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如何崩溃的？ 第1页

蟹妖，喝大也~

上暴论，轻视科举，不搞愚民，养民气百年，万马嘶鸣，天公抖擞，人才乱入，可TM全不是体制内的人才！

元朝的统治昏庸腐朽和宋金明清并无本质区别。

汉化不汉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元朝一大堆刘哈剌不花、邓伯颜、杨赛因不花、袁赛因不花、赵伯颜帖木儿的，毫无违和感。要说胡化，北周不遑多让，汉人都给赐鲜卑姓氏，朝堂上讲鲜卑语，照样灭了大肆尊孔的北齐。隋朝大打汉化牌，隋炀帝一折腾，立刻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元朝不需要在长城沿线部署重兵，秦岭淮河一线是内地而不是战场，漕运以海运为主，元武宗以后，海运粮食的数量往往在200-300万石，损耗率很少超过5%，一般都在2%甚至更低，比河运节约很多。造佛寺、供养仁波切总比造长城供养几十万大军开支少很多，元朝农民负担总体要轻很多。

地主阶级更加好过，虽然很难做到中枢的高官，但是交税少。传说中发掘宋朝皇陵的恶僧杨琏真迦，“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就他一个人至少让十几万人因此不用多交税，有力地贯彻了大元的减税政策，为刺激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划掉。

不同之处在于，元朝的汉民不如宋金明清的汉民那么容易统治。元朝和明初下南洋的华人，都是沐浴大元清化的陈祖义之类武德充沛之人，打遍南洋无敌手，碰上传说中乌哈图汗遗腹子的永乐大帝派大军讨伐，算他倒霉。明清下南洋的华人，马尼拉上万华人被几百个西班牙人杀光，兰芳共和国被自己人出卖，后来还有卖华公会，还没有药丸，想想看欧美老移民的那种高等华人的嘴脸，一脸费拉，活该被歧视。

元末的农民起义，和其他朝代完全不同。没有流寇阶段，直接攻克大城市，建立政权，刘福通起兵次年就大破脱脱太师弟弟也先帖木儿率领的元军主力。刘福通以外，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也都很快成为强大的势力。每个朝代中后期，军队战斗力都会退化，但是组织涣散、装备落后的造反者和朝廷官军打起来毕竟是有劣势的，而且朝廷还有地方团练武装配合。黄巢、李自成都是和官军长期周旋，黄巢转向唐朝兵力薄弱的南方，李自成乘着明军精锐覆灭于满清，才逐步取得优势，进军京城，而元末没有这个阶段。

这和元朝轻视科举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纵横中原，元世祖灭南宋，宋金科举官员也有殉国的，更多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开城投降的，蒙古人出于本能觉得科举根本选拔不出人才。可是科举绝不是培育人才、选拔人才的制度，而是淘汰刺头的社会收买体系。不论是考察两千年前经典的阅读理解还是文学创作能力，都根本和治国无关，而且从秀才到进士，早就从青年才俊变成了中老年，皓首穷经也么道。不想读书就没有在体制内出头之日，造反的话很快就被朝廷和其他读书人所在的宗族给灭了。汉人富豪大地主当然无所谓，蒙古色目大官很容易贿赂的，可是普通的读书人就没那么容易出人头地了，平日里不务正业，碰到刘福通造反，天下大乱，大家一起去搏一个富贵，而不是像清朝那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刘福通、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人地广兵强，绝不是灾民、变兵能够搞得出来的，有大量有能力有见识、不务正业又没有上升途径的读书人参与才是主要原因。朱元璋手下就有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还有刘伯温等人积极参与。造反的诸位不同于历朝历代的流寇，很快就在大片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封建统治”。

偏偏乌哈图汗的折腾劲和崇祯有的一拼，从唐其势、伯颜，到脱脱、太平、搠思监、哈麻、老的沙、孛罗帖木儿等人都被他做掉，内部先乱成一锅粥。

敝人将从反元势力和元廷两方面试答这一史学难题，权当抛砖引玉。

从反元势力来说：明教、白莲教、弥勒教早就准备搞事了，而元廷征发大量民工聚集至河淮地区（这一地区亦是这几个“教”深耕多年的区域）修河堤，给了他们绝好的机会。

仔细梳理元末反元势力的历史，会发现，挑头的是一拨人（韩山童、彭莹玉）真正起兵的是另一拨人（刘福通、邹普胜、徐寿辉、郭子兴）；最后真正有实力与元朝对峙、甚至真正推翻元朝的。又是一拨人（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

元末民变，挑头的其实就两个人：一个是白莲教的韩山童，一个是弥勒教的彭莹玉。这两个可以说一北一南，是“挑起黄河天下反”的灵魂人物。而这两个人早就想反元，甚至早就付诸实践了。

先说白莲教。白莲教在北宋时就是江湖上的一个秘密社团，其祖庭在哪儿？江西庐山东林寺，也是净土宗的祖庭。讽刺的是，元朝建立后，白莲教一度是合法的地上宗教。至元英宗（1320~1323）在位时，又遭查禁，转入地下。可以说，从此时起，白莲教的核心信奉者，就决心要反元了。韩山童就是其中一员。

韩山童，据《庚申外史》记载，“…世奉X教”，是白莲教世家。韩山童早就四处在河淮地区来回传他的白莲教，基本已经形成班底势力（如发展刘福通，杜遵道等）他又自称是什么宋徽宗赵佶的几世孙，于是更有名望了。

贾鲁修黄河后，近百万民工云集黄河之滨，其中有多少白莲教、弥勒教徒？从后来能“挑起天下反”的规模来看，绝对不少。因此韩山童觉得时机已到。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以石人一只眼，一出天下反为由，拢聚其核心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盛文郁、韩咬儿等共3000余人，于五月初在颍上（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白马黑片起兵。广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文告（引自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这规模不大不小。而且他们刚一起兵，立马被围剿，韩山童就被捕被杀了。

韩山童，就这么，〝给他人做了嫁衣裳”。

再说弥勒教。弥勒教比白莲教历史更久远，北魏时就有了。弥勒教教义，就是弥勒已取代释迦牟尼为佛祖了，因此，弥勒教教规就完全与佛教反着来。佛教几大戒，就是弥勒教所倡导的。犹其嗜杀，“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这个教，哪朝哪代都会禁。

到了元末，弥勒教执牛耳者，就是彭莹玉。此人是江西人，四处以“弥勒降世”为由在江西，两湖一带发展信众，人尊为“彭祖”，其信众称“彭党”。早在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年）正月，他就在江西起过一次兵。失败后他就逃到了淮西地区，接着拉队伍。可能是“普渡众生”之意，他的弟子皆以“普”为名，邹普胜，欧普祥，赵普胜，丁普朗，况普天，项普略。

1351年韩山童起兵时，他没有动，倒是他大弟子动了。

1351年，彭莹玉大弟子，今湖北麻城人，铁匠出身的邹普胜，拥立一个布贩出身，据说长得像弥勒的徐寿辉，在大别山主峰多云山庄起兵反元。建国号“天完”，这就是在“大元”二字上添了几笔，“大”上添“一”为“天”，“元”上添“宀”为“完”，意为压倒大元之意。改年号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彭莹玉则给了个“军师”衔。彭莹玉也识趣，便自请领兵转战江西行省，江浙行省。两年后兵败身死。

反元的第一拨人倒在沙滩上，第二拨人随即起来了。继韩山童而起的是韩林儿、刘福通；继彭莹玉而起的是徐寿辉；自发而起，“十八扁担聚义”的是张士诚，趁势投靠韩林儿、刘福通的是郭子兴。

韩林儿、徐寿辉的发家，前文已述。再说说郭子兴，张士诚。

其实，奠定朱八八队伍基础的，正是郭子兴。郭子兴是个什么出身？濠州大户。用现代话语翻译，就是“领导X社会性质组织〞的人。

郭子兴，本就是个强耿之徒，喜结交豪侠，趁乱世捞一把。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郭子兴聚集千人，趁乱夺占濠州。这才有朱元璋前往投靠。

同理，张士诚也是这样的人。张士诚是高邮亭户出身，就是在盐场以替官府煮盐为生的人家。要知道，这种人家靠盐吃盐，不贩卖私盐是不可能的。而既然干得是贩私盐的活计，那不是“X社会”，也是“X社会”了。

这帮人，是把反元大旗接着扛起的一帮人。

元廷呢？元廷内部权力斗争，军阀混战过于激烈。几次本可以消灭反元力量的机会全部丧失了。

一次是1354年，元丞相蔑里乞一脱脱南征。

一次是1362年，察罕帖木儿死，元军各部暂时联合起来。

一次是1365年，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南下“肃清江淮”。

可是，权争让人上瘾。于是就“不可复为徽钦”，只好逃奔塞外。

谢邀。

看来很多人根本不明白，在蛮族统治的基础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二元一体的，认为可以用阶级矛盾排除掉民族矛盾的想法，属于图森破。

蒙古统治者显然是不想汉化的，他们要维持自己的草原性特质，于是从汉地抽血到上都导致“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相对于被知乎大师某毛某亦吹捧为高度汉化，结果开国皇帝石勒竟然长期不识汉字的后赵，元朝当然要好一些，有些皇帝汉学水平还比较高，但没什么△用，绝大部分蒙古贵族是不懂汉语的。

但是蒙古人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无论是蒙古的制度，还是色目人的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治理偌大的汉地。野蛮的蒙古人不愿意汉化，所以一方面维持蒙古民族的特权，在制度上打压汉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中层的反动汉族士绅。

元朝是汉族大地主、士大夫最潇洒的时代，“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他们和色目包税人一样，是蒙古统治阶层压榨各族△民的代理人，虽然当官未必容易，但是在地头上的权限那是炙手可热。

《元史 志第五十三 刑法四》：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诸良人以斗殴杀人奴，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良人戏杀他人奴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各位看到没，在大元，奴婢地位比起铁血强宋又暴跌了一截，简直连牲口都不如。不光是主人杀死奴婢只是毛毛雨，一般人打死别人的奴婢也只用“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这是何等的让豪强欢呼的时代？

很多人要扯元朝税轻，但元朝的徭役没限制，还喜欢滥发钞票，实质的征发可不轻。

　　大元修河，本来是好事，但是快一百年没修过了，一次搞个大的，没钱就发钞票，全国各地一起通货膨胀，这下好，不光黄河流域“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长江流域那边本身就被苛捐杂税、征发和豪强压榨搞得喘不过气，再来一波通货膨胀搜刮一番，忍耐阈值马上被打破，于是泥腿子们纷纷也跟着张士诚、徐寿辉、郭子兴们反了。

　　那么地主们要扶保大元，是不是出于阶级上的原因呢？

　　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想浑水摸鱼。当然，由于他们与义军的对立性质，虽然摸鱼过程中可能会弄点善政来笼络领地上的百姓，由反动头子暂时变成民政家，但假设成了气候，很大概率又会成为反动头子。

　　两个例子，刘秀和曹操。刘秀虽然出生时家里已经没落了，然而老哥刘演搞游侠，仗义疏财，没少做包庇罪犯的破事，显然属于反动的。但是因为王莽的缘故，刘家兄弟跟着农民弟兄一起反了，所以刘秀得了天下后自然而然地代表农民弟兄的利益，大搞度田，把南阳、河南两郡的豪强几乎给整绝了（南阳是刘秀自己老家）。关于刘秀刘庄父子度田，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有效地还原了刘秀的真实形象，后世说刘秀是豪强势力代言人，真是冤枉他了。

　　而曹操一个宦官子弟，并不是士族，但镇压黄巾义军起来，又学了杀人屠城为乐的马尔萨斯主义，是曾格达迪的先驱者，所以虽然早期也有些善政，但很快成为反动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曹魏王朝也成为一个极端反动的王朝。

　　顺带一提，后面五胡里面大部分都对土豪劣绅蛮好的，尤以后赵、前燕为甚，再比较大元，各位自然明白了。

胡虏不愿意汉化，接触不到基层，只能吸收大量反动汉族士绅当自己代理人，自然是胡虏无百年之运。至于大清为啥能续200多年，具体原因很复杂，以后专门写回答说。

上班时间作答，先出论点，论据有空再说。

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生意人都在玩短平快的项目。

就整个华夏农耕文明来说，元朝的统治制度，是极其不配套的。主要有3点：

1，脱离生产基础的高层建筑。（违背了中华核心范围是农耕文明的本质）

2，唯一一个确立了以人种为阶级划分制度的朝代。（开历史倒车，直接倒回春秋战国）

3，缺乏广泛共识的部落制集权。（缺乏中古大帝国的行政管理基础----中央集权）

历史是有属于自己的规律的，秦亡于军功政治与六国的亡而不僵，隋亡于氏族与庶族最后的交手。所谓步子不迈或者迈的太大，蛋蛋都不舒服。

而蒙古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步子迈不迈的问题，而是，非但不迈，还TM向后退上几十步。你即便脑筋不动的对宋金的那套系统修修补补，都能继续在欧亚大陆上虎踞个几百年。

与后世的清不同，或许是看见了元的下场。清自统治伊始就主张满汉和睦（至少官方宣传），启用大量汉人官僚。虽然在明的基础上打了”华夏民族“的补丁，但依旧是明朝的那套系统，依旧是明朝那群人。因为熟读儒家经典清的统治者明白，新官上任三把火是烧弊病的，不是烧百姓的。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之间的经济社会结构完全不配套。受儒学影响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与还在萨满阶段的蒙古部落，本身就是两条科技树。唯一的出路就是洗点。

你不适应这个社会，终将会被社会淘汰。

打个简单的比喻。

公司一业务部门，空降一只会学术研究却对管理一窍不通的高材生。上任之初就武断的颁布一些从自己角度出发奇葩的规章制度，对部门的管理也游离于表面，我行我素，从不虚心向老员工请教。。。初始老员工为了熟悉的环境和票子还会得过且过。时间一久，矛盾丛生，积怨爆发，部门一片混乱。。。

危难时刻，公司会有总经理或者董事长之类出来给他擦屁股。再调离高材生，某位熟悉业务的老员工会被点名负责部门的正常运转（后续逐步转正或当场转正）。

套用这个比喻的话，这名老员工就是：汉人（明帝国）、突厥人（帖木儿帝国）、斯拉夫人（莫斯科公国）。

高材生被调至一个科研部门，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自身学识的优点，不但帮助公司科研进度大大提前，而且后来还在学术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这个一席之地，就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