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承认因新冠疫情已经错杀 880 万只貂，首相认错部长辞职，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乌龙？
首先，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2020年的夏天。当时欧洲，尤其是丹麦，新冠疫情卷土重来，而且这次的“罪魁祸首”被指向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群体——养殖貂。科学家们发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人传染给貂，然后又在貂之间传播，更要命的是，变异后的病毒似乎还能再传染给人类，而且传播力更强，甚至可能影响疫苗的有效性。
这下可不得了了，丹麦作为全球最大的貂皮出口国，拥有数百万只养殖貂。如果这些病毒在貂群里肆虐，并且变异出更危险的毒株，那对公众健康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当时，丹麦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边是要控制疫情，一边是养殖业的巨大损失。
在这种紧急关头，丹麦政府做出了一个极其激化的决定：全国扑杀所有养殖貂。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足足有1700万只！想象一下，1700万只活生生的动物，为了所谓的“公共卫生安全”，就这样被集中处理。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动物保护组织自然是激烈反对，但更多人还是出于对疫情失控的担忧，选择了沉默或者支持。
然而，这个决定从下达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疑点和混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扑杀令的法律基础并不牢固。在丹麦，政府通常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才能执行如此大规模的强制性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动物福利和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而当时的扑杀令，却是在紧急状态下，通过一项并不明确的法律条文下达的。
紧接着，事情开始朝着“乌龙”的方向滑去。
第一道裂痕出现在扑杀执行的混乱上。为了迅速控制疫情，扑杀工作被分解给各个地方政府和养殖场主。但问题是，很多养殖场的貂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却也被要求一并扑杀。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场面，比如用挖掘机直接掩埋被扑杀的貂，以及一些尸体由于处理不当，从浅坟中暴露出来，再次引发了病毒传播的担忧。这不仅是对生命的漠视，也让公众对政府的处理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真正的“乌龙”爆发点，在于扑杀令的法律效力问题。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以及后续的调查和舆论压力，人们开始质疑当初扑杀令的合法性。有人权律师站了出来，指出政府越权，没有经过充分的法律程序就强制执行了全国范围的扑杀。更直接的证据是，在部分地区，扑杀令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授权。
然后，到了2021年底，事情终于爆发了。丹麦的反对党和媒体开始猛烈抨击政府的决定。一项关键的调查报告指出，在部分地区，政府确实没有法律依据强迫扑杀那些没有感染病毒的貂。也就是说，那1700万只貂，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误杀”了，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直接的病毒传播风险。
这时候，公众的愤怒和质疑达到了顶点。当初为了“国家安全”而接受的巨大牺牲，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被一个缺乏法律依据的决定给绑架了。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不得不站出来，承认了政府在貂皮处理上的失误，并且公开道歉。她承认决策过程中存在“失误”和“遗憾”。
但道歉并不能挽回局面。由于扑杀令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也因为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混乱不堪，并且牵涉到多位部长，最终导致了农业食品部长雅各布·埃勒曼延森辞职。可以说，这是整个事件的直接政治后果。
那么，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乌龙”呢？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政治压力下的仓促决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威胁和病毒变异的可能性，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要求尽快采取行动。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决策往往会显得仓促，考虑不周全。
信息不透明和沟通不畅： 虽然有科学家提出担忧，但政府在向公众解释为何需要如此大规模扑杀时，可能并没有完全透明地呈现所有信息，或者沟通方式存在问题。这导致了民众对决策的理解和接受度不高。
法律和行政程序的不足：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执行如此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时，严格的法律审查和行政程序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过程中，这些环节可能被忽视了，或者被所谓的“紧急状态”所绕过，最终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
对局势的误判或过度反应： 病毒在貂群中的变异和传播情况，可能被当时的政府和科学界解读为比实际情况更糟糕的威胁，导致采取了过度的应对措施。事后看来，也许有其他更具针对性、不那么“一刀切”的处理方式。
官僚体系的惯性与僵化： 一旦一个大的决策被做出，官僚体系往往会按照既定的流程去推进，即使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或错误的地方，也可能因为惯性难以及时纠正。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错杀”故事，而是一系列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事件：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政治决策的压力、法律程序的疏漏、信息传播的挑战，以及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丹麦政府的这次处理，也给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即在应对危机时，如何在快速行动和严谨程序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极其考验智慧的难题。而那1700万只貂的生命，也成为了这个复杂局面的无声牺牲品。
网友意见
全球新冠死亡人数超百万了。没有哪个政府下台。死了几百万貂，政府下台了。
不要告诉我是关爱生命，保护环境。那些貂都是饲养的，饲养的就是为了杀的。关爱啥生命啊，信了才是傻呢。
问题是，同样是杀掉，这样杀掉，卖不了貂皮了。养熟了杀，当然有貂皮收益嘛。
首相部长辞职，本质上就是为经济损失负责而已。不用扯什么其它旗号。真关爱生命，就别饲养貂啊。
由于这事太过离奇，我仔细看了看相关报道，还去查了些新闻。
我的结论如下：
丹麦这件事，不是“错杀”水貂，而是“没杀好”水貂。
啥意思？所有新闻里，都没有说“水貂上发现可传播给人类的突变的新冠病毒”这个事实有问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什么要杀水貂：
实际上不止丹麦一个国家发现这个情况。
丹麦卫生部表示，在拥有大量水貂养殖场的丹麦北部783名新冠肺炎确诊者中，约有一半感染了这些来自养殖场的一种病毒。
所以丹麦决定扑杀水貂，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没有“错杀”水貂，因为水貂并不是无辜的，这次也不是因为发现水貂不会传播突变新冠病毒而反转。
那是为什么首相道歉，部长辞职？
因为违法。
你看，关键完全不在于“新冠”，甚至提都没提新冠，关键在于“杀水貂”这个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算是“没杀好”。
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养殖场和感染区半径7.8公里范围内，现在已有880万只貂被杀。这些养殖场大约有1030万只貂，相当于有85％的貂被杀。
然而，在受感染区以外杀健康貂是不合法的。目前，丹麦士兵已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即对感染区外被杀掉的健康貂的数目进行统计，以确保有文件证明给饲养者获得补偿。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0日报道，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日对国会说，即使情况情急，“我们也应该完全清楚需要新的立法（来支持这一命令），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为此道歉。”
初看起来好像也大毛病，毕竟是注重民主民生的发达国家，法律制度健全，值得学习……吗？
既然水貂对于国民身体安全的潜在危害风险是确认的，这是新的突发风险，一边是动物一边是人的情况下，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为何不能通过补丁或其他方式来完善法律手段？反而让法律成为了政府控制疫情的障碍？
要知道，丹麦不是白杀你的水貂的，杀完了是要赔偿的。
答案是因为政治。
“弗雷泽里克森政府试图通过紧急立法来补救这问题，但反对党表示不可能支持新法案。”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
执政党想做一件多少有争议的大事的时候，在野党总会适时地出现，为你的两肋插上刀子。
据欧洲新闻电视台18日的报道，反对党领袖、自由党的雅各布·埃勒曼-延森（Jakob Elleman-Jensen）表示，“我希望首相承认，当她犯错时，这是她的责任。”另外，他还在推特上发文称，“她做出了这个决定，当她意识到这是违法的时候，她并没有干预和制止。因此，这件事并不会因为延森的离开而停止。”他表示，希望弗雷泽里克森也像延森一样离职。
看见没有，这些人根本没在关心新冠，他们关心的是“首相滚蛋”。
首相则是断臂求生，让部长顶了这个锅。
事实上，丹麦政府所谓地暂时搁置了此项扑杀计划，也只是养殖场改为仅扑杀感染新冠病毒的水貂，这足以说明，水貂确实会感染新冠，而且传播给人类的风险并没有排除。
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丹麦会对所有水貂做核算检测，来确诊它们是否感染，事实上我觉得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但人类中尚且有那么多无症状感染者，你真的敢放任那些“看起来健康”的水貂到处乱跑吗？
全部杀光或许不是最佳方案，但是不管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有提出任何进一步更有效的防疫方案吗？
没有。
他们只是停下了行动，然后一个开始唱反调，一个开始道歉和甩锅。
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水貂和新冠的反转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和利益的故事，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动保、立法、政府等你想得到的热点元素，唯独没有的，就是如何防控新冠疫情。
说句不好听的，丹麦疫情严重到那种程度，还不知道是貂先传给人的还是人传给貂的。
谁连累谁还说不定呢。
另外，我查了一下，丹麦2019年的人口是581.9万，还不如貂多。
如果是人传给貂，那为了保护“无辜的大多数”（从数量上看其实是貂，超过千万了）。
真正应该“处理”掉的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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