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第1页

白求恩除了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以外，他也有个小我，他为了救赎自己的小我，惊天动地以至于不朽，也算歪打正着啊，谁都不容易。

因为中国是能吸引共产主义战士的，他们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疑惑来到了陕北，被咱们当年的精神气儿感动，写了《红星照耀中国》

后来一个叫阳早（Erwin Engst )的美国帅气年轻人，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受到毛主席和《红星照耀中国》影响，为了信仰来到中国。【百度百科: 他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在延安为“小米加步枪”的精神而感动，深信得到百姓拥护和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每当人们问及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他会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为信仰而来。”】

他有个朋友叫韩丁（William Hinton)，哈佛和康奈尔毕业，1943年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也来了中国，后来自愿到了我党的河北解放区，为我国培养第一代农机人员。

他把阳早忽悠来了中国。

然后阳早和他一起把他妹妹忽悠来了。

他妹妹叫寒春（Joan Hinton)，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她还是费米的助手，杨振宁的同学。

受她哥和阳早的影响来中国了，但她当时不承认，她说，我是被毛主席忽悠来的。后来跟阳早在陕北的窑洞里结婚了，俩人后半生帮中国养牛，一辈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和她哥，她老公，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阳早和寒春的孩子母语都是中文，他俩的大儿子阳和平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书。

b站有阳和平的访谈

他抹着眼泪说他爸妈

“我们所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他们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又是人民需要的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他有个大环境，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喜欢的事业上。他这属于金饭碗的人，他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也不追求比别人多。他不追求当人上人，他也不追求当人下人，他就要跟大家一样，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大家穿什么我们穿什么。这样他就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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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一下b站的评论

"不知道在座的说洗脑的人你们学历和阅历是多少，但是人家参与过曼哈顿计8划，当时地球最强大脑中的一员，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他们更懂。自己不相信的叫别人相信那是传销，自己相信的并且感染到别人，那是信仰。人的理想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高尚的理想。”

“其实我能理解他父母，就是那种特纯粹的理想主义，你想想，如果今天，你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很先进思想的学者，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去见证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比你们知道的所有国家都好都新鲜，你们不想去看看不想去参与一下吗，越是思想进步的人越有劲头儿去干这种事儿，而且，讲实话，建国以后，中国人民有一段时期那精神面貌真不是吹的，特别积极向上特别有奔头"

最后借用一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名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左阳早 右寒春

左边是来中国后的阳早

1949陕北的窑洞，他俩和翻译的合照

1955-1966

他俩带着娃在西安郊区的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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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响这么大，能“忽悠”这么多人来中国，我觉得看了这本书就自然能理解这个问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直到1937年出版的时候，我党离胜利还早着呢，甚至离抗日战争胜利都还早，这本书当时压根不可能以《Red Star Over China》这个名字出版，所以改了个隐晦点儿的名字叫《西行漫记》。

斯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记者，没有偏见没有既定的立场，他是为了解答一大堆疑问拿到一手资料亲自跑去寻找真相的伟大新闻工作者。

• 译者前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

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

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

——《红星照耀中国》译者前言

• 1938年中译本斯诺的序言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 《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序言

• 斯诺疑惑的问题（原文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十分详细，这里只是节选）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

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

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

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 斯诺和红军小战士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

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 第一次见周恩来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

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 斯诺问他们喜欢红军吗

他们喜欢红军吗？

我问他们。

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 斯诺和毛泽东（可爱）

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

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 采访毛泽东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 这种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

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

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象是一种有力的示威，象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

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

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

• 告别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蹚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