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怎么表现的？
一、儒家思想的束缚：士农工商，工商垫底
这得从思想源头说起。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人划拉了个等级。最上面是“士”，也就是读书人，他们代表着政治和文化的权力。接着是“农”，农民虽然辛劳，但被认为是“食之本”，养活了整个社会，所以地位也算稳固。然后是“工”，工匠们有技术，能制造器物，虽不像农夫那样直接养活人，但也是有用的。
最末尾的，就是“商”。为什么商人地位这么低？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不事生产，逐利而行：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耕种、制造）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根本。商人呢？他们不自己种地，不自己打铁，只是在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上倒腾，赚取差价。这种“不劳而获”或者说“坐享其成”的行为，在崇尚“劳者为荣”的观念里，自然就不受待道。他们被视为“无益于民”，甚至“有损于农”。
唯利是图，道德缺失： 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商人为了赚钱，被认为容易“见利忘义”，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囤积居奇、压榨客户、欺行霸市等等，这些负面标签很容易就扣在了商人的头上。他们被看作是贪婪的代表，是道德滑坡的诱因。
扰乱市场，扰乱社会秩序： 商人流通商品，理论上是促进了经济，但在某些时期，官方更看重的是农耕和军事，商人的活跃被认为会吸引劳动力脱离农业，甚至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因为很多赋税是基于土地和田产的）。他们的商业活动，有时也被视为一种“扰民”，破坏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图景。
二、法律制度的限制：管束严格，处处设卡
地位低，自然在法律上也有体现。历朝历代都有针对商人的各种禁令或者限制性规定：
身份限制： 商人家庭，尤其是那些靠经营致富的家庭，常常被限制参加科举考试，甚至他们的子孙也不能轻易进入仕途。这等于从根本上断了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你生意做得再大，也只能是个商人，你的家族也不能因为你的财富而提升社会地位。
营业限制： 很多商品是国家专营的，比如盐、铁、酒等，私人是不准经营的，一旦触犯，后果很严重。即使是允许经营的商品，也常常有各种税收、配额、许可证等管制，让商人经营起来困难重重，也方便了政府从他们身上榨取利益。
财产不保： 在一些朝代，商人的财产容易受到官府的侵占。官员可以随意征收重税，甚至“借用”他们的财产，而且往往无法追回。有些富商甚至会因为被认为“扰民”或者“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抄家，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充公。
法律地位低下： 在诉讼中，商人的证词可能不如士人或农民的有效，他们在法律上的权利也相对较弱。有时为了迁就“士”的尊严，甚至会出现“商人告官，官府不受理”的情况。
三、社会习俗的歧视：从称谓到生活细节
除了法律和思想上的束缚，社会习俗也处处透露出对商人的歧视：
不雅的称谓： 商人常常被冠以“奸商”、“贾人”等带有负面色彩的称呼。在一些场合，直接称呼他们的职业甚至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交往的疏远： 士大夫阶层往往不愿意与商人深交，认为与商人交往会“辱没”自己的身份。即使有经济往来，也常常是出于需要，而非真诚的友谊。
婚嫁的阻碍： 商人家庭想要与士人家庭联姻，往往是门不当户不对，受人诟病。即使富商可以拿出丰厚的嫁妆，也很难换来士人家庭的看得起的态度。
生活方式的压制： 即使富裕起来，商人的生活方式也常常受到限制。他们不能像官员那样享受排场，不能随意建造豪宅，甚至在服饰、饮食上也要有所收敛，以免招来嫉妒或被认为“僭越”。
四、变通与无奈：曲线救国与隐忍
当然，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滚动的。虽然地位低下，但商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他们也发展出了一些变通的方式：
“贾而好儒”： 很多有远见的商人，会努力学习儒家文化，甚至通过资助办学、修建文庙等方式来提升自己和家族的文化形象，希望以此来获得社会的认可，为子孙铺路。
隐匿财富： 为了避免招灾惹祸，很多富商会选择低调生活，隐藏自己的真实财富，不张扬。
通过子弟科举：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洗白”方式。富商会投入大量财力，供养自己的儿子读书，希望他们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进入官场，从而提升整个家族的地位。一旦家族出了个官员，之前的商人身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依附权贵： 有时，商人也会通过资助官员或者与权贵合作来获得保护和便利，但这往往也意味着要受制于人，地位上依然无法与权贵平起平坐。
总而言之，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一种根植于思想观念，并通过法律、制度和习俗层层加固的社会现象。他们虽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却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之外，他们的财富和努力，往往难以真正转化为与之匹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种“富而不贵”的尴尬处境，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网友意见
有钱就能过得舒服，这个概念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才有的。
事实上在八九十年代之前，就算是万元户， 暴发户也买不到高规格的房子，因为当年的房子都是分配的。没有单位，是住不了楼房的。
更别提小汽车了，当时买汽车上牌也需要批条，有钱人就算买到车也上不了牌，是个黑车。
坐民航客机也需要单位的介绍信。
当时还没有私营酒店，全是国营招待所，要住好点的房间也需要单位介绍信，不然给再多钱都不让住。
更别提买粮食和肉食副食品了，当年只有单位里的人才吃得上[商品粮]。能吃得上商品粮，在县城里的相亲市场，都被人高看一眼。其它肉食副食品都需要票，私人有钱也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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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一句话，破家县令，灭门刺史！
意思是指县、州的长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使人家破人亡。
明·敖英《东谷赘言》上：“人有恒言：‘破家县令，灭门刺史。’予谓此言强宗豪右，当常诵之，庶几不敢作奸犯科也。”
清·名教中人《好逑传》三：“常言说：‘破家的县令。’一个知县恼了，便要破人之家，何况府尊?”
比如境内出了盗案，县令就可以说，根据有人举报，商人收赃物！然后派衙役去搜查的时候，顺手把赃物塞进商人家里。就可以把商人关到县衙里，大刑伺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等打到皮开肉绽的时候，就算说商人谋反，他也会认的。
（就比如张都监诬陷武松偷盗府里的银子，就是这个套路。武松虽然是打虎英雄，但是几十大板下去照样也是屈打成招。）
古代可没有物权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别说商人的钱财，庄园，土地了，就连商人本人都是属于朝廷的。
如果县令要强征商人的钱财，强迫商人全家去服劳役，商人毫无反抗的余地。当然，平民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古代的税收制度低下，如果国家有战事，皇帝想从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增税，是极为耗时的，而且交上来的大部分是实物税，不是银钱，不能充当军饷。
这个时候，皇帝就会打商人的主意，找个油头，把商人抄家就行了，大部分是现金，可以直接充当军饷。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如果是经营自己手工作品，则每四千钱缴纳120钱；同时，对非三老、北部边境地区的骑士之外的私人运输工具也征收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商人缴纳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由于大部分商人对此规定并不合作，不久汉武帝又下令告缗，鼓励平民互相揭发偷税行为，以偷漏税款的一半作为赏赐额。
一时之间，贫民中纷纷有人告缗，大部分商人破产了，并被罚去戍边。
就这样，汉武帝钱也有了，奴隶也有了。
所以说古代商人地位低下，不单是不能参加科举。而是朝不保夕的问题。
商人运输货物，不单单要预防路上被强盗劫杀，还要预备着到外地被当地官府敲竹杠，万一在外地惹上官司被扔进黑牢里，小命也送了。
古代都是人治社会，不讲法律。一个人只有在当地，才有宗族做保，亲戚帮忙，如果到了外地只会被别人欺负到死。
所以古代的人宁愿嫁给种地的平民，都不会嫁给商人。不单单是个政治名声的问题，老百姓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作为商人，生活的风险太大了。
我都不好意思念你们的口诀。
商人的地位低下，是指的政治地位低下。
中国古代王朝体制下，讲的是阶级等级制度，不同的阶级生活在各自的同温层。发展出科举制度，庶民举士，可以从最底层选拔人才。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入仕以后，为了避嫌，往往是异地为官，以避免腐败。制度设计上就是这回事，至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下？
因为中国自古就是搞的双轨制。中央政府直属企业、诸侯王直属企业，以及商贾私营企业组成当时的经济体制。也就是官办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存。
从结构上来说，除了国营专卖产品比如盐铁贵金属等以外，瓷器、粮食、纺织品、茶叶、香料、牛马畜牲等官办和私营都可以经营。军工产品、国防工程、军用物资采购等等，也面向私营招标。有很严格的流程和法律规定。至于实际效果，那就要看朝廷的控制力和反腐败能力。
金融业允许私营，主要是政府对于货币流通缺乏应有的控制手段，同时严控货币流通不利于经济发展。国家发行货币，私营收储货币，发行票号。
如果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大量的商人从政甚至进入国家管理班子，就会导致国家经济逐渐由私人控制，商人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牟利，导致中央财政收入损失，从而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出现困难，不利于政府的统治，严重时会出现国家危机。比如说明末，东林党人大量占江南地区私营企业的干股，甚至亲戚子女直接开设企业，进行对内对外贸易，使得明末的外贸收入大量落入私人手里，而中央政府却没钱，国防军事的投入严重不足，装备上甚至落后于后金，部队拖欠军饷，导致高级将领不得不私自经商，倒卖军用物资，严重影响战斗力。部队采购的武器，因为腐败盛行，武器质量差，很多达不到标准的装备也进入到军营，这些都是明末军事上失利，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
官营私营泾渭分明，必须在政治上严格审查，主要防止公私不分。作为私营企业业主，那么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些都是规定。在中央政府管理严格，政治强人手段严厉的情况下，大体上没什么问题。一旦出现比较平庸的皇帝，政府管理班子有人动歪脑筋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
这是政府管理上的问题。
商人由于手上积累了大量资金，除一部分用于企业经营外，更多的资金用于大量购买土地，加剧了土地兼并过程，造成了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而失地农民则是动乱和造反的源头。而一些大商人本来就是大地主利用农业收入投入到商业，完成了自己从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得农业投入不足，虽然促使了城市经济繁荣，但是直接危及国家粮食收入。一旦出现灾年，地方上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生产自救，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由于没有很好的维修维护，造成粮食危机，大量人口没有饭吃，迫使灾民聚集，出外讨生活，很容易出现民变。
因此，政府对于商人是非常头疼的。一方面需要商人搞活经济，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商人利用经济杠杆搞乱社会，同时商人几乎是行贿的主力军，拉拢腐蚀干部。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对于商人的政治地位必须要进行打压，属于干部任用制度上的红线。但是这条红线又不是绝对的。比如说长期存在的卖官制度。商人出钱购买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以充当门面，光宗耀祖。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收入调节机制，将商人手里的钱以卖官的方式，调节到政府财政。甚至于出现为了卖官而开设一些庸职。这个东西实际上很不好控制，一旦操作失误，就会造成官商勾结，商人以提供资金的方式和政府官员形成关系网，危害到整个官僚体系。危及到政府信用。
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游戏，从中央到地方，要尽可能不给商人以活动空间，将商人排除在体系之外。
古代人非常看重政治地位，出将入相，加官进爵这不但是个人荣耀，也是家族荣耀。拥有官僚身份，就有了祠堂的话语权，可以堂而皇之写进族谱。而商人尽管有钱，但是拿不到官僚身份（卖官的成本高昂，一般商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使得自身在家族中缺乏权重，没有发言权。秀才见官可以不跪，但是商人就没有这个优待，不但要跪，县官老爷说打屁股就开干。这就是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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