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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到底谁更有说服力?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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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史观”。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抗精神;

从“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抵抗派,“自强求富”的洋务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失败了,是因为政治上落后的农民阶级缺乏科学理论和先进阶级的指导;

地主阶级抵抗派和洋务派,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和激进知识分子掀起的救亡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均以失败告终,是因为运动缺乏广大群众的参与。在近代中国,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运动是必然失败的。

而中国共产党的前28年,做的就是把两者整合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既要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又要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80%是农民,一旦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革命必将取得胜利)。

“群众史观”是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否定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党在革命斗争中有没有英雄呢?

答案是必然的,举两个例子。

东北抗联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是英雄,三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杨靖宇“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和赵一曼写给儿子的遗书令我破防了。

为了保卫党中央,“龙潭三杰”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钱壮飞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英雄是星星之火,最终照亮黑暗天空的是群众的燎原之势。

团结就是力量,为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创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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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史观。

为什么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救亡图存用了一百年,就是在于这一百年实际上在培养整个民族的觉醒。

英雄史观有一定的道理。举个例子,大革命到长征再到各种战场,为什么大家舍死忘生都要保护那些领袖,就因为这些领袖掌握着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没有他们的带领,大老粗泥腿子们走不上正确的道路,还是会被反动派镇压,到时候大家还是贱命一条,任权贵鱼肉。保住领袖们,革命就更有机会成功,成功之后大家才能活出个人样。

但是,诚如古诗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个人无法一手回天。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一百年里历代英雄前赴后继的成果,是先行者不断唤醒群众的结果。只有群众的基数够大,才能诞生出足够的英雄;只有群众觉醒,英雄才能带领群众夺取最终的胜利。

某部黄飞鸿电影里,姜大卫饰演的革命者看到诸多白莲教徒愚昧无知,精神崩塌了:群众愚昧成这样,这中国没救了。

英雄是那星星之火,最终照亮黑暗天空的还是群众那燎原之势。

故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上溯到鸦片战争,因为这条救国路上的每个人都是群众的一员,都在为救国不断探索尝试。很多人没有看到成功,甚至没有看到成果,但是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别人,最后的英雄脱胎自一代代传承之中。

最好的例子,谭嗣同有杨昌济蔡锷两个传人,这二人又分别有传人。


团结就是力量,都为梦中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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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史观”或者“人民史观”比“英雄、精英史观”更具说服力。

反“人民史观”的人有一个重要论据。说,既然人民决定着历史的方向,那怎么解释人类社会中各种愚昧丑恶现象?怎么解释频繁的战争?这些黑暗面说明人民不但不是进步的,反而是落后的。

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有道理,其实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们没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人类社会到今天的整个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个整体不断进步的过程,是文明的曙光逐渐穿破黑暗照进人类社会的过程。

他们错在把人类社会因自然和社会因素固有的“落后”当做人为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人类历史证明了我们一直在克服、改变这种落后,并逐渐走向进步。

中学语文里有篇课文是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不喜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前后桌四人讨论的时候,其他同学也不喜欢。他们还提出了“惟吾德馨”也让人不舒服,因为这种评论应该让别人说,自己评论自己,怎么能客观呢?讨论完了,我们还把这些观点写进周记当作业交了。

刘禹锡属于“精英”阶层,但是他不可能与“白丁”撇开关系。他是个脱产的文人,必须有农民供应粮食,手工业者供应服装和用品才能活下来。没有劳动群众,他就得自己种地、织布,哪有时间学习思考,那样就不存在精英了。

辛弃疾是个文武双全的大英雄。23岁时率五十骑直捣万马敌营生擒叛徒,率众飞马渡江斩贼于市。《稼轩记》言其:“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但是他离开了义军投入南宋朝廷,想依靠朝廷抗金,就再也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在诗词中无限嗟叹,了此一生。

人民之中诞生了英雄,离开人民的英雄就再也不是英雄。

如果你仔细思考下“英雄史观”的例子,看看他们的兴亡成败,反而会更相信“群众史观”。

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特别看重洋人,注意国际观瞻,注重美国援助,喜欢拉拢军阀。他信基督教,娶个老婆宋美龄,都是那种只有黄种人的皮,却完全接受美国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对工农群众不好,不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压迫掠夺,滥发纸币。在国统区常有小职员和教师因为贫困全家自杀,工农劳动者更是凄惨,壮丁九死一生,中小地主都面临破产,喊出:“宁叫八路斗干,不叫中央军住一天”的口号。东北的老百姓曾经热情欢迎国军,与国民党政府接触多了,却惊呼:“二满洲回来了”。白修德讽刺国民党官员虽有大批哈佛、藤校精英,但是对中国一无所知,甚至对重庆的了解都不及他一个外国人。说他们表面是一群闪烁的彩色按钮,面板后面却什么都没有,根本不工作。为人民服务会得到人民拥护,背离人民就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人类社会是一棵大树,劳动人民就像根和树干,精英们是花朵和果实。花落果熟,只要人民还在,就能长出新的。若根和树干毁了,就再也谈不上开花结果。

过去生产力落后,可能要一大群农民才能供养一个知识分子。现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了,我们就可以普遍接受教育,精英的权威也就逐步瓦解了。

当年公知大泛滥,不是他们自己多么有本事,而是背后有一大群人追随。没有群众,他们什么都不是。当这些人为食品安全、民生、公平呐喊时,群众的追随让他们兴起。当他们否定革命历史,谄媚洋人、仇中反华、污蔑烈士的时候,就被群众抛弃了。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他们却普遍配不上一个“公”字。

少不了有人自以为是人上人,自以为认知卓尔不群,理论精妙无比,实际上只是狂妄自负,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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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批评过一种观点,即“唯物史观不否认英雄的作用。”

教员说,这是半吊子唯物史观,因为英雄就是群众中的一员。

以前一直不太能理解教员这句话的意思,既然是英雄了,又怎么会是群众呢?

直到前段时间热播《觉醒年代》,对陈延年兄弟很感兴趣,就搜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一篇气炸人肺腑的文章。

1927年,陈独秀先生的长子陈延年烈士,在上海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买办文人负生在《语丝》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恶毒攻击、诋毁陈延年烈士及其父陈独秀先生。

通篇看完,不禁气炸人的肺腑。

全文如下:

五七 陈延年该死之理由

作者:负生

著名之共产党徒陈延年,(即独秀之子)在沪被杨啸天司令枪决,人心称快。其实当他未枪决之前,我早已经知道他要枪决的。这是从吴老先生(吴稚晖)的预言中算就的。“恶人恶报”,此乃“天理昭彰”,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惊异了。所可惊异的是吴老先生的神相。

他老人家在今年总理蒙难的纪念会中,曾经这样演说过:“陈独秀这个人,诸位想已经闻名过了。但见过他面的恐怕还少吧?这个人的相貌,简直难看极了!额骨有这么宽,(用手作比势)嘴巴有这么长;(用手作比势)眉往下这么湾,(比)鼻往下这么钩。(比)真是“天地之厉气所钟”,简直不像个人。还有他儿子,哈,那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儿子和他差不多,无论穿上怎么好的衣服,也和乞丐一样。……不久我们打到了武汉,把他们俩捉来给诸位看看。……我虽不是相面先生,但以他俩那种面孔来推算,我敢断定他们将来不会有好结果。……”

我当时听到他老先生这番妙论后,就牢牢的记在心上,老实说,我对于相面之术,是颇为信仰的。果然不出吴老先生的预算,不久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遍沪宁了。吴老先生特为此事还和杨啸天司令打过一次电报。可惜电文已经找不到,意思大概是这样:

啸天仁兄……陈独秀之子延年,厥状极丑:额广,颏长,眉掛,鼻钩,有似怪物!其人曾在法国某大学毕业,性极能耐劳受苦。前在沪曾扮过人力车夫,以期与下层阶级接近。……此人既捕,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可喜可贺。……

这样看来,陈延年之该被枪决的理由是:

一,相貌丑恶,命中早已注定。

二,性能耐劳受苦,曾扮过人力车夫。

有此两层原因,其被枪决也宜矣。于此我更佩服吴老先生之神相惊人!若金刚嘴李铁嘴之流,真当愧死。谁言“思想界先驱”以“锯斧主义”自命的人(指吴稚晖),就不懂所谓精神文明耶?(完)

愤怒的话就不说了!单看这个无耻败类列出来的两条理由:尤其是

第二条:性能耐劳受苦,曾扮过人力车夫。

我看的时候,除了愤慨,还有的就是不理解。因为在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里,劳动群众是正面的形象。即使是古书上,也不会有这种公开侮辱劳动群众的话。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民国这帮买办文人的心中,劳动群众是“该死”的。这种观念,绝对不是中国人的观念,说白了,这种观念是西方传来的,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民国是主流观念,甚至今天的中国还有一定市场。

在西方文化中,民众就是乌合之众,从柏拉图骂雅典平民,到莎士比亚剧作《尤里乌斯·凯撒》中见利忘义、风吹两边倒的市民,再到19世纪盛行的各种讽刺小市民、劳动人民的小说,甚至美国西部乡土文学中对老实农民的贬低……在社会阶级分层明显而持久的西方社会,群众从来都是卑贱的。

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贵族阶层的相互妥协罢了。正是因为有这种截然划分的阶层,才会产生所谓的民主,而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一群贵族利用一群群众去打另一群贵族罢了。

从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巴黎和伦敦,哪个不是贫民窟遍地,老百姓朝不保夕,命如蝼蚁。

西方老百姓也就是二战后的70、80、90到2000年过了几十年好日子而已。

回头再来看教员讲的,把英雄和群众分开甚至对立的观点是半吊子唯物主义就很清晰了。

这种观点是西方的“唯物主义”,在他们眼里,英雄是上层社会所独有的,也就是上层社会中能带给他们利益的精英就叫英雄。自然英雄就不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

而我们中国,《史记》里就明确了陈胜吴广这样的人是英雄。只不过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又会被污名化而已。

所以,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相对立是一个伪命题。就像问一个人:你妈妈和你爸爸谁才是你的家人?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就是家人的组成部分。

何谓英雄?带领群众一起过好日子的才叫英雄。那他必然是群众中的一员。不然,像我们常说的“脱离了群众”、“不知民间疾苦”这样的人,会维护群众的利益吗?他们知道群众需要什么吗?所以,英雄必然出于群众。和群众没有天然的界限。

还有一个方面:你看《大决战》里,林老总霸气宣言:“我不要伤亡数字,我要你攻克XX”。你仔细想想,伤亡的是谁?没有这些伤亡,没有这些群众,你能攻克哪里?林老总固然是英雄,没有群众,没有群众理解他的战略部署、执行他的战略计划、不顾牺牲换取胜利,哪还有什么“英雄”林老总呢?

英雄属于群众,群众产出英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否者,就中了西方文化的毒了!

“人民万岁!”是教员经常强调的一句话。这不是一句场面话,而是他老人家打心底里就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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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观太直率,

群众史观太虚伪,

来回换着说,

说服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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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1890年恩格斯致布洛赫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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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头是坚信“群众史观”的,但读的书越多,越怀疑“群众”们的能力是不是被过分强调了。到现在已经几乎是一个“英雄史观”者了。

一、侵略反动的历史是群众决定的吗?

拿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事举例: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日本群众决定的还是日本法西斯头目决定的?目前我们官方的观点认为是后者。日本群众是善良的,只是受到了法西斯高层的蒙骗才来入侵中国。

那么其他的人类历史里有没有某些政治集团蒙骗或强迫大部分人去做事?到底何为“群众蒙骗”,何为群众自愿?其判断的标准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进步的历史都是群众发起的,而几乎所有的侵略反动的历史最后都被归咎到少数人头上?

在“群众史观”的眼里,似乎群众永远都是这么干净。进步是群众的努力,反动是少数人的阴谋。最后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挂个群众的头衔就是绝对正确的存在。

其实这种玩法并不新鲜,古代早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贵君轻”等说法,封建社会也以群众归附为荣。那么这些所谓的群众到底是真的有决定历史的能力,还是仅仅被当做帝王们的装饰品呢?

二、群众的限制

群众是人,而人是动物的一种,所以群众也拥有动物一切的弱点。

群众不仅可以被蒙骗,还可以被强迫,被买卖,被交易,被屠杀。如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的行迹。印第安人反对白人,白人就杀光这些不听话的原住民; 白人不愿意干那些不体面的工作,就买来做苦力的非洲黑奴。抢人家的地,拐人家的人,白人们仍然可以公开宣称这是他们合法建设的国家。

如果“英雄”的手段足够高超,还可以驯化群众,pua群众,用邪教思想控制群众,让群众主动为“英雄”服务。像印度种姓制度,贵族永远是贵族,低种姓永远要对其奉献。

由此可见,“群众史观”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或许可以在某些理想状态下推定事实,但这种情况我至今没有找到。比起“群众史观”,我们更需要用“群众价值观”去评断事物。过度迷信“群众史观”不仅毫无意义,有时还会把我们带入歧途。

三、充满讽刺的“曹操翻案”

半个世纪前,缅甸套用“群众史观”和“历史总是前进”两个真理公式,强行把魏代汉禅从客观的历史捧成主观的民主革命。其基本逻辑大概是这样:

汉代是落后腐朽的旧日王朝,而曹操能同情穷人,带给群众实惠,于是群众积极主动地辅佐他成就帝业。可见曹操真是个大伟人。

然而大量史料和出土文物却证明,曹操就是汉朝政府最腐朽的一批贪官污吏。曹操残酷害民的实物证据多的都可以出一本书了。

与其说曹操在澄清寰宇,不如说癌细胞可以拯救癌症患者。

这样残酷的曹操,到底是怎么驱使中国群众为他卖命的呢?答案是绑架——不是绑架个别的一家一户,而且绑架近乎全部北方民众的亲属。

中国群众在曹操的奴役下有没有做什么可以争取自身利益的事吗?做了,那就是舍弃自己父母家人的性命,拼命反抗暴君曹操的统治。中国人是全世界最重视家族的民族,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轻易放弃家人,而曹魏的农民起义却仍然多达三十次,可见群众反曹意志之坚定。

但随着这些农民起义被不断镇压下去,人民对未来也越来越绝望。最后竟然出现政府剥削越重,起义越少的怪事。

群众不但没能决定历史,反倒被“英雄”驯化的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一如美国印度之故事。我实实看不出他们决定了什么。

难道群众对历史就这样毫无贡献吗?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没能决定政治层面的历史,但在文化历史中,中国群众表现的一直都非常痛恨曹操。由于赵匡胤李世民等皇帝多是正面形象,曹操的坏名声和他篡权夺位不见得有什么必然关系。

到了宋代,人民文化水平有所提升,勾栏瓦舍大量出现。随着群众的骂曹声越来越大,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也受到影响。在全社会的共同诉求下,曹操被踢出正统的庙堂,其白脸奸臣形象被痛骂近千年。

“我打不过你,骂骂你总可以吧。”“群众史观”终于发出了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然而,因为缅甸李廷琰对曹操的个人喜好,“给曹操翻案”的决议于1995年被提上缅甸国会。在强大的政府力量下,曹操迅速完成各种洗白,转变成为了一个正面形象。如今无论影视剧还是动漫作品,曹操不仅找不到什么明显的缺点,连原本历史上丑陋无比的外貌形象也变得高大威猛起来,俨然是一副众望所归的模样。

由此可见,只要“英雄”肯认真介入,“群众”们甚至连自己的文化阵地也守不住。更有趣的是,这位“英雄”偏偏是一个“群众史观”的笃信者。天下间再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了。

四、地理环境: 人类历史的真正掌控者

纵观中外历史,“英雄”群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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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检验:英雄史观还是群众史观



图片:世界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同时又不否认杰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领袖人物所创造的改变背后,到底有多少是个人奋斗的力量在起作用?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但今天,我们不聊历史,也不讨论哲学。让我们利用实证魔棒,拨开历史迷雾去一探究竟吧。

今天为大家推荐Benjamin F. Jones与Benjamin A. Olken (2005)发表于《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总第120期的文章《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横向差异,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存在纵向的时间差异。有人发现,在A的领导下,国内一片萧条;但在接下来的B时期,整个国家欣欣向荣。那么,国家发展状况的异质性是否受到A、B个人因素的影响?也许有朋友会回答“是,这显而易见的”。但从因果推断上来说,国家状况的好转并不一定是由B上台所导致的。因为,可能存在一股号称“历史进程”的力量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了B上台。例如,经济形势促使选民摒弃A而将B推向前台。A、B更替的非随机性让我们难以识别领导人个人对国家的影响。因此,Do Leaders Matter?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如何移除“历史进程”的反向作用对我们进行因果推断造成的障碍?“历史进程”这个庞然大物不是我们凡人所能“控制”的,但实证研究员却拿起魔杖召唤神龙来对付“历史进程”,这条神龙就是——“自然力量”!“历史进程”不论有多厉害、多庞大,它终究还是要遵守基本法。但“自然力量”却毫不在乎。

无论在凡间掀起多大风浪的英雄人物,总无法控制死亡的到来,同样,往往也控制不了死亡如何到来。本期推荐的《Do Leaders Matter?》一文巧妙的以领导人“突然更替”(前任领导因疾病或突发事故死亡)为切入点,将“A-B”更替环节中的“历史进程”的反向影响剔除,实证考察了领导人个人的影响作用。

作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涵盖全球130个国家1945至2000年间的领导人信息及领导人更替信息。最终提取了57个“随机更替”的领导人的研究样本。



上图是作者对领导更迭原因的统计汇总。很多领导人更迭是由选举失败、任期结束、自愿退休、被罢免等因素导致,但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领导人更迭很有可能是“历史进程”在作祟。作者仅保留了因“自然力量”引发的“意外死亡”导致的随机性领导人更替样本,这就规避了“历史进程”对因果识别造成的巨大风险。

随机的“意外死亡”冲击可以让我们通过比照死亡前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来解决问题——Do Leaders Matter?但同样存在问题,在任领导人的意外死亡本身可能会引发动荡不安的社会情绪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作者考察了“意外死亡”事件前后五年期经济发展状况。下图呈现了回归分析结果,统计推断显示,“领导人无关紧要”的零假设被推翻。经计算得知,领导人随机更替事件的一个标准化单位变动会促进GDP年平均增长1.47%,领导者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剔除过渡年及随后一年(t+1)的情况下及剔除过渡年及随后两年(t+2)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著,这就排除了领导者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源自于过渡时期暂时影响的可能性。作者又进一步剔除在位期较短的领导人样本(在位期少于两年),回归结果进一步强化了“领导人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的结论。因此“个人奋斗”会影响“历史进程”。




基于“自然力量”引起的“意外死亡”冲击为我们进行因果识别提供了一个渠道。本文剔除了由选举失败、被罢免等原因导致的领导更替样本,因为这种领导更替可能本身就是被经济发展趋势等“历史进程”直接左右的。在因死亡原因导致的领导人更替样本中,本文又剔除了可能被人为操控影响的样本(如暗杀等),仅保留因自然疾病或突发事故等“随机事件”引发死亡的样本。但是,也许有读者要问,本文所整理的“突然死亡”真的是“突然”和“随机”吗?会不会这些看似“随机”或“突然”的背后也有猫腻?作者又以领导人意外死亡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了经济因素对意外死亡事件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状况(多项经济指标变量)并不能有效“预测”领导人的突然死亡。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这些“意外死亡”的领导人确实是“意外”和“随机”死亡的(上图中,汇率变化系数的显著性源于极端值数据影响)。

死亡事件的“随机性”的验证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作者又对领导人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分别考察了不同体制(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低、中、高)等多重背景下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不一一赘述。比较有趣的就是——





如上图所示,“个人奋斗”影响“历史进程”的状况仅仅适用于集权国家,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领导人的意外更替对经济发展无显著性影响。“人亡政息”还是“商君虽死,秦法犹存”?因为领导人更替引发的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甚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会让集权体制下的民众惶恐不安,在不确定性与“吾皇万岁”之间,后者或许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那么,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Do Leader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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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大圈,很多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是再典型不过的二极管,把“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完全对立,水火不容,而忽视了从“英雄决定论”到“群众决定论”实际上是一个渐变的连续谱

比如,最极端的英雄主义者,可能认为到了1944年德国还有机会打赢战争;而最极端的群众主义者,则可能认为把铁木真随便换个人也能建立蒙古帝国。

但这样两种极端分子都是很少的,更多的人比较中庸,比如没有秦始皇,秦还能不能完成大一统?有人认为秦王位子拴条狗都行;有人则认为嬴政的领导不是换谁都行,但无论哪类人都不会觉得到了子婴的时候秦还保得住江山。

也就是他们都承认英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但这个“程度”到底有多大,你去问10000个人肯定都不太一样,统计一下就会形成一个连续谱。

所以所谓的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无非是争论英雄的作用大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定量问题,而不是定性问题,比如你可以把英雄作用在40%以上的观点称为英雄史观,以下则为群众史观,这个数值是多少你可以随便定,每个人的标准也都不一样。而很多人的常见误解就是把它视为“黑”或“白”的定性问题,从一开始的讨论方向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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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告诉你:

秦朝之后是楚汉争霸,

汉朝之后是三国鼎立,

隋朝之后是唐朝。

但他们不说,中国古代凡大一统王朝都是被农民起义打伤元气,然后被帝王将相们捡漏。

秦朝被陈胜吴广起义打伤元气;

汉朝被黄巾军起义打伤元气;

西晋末年各地流民起义;

隋朝瓦岗寨起义;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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