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 第2页

如果中国没有历史，西方连给历史提鞋都不配。

中国好歹逐步融合了56个民族，建立统一的中国，这是一部逐步壮大的过程。

西方的欧洲，到现在还是七零八落，从奴隶主到封建财团，到现在披着皿煮外衣但是实际上还是财团控制国家。

美国建国才几百年，根本没有经历过考验，那不叫历史。

黑格尔：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转帖）

甘阳

现在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审视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根深蒂固而且非常流行，但是这些看法未必站得住脚。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不一定。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

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

中西文明自古无瓜葛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这是西方人的第一感觉。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印度、波斯，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例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埃及并不是到近代才和西方发生关系。埃及历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她和其整个家族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但却都是希腊人，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另外还有印度，也并不是在英国人殖民印度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早在罗马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则对那时的欧洲没有兴趣，他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

还有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波斯湾”这个词是很中性的词，听了以后不会引起任何的历史联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波斯湾引起的是整个2000多年历史的记忆。西方人会马上想起希腊和波斯之战，想到马拉松之战。

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穆勒(J.S.Mill)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以后欧洲和英国历史上所有的战役根本都不重要，惟一重要的就是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波斯人如果打败了希腊，以后整个西方文明就没有了。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自然都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此一提起“波斯湾”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联想起这些历史。美国人两次打“波斯湾战争”，心里自然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从前的古希腊人和波斯作战那样在保卫西方文明。

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关系更是从头就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传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人懂古希腊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腊文，连文艺复兴最早的创始人也不懂希腊文。欧洲人重新了解古希腊思想文化首先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文本，近世欧洲人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译本了解希腊的，因此研究中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政治哲学例如法拉比的思想。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和西方分不开。

肤浅的相似类比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诚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中西文明交往史或所谓交通史，但我想中国人不要像穷人攀富亲戚那样心理去夸大中西文明的交往史。中国和罗马之间或许有些非常间接的贸易，但绝对谈不上有任何关系，中国没有影响罗马，罗马也没有影响中国。

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言，不必套近乎。

需要认识的是，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尼采早说过，这类比较是心智弱的表现。

上帝不知道的中国

西方开始谈论中国主要是18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所谓近代历史学是从伏尔泰的《风俗论》开始的。

在他以前的西方历史都是按照圣经开始的，西方的所谓圣经上自然没有中国。18世纪以后西方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中国，怎么办呢？西方的上帝据说要管全世界全人类的，现在突然有这么大一块土地没有在上帝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很麻烦的。

如果把伏尔泰《风俗论》前面一百多页的导论拿掉(导论是后加的)，直接从正文开始，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脉络，即伏尔泰那里，人类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然后是欧洲。但这些不同文明之间都是什么关系，世界历史怎么个说法，伏尔泰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中国肯定是最古老。

这样一来，西方本身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解决的。黑格尔这《历史哲学》如果去掉导论看，第一章就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波斯，但黑格尔很高明，他论述说最前面最古老就是最低级最差的，因此最古老的中国是最低级的最没有价值的，波斯就比中国高级很多，因为波斯在黑格尔看来是西方的内在一部分，没有波斯也就没有欧洲和西方。（编者：就此观点鄙视黑格尔一下先）

学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的源头是所谓“伊奥尼亚”学派，可是这“伊奥尼亚”并不是在希腊本土，而是在亚洲的，当时是波斯人统治的，因此西方学界历来有人论证“伊奥尼亚哲学”是受波斯文化影响产生的。

总之，从伏尔泰开始，突然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出来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怎么摆，圣经上并没有讲过，圣经并不知道，因为上帝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比较麻烦。黑格尔来了一个从最低到最高，把它化解了，最早是最低级的，因此中国是最低级的最差的，最晚是最高明最好的，因此欧洲特别是德国是最好的。因此人类历史从中国开始，到黑格尔的德国结束。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本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不过把德国换成了美国而已。

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今天的西方人是不会这么明说了，因为这种说法显得没有教养，显得非常可笑而不文明。不过不这么说，不等于就不这么想。今天的西方自然认为他们就代表正义代表真理，他们谈起中国来个个都像法官一样，还不如黑格尔至少要给个哲学的论证。

个人认为，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并没有什么错，难道要他们以中国为中心？西方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人可能更危险，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免除了西方的偏见，是最公正的，代表全人类的。我宁可西方人老老实实主张他们的西方中心论，不要说他们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而主张什么世界主义，他们说这话就表明他们是西方中心论，因为今天高谈阔论世界主义者恰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难道世界主义是说中国主义或印度主义吗？

中国是中国的中心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看世界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中国人也应该以西方为中心吗？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中国文明原先是自成一体的，西方也是相对而言自成一体的。西方最近数百年统治了全世界，一度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接受西方的统治，都必然被纳入西方的世界，西方在鸦片战争等也确实一度打败了中国。但今天的西方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中国今后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不得不考虑，中国可能将按她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西方的逻辑。

Ramo的“北京共识”说的就是这种西方看法的表现。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很多的情况都是按西方的逻辑解释不通的。如在中国晚清时代，整个传统中国文明彻底瓦解。按照西方的逻辑，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崩溃，就不可能再维持自己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比如说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瓦解成了无数国家。

看西方的历史地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很大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钞票上要印二十几种文字，因为它包括很多不同的所谓“民族”，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这些“民族”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中国：例外之例外

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

例如古希腊和现代的希腊，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上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希腊的雅典，口号是“奥林匹克重新回到雅典”，可是现在的雅典跟古代的雅典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现在的雅典和希腊是1830年独立，既不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也不是从美国独立出来，而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这希腊七百多年是在亚洲人土耳其统治之下。希腊要标榜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七百多年的历史怎么办？就必须把这七百多年的历史先否定掉。但是问题是，即使否定了这七百多年，还有再前面这希腊属于拜占廷，也不属于真正的欧洲，因此这类国家的历史比较麻烦。

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晚清曾一度有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孙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满清，因此不承认满清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认为中国在1644年就已经亡国了，他不承认满清是中国人，这是非常符合西方逻辑西方版本的。但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时糊涂，把两百多年的历史划了出去，后来满清推翻以后，他和孙中山都马上收回原来的论断，谈“五族共和”了。后来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只想着推翻满清，没想过推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西方人因此心里会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释你，要解释得你符合他的逻辑。而他们可以这么做的本钱之一就是中国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释，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西方解释不通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帮着他解释。

但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讨论，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

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25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来，中国历代人梦寐以求的。

该文章来源于甘阳先生（简历附后）2005年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也即《21世纪经济报道》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以此为内容发表了甘阳先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系列报道（全文请参见链接）： 一、重新认识中国 2005-06-202； 二、西方逻辑解释中国：生硬的纠缠 2005-06-27； 三、“地方经济分权”奠定中国改革成功基础 2005-07-04! 四、穿透中国灵魂看西方精神 2005-07-11 http://www.plchinese.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4MnxhMTU3NzcwYnwxMzIzMDY3NDkzfDB8MTA2MTA=; “五十几岁的人，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这就是甘阳。”----南都周刊2006年甘阳专访中的描述。 “甘阳看得远，又不卖弄，文章背后浸透着作者的学养和气度。甘阳有立足点、有骨气、有独立见解，用他自己在序言中的话说，就是‘胸中自有泾渭’。”----引自书评《将错就错话甘阳》2002-07-24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沈阳，曾为下乡知青。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2年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1989年赴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十年后离开，未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 近年论著: 《自由主义左右》，北京三联书店，即出。 《文明•国家•大学》，北京三联书店，即出。 《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编著：)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陈来、苏力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8月。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甘阳、李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5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1988年。 译著：《人论》，[德]卡西尔(Cassirer E.)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注：转贴甘阳先生趣文一篇，还是东西方思想交锋方面的，对楼上那篇里的黑格尔观点算是一个 补充。 英译《论语》与其他 甘阳 2007-05-16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11-2-9.shtml晚近以来美国的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几乎都有点走火入魔般地大谈特谈中国。平地里突然冒出了一大群无师自通的“中国专家”。每谈及中国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基辛格。然观其内容，则大多是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类，无非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此中国军费不断增加，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因此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等等等等。这种以“大批量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制造的新闻固然有极高的传播效率，但其千篇一律性则实在已让人有不胜其烦之苦。 在这种畸形的中国热氛围中，陡然读到耶鲁中国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今年第六期的《纽约书评》（4月10日出版）上娓娓评点《论语》英译的文章，不禁给人以在闷热的夏天终于还能透一口气的轻松感。史文使我们想起美国毕竟还有一些真正的中国专家，毕竟还有一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本身更感兴趣的读者，而《纽约书评》为史文所配的两幅古色古香的插图——1687年拉丁文版《论语》中所刻的孔子像，以及唐寅的一幅文人画，尤其使人不无怅然地想起了那个曾经与世无争、自成天下的老中国，而暂时忘却了目前这个已被卷进世界漩涡中的新中国。然而，从史景迁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能马上感到，几乎从利玛窦（1552—1610）等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企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世界开始，中国这古老文明对于许多西方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中国这异己的文明纳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释框架之中。我们可以从1691年第一个英文版孔子言行录（尚非是《论语》的译本）的书名本身看出这问题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性。按当时的习惯，一本书通常都有一个长长的书名，这本英语世界第一本孔子言述集的全名是：《孔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为中国那个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单加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单加fore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通行历史教科书即柏叟（Bossuet）的《通史讲义》（1681）仍是恪守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体系即从基督教《圣经》故事出发来讲全人类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想像上述这第一本孔子言论英译的书名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会是如何地震惊甚至愤怒：一个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已有自己成熟思想的哲学家，其学说不是歪魔邪说还能是什么?!一个在《圣经》以外的民族，一个连基督教是何物都不知道的民族，不是野蛮民族还能是什么?! 利玛窦等人翻译《论语》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引发天主教会内的激烈辩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教会的卫道士激烈指责利玛窦等人背叛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他们在翻译《论语》等中国典籍时竟然试图说明孔子的教导并不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违背。而在卫道士看来，要坚持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那就必须首先强调孔子学说是“邪说”。史景迁教授不无感叹地指出，正是这种激烈的指责不但使得由利玛窦本人开始并由十七位各国传教士集体继续的拉丁文《论语》译本延搁了将近一百年才正式出版（1687），而且更使这个拉丁文版《论语》迟迟未能进一步翻译为西方现代语言。例如上述的第一个英文版《孔子的伦理》就并不是《论语》的翻译，而是由枯燥无味的八十段“格言”杂乱无章地构成，其中既没有孔子这个活生生的人出现，每句格言自然也没有任何上下文关系。其结果如史景迁所言，就是不会有任何人对孔子还有兴趣。我猜想日后黑格尔断言孔子只不过有些人生格言，多半就是因为他读到的只是这一类《孔子的伦理》! 《论语》真正开始被严肃地译为西方现代语言事实上已迟至1861年。这就是苏格兰传教士和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个学术版译本，《论语》在西方现在的通行译名Analects也是由李雅各开创。以后各种不同版本的《论语》西语译本可以说全都是以李雅各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的。目前英语世界较常用的有威利（Arthur Waley）1938年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D.C.Lau）1979年译本。较新的还有道森（Raymond Dawson）1993年译本。史景迁文章评论的则是比利时裔澳大利亚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的最新译本。诚如史景迁所指出，李雅各之后不断有《论语》新译出现，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论语》由于其言简意赅，因此任何再完善的译本也不可能充分传达其含义的丰富性。不同译本不但可以互相补充，而且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译者往往会在细微处突出不同的重点，从而丰富扩大对《论语》的理解和解释。莱斯最新译本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明确地主?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原则，因为莱斯坚信孔子提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往往对现代和西方社会有“直接针对性”。这种立场不能不说是颇不寻常的。但笔者必须坦白承认，我自己并不非常欣赏莱斯这种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翻译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孔子学说有其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不可能通过“直接性”地翻译为现代大众了解的语言就能透显出来，而只有通过“间接性”的转换工作，亦即只有通过对历史文化脉络本身的艰苦诠释工作，才能逐渐将对历史文化的意识转化为现代意识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并非像冯友兰当年所谓 “抽象继承法”那样似乎只有靠剥落其历史具体背景才能抽取，恰恰相反，我以为只有把文本更深入地置于历史具体脉络之中才可能从深层与现代相连接。也因此，我对钱穆先生和李泽厚教授等试图通过白语新译以使《论语》能“直接”进入现代中国人意识的努力虽然钦佩，但私心以为不可能成功。而就中西文化的沟通而言，我也不相信莱斯这种试图使《论语》“直接”为今所用、为洋所用的良好愿望就能使《论语》更吸引现代西方的一般读者。有时只怕是适得其反，因为这种译法不免会导致使《论语》过分现代化甚至过分西方化的情况。例如莱斯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名言中的“志”译为“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显然是把孔子太西方化了。相比而言，李雅各译“志”为“意志”（will）、威利译为“意见”（opinion）、刘殿爵译为“意图” （purpose），虽然都可圈可点，但似乎都比“自由意志”来得平实。窃以为向西方读者译介《论语》的真正着眼点，并不在于要使西方读者觉得孔子思想如何贴切于当代西方处境，而是在于要吸引西方读者通过《论语》去逐渐地了解中国文明这个不同的历史文化世界。同样，《论语》对于现代中国读者的真正现代意义，在我看来也并不在于如何使其现代化，而是在于如何使现代中国人能通过它去更多地了解并亲近《论语》本身所置身的那个古代历史文化世界及其无穷义蕴，否则是没有必要再读《论语》的（日人涩泽荣一所谓“《论语》加算盘”在我看来是纯粹多此一举!打算盘就打算盘，何必用《论语》装门面!）。总之，古典的真正现代意义，并不在于其对现代的直接有用性，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沟通古与今、中与外的历史文化媒介。也因此，《纽约书评》那两幅古色古香的插图甚至比史景迁的文章本身更引起我的情思。只是，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片刻陶醉毕竟只能是片刻的自欺。《纽约书评》刚刚刊出史景迁文章，紧接着下一期赫然又是长篇评介《中美冲突的即将来临》。看来，孔老夫子那与世无争的中国终究还是招架不住“冲突意识”太强的西方。当着中国之日益被卷进世界漩涡时，这个古老的文明是否还能保有她自己的历史文化意识呢?我不禁有点忧郁地这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