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是伪书吗？ 第1页

考据学小都比不请自来了。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推荐楼主看一本书，杨伯峻的《列子集释》，尤其是这本书的附录部分。

然后，~(๑•́ ₃ •̀๑)小都比的考证开始啦

这里先表示对

的观点的理解，然后在这里郑重说明一句， 当今学界对于列子的主流观点是伪书，至于不是伪书的观点，在次流，比如饶宗颐先生就鲜明支持列子非伪。

现在，我们先来给出对于伪书的定义和评价

“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 。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涍撰”，在《明史·艺文志》及《江南通志》两书中却因“涍”与“濂”经常连用而误题为“皇甫濂撰”，皆成伪书。另一种则是有息伪之书。 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未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混乱，可经辨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根据这一论断，有关《列子》此书为伪问题，无非是两个论点。

1. 《列子》不是由列御寇亲手写的。
2. 《列子》成书的时间不在春秋战国。

我们先来看第一论点。

关于先秦的文献典籍是否是由其传闻作者写的，这里以《孝经》为例进行解释。

《汉书·艺文志》载：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但是《孝经》这本书真的就是“孔子为曾子陈”的吗？

《孝经》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由这段材料我们知道，《孝经》虽然在《汉书艺文志》记载中“孔子为曾子陈”，但是经过历代辩证，指出是“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并且至今我们也广泛认同这一结论。

题主你看到了吧，仅《孝经》一本全文未上三千字的小书，都被证明非如《艺文志》记载，更可况那些动辄上万的大书呢？

《庄子》，唐以前，有完本五十二篇与残本三十三篇鱼目混存，原来学者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各篇基本为先秦道家所作，秦简亦可证。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总的来说，《庄子》一书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
《墨子》，旧本题宋墨翟撰。考《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书·经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诸书多称墨子名翟，因树屋书影则曰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耶？其说不著所出，未足为据也。宋《馆阁书目》称《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数与《汉志》合，卷数与《馆阁书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仅佚节用下第二十二，节葬上第二十三，节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与《馆阁书目》不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见。或后人以两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欤？抑传写者讹以六十三为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录，盖以孟子所辟，无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

这里略举几例来说明一个现状，当代学界对先秦的古籍的认识，基本认同一个观点：“先秦古籍，只能看成是这个‘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派的著作，而不能简单推断为这个‘子’的亲笔”。所以即使今天的《列子》是先秦古籍，我们的观点依旧是是“列子及其后学所做”。因此第一个观点几乎不需要证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有后学作品参入，我们也不会将《庄子》、《墨子》认为伪书，因此，我们现在统一将论点1修正为“《列子》不是列子及其学派的作品。”那论点1修正成这样的话，在确认第二点之前我们却没有办法对此有任何回答。那么，我们来回答第二点

2.《列子》成书的时间不在春秋战国。

关于成书时间的论证，我们先来看杨伯峻先生一篇文字

杨伯峻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
（一）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尽管古书的伪造者在竭尽全力地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这种侵袭不但是不自觉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自觉的。因为极端谨慎地运用语言，避免在语言上灵出作伪的痕迹，这一种观念未必是所有古书的伪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纵使这一种观念是他们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书的伪造者未必是，也难以是汉语史专家，精通每一词、每一词义、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能够选择恰合於所伪的时代的语言，避免产生在那所伪的时代以后的语言。这种能力和高度的自觉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纵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所以我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可惜的是，这一种方法并未被以前的学者所高度重视，广泛地、充分地运用。虽然如此，凡真能科学地运用这一方法的，其所得结论经常是正确的，并且是使任何狡辩者所无法逞其狡辩的。我可以举出前人关於“老子”一书的辩伪情况作为例子。

　　“老子”的写作年代在孔子以前，还是以后；在春秋，还是在战国，这是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梁任公（启超）先生写了一篇论“老子”书作於战国之末的文章，发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到十七日的北京晨报副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论证。不久，张怡荪（煦）先生用法官的口吻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题为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发表於同年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的同一刊物上。这两篇文章后来又同被收入於古史辨第四册。梁任公先生所提出来的论证，只有极少数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张怡荪先生都逞其“辩才无碍”的口才，极尽狡辩之能事。纵是如此，仍然有一条不能不被张先生所接受，所承认。这一条正是从汉语词汇史来论证的。梁先生说：

　　　　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其他的从老子履历、从老子子孙世系、从老子与其他古书的比较、从老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以及由此思想所体现的社会情况所论证的若干条，纵然振振有词，张先生仍然可以“辩才无碍”。只是这一条，张先生却难以强词夺理了，不能不说：

　　　　老子一书，有人考过其中文字多有窜乱。……前人已经见到“偏将军”、“上将军”是杂入之注疏，不成问题。

　　“偏将军”和“上将军”这种官名为春秋所无，仅通行於战国，这一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但为什麼却出现於所谓春秋时的作品老子一书中呢？因此只能得出两种结论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结论，一种是老子不是春秋时代的书，而是战国时代的书。一种是老子一书多经窜乱。张先生只能在这两种结论中任取一种，无法同时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於是被逼地承认了后一种。由此可以肯定，从语言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方法是科学的，正确的论证是具有高度的说服力的。这裏不过是略举一隅以见例吧了。古人也曾经偶尔运用过这一方法。譬如程廷祚的论证尚书大禹谟之为伪古文，便曾从“道德”两字的词义沿革来考察（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卷三）。到后来，又有发展，如王静安（国维）先生的考证商颂是宗周中叶以后的作品（见观堂集林卷二），郭沫若先生的怀疑尚书中的某些篇（见金文丛考中的金文所无考），主要论证都是从语言上著眼的。从语言上著眼，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它的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或者国别。前人也有运用这一方法的，如清人江永和郭沫若先生的论定考工记为春秋时代齐国的书籍（江说见其所著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曾加徵引并且加了“江说近是”的案语；郭说见其所著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最初发表於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后来又收入於天地玄黄中），他们的论证既很坚强，因之结论自然正确。至於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的左传真伪考，虽然也是从语言上，尤其是语法上立言，表面看来很科学化，其实是从他主观的假设上立论的。如果他那假设不可靠，也就是前提不可靠，结论自然难以站得住脚了。所以又当别论。

　　从前人考证列子的真伪也曾运用这一方法。如宋人黄震的日钞说：“西域之名始於汉武，列子预言西域，其说尤为可疑。”马夷初（叙伦）先生说：“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盖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刘泽民（汝霖）先生说：“汤问篇引岱与、员乔、方壶、瀛洲、蓬莱，后三山始见於史记，就是神仙家骗秦始皇所称的三神山。”这些论证都是相当强硬的。

　　列子是部伪书，这已经为一般学者所肯定；它是一部魏晋时代的伪书，也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但所有前人的论证，除开上文所叙述的以外，很少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考查的。我这篇论文则是完全运用汉语史的知识来鉴定它的作伪年代。自然，我的结论是和多数学者所作的结论相符的，一致的。虽然在结论方面不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增加些新东西；但是，在方法方面，不仅仅若干词的历史沿革，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是作为我的研究心得而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这一篇论文可以看成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一个实例。

杨伯峻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



（一）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尽管古书的伪造者在竭尽全力地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这种侵袭不但是不自觉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自觉的。因为极端谨慎地运用语言，避免在语言上灵出作伪的痕迹，这一种观念未必是所有古书的伪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纵使这一种观念是他们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书的伪造者未必是，也难以是汉语史专家，精通每一词、每一词义、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能够选择恰合於所伪的时代的语言，避免产生在那所伪的时代以后的语言。这种能力和高度的自觉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纵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所以我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可惜的是，这一种方法并未被以前的学者所高度重视，广泛地、充分地运用。虽然如此，凡真能科学地运用这一方法的，其所得结论经常是正确的，并且是使任何狡辩者所无法逞其狡辩的。我可以举出前人关於“老子”一书的辩伪情况作为例子。

　　“老子”的写作年代在孔子以前，还是以后；在春秋，还是在战国，这是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梁任公（启超）先生写了一篇论“老子”书作於战国之末的文章，发表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到十七日的北京晨报副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论证。不久，张怡荪（煦）先生用法官的口吻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题为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发表於同年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的同一刊物上。这两篇文章后来又同被收入於古史辨第四册。梁任公先生所提出来的论证，只有极少数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张怡荪先生都逞其“辩才无碍”的口才，极尽狡辩之能事。纵是如此，仍然有一条不能不被张先生所接受，所承认。这一条正是从汉语词汇史来论证的。梁先生说：

　　　　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其他的从老子履历、从老子子孙世系、从老子与其他古书的比较、从老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以及由此思想所体现的社会情况所论证的若干条，纵然振振有词，张先生仍然可以“辩才无碍”。只是这一条，张先生却难以强词夺理了，不能不说：

　　　　老子一书，有人考过其中文字多有窜乱。……前人已经见到“偏将军”、“上将军”是杂入之注疏，不成问题。

　　“偏将军”和“上将军”这种官名为春秋所无，仅通行於战国，这一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但为什麼却出现於所谓春秋时的作品老子一书中呢？因此只能得出两种结论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结论，一种是老子不是春秋时代的书，而是战国时代的书。一种是老子一书多经窜乱。张先生只能在这两种结论中任取一种，无法同时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於是被逼地承认了后一种。由此可以肯定，从语言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方法是科学的，正确的论证是具有高度的说服力的。这裏不过是略举一隅以见例吧了。古人也曾经偶尔运用过这一方法。譬如程廷祚的论证尚书大禹谟之为伪古文，便曾从“道德”两字的词义沿革来考察（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卷三）。到后来，又有发展，如王静安（国维）先生的考证商颂是宗周中叶以后的作品（见观堂集林卷二），郭沫若先生的怀疑尚书中的某些篇（见金文丛考中的金文所无考），主要论证都是从语言上著眼的。从语言上著眼，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它的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或者国别。前人也有运用这一方法的，如清人江永和郭沫若先生的论定考工记为春秋时代齐国的书籍（江说见其所著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曾加徵引并且加了“江说近是”的案语；郭说见其所著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最初发表於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后来又收入於天地玄黄中），他们的论证既很坚强，因之结论自然正确。至於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的左传真伪考，虽然也是从语言上，尤其是语法上立言，表面看来很科学化，其实是从他主观的假设上立论的。如果他那假设不可靠，也就是前提不可靠，结论自然难以站得住脚了。所以又当别论。

　　从前人考证列子的真伪也曾运用这一方法。如宋人黄震的日钞说：“西域之名始於汉武，列子预言西域，其说尤为可疑。”马夷初（叙伦）先生说：“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盖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刘泽民（汝霖）先生说：“汤问篇引岱与、员乔、方壶、瀛洲、蓬莱，后三山始见於史记，就是神仙家骗秦始皇所称的三神山。”这些论证都是相当强硬的。

列子是部伪书，这已经为一般学者所肯定；它是一部魏晋时代的伪书，也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但所有前人的论证，除开上文所叙述的以外，很少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考查的。我这篇论文则是完全运用汉语史的知识来鉴定它的作伪年代。自然，我的结论是和多数学者所作的结论相符的，一致的。虽然在结论方面不能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增加些新东西；但是，在方法方面，不仅仅若干词的历史沿革，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是作为我的研究心得而提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这一篇论文可以看成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一个实例。

（二）

　　　　　　　　　　　　　。。。。
　　天瑞篇：“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

　　这一“数十年来”的说法值得注意。先秦没有这种说法。先把先秦的说法举例如下：

　　　　。。。。。
　　　　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又尽心下）
　　　　　。。。。。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於民生之不易……（
左传宣公十二年）
　　　　。。。。
　　　　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又昭公十三年）
　　　　。。。。
　　　　自襄以来未之改也。（又哀公十三年）
　　　　。。。。。。。。。
　　　　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墨子兼爱下）
　　　　。。。。。。。。。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又非命中）

　　从上面所举例句中可以把这类短语归纳成这样一个格式：介词“自”或者“由”加表示时间的词或者短语加连词“而”或者“以”加“来”字（或者“往”字）。在这格式中，表示时间的词语以及“来”字固然是主要的表义成分，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即“自”、“由”诸介词以及“而”、“以”诸连词，也是不能省略的。这是先秦的情况。到了汉朝，一般仍然沿用这一格式，但偶然有省略介词“自”、“由”诸词的：

　　　　臣迁仅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汉书礼乐志）

　　它们虽然省略了“自”、“由”诸词，“以”字却仍然不省。至於“数十年来”却连“以”字都省去了。这“数十年来”的精简形式从什麼时候开始的呢，我还未作深入研究。但非西汉以前人所有是可以大致肯定的。世说新语有这麼一句：

　　　　　　。。。。
　　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篇）

这裏“有苍生来”就是先秦“自生民以来”、“自古以来”的意思。然而他不说“自有苍生以来”，也不说“有苍生以来”，而精简地说一声“有苍生来”，是和列子的“数十年来”的格式一致的。从此也就可以看出列子的真正作者所运用的语法形式和世说新语的作者所运用的语法形式有其相通之处了。

　　当然，若仔细比较“自……以来”和“数十年来”的两种语法形式，仍然有其不同之处。“自……以来，”“自”字之下只能是表示时点之词或者短语，不能是表示时段的短语；可是“数十年来”的“数十年”却是表示时段的短语。时段和时点不同，因之“数十年来”之前不能用“自”、“由”诸字。若要用“自”、“由”诸字，则必须改说为“自数十年前来”，但是这种说法是非常笨拙的，也是实际语言中所没有的。那麼，我为什麼却要用“自……以来”的格式来证明“数十年来”的格式的后起呢？问题就在於：第一，“数十年来”的这种格式是先秦古书所未有的。而且，“数十年来”这种意义的语言不是很难於获得出现的机会的，依情理说，应该是容易被人频繁地使用的。这样，为什麼在真正的先秦古书中却找不出这种说法呢？可见这种说法为当时所无，而都被“自……以来”所代替了。第二，“数十年来”这种说法的产生最早在什麼时候，我虽然还没有作深入研究，但不会在西汉甚至东汉以前，大概可以推测地作初步假定。我们姑且撇开“数十年”这种使用表示时段短语的格式不谈，专谈“来”字。如果这种说法出现於两汉或者两汉以前，依据当时的格式，也应该讲成“数十年以来，”“以”字不应省略。而“数十年来”的说法恰和世说新语的“有苍生来”的说法同样省去“以”字，这便是他们之间相通的地方。这便是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

（三）

　　天瑞篇：“事之破□（毁）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

　　仲尼篇：“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行过东里，遇邓析。邓析顾其徒而笑曰：‘为若舞，彼来者奚若？’”

　　这裏有两个“舞”字——“舞仁义”和“为若舞”。第一个“舞”字，张湛的注解当“鼓舞”讲，是错了的。陶源庆读列子札记把它解为“舞弄”，是正确的。第二个“舞”字，张湛注为“舞弄”，是正确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舞借为侮”，不但单文孤证难以成立，而且也是多余而不必要的。

　　这两个“舞”字虽然都作“舞弄”解，其实际意义仍有差别。“舞仁义”的“舞”正和“舞文弄法”的“舞”一样。庄子马蹄篇“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又说：“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列子的“舞仁义”可能即是庄子的“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至於“为若舞”的“舞”字却是戏弄、欺侮的意思。无论哪一种“舞弄”，“舞”字这种意义都是先秦所不曾有过的。这便是问题所在。

　　“舞”字的第一个意义，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西汉便已通行。史记货殖列传：“吏士舞文弄法”。汉书汲黯传：“好兴事，舞文法。”都是证据。但第二种意义，却连两汉都不曾见。我认为“舞”字的有戏弄之意，是由於以“舞”训“弄”，为“弄”字所感染而来的。“弄”字本像两手持玉，说文云：“玩也。”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左传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都是本义。又襄公四年：“愚弄其民，”这意义又是较有引伸的了。至於汉书东方朔传：“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傲）弄，无所为屈。”这一“弄”字，正和“为若舞”的“舞”字一样，同是戏弄、嘲笑、调戏的意思，那麼，“舞”字之有戏弄之义，而且它的出现并不在汉书东方朔传以前，则很大可能即由汉书东方朔传这一“弄”字的意义感染而来的。由此可知这“舞”字的用法是较晚的事了。

（四）

　　　　　　　　　　　　　　。
　　黄帝篇：“心凝神释，骨肉都融。”
　　　　　　　　　　　　　　　　。
　　周穆王篇：“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
　　　　　　　　　　　　　　　　　　　　　　　　　　　　　　　　　　　　　　。
　　力命篇：“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厄；则谓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　　　　
　　　　　　　。
　　杨朱篇：“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

　　这裏的“都”字很可注意。

　　“都”字在这裏当“全”字解，用於动词前，作副词用，这是先秦古书所未有，即在两汉也是希有罕见的。吴闓生说：“‘心凝形释，骨肉都融’，此八字决非周秦人语，虽汉代亦无之。周穆王篇又云‘积年之疾，一朝都除’与此同，六朝人伪撰之确据也。”杨遇夫先生的词诠引有汉书食货志一条，转抄於下：

　　　　　　　　　　　。
　　　　置平准於京师，都受天下委输。

　　这一“都”字又和现代汉语的都字有相同处，也有相异处。同表数目之全，是相同处，但现代汉语的“都”，一般表示主语的情况，如“我们都是好人”，因之凡用“都”字的句子，主语都是多数。而魏晋六朝的用法却不尽然。它经常表示动作的情况，主语固然可以是多数，但也可以是单数，而且经常是单数，这是相异处。这字在魏晋六朝，已成为常语。我只将见於世说新语的摘抄若干条如下：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言语篇）

　　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政事篇）

　　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文学篇）

　　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信？”（又）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又）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又）

　　既前，都不问病。（方正篇）

　　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又）

　　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雅量篇）

　　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风慧篇）

　　武帝唤时贤共言使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豪爽篇）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於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容止篇）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往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又）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

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都不哭。（伤逝篇）

　　郤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栖逸篇）

　　王经……被收，涕泣辞母……母都无戚容。（贤媛篇）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又）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术解篇）

　　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任诞篇）

　　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简傲篇）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假谲篇）

　　桓帐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又）

　　卫江洲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俭啬篇）

　　於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尤悔篇）

　　列子的“都”字用法完全和世说新语的一样。其所以不同的是，一个是明标著的六朝人的作品，一个是伪托的周秦人的古籍。明标六朝人的作品的，自无意避免当时口语，甚至特意使用当时口语，以见其文字的生动。伪托为周秦人古籍的，而竟流露出魏晋六朝人的词语，则可见这一词语的深入人心，竟成为难以避免的了。（“都”字如此用法，也常见於本书张湛之注，尤其可见。）
（五）

　　说符篇：“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所以”这两个字的用法值得注意。不错，在先秦古书中，“所以”两字是常见的。但是，它的用法和这个不一样。列子的这一用法，和今日一样。这在先秦，只用“是以”、“是故”、“故”诸词，不用“所以”。先秦的“所以”，不能看做一个词，而应该看做一个由“所”与“以”相结合的常语。这一常语，因为“以”字意义的繁复，於是生出若干歧义。如以下诸句，是可以用各种意义来解释的：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墨子公输篇）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下）

　　　　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这三句的“以”字都可以解作“用”字，因上下文不同，若改写成为现代汉语，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所以距子”可以讲为“抵抗你的方法”；“所以养人者”最好即讲为“生活资料”，若机械地讲解，便可以讲为“用来养人的东西”；“所以异於禽兽者”则又要讲为“不同於禽兽之处”了。在这种场合的“所以”不容易和今天的“
所以”（当“是故”解的）相混。

　　如果把“以”字解作“因为”，则“所以”则有“的原因”的意思。如：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国家兴衰存亡的道理也如此。

　　　　吾乃今知所以亡。（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我今日才知我逃亡的原因。

　　这种用法也是容易明白而不会含混的。但像下种句子：

　　　　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

　　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

　　这种“所以”，形式上和今天的用法相似，自马氏文通以来，多以古之“所以”同於“是以”、“因此”，亦犹“故”或“是故”，这种“所以”难道真是纯粹表果连词，和“故”、“是故”相同的吗？我认为不如此。如果更深地加一番研究，就会知道这“所以”的用法仍是“的道理”的意思。“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是“此其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的省略，“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也是“此其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的省略。这都是判断句，不能看做表结果的叙述句。证据何在？就在孟子中可以找到。请看下面的句子：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皆所以明人伦也”等於说“这些都是明人伦的办法”。这个“所以”意义为“的办法”。然而这句的谓语还有一个“皆”字，在形式上仍不能看做表结果的叙述句，必得把它看做判断句。但是又请看下面一句：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段话正是承接上一例句那段话而来的。“所以别野人也”即在形式上也和“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相似，但这句只能解释为“这些都是区别君子和野人的办法”，不过原文有所省略罢了。这种只留表语而用“所以”起头的判断句在古书中是常见的，再在孟子中举两例：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是事天的方式）。夭寿不贰，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这是立命的办法）。（孟子尽心上）

　　既然“所以事天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事天的方式”，则“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为什麼不能解释为“
这是不希望照别人一样吃膏粱，穿文绣的道理”呢？

　　在左传中这类的句子尤其多，切不可误看作表结果的叙述句，因而把“所以”看作“纯粹的表果连词”；只能把它看为省去主语（上古汉语多不用系词）的判断句，“所以”仍是“的原因”、“的道理”、“的方式”、“的办法”的意思。酌举数例如下：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这就是使祸害快来的原因）。（左传隐公三年）

　　　　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这就是灭亡的原因）。（又僖公七年）

　　　　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这就是打胜仗的道理）。（又僖公十五年）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这是使国家不被灭亡的原因或方法）。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这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武备就是威不轨而昭文德的文具）。（又襄公廿七年）

　　从形式上看，“所以存也”、“所以亡也”、“所以毙也”、“
所以克也”和列子的“所以反也”几乎一模一样。但实质不同。前者是说明文字，“存”、“亡”、“毙”、“克”只是在社会中某种现象，而说话的人只是说明这种现象所以产生的原因。“所以反也”则不然，这是表明一事的具体结果。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即在对过去某一具体情况的分析中，古人也用“所以”作结，仍然不能看做“表果连词”。请看下面的一段文字：

　　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物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这些就是他上次把我打败的道理）。（左传哀公元年）

　　这“所以败我也”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看做和“是故”“故”相同的连词。因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先秦古籍中，“所以”只能看做短语，不能看做词。更没有把它作为表果连词用的。因之，凡用“所以”起头的判断句，一般都用“也”字结果，这是上古汉语省却主语与系词的判断句的一般句法。至於像下面的句子：

　　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后汉书臧洪传答陈琳书）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

　　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世说新语言语篇）

　　这种“所以”，才真正是“纯粹的表果连词”而列子的“所以反也”的“所以”也正是这种用法。虽然它也用“也”字结尾，但这“
也”字不过表示语气的终结吧了。这不是判断句，从上下文去看便可以了然。这种“所以”的用法，也是后汉才兴起的。
（六）

　　说符篇：“齐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於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

　　我认为“不如”的用法是作伪者破绽所在。在上古汉语裏，“如”字若作为动词用，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如”字之上不加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像”字讲。如果“如”字之上有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及”字讲。“如”和“不如”“弗如”不能构成肯定、否定的一对，而是不同的两个词。“如”不能有否定；“不如”和“不肖”一样，不能有肯定。让我先举当“像”字讲的例子：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

　　　　祭神如神在（又八佾）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公冶长）

　　　　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又述而）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泰伯引诗）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子罕）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乡党）

　　　　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

　　　　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又公孙丑上）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同上）

　　　　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同上）

　　总之，这种句例是举不胜举的。问题在是否有例外。作者大致考察了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国语、庄子、墨子诸书，没有发现例外。

　　现在再举“弗如”“不如”的例子：

　　　　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

　　　　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又公冶长）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又雍也）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又子罕）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又子路）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卫灵公）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又尧曰）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同上）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公孙丑下）

　　　　五谷者，种之美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又告子上）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又尽心上）

　　　　尽信书不如无书。（又尽心下）

　　　　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左传隐公元年）

　　　　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又庄公三十二年）

　　　　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又闵公元年）

　　　　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又僖公四年）

　　　　将奔狄。却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又六年）

　　　　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又九年）

　　　　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又）

　　　　所获不如所亡。（又襄公三年）

　　　　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闚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战国策齐策）

　　这些“不如”都应该作“不及”解。论语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左传的“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固然解作“不像”也可以通，但这“不像”仍与“不及”之意相近，解作“不及”，更为直捷了当。惟有左传僖公十五年的“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的“无不如志”是另一意义，应解作“没有不合意的”。但这句是“无不”连文，不是“不如”连文，因之也不能说是例外。我也大致考察了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国语、庄子、荀子、墨子等书，没有发现例外。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合於历史情况的。

　　然则在先秦若要讲“不像”又如何办呢？有时则用“不似”两字，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

　　到了汉代，“不如”才又有新的意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这一“不如”，才是“不像”的意思。列子的“不如君言”，当然应该解作“不像您所说的”；史记的“不如魏其、灌夫……”也应解作“不像魏其、武安他们那样。”这两个“不如”是有其相同处，而又是和先秦的说法不相侔的。孟子公孙丑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这一“不如”应该解为“不像”，但只能用在偏正复句的偏句中，因之不能与此并论。
（七）

　　总结以上所论，第一，考察了“数十年来”这一说法，它不但和先秦的说法不合，也和两汉的说法不合，却和世说新语的某一说法相合。第二，又考察了“舞”字的两种用法，一种用法和两汉人的用法相同，一种用法甚至要出现於西汉以后。第三，又考察了“都”字作为副词，只是魏晋六朝的常用词。第四，又考察了“所以”的作为连词，绝不是先秦的“所以”的用法，而只是后汉以后的用法。第五，又考察了“不如”一语，也和先秦的“不如”不一样。这种用法，也只是汉朝才有的。

　　其余关於六朝人常语还不少，如杨朱篇“不治世故，放意所好”，“放意”便是。陶潜咏二疏诗：“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颜氏家训文章篇“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放意都作肆意解。又如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婚宦”即婚姻仕宦，亦六朝常语。世说新语栖逸“不肯婚宦”，宋书郑鲜之传“不废婚宦”，颜氏家训教子“年登婚宦”，又后娶“爰及婚宦”皆可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却找出了不少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魏晋以后的词汇，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托名春秋作品的老子出现了战国的官名，有人为之解脱，说是“杂入之注疏”，虽然“遁词知其所穷”，但仍不失为“遁词”。列子的这种现象，恐怕连这种遁词都不可能有了。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晋人的膺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结论。而且，根据列子的张湛序文，杨朱说符两篇是张湛逃亡散失以后的仅存者，那末，这两篇的可信程度似乎较高。但从这篇论文所举发的情况看来，杨朱篇有“都”，说符篇有“所以”、“不如”，都不是先秦的用法，这也就可见这两篇也和其他六篇同样地不可靠了。

　　那麼，列子是不是张湛所伪造的呢？据我看，张湛的嫌疑很大，但是从他的列子注来看，他还未必是真正的作伪者。因为他还有很多对列子本文误解的地方。任何人是不会不懂得他本人的文章的。因此，我怀疑，他可能也是上当者。

　　列子是否还保留著断片的真正的先秦文献呢？因为作伪者不是亳无所本的，其中若干来源，我们既已经从现存的先秦古籍中找著了，是不是还有若干已经亡佚的文献而由此保存著呢？这一问题，我目前尚不能确实作答。但是，我总的印象是，纵使有，也不会多。因为列子的内容不见於其他古书的已经不算多，而在这不多的文献中，又有很多是（如杨朱篇）显明的魏晋时代的东西了。

又：

列子集釋後記

　　一、列子著述年代考這一論文最初發表於新建設雜誌一九五六年七月號，其中還有論「被」字的一條。當初我主觀地認為「被」字之作為表被動的助動詞起源也不在先秦。武漢大學周光午教授十月二十一日來信說：「大著從漢語史角度鑒定列子著述代代一文論證極精，但所提被動式的「被」字不是證據。弟近研究古今的被動式，在先秦資料中獲六例（內韓非子三，國策二，呂氏春秋一）」云云，因此這裏便將那一條刪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教授又來信告我：「弟昨偶閱列子天瑞篇有句云：『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按『未是』字先秦無此用法，實始見之於漢魏以後。

　　如（一）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論衡禍虛篇）（二）公卿不為郡，二千

　　石不為縣，未是也。（申鑒）（三）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曹植辯道論）（四）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小功章娣姒婦為嫂叔文，則恐未是也。（魏蔣齊萬機論）以供兄日後增補大作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之參考」云云。特為錄誌，惜光午於此書出版時因病逝世了。

　　二、最近讀到季羨林教授列子與佛典一文，他揭發湯問篇偃師之巧的故事和西晉竺法護所譯的生經卷三裏的一個故事「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因而證明這一故事是「列子鈔襲佛典恐怕也就沒有什麼疑問了」。季文收在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中，希望讀者一去參閱，也可為列子為偽書的一個佐證。

　　三、此文略有增訂，頗得王利器同志啟發，附此致謝。撰者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初稿，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改稿。

根据杨伯峻先生利用古汉语的流变，答主倾向于学界主流意见：《列子》是伪书。

答主曾私下列过一个《<列子>与诸子文字同异表》，发现《列子》的所谓的”被引用“超越了他的不被引用，而且很鲜明的一点是，晋代张华所撰《博物志》中有《古史》一篇，依照张华自己的序语，他是想借以补正史书的不足，但是令人生疑的是，我不见《博物志·古史》篇对于其他诸子文献的引用，而在所谓的《列子》中高频率的采用。这一点，我认为是《列子》是晋代造伪的一条无法有理反驳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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