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地是怎样开始说殖民国的语言的？ 第1页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站在殖民地人民的角度思考。

　　这和立场无关，而是只从殖民者视角出发的话，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

　　理由很简单：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当中，语言都没有太多政治意义，殖民者也没有兴趣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殖民地人民。

　　民族主义、身份政治这些东西都是1750年后才冒出来的。古代政权没意愿也没能力推广口头语言，只要统治精英能有统一的书面语，他们就满足了。

　　这种惯性一直持续到19世纪。工业革命让交通、通讯、传媒、教育这些领域实现了巨大突破，而语言又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象征，各个国家才开始主动推行语言同化。

　　问题在于，早在19世纪之前，在殖民国有意识地推广语言之前，语言同化就一直在发生了。

　　这就意味着，只关注殖民者的政策，其实是一种一叶障目的行为。正确思路是从殖民地人民的视角观察，先理解语言同化的基本规律，再把晚近出现的语言政策作为一个额外变量添加进去。

　　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殖民地定义的文章。广义来谈，以农业垦殖为核心特征的古代帝国同样是在“殖民”，这些帝国普遍都没有主动推广语言的心思，却实现了不少“语言同化”。

　　所以，要理解被殖民者是怎么开始说宗主国语言的，首先就得看这些国家的情况。

一、一场慢吞吞的拥吻：古代殖民地的语言同化

　　公元4世纪初，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中国皇室和一群士族成员逃亡到了长江以南，建立了东晋王朝。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凄凉地发现，自己被大量语言不通的臣民包围着，一切都如此陌生。

　　如《魏书》所载，东晋控制的南方充斥着巴、蜀、蛮、獠、楚、越等民族，“鸟声禽呼，言语不通，猴蛇鱼鳖，嗜欲皆异”。中原对南方的殖民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对百越的征服也有近五百个年头了。然而直到此时，汉语在各路“蛮夷”语言当中仍然如同一串串孤岛。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在面对相似的境遇。拉丁语已经在帝国西部扎根四百余年，然而在农村地区依然影响力不足。同样作为古典帝国，罗马和汉朝的“语言政策”非常相似——那就是基本没有语言政策。

　　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只不过是少数城市和精英文化的游戏，广大农村充斥着文盲。而统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书面语，又高度局限在各个政治中心，因此语言向农村的渗透非常困难、非常缓慢。

　　幸好，有一个人群总是很乐意接受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他们就是本地精英。

　　为了在新秩序当中谋求政治地位，精英们总是很快开始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先是书面语，然后是口语。然而，学习了新语言的本地精英并没有立刻抛弃母语，在很多代人当中，他们都是双语使用者。很多时候，由于本土语言的弱势，他们的母语并没有留下书面记载，在后世眼中就会造成“精英迅速被同化”的假象。事实上，双语使用会持续很久。

　　生活在5世纪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位典型的双语使用者，作为柏柏尔贵族的一份子，他的家族已有许多代把拉丁语当做第一外语，以便参与到帝国的政治活动当中，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直到晚年，圣奥古斯丁还气哼哼地吐槽说，不管他的拉丁语说的多么醇熟，都会遭到那些可恶的意大利人的嘲笑。

　　那么，这些双语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转向新语言的呢？这个问题很难考证，因为书面记载反映不了口语层面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融合。

　　语言同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在强势语言“吞并”弱势语言的同时，弱势语言一定会在新语言当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是词汇，有时候是音素。这种融合，让双语使用者的转变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如果说殖民者移民和本地精英是语言传播的航船，那么军队和教会就是语言传播的桥梁。有些古代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贵族构成，有些则有普遍兵役制的影子，但无论哪种都可以加快统治者语言向普通农民的渗透。至于古代的宗教组织，则是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接受过书面语训练的教士们常常也能推动口语的传播。事实上，在4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开始衰亡之后，接下来几个世纪拉丁-罗曼语向农村继续传播的主要推手就是基督教会。

　　在一切节奏都十分缓慢的古代世界，“语言同化”往往要持续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才能落定，很多情况下干脆无法实现。拉丁-罗曼语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普及用了五六个世纪，在文明悠久的东部则压根没有什么进展。中国南方直到唐代才算尘埃落定，当地百姓普遍使用汉语方言。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对叙利亚的同化用了一百余年（前提是阿拉伯语和当地的闪族语高度相似，几乎可以逐词替代），对埃及的同化用了约四百年，对伊朗干脆失败。到了顽强的北非，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五百年间都没能渗透到农村，阿拉伯语到来后在前三百年也是面对差不多的境遇，从公元一千年左右开始，阿拉伯语又花了五六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把柏柏尔语变成了“少数民族语言”。

　　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古代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因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发生改变，西班牙帝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西属美洲，统治者们断定，向原住民普及西班牙语是不可能实现的。西属美洲的基层治理者，也就是教士们，都要学习原住民语言。1563年结束的天主教特伦特大公会议更是禁止教士用拉丁语或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因为这样会“脱离群众”。在殖民时代的三百年间，西班牙语在美洲只能寓居在城市和少数大庄园当中，难以进入农村。除欧洲移民以外，掌握西班牙语的大多是混血儿、黑奴和土著贵族（他们是双语使用者）。19世纪初拉美各国独立时，占到西语美洲过半人口的印第安人仍然不会说西班牙语（遑论读写）。与此同时，克丘亚语、纳瓦特尔语等原住民通用语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倒是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推广。从这一意义来讲，西属美洲帝国其实是后阿兹特克-印加帝国，在语言政策上，它也确实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古典帝国。

二、当宗主国投怀送抱：现代殖民地的语言同化

　　17世纪下半叶，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赢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收到了一份来自东部边境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在新征服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强制推行法语，取缔日耳曼语，因为当地居民“仍然把帝国之鹰刻在心中”。

　　与此同时，三十年战争的另一位大赢家，瑞典国王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瑞典新征服的斯科讷省世代属于丹麦，瑞典决心在此地推广瑞典语，以解除斯科讷人对丹麦的忠诚。

　　在17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终于出现雏形。但是，这一时期强制推广语言的目的并不包含民族主义诉求。以上面两个事件为例，法国和瑞典之所以主动发起语言同化，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和丹麦，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还和这些新征服省份有语言纽带。在那些不存在这种纽带的地方，比如法国的布列塔尼，或者瑞典的拉普兰，政府依然缺乏推广官方语言的兴趣。直到1750年左右，欧洲多国开始为了行政便利推广官方语言，例如奥属尼德兰推广法语，西属美洲推广西班牙语，但是这些行动同样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而且普遍收效甚微。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先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首次变成了一种铁的主张。19世纪的工业化推动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语言也获得了史上空前的地位，迅速跻身成为民族的核心象征之一。直到此时，殖民帝国才开动起它的所有政治机器，强力加速语言同化进程。

　　然而归根结底，语言政策改变语言同化的基本模式了吗？答案是没有。

　　依然是从精英到平民、从城市到乡村的扩散路径；依然会出现长期的双语制；依然存在大量的语言混合。政策起到的唯一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而已。

　　广播、铁路、普遍兵役制军队、义务教育引发了剧变。漫画里的丁丁可以不远万里跑到刚果，教黑皮肤的孩子们用法语数数，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国是比利时”。美国军政府在短短几十年间，用英语取代了在菲律宾发展三个多世纪却依然立足不稳的西班牙语。英属印度和法属西非的精英普遍掌握了宗主国语言，奈保尔和桑戈尔成了20世纪富有盛名的西欧语言作家。西伯利亚大铁路把俄语带到了中亚和远东。在搞定北海道之后，日本考虑把台湾变成说日语的第五个大岛......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发起语言同化运动的是它，抵抗语言同化运动的也是它。因此，语言同化的内在逻辑就是自相矛盾的。现代语言同化的威力并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大——双语现象依然非常普遍，同化停滞在城市和精英层面依然是常态。殖民地语言同化只在“新世界”，也就是美洲和大洋洲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是建立在原住民人口锐减的前提之上的，而且在原住民较多的地区，例如秘鲁、墨西哥、太平洋上的部分岛国，语言同化也花了几个世纪，直到今天还谈不上彻底。

　　1873年，当都德写下《最后一课》，为法语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受到的威胁而扼腕的时候，他大概没有留意到，当时大多数阿尔萨斯人的母语依旧是当地方言，而不是巴黎的雅音。正如他高估了过去二百年间法国语言政策的效果一样，他也过度预言了接下来德国语言政策将会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例如语言当中，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都远非全知全能。很难说对于都德来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