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 第1页

走下坡路总是容易的。

容易灭亡。

一开始，可能案子已经有99%的把握了，就差临门一脚那1%，好累啊，算了，“上点手段”吧。破案，铁案。

后来，是90%，70%，40%，10%……

案子也越来越不铁。

堕落起来是很快的。

但是，事儿还没完。

在这个过程中，横竖都已经靠刑讯逼供了，那么，真正有逻辑推理能力，证据收集整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的办案能手越来越靠边站，剩下来的只是单纯的“打手”，所谓逆淘汰嘛。

靠一群打手能办案吗？能维护统治秩序吗？

显然不能。他们除了屈打成招，杀良冒功，其他啥都不会。

反正是靠刑讯逼供办案，换做是你，你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抓住悍匪之后再逼供，还是柿子捡软的捏，先抓住懦弱的良民再逼供成悍匪？

这样一来，放跑真正的罪人与冤枉无辜的好人这两种情形就会同时存在。

这是不是激化矛盾，制造事端，破坏统治秩序？

刚开始，是小偷小摸探头探脑。

后来，他们发现“打手办案”虽说喜欢严刑拷打，但总是打不准（比如前面说过的欺软怕硬）。于是，悍匪们也冒出来了（甚至于说，你只有成为悍匪，才没人敢惹，没人敢抓你去严刑逼供）。

再后来，间谍，豪强，黑恶势力，成规模有组织的造反武装……也都出现了（越是这样，越远离刑讯逼供）。

最后，政权就垮台了。

还记得垮台的民国吗？

我知道，现实中很难做到“水至清”。

但是，道理上，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刑讯逼供不对，应该禁止。

否则，一旦思想上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失去是非观，“不得已”一定会堕落成“天经地义”。

类似的“堕落”的例子很多。

比如，刚开始查参考答案是作业做完之后对答案，后来就堕落成抄答案。

还比如，刚开始士兵找老百姓“打草谷”还可以用“万不得已，当兵吃粮”来自我安慰和约束。可若不加以严禁，后面一定会恶化成“遭殃军，借老乡的人头领个军功”。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该禁止。就算实际上做不到杜绝，态度上也一定是持否定和禁止的，行动上是无限努力的。

还记得共产党在还没建国的时候，还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反对“逼供信”吗？学过《中国法制史》的应该有印象。

你就算再冷血，再怎么不在乎嫌疑人的人权，你自己的统治秩序总该在乎吧？

分两种情况。

1、嫌疑人犯罪证据确凿，通过刑讯逼供逼问作案细节。

2、嫌疑人犯罪证据不足，通过刑讯逼供逼问他是否有罪。

本人支持第一种，不支持第二种。

原因很简单，第二种情况，会有很多冤假错案，很多无罪的人屈打成招，很多答主也说了，不再多叙述。

而第一种情况，现在法律不允许，但是这样做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合法化。

我随便举个例子，某人贩子被抓获，证据确凿，死活不肯交代被拐卖孩子的去向。再或者是某恐怖分子埋了个炸弹，证据确凿，但是不肯承认炸弹放在哪里。随时会危害公共安全。

你觉得这种情况，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有用，还是直接上刑有用？战争年代审问抓获的敌军可都是靠酷刑逼他交代的。

上刑确实不人道，但是人道是跟好人讲的，危害社会的罪犯也配讲人道？

当年，有个全国著名的冤案，一个小伙子被认定为杀人犯，枪毙。

他的母亲一直喃喃自语：我儿子没杀人，他怎么就招认说杀人了呢？

这个例子就足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

更严重的，不用说屈打成招，就算不打，只是吓唬吓唬，也足以让“犯人”承认自己“没有的罪行”了。他承认什么，看对面的人想让他承认什么。

举个例子。

康熙、雍正年间有位名臣李玉鋐，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之父，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李玉鋐为官后清正廉明，爱民如子，活人无数。年老回乡，囊无余财，只带了只大箱子，里面全是蜡烛烧完了的烛根。他聚集了儿孙辈说：“我在福建做官，夜里处理民间断案文牍，往往怜悯得流下泪来。遇到可以存活的，就用烛跋（即烛根）记个数。现在带回家来给你们留看，你们要好好保存，不要以为我带回来的箱子全是满满的金银财宝！”

另外，据《一经堂笔记》记载，李玉鋐在福建做臬台（司法官吏）时，半年不到即断狱一千多。“日勤案牍，夜则秉烛，至漏三下。”其时有一侍童在旁，他公事办完，饮一杯酒，吃两个鸡蛋，才去睡觉。有一夜，有疑狱没有判完，来不及饮食，而侍童却睡去。李玉鋐看见一只老鼠把鸡蛋偷走了。不一会李见侍童醒来，就故意板起面孔询问童子，说少的鸡蛋是他偷吃的，不承认就要杖责他，结果童子为了逃避杖打就承认了。于是，李玉鋐对拷问这种断狱手段产生了质疑。久而久之，李玉鋐对此越发不满意，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流弊，再加上自己已经年老，就请求回归故里了。

说一个远的。成语“请君入瓮”了解下。来俊臣并没有真地把周兴放到瓮里，只说了五个字“请兄入此瓮”，唐代（也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酷吏之一的周兴赶紧就跪下，招了。这种横骨插心的魔鬼尚且如此，普通人更可想而知了。

再说个跟来俊臣、周兴同时的正面人物。

长寿元年（692年）正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律法规定，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狄仁杰当场认罪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口供，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只待来日行刑，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向狱吏借来笔墨，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棉衣里，请求送回家中。负责看守的王德寿并未起疑，让人送交给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狄光远持帛书向武则天诉冤。
......
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狄仁杰谋反案。她召见狄仁杰，询问他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道：“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

看吧，像狄仁杰这样正气干云的铁血男儿，也怕不招供就死于酷刑。

感谢这么多知友点赞评论。

何以为报，唯有再更。

我认为，刑讯逼供者未免因急于拿到口供结案而草菅人命，即所谓“求其死”。

欧阳修在给自己父亲写的祭文《泷冈阡表》中，写自己母亲回忆父亲欧阳观的话：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翻译一下：

“你父亲做官，曾经在夜里点着蜡烛看案卷，他多次停下来叹气。我问他，就说：‘这是一个判了死罪的案子，我想为他求得一条生路却办不到。’我问：‘可以为死囚找生路吗？’他说：‘想为他寻求生路却无能为力，那么，死者和我就没有遗憾了，何况去寻求生路而又办到呢！正因为有得到赦免的，才明白不认真推求而被处死的人可能有遗恨啊。经常为死囚求生路，还不免错杀；偏偏世上总有人想置犯人于死地呢？’

欧阳观和李玉鋐这两位大人，真不愧孔子评价子产的话：“古之遗爱也。”

但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太少，出现这样的仁人是不常见的事。常见的是什么？世常求其死也！

这也是两位仁人一告老还乡，一释卷叹息的原因吧。

评论区有朋友推荐加入杜培武的案子，谢谢。案子是这样的，大家看这个网页。

Doctor：大案纪实：杜培武，警察杀妻案

杜培武是昆明戒毒所民警，妻子和其出轨情人在一辆车内被枪杀。杜培武、杜妻、杜妻的情夫，三人是警校的同学，妻子是有名的警花，其情妇在校就是高材生，毕业后也是青云直上，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副局长。

是不是有种【肖申克的救赎】的既视感？说实话，小说都不敢拿这么写。

凶杀案发生后，他自然是发现奸情，泄愤、报复杀人的最大嫌疑犯，被曾经的上级同事屈打成招.....（此处省略几千字，读者诸君，就把这省略号当做斑斑血泪吧）。

在“忍死须臾”，绝望、悲愤中的杜培武不停地写遗书。其中一封写道：

今天是5月13日，对于我的冤情，难道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辨别是非吗？古时有个包青天，能断天下冤案，今天的世上就没有一个像包青天一样的法官吗？

不幸中的万幸（就是由于不幸中的万幸，在此我真不愿意说“由于司法公正”），在杜培武被“正法”前，真凶落网。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的杜培武，才捡回一条命。

这件事给我们的警示是：杜培武这样年轻力壮的刑讯专业人士，都难免挺刑不过，被屈打成招。这样看来，屈打之下多冤案甚至多冤魂，还不是像杨乃武姐姐滚的那个钉板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看恢复工作后的杜培武的做法。

杜培武说：刚做警察那会儿，情急之下，也曾对嫌疑人动过粗。这次从警察“沦为犯罪”的经历，让他换位思考，反思过去的工作方式。现在调查讯问工作对象，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端茶递烟，还告诉他们“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多么痛的领悟。

ps：也许有人会问：“杜培武不是硬汉子，为什么不能挺刑，不能熬刑，反而挺刑不过，熬刑不过？”说这话的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一，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习性：施耐庵写武松打虎，感觉好像自己要打个虎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但事实上，让你光着脚跳进一个几平米大小，两米深的水泥池子里，再往里面放一只暴躁的大老鼠。你可能会惨叫不断，吓死的心都有。第二，要知道，杜培武真要死挺的话，把当年刑讯逼供者的人性的恶激发出来，他的下场可能就不是小脑萎缩了，被摧残成纯植物人或被自杀都完全有可能。也许，正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所以才更清楚这一点。我想，杜培武也是像前面说的狄仁杰一样，怕不配合着招认就会死于酷刑吧。所以，还不如先招供，争取时间，或有沉冤昭雪的些微机会。

举个相关性不很大的例子。曾经有警察到派出所办事，结果被所里警察误以为是闹事的刁民，于是被同行群殴。这时，这位警察表现得非常专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挨完了那顿打。后来有人问：“你怎么没想过还手？”他说：“还手的话，被打死都有可能”。你看，专业人士的认知就跟非专业人士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