒店或赵的住宅，供其玩弄满足淫欲。
事实上，早在9年前，类似的案件就早有端倪。
当年6月7日，随着一封题为《河南尉氏官商买春》的帖子出现在国内多家网站上。
迅速点燃了网民的关注。
在当地一家名为“水立方”的商务会所内，连续发生了多起嫖宿幼女的事件。
这些未成年少女来自县城多所中学，先后被以免费洗浴为名义被骗至会所。
注意：（现涉嫌嫖宿幼女已按强奸论）
她们入瓮之后，便被拍下裸照和奸淫，还被胁迫回校后带同学来“应召”。
若无法完成任务则会将裸照贴到大街并传给学校与父母，让她们无法见人。
这些女孩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许多颤抖着便按照“命令”去行事了。
而买春的主体人群，则是县城里一众富商与政府工作人员。
难以想象，一朵朵本应在最美丽的年纪绽放的鲜花，被一群衣冠禽兽蹂躏占有。
她们究竟受到了多少屈辱和难以磨灭的阴影？
又是为什么，这样的现象竟然能在一个县城里蔚然成风？
有的学生家长，顶着压力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却无处伸冤，不予受理。
几名在郑州打工的家长，找到北京和当地的几家媒体，欲对该事件进行曝光，反而受到百般刁难，难以取证。
直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惊动了高层，此案才被迅速侦办。
由公安部和省委两级主要领导挂帅，打掉两个犯罪团伙，多名官员受到处理。
按理说，一个不能再小的县城受到了如此关注，本不应再发生类似的案情。
虽不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还胆敢顶峰作案那简直丧心病狂。
然而，还是发生了。换了个团伙，换了个主角而已。
直到2017年案发前，赵志勇还在新闻上给学生们大送“温暖”。
我并不想在这长篇累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想弄清楚几个问题：
是什么代替了基层法律监管？是什么让网络代行了申诉？真的还存在法外之地吗?
10年前，尉氏县出了个淫魔富商“吴伯伯”：政协委员吴天喜，十年后又出了县人大代表赵志勇，究竟这些个委员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
正义的确没有缺席，但它迟到了。
数十名未成年女孩身心都已经受到了无法磨灭的伤害，对少家庭因此种下了无法挽回的苦果？
看看案情经过，这次事件处理的主要参与者只有4人。
其他看似不相关的潜在同伙就逍遥法外了？
那些误入歧途，协助犯罪的地痞流氓，学生帮凶应当怎样算呢？
还有那些知情不报的官员呢？
问题依旧重重。
依法治国其中一项重要战略蓝图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上层决心很大，力度很强，但这在地方上要真正的贯彻执行，却依然存在各种阻挠。
村霸县霸绝对不是个案。
前些日子，连奥运冠军都要发帖实名举报村支书贪污上千万，欺压同乡村民。
可想还有多少知识水平并不高的人，受到欺凌后忍辱负重无处诉说？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弥补思想上的落后。
共同富裕是真正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量化指标，但这个富裕不仅仅指物质上的富裕。
法律和执法机构应当是作为维护人民健康生活的一个重要利器。
不能总以不健全、不完善为托词，在自我麻痹中寻找避风港。
内蒙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18年后相继昭雪。
正义站到了它本应该站的一边，但我们不可以将它标榜为一种宣传正确。
经历了太多的案发、处理、再案发的故事，真应该好好想想，仅仅只有河南尉氏出了一个赵志勇吗？
毕竟孙小果“复活记”是真真实实上演的一幕“动人故事”。
当热点散去，那些分散在各个县城、村落、乡间的土霸王，A志勇B志勇还会再次重出江湖吗
其实每次出现这种恶性事件之后总有人假装思考：
那些受伤的孩子怎么走出阴影，那些受伤的家庭怎么走出困境？这些有什么后续吗？
老实讲，我就没见过一个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认真考虑过这种问题的，都是在假装思考。
如果你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思考出什么东西出来了？五马分尸要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倒也未尝不可……
怕只怕解决的只是你自己心里的坎和问题……
就像灾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假装思考而需要的是实质性的帮助一样……
受害者需要的是重新融入社会和被社会接纳，而不接纳他们的恰恰都是这些睿智的假装思考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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