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的「站」源于蒙古语吗？ 第1页

《说文•马部》：“驿，置骑也。”，“驿”字本义驿马，后意义衍生为置骑之所——“驿站”。但单称“驿”称或“邮驿”（李白《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今大举天兵，扫除戎羯，所在邮驿，征发交驰。”），现在日语里“駅（えき）”仍有车站的意思。

“站”出自蒙古语ĵam/djam，这也是古史上的常识之一。不过这个词最早很可能是蒙古人从突厥人那里借来的，突厥语中读yam——而突厥人的yam最初却很可能是从汉语“驿”移植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日语中“駅”东京音读作eki，但其东北方言读作jegi。一般认为，蒙古语的j和突厥语y，在读音上经常可以互相转换，故此造成ĵam和yam的差别。

不过或许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驿”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是复辅音（王力拟音ʎyak）而东亚的驿站系统，毫无疑问最早是由汉人的中原王朝创立的，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战国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景公游少海，传驿从中来谒。”漠北各族借用此字也并不奇怪。

伯希和在1930年曾写道，北魏拓拔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属。他的证据之一是《南齐书·魏虏传》里记载的，拓拔鲜卑的语言中，谓“诸州乘驿人为咸真”。伯希和把“咸真”还原为Yam-Tchin（今吴语、闽语、粤语中仍读咸为Ham），并认为这与突厥语中把驿马/驿金称Yam，驿夫称Yamdji是有同源关系的，并且与蒙古语的“站赤”显然有密切关系。俄语称驿村为Ям（Yam），驿夫为Ямщик（Yamčik）极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时代突厥语的影响。

《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5章：“后者让我们走远道去见一名叫做驿站的官员，这样称呼是因为他负责接待使臣。”何高济注：“驿站（Jamian），在另一处正确拼作Iam，即Jam，马可波罗写作Yamb，实际是汉语的‘站’，不是人名。”何氏在这里的解释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蒙古语的Jam倒是从“站”而来的。马可波罗写作Iamb，而非Yamb（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卷二，第97章）。冯承钧注：“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现代蒙古语尚名驿传之所曰djam或dzam。意大利语iam可读作djam，则与汉语‘站’之对音合矣。”冯注在此有小失误，盖现代蒙古语中djam已无“驿站”之意汉（现代蒙古语中，ĵam却已经没有了“驿站”的意思，而转为道路、途径之意，表现“邮递”意的则改用örtege），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这一意义。

翁独健在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一章注释中加按语云：“蒙古语谓驿站为Jam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突厥语以Y代J，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这句话的前半段是错误的，倒果为因；后半段其实也可以商榷，盖此并非最强有力的证据。如亦邻真根据同样的证据，认为鲜卑语后缀-čin是对表现族属有决定关系，据此推断拓拔鲜卑语理应与蒙古语更接近（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正因作为“车站”意的“站”是一个外来语，故此在一些保留古音比较多的方言里，其读音和“站立”意的“站”，是读音不同的。大致“车站”之“站”，各地都读与zhan或jam近似的音（福州话读yam），但后者，上海话一般不说“站”，而说“立”，崇明话读gei，福州话/闽南语读khiā，广府话读kei（本字当作“企”或“徛”，《广韵：“徛，立也。”）。

汉语的“站”，现在是一个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样，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字，不见于唐代以前的文献（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进这个外来语了）。较早见于宋朝丁度的《集韵》，但意思却是“坐立不动貌”，并无现代汉语最常见的“站立”或“车站”的意思。如秦少游《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陆游《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宋时显然不可能用“站”来替代上述的“驿”字。

元代以“站”来翻译，或许也是因为这个俗字当时还比较冷僻，不致使人误解。《元史》志表总序：“元制站赤（ĵamči）者，驿传之译名也。”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语读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复汉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虏风习，洪武元年又将通用的“站”字改称“驿”。但沿用成习，“驿站”连称也已成为常用短语，百姓口语中仍称“站”，甚至明末奏章中也有用“站”。如《水浒传·楔子》：“ 洪太尉 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説：‘ 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设称“驿”，而军报所设称“站”；但一般通称“站”（参见《词源》“站”条）。满语“驿站”也一样自蒙古语借入，今黑龙江佳木斯，即满语驿站而来。1931年后，日本在东北也改站称驿，但行政措施始终行不通。

综上“站”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词汇，类似满语的“福晋”、“章京”、“台吉”等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