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书中有哪些论点站不住脚？ 第1页

谢黄sir邀

既然回答了，就陆续把后续讨论都更新到这里吧，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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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万历十五年》为例吧。

对于这本书的观点，我想先提两个意识上的“反差”。

首先， 这本书进入中国后，在历史爱好者和历史学界中的反响有反差，相较于历史爱好者那样的高概率的追捧，历史学界反应平平。

第二，相较于第一个反差，有另一个人们意识上的反差，其实历史爱好者并不真的特别喜欢这本书，他们很多只是喜欢一个所谓的“大历史”的观点，而学界其实对这本书也没有那么无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很喜欢这本书，但是也不过是“说得好，但是毫无意义”。

原因很简单啊，所谓的“大历史”观点，真的很新颖么？所谓的“数目字管理”，解释力真的有那么强么？完全不是这回事。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一个年份入手，糅合和经济史，政治事件分析和思想史，还能论述得如此浪漫，说黄仁宇手里没点干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黄仁宇的“干货”有几个人知道，黄仁宇专精明史，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与税收》《明代的漕运》几个人看过？如果看过这两本书，哪怕是大致扫过，再去看《万历十五年》，也必然是另一番景象，至少能够知道，黄仁宇为何在分析人物思想和意识冲突之外，如此重视“财政税收”。

所以我才说探讨其细节毫无意义。事实上研究明清史特别是跟财政有关的人，在看书时绝对绕不开黄仁宇，不过在他们的论文中，基本上看到不到引用黄仁宇。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明吧，大家都知道霍金的《时间简史》，大家都知道《时间简史》写得好。

为什么写得好，因为他给人打开了一道门，提供了一个新视野。但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如果把新视野本身作为一个所谓的“认识的终点”，那这个视野有何意义？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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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具体站不住脚的地方，是其对思想史叙述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而非“史学方法”。

引用《万历十五年》中的具体段落来讲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这种论述方法在《万》书中很常见，对其要分析得人物进行打断的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往往是构建在前面对此人物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上，而基本上很少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材料去证明。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黄仁宇”自己的想法，是其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自己对时事的分析，有很多真的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若以当时历史人物的具体思想，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证据所在，所以说是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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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目字管理”，这个貌似关注的人比较多。

在这里先再次申明，历史是“解释学”而非“预言学”。

所以，“数目字管理”本来应该是一种解释方式而已，这本书已经是30年前的书了，“数目字管理”是黄仁宇的解释方式，算是比较有解释力，但是黄仁宇没有继续证明，也没有后续研究，于是就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猜想”。

相较于其他几个猜想，比如说彭慕兰在《大分流》里提出的多中心向两种道路的分流，还有黄宗智他们一直宣扬的“内卷化”等等模式，包括秦晖老师的“关中模式”，这些都是经过严谨的证明的，并有大量后续研究和讨论的，而“数目字管理”到现在还都只是一个“猜想”。

其实“数目字管理”和其他几种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说得都是一个民间经济活力和政府经济控制力的问题。比如在《十六世纪》这本书中，黄仁宇证明了明代中国的税收在全世界是特别低的，这样的低税收证明了政府的经济控制力的薄弱，也即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但是民间的经济活力却并不因此而提升，黄仁宇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足够切实的资料，只能从人口增加和传统儒家观念入手。

这就是为何黄仁宇反复提“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有更强的“经济控制力”，那么是否可以突破这种模式，盘活底层经济活力？这个不是解读过去，而更像是预言未来，如果可以如何，那么是不是如何的模式。

而结果就是，没有对基层经济的深入研究，没有足够的经济材料，黄仁宇不了解底层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了“数目字管理”理论的缺陷，这个缺陷被“内卷化”理论所弥补，甚至替代，于是史学界不再关注无法证明的“数目字管理预言”，转而研究“内卷化”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