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国外受歧视吗？ 第2页

是的。一个已经加入美国籍的祖国大陆裔旅行社小老板说：大陆旅行团，会提各种超出合同的无理要求，简直赚不到便宜就是吃亏。他的办法是：雇一个白人。当被闹得头晕时，就叫白人手下出面。然后大陆旅行团就全体闭嘴，乖乖照做了。这就叫充分利用中国人歧视中国人。

在丹麦工作五年了，一直负责的是产品管理和市场研究。虽然现在身在欧美的中国人可能都有好几百万，但像我这样主要从事沟通工作，靠和来自五洲四海的老外聊天拿工资的应该还是不多……所以相比留学生和游客，我的经历也许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说实话，歧视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敏感，所以“详细分析歧视的根源”本身就是个容易被歧视的行为，在许多人眼里和“研究屎有几种味道”并没有两样。然而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外在表现完全相同的歧视，本质上却差距极大，想获取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掰开揉碎了好好讲讲。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歧视，也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便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攻击。其中有些是纯粹抹黑，比如某些国家整天抨击的华为窃密。我之前有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越是在历史上有军事传统和推崇民族主义的国家，就越有攻击中国或者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欲望。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国家习惯于用民族自豪感来动员群众，而其中最方便的就是意识形态制造的二元对立。至于那些历史上有贸易传统和信奉重商主义的国家，面对（愈加富裕的）中国态度就会客观和实际许多。在我经常接触的北欧范围内，前者的代表就是德国和瑞典，后者的代表就是丹麦和芬兰。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普通国民本来对中国是冷感的，但在在政府的不断引导下，慢慢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阵子华为两名员工在丹麦因为违反签证法规被驱逐出境，本身是个可小可大的事件，但不论是在丹麦还是在中国几乎都没有报道。可见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已经被贯彻到底，乃在于两国之间都形成默契了。

但在这类歧视之中，也有一部分对中国的攻击瞄准的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之前波兰假奶粉事发后，德国某媒体就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的三鹿事件如何让婴儿身患重病，以及中国人在跨国采购德国奶粉时的绝望与疯狂之情。当时我最要好的一个德国同事在烧烤的时候提起此事，我第一反应是先拿出日本森永事件做例子，说明中国还处于发展期，然而却被告知德国媒体把日本也掀出来了——看来德国人对亚洲都不太待见。

说实话，那些无理取闹的歧视现在我们早已嗤之以鼻了，但有理取闹的部分有时候就比较有迷惑性，容易让我们不自觉地切换出反思的姿态。然而当我在国外生活了一阵，反思多了以后，才发现正确的论据不仅可以拿来做诚恳的建议，还可以用来做虚伪的中伤。如果某个老外对我们中国的问题有着不分时间地点环境的关心，而且还总要引导到体制、传统、文化这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上去，那他就很可能怀有心术不正的成份。说到底，说话要看场合这条规矩，其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我其实也干过几件没心没肺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周日在丹麦的小拜耳特附近旅游，从博物馆介绍中发现这一带曾经被德国占领，还被写到了日后的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里。我回去维基了一番初版的德国国歌，才发现那句“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士到拜耳特”里面提到的四个水域，今天已经属于了四个不同的国家——其中并不包括德国。为此，德国政府不得不在1952年宣布删除国歌的第一小节。这段历史令我眼界大开，第二天午饭时忙不迭地去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德国同事展示自己多么热爱欧洲的细节。然而听到这个话题后，对方的表情却变得蔫不啦叽，完全不肯接茬。现在想来，我这段话本身没啥问题，只是不适合在公司午餐时和德国人谈起。同理，如果某位热心的老外在联合国妇女儿童大会以外的地方缠着你讨论中国的拐卖儿童和溺毙女婴问题，你完全有理由表示敬谢不敏。

第二类歧视，来自于某国某地存在的普遍排外心态，并非针对中国，但我们免不了会中枪。

这种歧视在相对保守的北欧就比较常见了。好在人是喜欢比较的动物，只要所有外国人都一起吃鳖，我心里也就不太难受。甚至有好几次，期待着一个温暖拥抱的英/法/美国人被北欧的冷漠折磨得心灰意冷，最后跑到我这里寻求共鸣。此情此景，还会让我产生一丝诡异的舒畅感。

本人所在的森诺堡地区一直自称是丹麦最国际化的区域，曾经我对此嗤之以鼻，想想一个三万多人的小城，何德何能与首都哥本哈根争光辉。直到去了哥哈很多次以后，才发现那个地方排外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里稍微年长或者富有一些的居民，都带着一种来历不明的骄傲劲儿，不但看不起北欧以外的国家，甚至还看不起丹麦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我所在的南日德兰。在他们眼里，哥哈所在的西兰岛——至多到瑞典的马尔默——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2017年我和一个丹麦同事去哥哈某智能机器人公司谈项目，本来宾主甚欢，结果到了晚饭快结束的时候，对方得知我的同事是土生土长的森诺堡人，突然就来了句：“所以你出生在那个用mojn打招呼的地方？”话说mojn这个词其实是德国北部的一种土话，1864年普丹战争中丹麦吃了败仗，南日德兰地区被普鲁士悉数占领，当地语言从此就混入了部分德文，本地人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我的同事当时面有讪色，反倒我没什么包袱，直接回了一句：“我怎么听说，这都是贵哥本哈根派遣的指挥官晕血的缘故？”把面前这位首都贵族气的不轻。后来我们离开饭店去机场，同事发动汽车前感激地朝我点了一下头，说了句：“干得好！”

还有一次经历就更加离奇了。也是2017年，我去哥哈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排队时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护照上显示已经36岁了，但衣着神态却带着小女孩家的娇憨。当这位大龄少女听到我来自森诺堡后扑哧一笑，桀然道：“那个鬼地方你还真住的下去噢！”两个中国人在万里之外相逢，首先触发的却是异国的地域歧视链，我当时被这魔幻的场景魇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事后想来，这位姑娘可能在融入当地社会时真的非常成功，以至于已经由心而外地变成哥本哈根的形状了。

如果说前两类歧视都因为其荒谬的本质而无法造成实质伤害，第三类歧视，才真正让我这个自觉善意温和的人偶尔感到微凉。那就是，对方歧视或不理解的某种行为方式，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很难改变或舍弃的，而且两者间甚至都没有对错之分。

比如很多在欧洲的中国人都提到过一点，如果你不喜欢清谈和运动，你几乎永远无法挤进本地人的圈子。在北欧，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每到夏天，本地人几乎天天都要在晚上聚在酒吧和饭店，从八点的黄昏靠两杯啤酒聊到十一点的日落。如果这一点还因为有些浪漫而让我颇想尝试，那体育运动就只能让我发愁了。丹麦企业的中高层，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项业余运动员水平的体育特长，最常见的就是手球、自行车、划艇、足球和羽毛球。他们不但花费大量时间在运动上，而且以此作为深入社交的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丹麦的好朋友就只剩下宅男和年纪六十以上的老人了。虽然热爱运动在中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绝对不会像在欧洲那样，成为人与人社交时的入门凭证，这对于从小体育教育不足的中国人就很不公平。

类似的问题还每每出在对待钱上。中国人对金钱比北欧人重视的多，公司每年有最多五天的假期可以拿来换现金，一天折合一千人民币以上。我知道的很多中国人包括我都把这视作年终奖的一部分，而丹麦人不但会把三十天年假休得一干二净，还经常会花钱买额外假期。除此之外，圣诞节公司会发一些礼品，大多数是来自丹麦某知名银饰品牌GJ的银器。到手之后，许多中国和东欧的员工就会立刻挂在FB二手市场上出售。事实上这并非因为中国人穷，许多同胞移民之后卖掉上海北京的小房，手里的资产足够丹麦人奋斗好几辈子。但我们对于钱，对于挣钱，以及对于有钱以后该怎么显摆的问题上，和丹麦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一点，在每年三月报税和四月假期折价的时候，都会引起广泛的冷嘲热讽。

当然，这种情况的确不仅限于针对中国。丹麦人还有许多奇怪的价值观，比如不喜欢被催促，不喜欢汇报进度，更不喜欢在作成一件事情后去向领导邀功。他们有责任心，但也有一种基于责任心的傲慢。在丹麦人眼里，老板乃是另一种平起平坐的同侪，向老板报告就是在轻贱自己。这种观点和中国有些不同，但冲突最强烈的其实是和美国人。由于我所在的事业部有很强的美国背景，这种分裂就愈发明显了。部门里还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在丹麦坚持工作两年以上，而几次重大的人事地震，也都源自于大西洋两岸长期的不合。我还记得曾经有个美国经理来到丹麦办公室工作，早请示晚汇报。后来周五例行部门早餐，丹麦人一起把副总对面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美国人刚到时还有些喜出望外：“哟，看来今天我要坐D总对面了？”此刻旁边一个年纪很大的丹麦工程师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地说：“也只有你配坐他对面了。”言语中的大义和寒气都一样凛然，连坐在几米之外的我听了都心头一颤。

事实上，和我抱怨丹麦人存在歧视问题的老外中最多的就是美国人，他们自然不能用racialist，只好和我说discrimination，但抱怨的内容还是依稀可辨的，从在会议上被无视，到特定问题上的嘲讽（“能告诉我美国最早的教堂建于哪一年吗？”），最后就是无端的质问（“你为什么不学丹麦语？”）。这一切，和我们中国人的惨痛经历又是多么相似。

我也曾经和很要好的丹麦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们从小就被教育，针对性别肤色乃至宗教的歧视都是可耻的，为何却不能把这种包容放大到一切不同呢？他们对这个问题沉默了，最后有人说，我们不歧视性别肤色宗教，是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无法更改甚至不能选择，但其他的不同可以改啊。比如说你不学丹麦语，我怎么能相信你愿意在这片土地长期生活下去呢？这话也有些道理，但我又觉得，许多看似可以改变的东西，其实改变起来并不比换一身肤色更加简单。

所以，前两种歧视也许可笑可耻甚至可恨，但都不如第三类歧视那么令人感到可悲。因为无论是排华还是排外，针对的都是一个实际不存在，或者不存在于大部分被歧视个体身上的靶子。这类歧视的实质是通过政府宣传或者特定地区的优越感，制造出一种“外来者比我们更卑劣”的错觉。任何有教养有眼界的外国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觉的荒谬之处，歧视便因此消弭。而针对价值观的歧视则不同，本质上是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与另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之间的碰撞。两者甚至不存在对错与高下的争论，只会带来非我族类的陌生与不信任感。如果对抗前两种歧视的武器是“求是”，那第三类歧视的唯一解药就是“宽容”，而宽容是远比求是更为高尚和罕见的品德。而且在我长期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里，“宽容”仿佛只属于个人，不属于集体。或者不妨说，集体正是因为选择了“不宽容”才得以长久存在。

这些就是我对“歧视”的全部看法了。相比那些上升到世界局势高度的回答，也许我的立意有些太低，但这是我在丹麦五年生活的真实总结。这些年里，我和许多外国朋友从互致姓名到一起大笑，有些也曾挥手告别。其间百味，让我在快乐之中又总有淡淡的遗憾。如果说男女之间最大的悲剧就是相爱而不能相守，那么不同国家间最大的悲剧，应该就是理性而善意的个体们依然无法摆脱那突然降临在身边的凝固空气罢。

所以现在的我，只求一颗宽容的心，一双澄明的眼，既不辜负他乡的青山绿水，亦不愧对远方的列祖列宗。

之前的答案提到，在学术和专业技术领域歧视不严重，而在普通民众中还难免存在歧视。就此，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谈谈个人见解：

其实，在“高端”的领域，并不是没有刻板印象，只是人们一般对自己的言行自带一个“政治正确”的过滤器，自我屏蔽掉不恰当的言论，周围的人一旦听到歧视性的言论，也会自发地出来纠正。

我在法学院上学，班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有次合同法的时候老师举了个例子，说本来这个租赁合同啊，说好是要搞一个咖啡店的，结果租户搞了一个中餐馆，整天做一些“脏兮兮，一坨翔一样的炒面和酸甜鸡”（原话是“crappy”，crap就是“翔”的意思，形容词表示“像翔一样”） ，问如果你是业主，这样可不可以告对方违约。

结果话音刚落，周围一帮美国同学就发出一阵不满的嘘声，我一个哥们马上冲老师喊，怎么能这么说中餐馆呢

有人还对我说："Ryan, say something" (瑞恩啊，你倒是说说他啊）

老师马上连声抱歉，说对不起，就是举个例子没有别的意思，好吧好吧，那我们假设租户开了一个脏兮兮的犹太餐馆...(他是犹太人，所以这样自嘲）

我说没关系啊，反正酸甜鸡是你们美国人发明的美式中餐，关中国人什么事。

前天考侵权责任的期末考试，题目中有个案例，是讲有家动物园的栏杆塌了，长颈鹿跑出来踩伤了游客，其中特别提到了栏杆是“中国制造”的，调查发现有质量问题，问如果你是动物园的代理律师如何让制造商也连带承担责任。

第二天我在学院遇到这门课的老师，寒暄了几句，我说哎这考试脑洞还真大，还长颈鹿跑出来呢。老师突然神色有些尴尬，然后就赶忙说对不起啊不是故意要举这个例子的

我说哎怎么了？

老师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特别差，我就是想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东西设计跨国企业调查起来难度比较大...

嗨，你说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本来没想到这一层的，他这么一说我倒真是有点介意了。

从这两次的经历，我大概也有点看出来了：在高等教育的环境中，不是说高素质的人就没有偏见，只不过这个环境下大家觉得自己毕竟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文明人，讲话要有所顾忌，所以会自觉注意言行，别人有不当言论也会马上站出来纠正。（比如哈佛前校长萨默斯无意中说了一句女性不适合搞物理研究，马上他手下的教授就跳出来和他划清界限批评他歧视女性）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要是去掉了这层谨言慎行的自律系统，很多东西就会浮现出来。

比如说我在酒吧看橄榄球，就有醉汉过来挑衅，说你TM懂什么，你们中国人也就配玩玩乒乓球这种娘炮（“pussy”）运动。（当然我旁边两个基友马上蹭一下站起来把他臭骂一顿）

还有一次遇到有人拦着人要饭，我掏了一美金，他不高兴了，说就TM是你们中国人出口些垃圾产品才把我逼下岗的，你才给我一美金好意思吗？（虽然我当时为什么听了这话心里暗爽呢）

有时觉得，中国人在美国的舆论地位是不如黑人或者拉美后裔的，在我所在的地方，黑人俨然已经成了摔倒了的老大爷一样的人物，仗着自己的“弱势地位”四处敲竹杠，谁也不敢得罪。看看法院最近受理的起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员工告雇主歧视，黑人租客告房东歧视，黑人顾客告店家歧视，这样的案子，一般最后都会和解收场，被告付一笔钱息事宁人，不然摊上一个种族歧视的帽子可真是够受。

的确没有人敢歧视黑人，影视剧里，黑人形象总是淳朴善良，是正义化身，而黄种人大多是奸猾狡诈处处算计；每个学校为了录取一定比例的黑人，不惜大大降低黑人录取分数线...

然而我很少看到有华人起诉种族歧视的，也很少在公共服务领域看到对黄种人的照顾。从个人经历来看，我认为歧视肯定是存在，但并没有人真正拿出摔倒的老大爷一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争取权益。

受了歧视，觉得吃了哑巴亏，徒然羡慕黑哥哥像是大爷一样谁都不敢得罪。

但话又说回来，自从1955年，蒙哥马利的一辆公共汽车上黑人拒绝为白人让座，自从马丁路德金1963年“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黑人经过多少流血多少抗争，才混成了现在自带谁都不敢惹的光环。相比之下，华人又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别人的尊重，一个群体在异国他乡的权利，本来就不能指望靠对方是圣人来施舍，而要靠自己去争取。权利，不受歧视的尊严，有鏖战数载而仅乃得之者，有屡战屡得而复失之者，有屡争屡败而迄今仍未得之者。（引用自宪法学者王宠惠）

国人仍需努力！

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永远只存活于乌托邦的世界，即使在高喊民主的美国，种族歧视也是到处可见，有时华裔遭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黑人非裔。

早年间在美国，华人到银行存款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要信用贷款，借钱，那不好意思了，No way！老美认定你是没有风险承担能力，就是不肯借。

那时候还是一名律师的孙启诚看到了这一商机，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那份高薪职业，在纽约的China Town，开了一家不起眼，业务主要服务于当地华人的社区银行——国宝银行。

就是这么一家规模很小，带着华人标签的小银行却在2015的时候，遭到了联邦检察官的起诉，控告的罪名是贷款欺诈，伪造信用文件，并一口咬定这间银行是造成2008美国次贷危机的部分原因。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应该知道，每家银行或多或少的都有坏账事情发生，拿这样的事情说事，估计全美找不出一家银行是清白的，如果都是一碗水端平，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列举这个例子了，恰恰是只有孙启诚开的银行成为了被控告的对象，其他的像我们熟悉的大小摩，花旗都不在追查范围内。

这位80岁的老爷子，倒是没有就此认罪，硬是和整个美国政府死扛到底，赢了这场官司。这一故事最后还被拍成了纪录片，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试问，正义就一定会站在受害的一方吗？

显然不是，上帝不会平白无故就站在有理的一方。

如果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纪录片的朋友，不难发现，孙启诚赢了官司是因为他有两个优势

一、 作为一名银行家，他的资金雄厚，这场官司尽管赢了，前后的律师花费就用去了近1000万美元，换作平常人拿的出这些钱吗

二、 孙启诚有四个女儿，其中三名曾是律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相当熟悉

设想孙启诚如果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华裔，多半对美国法律不是很了解，更不会有钱去请有名的大律师，只能接受联邦政府指派的律师，结果败诉是必然的吧。

这是银行职员被带走的一段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华裔在闪光灯下，遮挡着自己的脸，低着头，被连拷在一起，就像赶猪一般被赶出了银行，画面还是挺让人震惊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换作是白人被拷在一起赶下去，第二天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白人拉着横幅在白宫门前游街示众。换作是华裔，就没多少人关注了。

所以你们想想，大到美国的金融危机都让一家华人开的小银行来背锅，更不要谈一些普通华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了。

当然了，自古以来弱肉强食，看谁好欺负就欺负谁，柿子挑软的捏嘛

我是70后的尾巴，如今已年过四十，九三年十五岁随父母出国，先在俄罗斯，后去乌克兰，毕业后也去了很多国家出差/旅游啥的，至今距我初次踏出国门已28年，成年后只有八年在国内工作，前几年又回俄罗斯，现在长驻莫斯科。

少年和青年时期确实有过被歧视（或者说被欺负的情况），成年后，尤其是有自己的事业后，歧视这个情况就极少遇到，但也有过，容我稍后再表。

随便说说吧，到莫斯科时还差几天我就满15岁，年底到的，没有语言底子，父母让我插班读当地中学，父母长辈带着我在莫斯科玩了几天，什么红场、克里姆林宫，郊外的小镇、旧货市场、市中心的百货商场，然后就让我自己放学和当地孩子去玩了，他们都去忙于工作。

我原以为俄罗斯孩子会不愿意和我玩，没想到第一天放学后就好几个同班的女同学围住我问东问西，男孩儿们则更多的是冷眼旁观，远远的不知道嘀咕什么。

放学后，搭话的女孩有两个也住我们小区，怕我迷路，邀请我同路回家，回到小区女同学兴奋的把我介绍给同小区的孩子，一帮十一二到十四五的孩子把我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中国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是女孩儿居多，只有几个岁数小的男孩儿跟着掺合。

几个月后，语言逐步会了，与邻居孩子和同学交流的越来越多，野营、徒步、到门口的森林去探险，有时看到我们这一群女孩儿居多，邻居比我们大一两岁的大男孩儿路过我们就会做出眼角儿上拉的动作，向我和女孩儿们喊，中国小眼睛有啥好的，小心天天和他玩生的小孩也是中国小眼睛，几个大女孩儿叫着小流氓，然后冲上去抓住那几个男孩儿一通挠，回来还会安慰我别理那几个小流氓儿。

真正的流氓当时不会搭理我这种小屁孩儿，没油水，

大约到了莫斯科三四个月吧，那会儿的俄罗斯黑帮横行，恶警满地，光头党也开始崛起，还好那会我小，他们看不上小孩儿手里那点钱，不过一些农村来的小穷警察到也不会放过勒索外国小孩儿的机会，记得第一次被警察勒索是因为DIY了一个鱼叉头儿，小男孩儿吗，做好了就爱不释手，晚上回家路上被小巡警查护照加搜身被翻出来勒索了一周零花钱，大约合50人民币，第二次在公园玩儿，因为带了个有子弹头儿装饰的项链儿又被勒索了几十块钱。

又过了几个月，夏天了，曾经不对付的邻居男孩儿也开始有所沟通，一起偷着抽个烟聊聊天啥的，一开始还好，某次不记得因为啥说中国人体质弱，还有孩子提到李小龙电影里面日本人叫中国人东亚病夫的梗嘲笑我，我当时就一热血小愤青，这哪受得了，立刻就和提起这个话题的邻居男孩儿提出决斗，看看谁才是病夫。

第二天如约都家门口儿森林，一帮俄罗斯孩子找了个宽敞的草地等我，挑衅那小子16多点，比我大不到一岁，身高比我高个两三厘米，很瘦，但挺壮实，我俩二话不说打成一团，不过给他助阵的人多，我稍占风头就被围观的踢打两下，最终连对手男孩儿都看不过去了，呵斥围观的孩子们离远点又打了半天，我记得从一开始我用武术散打招式，对方用拳击和散打回应，到十几分钟后没了体力王八拳和满地打滚都用上来，坚持了半个来小时以平手告终。因为没打赢，你能想象一个孤独的中国男孩儿带着一身伤两个熊猫眼，在俄罗斯孩子的哄笑中忍着眼泪和疼痛，倔强地昂着头走回家的场景吗。

这是我在知乎写的第一篇文，好几年前写的了，刚修改了几个比笔误，感兴趣您自己凑合看吧，里面还有两篇别的小故事，也都是亲身经历。

这些年琐碎的事情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随着年岁增加，所处圈子的变更，不像年少时三教九流都接触，不会接触特低级的圈子，没很少有和垃圾人接触的机会，也感受不到学生和市场练摊的朋友所受的歧视，但每年也会遇到个把次所谓歧视吧。

2020年初，国内新冠刚爆发，俄罗斯还在爆发前夕，那会俄罗斯人想象不到他们疫情爆发起来前强度远超中国，至今都一千多万染疫，死了几十万了。

一天车送去保养，坐地铁去办事，先是一上地铁就有两个本来聊天的中年妇女蹭一下站起来，远远的跑到车厢另一头，一边小声说着什么，一到站就立刻窜出车厢，好像害怕离我近了坐地染疫似的，中途转车，就听旁边一个老女人小声嘀咕，中国病毒真讨厌，跑我们国家来传播瘟疫，本来想抽她，仔细一看是个穿着破旧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实在下不了手，算了，就当听狗吠了。

从那天起，我差不多一年没坐地铁，反正自己开车，坐地铁的机会本来就少。

不过还是没躲过垃圾人，地铁那次过后没多久，俄罗斯疫情大爆发，我俄罗斯合伙儿人看好疫情期间在线购物的机会，想拉我开个线上连锁蔬菜水果店，我们一起去批发市场谈供应商。

进了批发市场，直接奔之前朋友介绍口碑不错的一家店，本想货源主要要他家的，朋友去其他店打听价格，我和他妻子在这家店看货物质量，这会儿一个管事的进来，一个又高又壮的中亚中年男人，看到我他本来含着笑意的眼神逐渐变化，嘴里嘀咕着中国CS，不光欺负我们突厥兄弟，还跑来传播瘟疫，一边嘴里不干不净。

虽说我成年后一直是个文明人，但这指鼻子被骂哪能忍，抽出口袋里的催泪瓦斯，掰开保险就往它那边走，准备先喷他个不能自理再好好揍一顿出气，大不了花点钱请律师摆平，再说这么多年的关系，还没几个干警察的朋友了，收拾个中亚菜贩子还不至于伤筋动骨。

正这时，朋友走进来，看我这要乱，一把扯着我就往外走，了解情况后拽着我不让我回去闹事儿，把我塞车里后排和我坐一起让他媳妇儿开车。

路上一直劝我，和这种垃圾人冲突不值，他一定用合法的办法替我出这口气，让我自己看，大不了花点钱收拾他，也不用自己在人家地盘上惹事儿，大不了这生意不做了。

当然平静后我没干雇人收拾他的事儿，更没自己回去送死，不过给我们介绍这个商家开连锁店的朋友换了个供应商，，找机会把这家伙做的事儿透给他们老板，估计这家伙最好的下场就是回中亚老家放羊了吧，他们老板也是个狠人，因为它嘴欠丢了这么重要两个客户，也许它坟头儿草都三尺高了，不过这个我就不关心了。

补充一下第一段，少年时那次决斗后，和我打架那小子因为当时替我说话，呵斥过打我黑拳的几个坏小子，后来我们处的还可以，成年后偶然遇到还一起喝过酒。

其中一个打我黑拳的家伙比我当时大一岁多，在另一次他挑起的冲突中被我一瓦斯枪打晕了（吓晕了），再也没敢找过我麻烦。

另几个两次事件都针对我的家伙自打我一枪吓晕了他们领头那个倒是不敢找我事了，不过没机会打回来我也没让他们舒服。

那次一身伤回到家正赶上父母回国办事，到没让家长发现担心，不过平时玩的不错的女孩们母性大发，看我受了伤还没人照顾，就三三两两的跑我家照顾我，帮着涂个药，送个自己做的小蛋糕啥的。

半年多后，我也十六了，天天在一起，女孩中最好看的一个也是那帮小子们的梦中情人被我泡到手，父母回来几天又走了，女孩儿就堂而皇之的经常住我家，把那几个小子气的够呛，不过不敢找我的麻烦，女朋友他爹又是警察，也不敢找她麻烦，也就敢半夜跑我家门口按个铃，学几声狗叫，挂个死耗子啥的。

一年后我搬离了那个小区，女朋友处了一年多因为性格原因也分手了。

现在回忆起来也没啥了，儿时趣事儿而已，就是感觉当时幼稚又好玩，不给我揍人报复回来的机会就征服你们的梦中情人，想想自己也够小心眼儿的，哈哈。

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实在找不到当时的照片，找了一张八分似得网图凑合看吧，对了，女孩叫尤利娅。

2022.01.20 于莫斯科闲极无聊随笔

对我过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下面这篇自传体小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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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da-67-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技术上：光刻机的制造和使用工艺。

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军事上：台湾问题。

别的问题（房产绑架经济、老龄化、东西部平衡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上面列的3个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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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han-71-8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借用一下德国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合理。

我记得一个德国UP主关于纳粹暴行的言论，让我觉得德国部分民众是对历史有敬畏之心的。

1.不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不应当承受纳粹的战争暴行罪责，因为他们不支持纳粹。如果将来纳粹复辟，他们也拒绝成为纳粹的帮凶，他们出生在战后也没有事实性的帮助纳粹。

那么谁来承受纳粹的战争暴行的罪责呢？新纳粹应该承受，那些叫嚣这纳粹无罪的人应该承受，那些试图将法西斯在德国复辟的人应该承受，他们是纳粹的后继者。

二战的德国民众有罪责么，有的，他们有的真心诚意帮助纳粹，有的事实性的帮助纳粹。

2.德国人民即使不支持纳粹，也应当承担传递历史真相的使命。

不支持纳粹的德国民众不会去给也不需要给奥斯维辛，屠杀等行径洗地或者否认，因为他们本身不是罪人，但是他们理应告诉后代，在1939-1945年发生了什么，德国做了什么，万恶的法西斯分子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龌龊事情。

正是因为这样，德国人才有如此资格挺起腰来对历史的受害者正视，我不支持纳粹，我也没支持过纳粹，纳粹干的坏事赖不到我头上，但是我仍然告诉你们当年纳粹丧尽天良的事。

正视历史，反思历史，肩负历史，这是德国人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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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日本法西斯这边。

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小约翰可汗最新一期的日本变态“鸟”，其实这就是日本战后的写照。

战犯一个劲地说不是我，我没有，文化差异，试图逃避自己的罪行，似乎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还在满脸狰狞的虐待战俘营里的战俘。

民众们有的不能接受自杀殉道，有的遮遮掩掩地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与我无关。

是的，这群人要么畏畏缩缩地求原谅，要么装的楚楚可怜，要么假惺惺的说自己是被上级逼迫的。

施加暴行的时候笑得比谁的猖狂，接受惩罚的时候哭的比谁都可怜。

在197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似乎那个战败国日本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开始让军国主义和右翼抬头，因为自己是世界第二经济体，自己有权说不。

那些躲起来的军国主义者们又威风地穿着军服走上了街头，带着军刀的老不死们走过街头，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忘了十几年前自己如何装成一个可怜的良民丑态。

他们堂而皇之的把战犯放在神社里面供奉。他们小人得志地嘲笑那些被侵略的国家。

他们求饶只是因为弱小。

他们凌虐只是因为强大。

他们支持右翼，却说自己并无罪责。

他们声称自己并无罪责，却不敢承认犯下的战争暴行。

相比之下我甚至还觉得德国的新纳粹也算好东西，至少他们从不遮掩，他们极端排外，他们也不洗地，直接说杀的好。

坏，坏到了极致也至少敢作敢当。

而某些民族，明明是自己犯下了战争暴行，明明是自己侵略其他国家，却支支吾吾不敢承认，却明里暗里洗地，却一个劲的支持右翼，还对中国的dislike率直飙90%以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日本被中国侵略了。

也不是说这是劣根性，人民从来没有什么劣根性支撑，只是麦跑跑当初的清算似乎并不彻底，让大正时期的龌龊国风传递到了现在还能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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