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会输？如何看待匪首蒋介石？ 第1页

想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可以反过来看一看国民党怎么才能赢。

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国民党才算赢。

先看看历史现实。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逃亡台湾之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台南地区枪毙了大约七千多地主。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和剑桥中国史所说的大陆地区枪毙的地主占大陆人口的比例，基本一致。然后台湾出现了几十年的稳定期和发展期，两蒋父子稳定执政38年。同时，作为冷战前线，台湾获得了掌握全球社会资源最多的旧社会领袖美英阵营的良好帮助，科技发展没有与世界前沿脱节，工商业也获得了全球市场支持，于是出现了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但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状态：一方面到了八九十年代的琼瑶剧还都是各种小三当道哭哭啼啼，连电影产业都干不过香港；一方面台湾方面的电子产业蓬勃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像著名影星林志颖就和台湾军方关系紧密、开办了电子产业相关企业。

这样从历史现实中看，国民党要想保住大陆，或者说他们要想赢，他们至少要做一件事：

土地改革。

既然反正是要土改，那还打什么国共内战呢？接着开展国共合作不就得了么？

国府在台湾搞土改，并不是他们突然变得革命了。而是他们都是大陆的地主，面对曾经长期做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主，他们一点也不同情。甚至还担心漫长的殖民时代导致新收复的台湾遗留了太多的日杂，再和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推翻他们。再加上麦克阿瑟到了日本以后做了太上皇，发现搞一搞土改很有效，在日本也搞了一点土改，得意忘形的老麦也写信劝说国府搞土改，所以国府到了台湾以后，最终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土改。一开始还装扮得很清纯，说和平土改，只赎买土地。但是给的钱只不过是区区两年产值，而且还不给现金，结果地主都不愿意。其实后来大陆也出过类似的事件。比如说健力宝公司，这个公司是三水区的国企，后来经营者说，按照健力宝公司的财政状况，给国家三年的钱，将公司拿走私有化。这事儿接近于明抢，三水区没敢答应。但是三水区后来找了个大骗子，差点把公司骗死。后来就有人说，你看看，你看看，当初人家明抢你给人家多好，给人家不就不会被骗了吗？其实台湾的地主也处于这么尴尬的局面。国府要赎买的时候，他们嫌价钱低不肯，结果国府干脆就说地主通共，毙了七千多。你看，你们当初要是直接答应了，不就不会被枪毙了吗？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没见识过抗战胜利后国府“劫收”的场面啊。

国府在当时要想胜利，除了土改之外，还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治理秩序。国府的问题在于他们缺乏秩序。从蒋介石开始都这样。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民国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国官方说的侧重于政治纲领，很多人对这种官腔文章比较隔膜；境外势力宣传的内容侧重于小资情调，完全是屁用没有。说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

蒋介石热衷于兼任各种职务，有人说他兼职五十多个，有人说他有重要兼职二十七个、其他兼职一千多个。有人专门做了研究，认为其实没有那么多，比较重要的、比较长期的兼职只有三十个左右，其他一些名誉性质的兼职没有办法具体统计。蒋介石兼职很多，甚至会同时兼任上级和下级，在中间还会夹一级，比如说，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文教育部陈立夫，然后陈立夫批阅后再呈文行政院长蒋中正批示。更狠的是，抗战期间，国府准备在军委会下面设置一个交通管制局，蒋介石看到后很高兴，决定以最高统帅名义兼任局长。当时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被雷得不要不要的，多方活动找了何应钦兼任。何应钦生怕蒋介石不高兴，竟然不敢就任。这算是兼职未遂，也有既遂的。比如说蒋介石甚至以最高统帅身份兼任过四川省主席！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中正呈报行政院长蒋中正”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同时担任了行政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于是会发生“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蒋中正代理之”的现象。

蒋介石这种兼职就相当于镇长兼任了村长还兼任了村会计和小区保安队长，简直就是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此举体现出蒋介石严重缺乏组织观念。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村子，或者说一个小家庭，不是一个人可以运转起来的。必须通过驾驭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让一批人在组织体系中间各行其是、分工协作，才能有效实现管理目的、做成事情。

蒋介石自己的混乱兼职，已经将国府自己的组织体系搅和得七零八落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府能挺到1949年才输，相当厉害。

顶级的权谋家

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

就好比鞑清把帝国制度那一套玩到极致了，为啥给人的感觉是最腐朽的朝代？因为世界那一头开始工业革命了，清粉还在力证鞑清的火器拥有量比明朝强，但是清缅一战，蕞尔小国拿着燧发枪就打的我们狼狈不堪了。

其实清粉们没说错，清朝火器是比明朝强（当然晚清时候比最巅峰的乾隆时期已经有明显衰落了），但是架不住世界那一头的国家跟开挂一样进步。两边遇上的时候就呈现出一丝滑稽的悲凉。

蒋也一样，如果换个时代，中国历次王朝交替的动乱中，他这个手腕能耐就算不能成功，也会是一个顶级枭雄让很多厚黑学粉丝推崇

但是时代变了，从1840年开始的这一百多年，中国不是要像之前很多次那样给江山换个主子那么简单。

至于k党为什么会输么

emmmm，前面说了，蒋的眼光魄力能力对那个时代而言差着维度，但是这样一个人是k党综合能力扛把子，你告诉我这个党咋赢？

国民党于1927年四月十二日死于自杀

具体情况大概是一个人看见自己袜子掉色把脚上染了点红色，于是抡起大砍刀把自己脖子以下全砍掉了

回复里有人说到抗日神剧，我想说，抗日神剧、民国剧之类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剧表现的更像是当代中国

民国神剧里的地主根本不是民国地主，而是对当代“新富”们的一种绯色的幻想，是套了民国皮的总裁文

民国神剧里的校园也离民国校园十万八千里，像是披着民国皮的青春校园剧

民国神剧的市井、乡村，根本就是脱胎于当代城市、脱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嘛

尤其是，民国神剧里那些帅气英俊的大小军官，各等将佐，气质上百分之九十九是来源于今天人民解放军的军威军容给国人造成的印象

真要照实拍，大帅练兵，无兵不痞，大帅征兵，无痞不兵！还怎么看？

丘八大爷往墙角一蹲，抱着枪嗑虱子，先不说能看不能看吧。就“嗑虱子”这个民国时期能与抽鸦片、裹小脚等量齐观的令人作呕的恶习，现在有几个人知道的？

抱着古装剧、民国神剧喊盛世美颜的小姐姐们，啊，她们连虱子都没见过嘛。万一给恶心坏了，精神损失费谁出？

一切文艺创作，反映的都是当代社会的当代幻想，你看古装剧里，无论大城小镇，到处都是能并排跑马车的石板路，又宽又平，两边的店家，朱漆碧瓦，不是三层就是五层。

真要到了古代，大多数年代，这样的路，全国都未必找得出五条。

太假了，根本就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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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有一个规律，谁依赖士绅地主阶级，谁把士绅当作自己的基层，谁就会迅速失败。

一开始，士绅地主是大清的士绅地主，然后大清完了；

革命党干掉了大清，士绅地主迅速地变成了北洋民国的士绅地主。“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鲁迅《范爱农》）然后北洋很快就完了。

国共合作，北伐军干掉了北洋，同时就是分共，国民党一屁股坐回了士绅地主那边，士绅地主又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士绅地主。结果抗战之后，打了三年半，国民政府也完了。

蒋公心里苦啊，

派出去二五减租的官员，这帮孙子敢杀，

拨下去的一切款项，这帮孙子敢吞干净，

征缴的一切捐税，这帮孙子敢扣大头，

交办的一切事宜，这帮孙子敢反着来，

从美、日、苏、共，到山上的响马、海里的海盗、各路会道门，这帮孙子没有不勾搭的，

在地方上，这帮孙子就是法，这帮孙子就是天，生杀予夺，无所不为，

然而你还不能得罪他们，还要一口一个“社会贤达”地喊着，还得保卫他们。

这就叫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还怎么赢？

只有共产党用自己的基层取代了士绅的统治，所以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其实还挺好奇那些说自己祖上是民国地主、资本家，后来被收了东西是什么体验的。因为我家祖上真是地主、资本家，但是轮不到49年被收东西。

前些年修家谱的时候，因为对历史感兴趣，文字也不错，当时被家里人找回去帮忙抄族谱，也整理了很多箱的资料，加上还有位叔伯祖精神很好，讲了很多事。对家族的那段历史也算是有了个头绪。

出身是个浙江的大家族，整个村子一家人，附近几个村庄都是地盘的；宁波有条街、上海有些厂。直系太祖父在家族里好像不是很有地位，但是兄弟多，跟着当时的族长在外面做事。那时候乱，家里人跟着老乡一起抱团，所以也是运输大队长阵营的人，有一批族人拉了队伍投军，有正经的黄埔毕业书。另外在上海、宁波都有势力。用叔伯祖的话说，家里鸡犬升天说不上，但是荣华富贵是应当的。但后来，战争起，族人的队伍在抗日的时候拼光了，整个村子家家戴孝。剩下的人一分为二，老弱病残留在老家当顺民，另一部分跟着大队长到处逃命，找点事做。

等胜利了，家里人回到浙江上海，准备接收回家里的地和厂子。但是有个问题，早年的时候，蒋宋孔陈的宋，他家的子良，在那一批厂子里，都挂了两成的股份。不出钱纯吃分红。在翻出来的资料里有当年的股权书，清楚的写了这个名字，我还是查资料才知道的这个人。

等接收的时候，家族本来还是准备按两成分红孝敬的，但是规矩变了，办交接的时候，左推右拦，反正就是不给走手续。当时去办事的几个人，有几个老人因为留在日占区，直接还被带进了不知道是军统还是谁家的局子。等托付同乡打听，给了条明路，二成还是二成，二成是我们的，八成得给人家，美其名曰人家出力才拿回来的。但是那种情况下，两成干股是你占着厂子，给人家一笔钱算买平安，八成给人家，经营就不归你了，剩下两成人家也不会分红也不可能有人买卖，就是白给了。

据说族长不服气，大闹了一场，觉得自家出了那么多儿郎，起码得留一半吧。结果就是有的族人死牢里，有的路上让瘪三弄死了，死了几个人以后，不闹了。人死灯灭，人走茶凉。以前宋家拿两成干股，人家觉得是你有实力，就少吃你点，给你个面子。当你没价值了，刮骨吸髓了。按照老人的说法，海宁俞家，查家，他蒋家等当时的各家家族，跟我们家也都有姻亲关系。屁用没有，没军队没实力了，什么关系亲戚功劳都没用。

那后来据说是认命了。些画着家族那条街的地图、厂子的股权书、什么烈士证、黄埔毕业书，都带回老家锁了箱子。剩的最后有几个青年，包括了高中生大学生，带了家里的一批积蓄换了枪、药，北上了。那几家人的故事就得另外说了。反正往前几百年下来，家里有点东西，清末民初，家里搭上了正确的车。到了日本人来，赔了一大笔，但好歹一直跟着运输大队长，就是干熬着。等日本人走了，接收、金圆券、各种招数一刮，连干熬着的权力都没有了，哪怕在人家阵营里，如果不一起贪不一起占，就也被往死里刮。

为什么会输，有个词叫御恩奉公，大家给老板卖命，老板给回报才是正常的。给你卖命没了，你把人往边上一踹；手头有枪不给你卖命的，你拿肉去白喂，人家吃完照样不出力；自己家的亲戚，白白分一大块走。

嘿嘿，傻逼才跟你混。独夫。

杨虎城父子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

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相距有三百多级石阶。

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带到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

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进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房内时，宋氏夫妇一看这副杀气腾腾的凶象，知道难逃一死。

宋夫人便向凶手们要求饶恕两个孩子。

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语不发，向他们身边逼过去。这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宋氏夫妇被逼到墙边无路可走时，凶手们抢一步跳了过去，向他们劈胸几刀。这时，孩子们惊得“哇”一声哭了起来。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氏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

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

灭绝人性的凶手把从大人身上的匕首拔出，又走向孩子。

当第一个孩子被凶手从背上一刀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

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

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他的小朋友被惨杀。

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子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给瓜分了。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我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

事后毛人风向我谈到此事时说：

“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被杀死的两个孩子一位是宋振中，就是我们熟悉的“小萝卜头”，牺牲时8岁。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贵，同样8岁。

两个孩子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一个在监狱外生活了8个月，一个出生在息烽集中营。他俩从生到死都是囚犯的生活，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杨进兴把黎洁霜、王振华夫妇和孩子小华、幼华押了出来。

黎洁霜夫妇一人抱着一个孩子来到步云桥时，看到这么多尸体，还有人躺在血泊中呻吟，自知难免，扭过头来对杨进兴说道：“你们可以多打我几枪，但孩子是无辜的，我要求你们别杀孩子!”

杨进兴冷笑着一把抓过她丈夫抱着的小华，一下狠摔在地上，又顺手把黎洁霜怀中的幼华夺过来，又摔在地上!

黎洁霜夫妇大骂着杨进兴，黎正准备扑向凶手去拼命，被旁边另一个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

最后她还滚到小孩身边去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

杨进兴拔出手枪向他们连连射击，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就这样被灭绝人性的杨进兴杀害了。

以上同样是沈醉回忆，被杀的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

国军六十军从吉林撤退，遗留家眷三十多人。

解放军将她们收容，供给生活必需品，组织学习。暂编52师师长李嵩的侄子李泰然营长的太太在慌乱中丢失了孩子，痛哭不已，解放军派人将孩子找回。

这批家眷被送回长春后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类的宣传不攻自破。

此后，十多名军官秘密送信给解放军，赞誉解放军是“军旅师表”，有的还提供军事情报。

李泰然来信说：

“国民党抓住你们的家眷不是扣做人质，就是活埋枪毙。解放军对我们的家眷以礼相待，使我合家团圆，真乃仁义之师。”

此后他多次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在起义后主动站出来现身说法，拥护对起义部队的改造。

完全背离了人民群众，彻底倒向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

讲讲蒋贼和刮民党的反人类罪行吧，只有魔鬼、倭寇和刮民党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地狱

从1927年4月12日实行反革命政变开始，蒋贼和刮民党政府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对中共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大围剿大屠杀。近据可靠史料记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蒋贼和刮民党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多达31万人。

国匪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国匪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国匪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国匪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国匪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刮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国匪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刮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刮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刮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国匪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匪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当时的刮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剿匪战史》记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红安县志》里也记载了国匪对红安县人民的两次大屠杀: 紫云区大屠杀：1932年10月下旬，国匪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口号，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为“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刮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匪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围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适逢大雪，国匪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

据说，一名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后来，又有几千名14 岁以下的儿童如牲口一样明码标价，成了武汉、合肥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八路军著名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66口人，几乎被灭了门。

以下是对徐海东将军的采访：

徐海东回忆说：“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我们在1933年11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蒋氏匪帮，罪恶滔天。

此贼不亡，天理何在？

我始终认为，主席才是真正的古今第一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他的天才，更打动我的是他对无数中国普通百姓的态度。

在蒋贼看来，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

在政客，“大师”，军阀，资本家眼里，普通百姓都不是人，全是一群愚昧无知的贱民，被剥削压迫的奴隶，甚至是隐藏的不稳定因素，只有主席和GCD把百姓当人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主席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民运动，必讲土地问题。

在国民党二大上，主持修订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辞去了代理的宣传部长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农讲所的几个月中，毛泽东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部讲义。

他分析从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得到3亿2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

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致词说：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这是视百姓如草芥的刮民党不能理解的，老百姓也是人，他们应该被重视，应当善待他们。

蒋贼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越打越多？为什么他们始终不投降而且意志越来越坚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跟着毛泽东走？

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当人看。

他不仅不蔑视他们，而且愿意接触他们，帮助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

他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他愿意同老百姓们谈心聊天，教他们读书识字，告诉他们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中央苏区，身为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亲自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

在他的眼里，一个个渺小的老百姓才是根本，民族与国家的希望。

是的，毛泽东一直觉得，这些面黄肌瘦，眼神躲闪，不识字、受尽剥削的贫苦老百姓，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与渴望，也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应该有自由，也应该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该被如此蹂躏，受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压迫。

只要唤醒他们，他们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是“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蒋贼只看到了军队、资本、列强，而毛泽东却看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人民。

归根结底，刮民党的失败与GCD的胜利都是一个原因——民心

附赠蒋介石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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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不谈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对大家都很近

一个1987年还干出活埋婴儿孕妇老人—37惨案，92年才取消官方军事妓女的反人类匪帮我觉得输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正视历史把这匪帮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贵匪党和蒋介石垃圾到什么程度呢？就连经济学人杂志这种逢共抽疯的都直接开骂：

The KMT was a dictatorial regime that had risen to power partly through exploiting its links with Shanghai gangsters. It was monstrously corrupt and mismanaged the economy into hyperinflation. It collapsed, largely, it seemed, under the weight of its own fecklessness and cruelty, and ended up ruling just Taiwan, from where Chiang dreamed ever more forlornly of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Alliance with the dictatorship he brutally established there seemed one of those embarrassing right-wing entanglements the cold war foisted on America. Chiang himself, with his glamorous wife, Soong Mayling, his cool, austere manner and his comic-book title, “the Generalissimo”, seemed somewhere on the spectrum between joke and monster.

大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如何！

经济学人杂志暴躁老哥：我呸!什么反动派就1群傻X！老子看你话都不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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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苏联扶，扶不起来

后来，美国扶，扶不起来

现在，中共扶，扶不起来

五常中三个都扶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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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ying-50-9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讲两个故事吧。

解放战争时期，辽阳市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召开庆祝十月革命的大会。部队负责人邀请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李隆郅上台发言。除了阐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之外，李隆郅重点批评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几次比较重要的路线错误。特别是立三路线的问题上，李隆郅全面论述了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严厉地批评了李立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讲得深入浅出，非常精彩。但很快也有人提出质疑：“您怎么知道李立三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李隆郅回答：“我就是李立三。”

台下顿时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33年，国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国军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遭红军围歼。李明、陈时骥两位师长被俘。需要指出的是，第四次“围剿”的所有行动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的，一线指挥官的决定也都上报提请蒋介石的认可。在战后进行的反思总结会议上，对于如此惨痛的失败，无论是熊式辉还是何应钦都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最终国军的处分如下：陈诚记大过一次，降一级；罗卓英革职留任；肖乾记大过一次。

然后呢？没有了。

蒋委员长呢？

他只说了一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完事了。只留下善于揣摩上级意图的陈诚替他当靶子，连声说“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来应对其他将领的质疑和抨击。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未出生的婴儿和已经死去的逝者。“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只是鬼话而非事实，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在求索真理的道路上，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对待自己犯下的错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水平。一个从不回避错误、勇于正视错误、采取积极措施改正错误的政党，其生命力必定是旺盛的。相反，一个只想着文过饰非、敷衍了事、扯皮推脱的政党，其彻底灭亡也是必然的。

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严重到使整个党都被置于濒临覆灭的悬崖边上。但共产党人从不回避批评和自我批评，每次都能以高度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力挽狂澜重新回到正轨。反观国民党反动派，其推诿扯皮的毛病从未间断。直到其统治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之时，黄埔系、土木系和桂系依然在彼此推卸责任，蒋介石依然在指望麾下将领能够“杀身成仁”，而自己却从不反思为什么将领会被逼到不得不“杀身成仁”的境地。如此政党，如此军队，焉能不败？

现在是两学一做时间：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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