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 第2页

在1939年汪伪集团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极其讽刺的一幕。

汪精卫投敌后，为了名正言顺地组织起汉奸傀儡政府，迫切需要扛起国民党党统的招牌。于是，他召集周佛海一众汉奸，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得到另立伪中央、组织伪国民政府的“合法授权”。

他们成立了伪六大的筹备委员会，要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快速拼凑出汪精卫需要的300名代表，很难凑够数。他们指派特派员分区包办，强行组织，勉强拼凑了200多人的大会代表。

1939年8月28日，汪记“六大”终于在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召开了。

会议开始不久，出现了极其讽刺的一幕。

有些人在与会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名字：卢英。

他们不干了。

这个卢英，原来是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处队长。“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后，此人最先投敌，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帮助日军欺压中国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

他们发现卢英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担任了大会的秘书，于是十分气愤，提出卢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

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卢英是汉奸。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卢英竟任大会秘书？谁不知道他是汉奸？”

他们说：“我们羞与汉奸为伍。”

什么、什么？！他们说什么？“羞与汉奸为伍？”

确定没搞错！

确定，没有搞错，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

噫！吁嚱！今夕何夕，此人何人！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东西？！不知他们陷入了一种如何扭曲的心理。

他们去找汪精卫闹，周佛海挡了驾。周佛海对“汉奸”两个字也十分反感，声色俱厉地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最大的汉奸，居然反感汉奸，居然羞与汉奸为伍。他们居然就是这么想、这么认为的。他们不仅认为自己不是汉奸，甚至还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呢。

周佛海日记载, 1940年5月13日, 汪精卫在汉口的日军司令部外面讲到, 在重庆人们互称“民族英雄”, 而他却被称为“汉奸”, 可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也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汪和他的随从们认为, 要想救国, 只能寻求和平解决。“我要是成了民族英雄, 中日之间便有永久和平。我要是成了汉奸, 中日之间便永远无法解决纠纷”。

汪精卫1940年9月2日在北平说:“有一伙中国人要杀我。还有一伙日本人也要杀我。他们都有自己（这样做）的证据。这说明我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国人想杀我, 说明我不主张抗日。日本人想杀我, 说明我不是汉奸。”这种态度影响到汪精卫随从的思维和举止。他们竭力坚持自己是“民族英雄”的说法……

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认为, 抗日战争有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抵抗, 那是蒋介石的任务;二是和平谈判, 这是汪精卫的工作。蒋介石都说, “抵抗容易, 和平难”嘛。参加和平运动、“委曲求全”就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汪精卫的教育部长李圣五在1946年作为战犯受审时宣称, “当时多数的志士都说, 如果汪先生真的能捍卫国家的地位, 打入敌人后方, 实行救国的任务, 那么这对抗日战争不无好处”。

真是：久居鲍市不闻其臭……呜呼哀哉

晚清政府利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跟英国签下《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即英国通过逐年递减，最终达到不再向中国贩运鸦片的目的。

据相关统计，在虎门销烟之前，即1835年，清朝吸鸦片者就已经高达200万，各个阶层、行业，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僧尼、道士都有涉及。而京城更为普遍，皇室贵族、官吏大臣、宫中太监十之一二都是鸦片烟民。

鸦片泛滥导致清王朝白银大量外流，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道光皇帝意识到全民沉迷鸦片的危害，决心禁绝鸦片。他连连下达禁烟上谕，全力支持主张禁烟湖广总督林则徐，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处走私鸦片。

此后，清朝自上而下的禁毒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开展对违法的官吏和鸦片走私贩的打击行动。同时清政府对公开对抗禁烟的国内鸦片走私集团，直接派兵进行镇压。与此同时，遭受重大损失的英国的鸦片商贩开始鼓动英国政府对清朝开展战争。

然而，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并没能起到遏制鸦片泛滥的作用，英国鸦片商贩趁机游说政府发动对清朝的战争，与清朝官吏打交道这么多年，他们很清楚这个古老的封建王国外强中干。鸦片战争就此爆发，中国彻底沦为鱼肉，走私鸦片化身洋药彻底合法化。

之后，失败一方的清政府对于鸦片的流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禁烟令名存实亡。失去最后一道约束，鸦片在中华大地像江水决堤，一泻千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连远离中央的西藏也开始有人染烟毒。

1909 年2月1 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 13 个国家的 41 名代表齐聚一堂，召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

万国禁烟大会是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发起的，经过多轮磋商，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 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缔结。万国禁烟会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世界性的毒品泛滥问题，协调多方立场并商议采取共同对策。

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这次会议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作为贩卖鸦片最大的受益国——英国，居然也同意签订。

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清政府就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十年禁烟协议）》，主要内容就是要求英国按年递减鸦片贸易，并且中国会逐步提升鸦片进口税。这对当时的仍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来说，简直有点“丧权辱国”。

众所周知，英国好不容易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才把清政府打服，废除禁烟令，让旗下的贩毒集团鸦片贸易合法化 ，并赚得盆满钵满。那么这种自断财路的条约，为什么英国会接受，这可以从他们提出的条件看出端倪。

英国的条件就是清政府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种禁吸，三年内不见成效的话，英国不会再履行这个条约。换句话就是，你们清朝自己不要种鸦片了，也不要自己人吸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树立道德新风尚，禁绝害人的鸦片吧！

很明显，英国并不是良心发现，才同意禁烟，真相是他们旗下的贩毒集团从印度殖民地来的洋烟（进口鸦片）已经不敌中国自种自制的土烟（国产鸦片），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还落得一个国家保护毒贩的坏名声。

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鸦片的看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禁不了，那不如躺平接受，然后从中收税获利。到后来连林则徐这种坚定禁烟派，也提出通过种植罂粟来弥补财政空缺、并抵御外国鸦片的看法。

此后，清政府便采取“寓禁于种”的策略，鼓励各省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罂粟花开，而土制鸦片通过改良品种和提升制作技术，从最初的低廉质差发展成为质优价廉，把进口洋鸦片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毒品大国。吸食人数从鸦片战争之前的200万左右狂升至1000多万（数据不一定精确，但吸食人数在当时确实是居全球之首）。

尽管英国被清政府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搞定，但清政府到了末期也意识意识到鸦片带来的税收不足以抵销其带来的危害，在与英国达成双方逐年禁烟的协议时，中国内陆各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鸦片，协议遭到官吏们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

值得一说的是，向中国输入最多鸦片的英国鸦片商贩其实是一群犹太家族，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沙逊家族所开办的沙逊洋行。沙逊家族通过贩卖毒品获得了巨额利润，使得该家族享有东方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

当然这些犹太家族毒贩的国籍是英国，说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没有错。但是直接贩卖鸦片的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金的家族式犹太毒贩。

如果单纯以贩毒数量作为衡量标准，沙逊家族的大卫·沙逊可谓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贩子，后世的任何毒枭、毒品贩子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他和其他毒枭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罪行没有人记得。

关于沙逊家族的贩毒史，我在下面专栏文章有详细介绍，有兴趣的可以阅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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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例子。很有讽刺意味。

第四、第五次战役可以用“狭路相逢、必死则生”来形容。战况极其激烈，涌现英雄的个人、集体无数。

我暂举几个例子，我觉得让我很受触动。

1951年1月初，通过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已经突破三八线，拿下汉城，进抵三七线附近。美国面对此局面，再次从本土、欧洲和日本增兵，意图趁志愿军补给线过长，夺回汉城。

此时志愿军刚打完第三次战役，许多部队已经开始用美械，出现了弹药补给困难；粮食前运困难，伤员后送困难。

13兵团没有休息补充；

9兵团从二次战役长津湖后就在休整，还无法参战；

因此战略预备队19兵团紧急入朝。

在19兵团到达之前，能战的只有邓华的13兵团。于是就地构筑防御，依托汉江南岸固守，等待19兵团加入战场。

这时，我要说的主角——志愿军某军（先留个伏笔）防御正面近50公里，要承受美1军的主要突击。

这个压力，不用我多说了吧。

1月27日，该军某团防御113.8高地，美军进攻，一如既往地遭到了我军重大杀伤。

该团7连发动了八次白刃反突击，一天之内杀的美军丢尸200。

7连3排机枪手田文富，在全排仅剩他一人的情况下，趁美军进攻间隙，收集伤员、烈士和敌尸的武器弹药，

把冲锋枪和卡宾枪子弹全部压满，手榴弹导火索全部拉出，堆在阵地上最好的几个射击位置上；

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脱下，塞上泥土扮成假人放在阵地上；

腰间始终插着一颗拉开导火索的手榴弹，随后抱起机枪蓄势待发。

随后田文富开启枪王模式，在阵地上不断游动，机枪弹打光了就切换冲锋枪、卡宾枪，以800发机枪弹和不计其数的步枪冲锋枪弹、手榴弹，一人击退美军4次冲锋，消灭美军60人。

战后，田文富穿着已经被打碎的“假人”大衣帽子去见团政委，政委流着泪数弹孔，一共53个。

田文富立二等功一次，授予“英雄机枪手”称号。

是不是开挂的英雄？在田文富所在的团里，这是普遍现象。

两天后的1月29日，该团的8连（田文富是7连）守卫236.5高地，击退美军5次团级波浪式冲锋，该连一百多人拼到最后仅剩2名弹尽粮绝的战士和6名运输员，还有光秃秃的山坡（阵地上的石头都被扔光了）；

终于，美军九牛二虎之力拿下236.5高地，但是该团上下喊出“决与帽落山高地共存亡！”的口号，

集中了团机关干事、团警卫连，又对失守的高地发动攻击，一鼓作气又夺回来了！

美军再次进攻，最后时刻，山顶仅剩的志愿军一个排突然发起反冲击，70多枚手榴弹砸在懵逼的美军人群中，当场上百名美军被炸倒。

形势转危为安。

看到这里，你会由衷的被这个团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所震撼。

大摇大摆闯进阎王殿不说，还冲着蹲在门口抱着手哭的阎王爷吆喝：“再拿点炒面来！”

是不是“万岁军”38军？是不是云山王牌39军？是不是旋风纵队40军？

不算主力团，至少也得是个根红苗正、传统悠久的老部队吧？

都不是。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148师443团。

50军是什么部队？解放战争中长春起义的果党60军改编的。

就是在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被果党抛弃在长春，饿的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灰头土脸的60军，在人民军队的感召下阵前起义，编入解放军序列。

这支滇军出身、在台儿庄和长沙立下功劳，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60军，被果党驱赶着当内战炮灰，在长春城内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早在1946年4月，60军从越南海运至东北投入内战，仅仅一个半月后，该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瑞就率师部和1个团在海城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1948年10月17日，该军终于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于长春起义。

彼时该部经过解放军的重重打击后，饥饿动摇，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和60军同守长春的新七军军部仓库被打开，“里面装的有大米、白面、罐头、饼干、白糖，还有很多桶豆油”。

围城期间，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33岁生日一桌酒席花费达900亿元(果党时期货币)。

嫡系部队吃饱喝足，地方派系忍饥挨饿，管你是不是抗战有功。也是果党的常态。

这支参加过台儿庄恶战、长沙会战的60军官兵们灰头土脸，形同牲口一样被果党长官驱赶，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是的，不到三年，改编为50军后，就打下了汉城，还追歼了美空降第187团和土耳其旅各一部，50军的149师还全歼了英皇家重坦克营。（11年后还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痛打阿三）

并且在第四次战役中，连续承受了拥有绝对技术兵器和火力优势的美英军近两周的攻击。

经受过台儿庄和长沙会战考验，尤擅防御作战的他们，在113.8高地防守时，安静的躲在工事里，待美军弹雨延伸、步坦协同脱节、双方仅距50米时大打出手，给美军以重大杀伤。

如此精兵强将，没有了抗战旗帜感召，在发动内战的果党手里就成了牲口一般被驱赶的炮灰。

仅仅不到三年，经过我军教育，就爆发出强大的威力，连世界第一的美军都照打不误。

凯申还在内战后期频频感叹自己“无兵可用”。

为什么无兵可用？果党、果粉心里有数吗？

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好的兵源，给果党用纯粹是糟践。

同样一群人，换个带头的马上不一样。

果然是一只羊带领一群狮子，不如一只狮子带领一群羊啊。

哦对了，刚刚提到的近乎开启游戏枪王模式、一天之内切换机枪、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榴弹，歼敌60名的英雄田文富，是1948年被果党抓壮丁抓来的。

（有人说田文富给二等功给低了，其实不是老前辈战斗力不行，而是抗美援朝我军学霸神人太多，硬生生把标准给抬高了。可以看下我这个回答）

当然了，随后入朝的3兵团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被果党抓的壮丁，人民军队将其解放后，也成了家喻户晓、全国闻名战斗英雄。

仅仅不到三年，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壮丁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各种刷人头的战斗英雄。

公众号：拉费耳伯爵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东线高平战场，广州军区前指要求担任北线战役穿插任务的41军121师12个小时前进近90公里，插至班庄地区，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结果行动最快的363团用了32个小时，全师用了3天才插到指定位置。而担任南线战役穿插任务的42军124师70公里的路程则耗费了4天时间，20日才兵临高平城下。

广州军区前指关于在战役发起当天日落前插到指定位置，关上高平大门的决心完全落空。

这是战时组织指挥的一个常见弊病：脱离敌情、地形、道路等实际情况，直接用直尺求得图上距离，然后据此给部队规定行动时间，其结果往往是导致部队不能及时到位，对作战造成负面影响。《高山下的花环》对此做了形象的反映：

营长的喊话停止了。从尖刀排位置折回身来的靳开来，牢骚开了：“娘的！让他们执行战场纪律好了！枪毙，把我们全枪毙！他们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可我们走的是直线距离吗？让他们来瞧瞧，这山，是人爬的吗？问问他们，路，哪里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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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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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南朝鲜陆军第7师团的师团长刘载兴，在朝鲜人民军的攻击下屡战屡败，直至部队番号都被取消。说起这个刘载兴可谓是个大奇葩，他爸爸刘升烈在日殖时期是日军的军官，为了把刘载兴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大和男儿，刘升烈禁止儿子在家里说朝鲜语，实际上刘载兴只会讲日语，作战指挥都需要翻译，才能把战令传达给各级军官。你敢想象志愿军用一个出身汪伪政权的，只会讲日语的将军来指挥志愿军吗？是不是很奇葩?日本投降后，本来就是前日伪遗毒的李承晚政权登台后，刘载兴被大力提拔重用。

被朝鲜人民军击溃的丑事丝毫不影响他的官运，美军仁川登陆后转任韩第二军团军团长，晋升少将。在第二次战役中，该军团被志愿军38军，42军包围全歼，番号又被取消(当时韩军只有3个军团)。1951年官复原职任第三军军长，战力依然废材，志愿军的小部队占领其部队后方的补给线时，数万人的大部队立刻惊慌失措四处逃散。美军指挥官怒不可遏地质问刘载兴：“将军，你的部队在哪里？

他回答说：“不知道。”

“将军，你的重型装备和运输工具在哪里?”

刘载兴回说：“不知道!”

美国将军大怒：“ 你部队的番号取消了，你去找别的工作吧。”

就是从刘载兴开始，美军取消韩军军团长的作战指挥权，所有韩军全归美军指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战场上屡败屡战，屡败还能屡次升迁，朴正熙时代刘载兴一度当上国防部长，也许是因为他和朴正熙都能用日语交流吧。

更魔幻的事还在后头，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打算从美军手里收回作战指挥权，当时有72名退役将军联名上书反对，刘载兴的大名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自己反对收回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丢失的作战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