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朝的文人结社的风潮是如何形成的？ 第1页

毕竟知乎er们更爱好键政、键军类历史问答，这种类型的问题估计没多少人感兴趣的，刚巧最近收集了不少明朝文人士大夫的文献资料，我就勉强一答吧。

（其实也只是本人对多篇文献资料的简单整理，主要有李时人的明代“文人结社”刍议、何宗美的明代文人结社综论、李玉栓的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政治因素等等。这种专门问题不是在知乎上看篇几百上千字的回答就能搞明白的，如果要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去看李玉栓的《明代文人结社考》，另外南开的何宗美似乎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一、问为什么之前先问是不是——明朝文人结社风气真的很兴盛吗？

答：是，明朝文人结社真的非常兴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盛！

文人结社始于中唐, 兴于宋、元，至明代而极盛，据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总数大概在千余家以上。在当时, 人们以文会友、诗酒酬唱、结聚论学、清议讽时等社群文化活动并非限制在小范围内的事情, 而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和社会潮流。明代著名文学家、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等皆曾参加结社活动。

有明一代，“文人结社”则达到空前的兴盛，结社数量十分庞大。

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作《明代的文人结社年表》一文，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达176家。
2003年，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中提出明代“文人结社”已“超过三百例”；至其2011出版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又稽考出“明代文人结社的个案（含元末）”680余家。
李玉栓2006至2009年所撰论文《明代文人结社考》在前哲时贤的研究基础上，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以及相关的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文献资料，共考得明代（不含元末、含南明）“文人结社”530多家，毕业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增补至710家，另有社事时间难以确知的220家作为附表列于书后，凡得930家，而据其所言，明代“文人结社”的总量实际应当在千数以上。

除了数量，明代“文人结社”的种类也很繁多。

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将其大略分为“研文类结社”、“赋诗类结社”、“宗教类结社”、“怡老类结社”、“讲学类结社”和“其他类结社”，而最末一类所含甚广。

明代各种结社体制之完整、规模之巨、活动内容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也都超过往古。

如宋代“文人结社”的规模一般是几人、十几人，元代的“龙泽山诗社”“聚桂文会”“月泉吟社”等规模开始扩大。明代中期以前仍然延续着这种态势，到了明代后期文人结社动辄几十人、上百人。如阮自华大会词人于福州乌石山之邻霄台，“时入社可百人”。朱承綵开大社于南京，“胥会海内名士，张幼于（张凤翼）辈分赋授简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当陈子龙、夏允彝后，‘几社’日扩，多至百人”。而张溥诸人立“复社”，更是达到数千人之众，姚澣“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二千人”。

（一）、分期与演变——按时间顺序来逐步分析明朝文人结社风潮的形成

1、元末明初时期的文人结社。

大致始于元至正十二年左右, 历时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 约七十余年, 结社可考者十八例。此为元代结社遗风之延续阶段, 亦是明代近三百年社局的直接源头。

这一时期的诗社文会, 半数以上创立于元末,如南园诗社、北郭诗社、浙中诗社、浙西诗社、壶山文会、聚桂文会、南湖诗会、景德诗会以及凌云翰结社、袁凯结社等, 皆始于元至正年间。

明初, 由于受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元末明初，中国百废待兴；朱元璋、朱棣两位强人在世，明朝处于政治高压之下，文人结社未能出现兴盛的势头。

总的看来, 元末明初文人结社多属于避患性质或隐士型的, 因其受到元季战乱和明初高压政策的影响。

2、台阁体兴盛时期的文人结社,。

起自洪熙年间, 中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五朝, 直至弘

治年间, 亦为七十年左右, 各类文人会社约有三十来个。此为明代文人结社初兴阶段。

这一时期社团数量明显增多, 尤其是怡老诗社骤然兴起, 占为主流。据统计, 在三十来文人个团体

中就有十七家属怡老之类。

怡老诗社是一种高龄文人群体, 结社赋诗, 筋咏酬唱, 以乐享其天年。这类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盛行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 并存在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馆阁之臣把文人结社的风气带人禁林, 促进了宫廷宴游雅会活动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 另一方面, 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彼此应和, 形成了庙堂与山林一体化趋势, 明人结社由此而初兴。

3、文学复古时期的文人结社。

始于弘治年间, 止于万历中期, 中经正德、嘉靖两朝, 前后时间约一百年。此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第一高潮。

李梦阳、何景明发起的复古运动对文人结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表现在: 文人结社伴随文学复兴而兴盛, 社团性质亦因此有了改变, 由前一时期怡老诗社为主流发展为这一时期以文学性团体为主流, 在文人结社基础上文学流派迅速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一时期的文人会社会共有近七十家。它们虽不能说全都是文学复古运动的产物, 但不少与之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具体的情况有三种: 一类是复古派成员组织的文人团体, 另一类是响应复古派的文人团体, 再者则为与复古派相对立的文人团体。

三者中左右一时风气的主要是前两类, 当时的文化中心和文人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基本上在复古派的控制之下。例如：

在京师先有李梦阳等人结成的诗社, 后有李攀龙、王世贞的五子社、六子社;
福建鳌峰诗社的主盟者郑善夫, 与李梦阳等并称“ 十才子” ;
广东南园诗社中的梁有誉名列七子之一, 欧大任、黎民表分别为王世贞“ 广五子”、“ 继五子” 中的人物;
杭州的南屏诗社有所谓“ 两司马” 王世贞、汪道昆的加人; 后五子之子的汪道昆在新安还主持或参人了白榆社、肇林社、颖上社等; 京山城南社、金陵白门社、歙县桃花社等皆与末五子之一的李维祯相关。
此外, 王守仁浮峰诗社、李奎玉河社、陆弼淮南社、余曰德西江改社等, 也与复古不无关系。

复古派阵营大, 影响之广, 由此可知。

响应者霞布云蒸：茅坤先后人西湖大雅堂和湖州续逸老社, 在诗社中屡推为祭酒。

“ 公安三袁” 曾结阳春社、南平社和蒲桃社等。这些社团中像南社、北社和蒲桃社, 对扩大唐宋派、公安派的文学阵营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此, 还有一些文人团体不归属哪一派别, 但以与复古派相异趣的姿态出现在当时。例如：

海岱诗社“ 其诗皆清雅可观, 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
主盟小瀛洲社的朱朴“ 不为王世贞等所奖誉” , 在“ 太仓、历下坛站争雄之日”，而“ 不假借嘘枯吹生之力” ;
东计会中的文征明、蔡羽, 论诗或“ 兼法唐宋, 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 借口于少陵” , “ 谓少陵不足法”, 在理论和创作上进行抵制复古气。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取友读书、相互切磋时艺的文社, 上述所举的南社、北社、阳春社都带有此种性质。谈禅的社团亦起于此时, 如蒲桃社、放生社之类。

4、党争时期的文人结社。

起自万历中后期,直至崇祯末年, 时间为半个世纪左右。在前一时期卷人文学论争的文人团体至此卷人晚明政治风潮之中, 党争与结社一体化, 文人结社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从数量、规模、声势等方面看, 此期的文人结社都达到了至高峰。据粗略统计, 这段时期各种文人团体可达一百八十多家。

较之以前的文人会社, 它们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社的名类更为齐全, 有恰老类的、方外类的、文学类的、举业选文类的、读书讲学类的、综合类的;
二是结社介人争, 干预时政, 党与社、社与社之间以及社团内部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或借重或斗争, 或合并或分裂;
三是社事活动由诗酒唱和、怡情自娱而为聚众成势、操纵风气, 表现了功利化倾向和群众性特征;
四是与兴复古学的思潮台及社会危机、人才危机、科学危机、科举窳败等现象相联系, 读书讲学和举业选文类的社团在此一时期尤为兴盛, 相反, 诗社不占主要集位置。

明代文人结社一直延续到清初, 顺治十七年清廷禁止士人立社订盟, 伴随明王朝兴衰、走过三百年历史的明代文人结社至此划上了句号。清初文人结社, 可算作明代文人结社之尾声。

（二）、组织与活动特点

1、明代文人结社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群体文化或文学活动, 它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譬如创立时有首倡者, 运作时有主持者, 定期有举会, 举会时遵守一定的社规会约, 至于社事活动的场所、内容、程序、经费开支等, 都有一定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结社在组织与活动特点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般来说, 一个社团从发起到开展活动, 往往需一轴心人物起关键作用, 此种身份的人在社中为“ 社长” 或“ 盟主” 。

充当这一角色的在明代大体有四种人:

一是隐居人仕、以诗名世者, 此为元末明初诗社之主盟者:
二是身居要职、致仕荣归者, 此为宣、正以后怡老社之主盟者:
三是科举高第、以才名世者, 此为弘、正以后文学社之主盟者;
四是士林领袖、操纵声气者, 此为万历以后文社之主盟者。

这种变化反映了明代人结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不断变化, 同时也是明代环境和社会思潮几经变迁的结果。

最能反映一个社团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的特点的是社约。所谓社约, 是指社团开展活动的规则与宗旨。

北宋文彦博的洛阳省英会曾订立过《会约》七条, 是文人结社较早的社约。
明人结社订立社约自中后期以后较为多见, 如海岱诗社社约、西湖八社社约、西湖胜莲社社约、杭洲怡老会会约、西湖月会会约、读书社社约、复社盟约等。

这充分说明, 明代文人结社在组织形式方面经历了一个步发展的过程, 其趋势是社团活动的日趋规范化这种变化适应了文人结社不断发展、社团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 也是明中期以后文人更为追求共同生活志趣和共同行为规范的一种标志。

不同性质的社团, 社约的宗旨各不相同, 而宗旨不同的社约, 不免带有各自的时代印迹。

西湖八社社约: “ 往南山俱涌金城外候齐, 北山昭庆寺候齐, 或买舟, 或肩舆, 各随便, 只一仆相随, 迟到者有罚; 每会轮一人主之, 肉食者豆三, 蔬食者豆三, 果饵随设无定品, 酒数行, 能饮者听之; 会间清谈, 除山水道艺外, 如有语及尘俗事者, 浮一大白; 凡诗命题止即景, 不取远拈, 各集众思, 要在古雅为贵。”
复社盟约: “ 毋蹈匪彝, 毋读非圣书, 毋违老成人, 毋矜己长, 毋形彼短, 毋巧言乱政, 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 犯者小用谏, 大则摈, 既布天下遵而守之。”

很显然, 从内容、措词、语气几方面看, 两社社约都是截然不同的。

西湖八社社约共分四款, 对候齐地点、赴会方式、到会纪律、主会形式、饮宴安排、清谈内容、作诗要求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总的倾向表现了该社“ 僵息林泉, 追逐云月” 的结社宗旨, 这是嘉靖中期部分文人追求闲适自如生活情趣的反映。
复社的盟约则不同: 从内容上它着重强调了对士人修身做人的方面, 与其“ 兴复古学” 、“ 务为有用” 的结社宗旨是一致的; 从表达形式上它连用否定句式, 带有禁止的语气和强迫的意味; 从处罚方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社团罚酒的做法, 而采用所谓“ 小谏大摈” 的政治性声讨手段。

这是因为复社处于崇祯时期党争背景下, 本身带有政治性社团的特点, 而且规模盛大, 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性原则加以制约。

2、明代文人社团究竟是怎样开展活动的呢?

其一, “ 社会” 场所。文人结社通常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场所, 宋元时期多以生活居处或公共文化活动场地如佛寺、精舍、书院等作为举会之所。明代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几种: 首先, 佛寺、书院仍是结社举会的主要场所之一, 如王守仁结社于余姚龙泉山寺, 蒲桃社集于京西祟国寺, 龙光社举于南昌龙光寺, 西湖社会于杭州圣水寺, 复社举会于虎丘大雄殿, 洪钟倡雅会于杭州两峰书院等; 其次, 明人修建家庭园林蔚然成风, 公卿士大夫自居的别业自然也就成了诗酒之会的经常之地, 例如息园、李攀龙之白雪楼、王世贞之禽园、袁宏道之卷雪楼、徐咸之余春园、郑元勋之影园、余悬学之不亩园等, 皆是文人雅会之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明人还专门兴修了供文人雅集的场所, 可知的有无锡惠山的碧山吟社、杭州的湖南吟社、广州的南园社、乌程幌山的逸老堂、杭州西湖的大雅堂等。此外, 西湖胜莲社“ 社定在钱塘舟中” , 则为特殊的一例。

其二, “ 社会” 经费开支与燕宴。社必有会, 会必有宴, 宴必有诗酒唱酬, 此乃文人词客结聚之常情。明人举行社会, 少则数人, 多则几千人, 其费用主要以下八种办法来解决。

（1）公卿大夫承办。综观明代“ 社会” 的主持其身份多为公卿大夫富豪子弟, 此不仅因其地位较高, 亦有囊真殷盛的因素在。比如, 举甫上社局的洪常、大会宾客如影园的郑元勋、举午日秦准大社的茅元仪等人, 无不以出资结会为乐事。
（2）叠为主宾, 轮流做东。西湖八社的社约明文写到: “ 每会轮一人主之, 肉食者豆三, 蔬食者豆三, 果饵随设无定品。” 袁中道《潘去华尚宝传》谓蒲桃社: “ 当人社日, 轮一人具伊蒲之食。” 此外, 秦金碧山吟社“ 次第举会” , 张瀚怡老会“ 叠为主宾” , 推究其因, 大概亦与轮流做东承办燕集的举会方式有关。
（3）自修供具。西湖胜莲社约有“ 自修供具, 不让远客, 不设烹宰” 之谓, 此亦结社生活开支的一种合式。
（4）合醵。古代合钱饮酒或集众人之钱皆叫合醵。陈幼学《舰山逸老堂记》载现山逸老社因“ 苦于合醵而莫适为主而废，说明此社曾经是靠合醵来开展社事活动的。另据《东林书院志》卷一, 东林结社讲学, 合醵亦为其经费来源之一, 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合醵共得658两。
（5）依附寺、书院。古代的寺院在经济上有独立性, 书院则有数量不少的学田, 文人结社选择寺、书院, 不止是为活动场所计, 同时也有经济上寻求依附的一面。
（6）设立社田。此种方式多出现在逸老社之类, 因为逸老社与古代乡饮制度密切相关, 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是自然之理。
（7）“ 资用仰给富人长者”。此相当于社会积资性质, 规模大的社团则靠这种方式解决经费开支问题。以复社为例, 在籍者两千多人, 崇祯年间举行过三次大会, 人会者达数千人之众, 这显然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 这笔款项来源如何呢? 《复社纪略》卷二交代过社中专有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诸人“ 效奔走展财币” , 此等人其实就是复社的会计, “ 财币” 由其“ 奔走” 所得。但究竟得之于何人呢? 据吴伟业《清河家法述》透露, 张溥曾为营救东林党人和反阉党斗争发起过社会积资, 此举得到了东林和复社的支持者倾囊资助, 由此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 充分保证了复社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开支。
（8）选文刻稿, 以坊养社。此为文社谋利之一途。文社、书坊多揣时文风气, 刻书上市, 以此赢利此。风至清初仍盛极一时, 《柳南续笔》卷二“ 时文选家” 条云: “ 本朝时文选家, 惟天盖楼本风行海内, 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 其价一况兑四千两, 可云不胫而走矣。”

其三, “ 社会” 活动。在此我们仅以诗社为讨论对象。

诗社活动, 一言以蔽之, 游、宴、诗、酒而已,所谓选胜赋诗, 筋咏自娱是也。

较有特色者西社:花时月夕, 公退辄相过从, 燕集赋诗, 或联句, 或分题咏物, 有倡斯和, 角丽搜奇, 往往联为大卷。”
碧山吟社: “ 其会惟论诗, 诗成有燕, 肴核数盘, 饭一盂, 酒八九行而已。”
西湖书社: “ 登楼放舟赋诗诗成酒散, 互相砒砺, 辞华沉着, 不为浮绮, 为一时所宗云。”
蒲桃社: “ 当人社日, 轮一人具伊蒲之食, 至则聚谭, 或游水边, 或览贝叶, 或数人相聚, 问近日所见, 或静坐禅榻上, 或作诗, 至日暮始归。”
青溪社: “ 每月为集, 遇景命题, 同心投分,乐志忘形, 间事校评, 期臻雅道。”

杨循吉《七人联句记》详细地记载了一次诗社联句的全过程：

… … 酒行, 家憧以纸笔进, 余请于诸君作长句为乐, 因复立一人为诗监, 以典赏罚留驳,就请命题, 以赵果夫为之。果夫曰: “ 今对夜雨, 只此可味也, 诗用五言, 以落字为韵。” 诫曰: “ 诗只咏雨, 不许汗漫无干, 如此者罚酒, 仍不准诗, 听诗监详定。” 于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 诸人继成之, 共二十一韵, 为句四十二, 为言二百十。尔我交评, 咸以为佳咏。方联句时, 一客秉笔构思, 则六客无事, 一巡诗至, 须待二三刻。余以为不乐, 乃借立一令裂纸如掌阔者七纸, 请于赵果夫曰: “ 联句未至时, 请各述一诗, 述不当者诗监主之” 果夫曰: “ 诺。”… … 诸君自述既周, 是时雨益甚不止, 而联句犹未成。… … 余复以一诗未尽诸君之兴, 乃别作七阉着盘中, 置几上, 诸君讶问何为, 余笑曰: “ 此当尤乐耳! ” 乃请于诗监赵果夫曰: “ 七人当互相赠答, 以阉为定, 诸君拈之。” … … 拈既定, 乃请乘联句之暇, 各为之, 联句到则复辍而为联句, 句成付肩下客而为赠答诗, 诚无误公事。

有的诗社还专门制作了“ 韵字箱” , 使诗歌活动开展得别开生面: “ 崔子五竺从其父使君征种仕武林, 结社圣湖, 一时游仕武林者推洛阳才, 重爱之。使君制韵字箱, 以平仄六十为一箱, 众客赋诗不得逾此百二一十字, 此昔贤即席限字佳事也。”

（三）、结社对明代文学和思想的影响

明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参人结社的事实来说明结社对明代文学和思想的影响：

高启: 元末明初, 与杨基、张羽、徐责等人结北郭诗社, 形成吴诗派;
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人结南园诗社, 形成岭南诗派;
林鸿: 洪武初, 与“ 闽中十子” 结诗社, 形成闽诗派;
杨士奇、杨荣、杨溥: 号称“ 三杨” , 居京时举杏园雅会, 结真率会, 创“ 台阁体” ;
李东阳: 以台阁重臣主文柄数十年, 官京师时结同年会, 并参人了西湖的诗洒唱和, 创“ 茶陵派” ;
李梦阳: 曾与济、杭淮兄弟结诗社酬唱, 并与何景明等“ 前七子” 组成复古派文人群体, 发起文学复古运动;
王守仁: 结浮峰诗社, 由他掀起了心学狂飚与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相呼应;
李攀龙: “ 与蹼州李先芳、临清谢棒、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先后有五子社、六子社、七子社之目, 诸子互相标榜, 绍述何、李, 再次掀起文学复古运动;
王世贞: 先与李攀龙等人结社, 罢官后曾人南屏诗社, 晚年押主文盟二十年, “ 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钠子、羽流, 莫不奔走门下”，与其游者先后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 由此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复古派阵营;
茅坤: 中晚年后人大雅堂社、西湖社、逸老续社, 数为诗社祭酒, `旧为携酒以社而游” , `旧分为韵以社而吟”， 使他完成了由散文作家向诗人的过渡;
归有光: 举南、北二社, “ 一时文学之士霞布云蒸”；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称“ 公安三袁” , 先后结阳春社、南平社、蒲桃社, 创“ 公安派“ , 两兄逝后,中道复结金粟社, 以参禅念佛为事;
谭元春: 与袁田祖等结长安古意社, 并加入复社;
冯梦龙: 讲学楚黄时结古亭社, 又与钱谦益、姚希孟、文震孟等人立诗社相唱和;
顾宪成、高攀龙: 结东林社讲学, 创立东林学派, “ 一堂师友, 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 反对专制
政治, 力辟王学末流;
刘宗周: 创证人社, 宣传“ 人便是圣人之人, 圣人人人可做” 的思想, 力挽“ 学者盛谈玄虚, 遍天下皆禅学” 之狂澜；
张溥: 先后主应社、复社, 接武东林, 政治上反对阉党, 思想上以兴复古学为己任;
钱谦益: 与冯梦龙等人结社唱和, 并参加复社的活动, 创建虞山诗派;
吴伟业: 复社主将之一, 创娄东诗派;
陈子龙: 云间派代表诗人, 几社六子之一, 并参人复社;
侯方域: 复社名士之一, 崇祯十二年, 另与贾开宗等人创雪苑社;
顾炎武: 早年人复社, 明亡后参加惊隐诗社;
黄宗羲: 早年人复社、证人社、星社等;
王夫之: 崇祯二年与郭季林等人结匡社。
上述的情况, 给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明代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思想派别, 之所以有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的不断变迁, 之所以群星璀璨, 竟相辉映, 与文人结社风气的盛行有着重要的关系。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主持或参人结社, 一方面对结社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使他们借助团体的氛围更有效地宣传其观念, 传播其思想, 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同时通过参人群体活动增进相互交流,加强情感沟通, 建立起文学上或思想上的同盟。几乎可以认为, 文学领域的吴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台阁体、茶陵派、复古派、唐宋派、竟陵派、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等, 思想领域的阳明心学、晚明禅风、东林学派、复社复古思潮等, 在某种意义上都经过了结社风气的培植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种风气的影响。

二、明代文人结社有四种主要类型：即纯粹之诗社、怡老之会社、文社和政治会社。

（一）纯粹之诗社：这是一种诗人的小型社团，以流连诗酒、悟悦性情为主旨。其构成成员大多以同一地域的诗人为主。如如闽中十子社，包括福清林鸿、长乐陈亮、王恭、高棣、闽县郑定、周玄、候官王褒、唐泰、将乐黄玄、永福王僻等十人, 都是福建人。当然诗社也兼收不同地域的诗人，如无锡人浦源造访林鸿，与周玄、黄玄论文吟诗，二玄以为“ 吾家诗也”，林鸿遂延之入社。

有的诗社虽以地域称, 但其成员却多仕宦或流寓者, 而且往往聚散不定。如明初北郭社, 以江苏长洲人高启为首，同里之士只王止仲一人。

另外, 还有一人历游诸社，所至挂名的。如明末钱光绣“ 年甫及冠, 而天下名士皆重之。映中则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公社，海昌有观社, 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皆预焉”。

纯粹之诗社的活动风貌：元末明初的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就概括的很好：

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洁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 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所得也。

细分的话，纯粹之诗社大致有三类：一是切实做诗的诗社，如青州海岱诗社，由北方文人组成，切实做诗，不事标榜。诗社中人皆闲散之身，除吟咏外，别无余事，又怡情山林，淡泊名利，不随一时文风为转移，所以他们的诗作大率清雅可观，既无“ 三杨” 台阁之习, 亦无“ 七子” 摹拟之弊。

二是风流雅集的诗社，如南京的青溪社。还有一种公子豪举式的临时雅集，也冠以结社之名，如周亮工《书影》记万历时茅元议在金陵发起的午日秦淮之社，遍集名人文士，借以沽名钓誉。

三是以诗社兼游赏之趣的。如嘉靖间祝时泰等人所结的西湖八社，即以集会的风景胜地八处，随地立名，有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峰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霄诗社等，总称西湖八社。

（二）怡老之会社：

在明代初年，怡老之会社往往带有某种隐居的性质。

但在社会安定时期，怡老之会社更多的是纯粹的怡情养性之举。如万历年间张瀚在仁和组织的怡老会, 其社约谓：“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

（三）文社

文社以做文为主，尤以做科举八股文为主，它是应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时艺、谋取科举功名的迫切需要而兴盛起来的。

譬如现在人很熟悉的复社，最开始实际上只是这一性质，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云：

令甲以科目取人, 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 咸思厚自催磨, 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 即此“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鹜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

文社的活动宗旨，总是标举讲明程朱理学的。程朱理学乃科举八股之本，如赵南星倡正心会, 专研经义, 以“发明吾儒之道” , “ 会日正心，盖窃取孟子拒杨墨之意”。文社揣摩时文，精研八股，明确地以仕进为目的，有着鲜明的实用性。

文社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在科举考试中是很有效果的，由于一些著名的文社成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津梁, 所以社中人一旦科举高中, 文人士子往往争相拜访, 纷纷入社。

《复社纪略》云: “张溥门人吴伟业，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夭如(张溥字) 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 四叩定师弟礼，......挽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比溥告归, 途中镯首所至, 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 四远学徒群集。”

这样的文社, 又怎能不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目的呢？

当然也有不求科举功名, 专以读书做文为务的文社, 如明末的杭州读书社。这在当时是别具一格的。

（四）政治会社

正由于文社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性, 所以它极易向政治会社转化, 积极地干预政治, 不由自主地汇人政争与党争之中。尤其到了明代末年, 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政治问题异常敏感, 国难当头, 文人士子怎能再沈溺于吟诗作文而不问世事呢?

明末的政治会社自应以复社为代表。复社集合江南一带的许多文社而成, 在张溥、张采的领导下, 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 结成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文人社团。在崇祯年间, 复社曾召集东南人士, 先后举行了尹山大会、金陵大会和虎邱大会, 与会者达数千人,一时名震天下。

在复社鼎盛之时, 张溥为培植势力, 不遗余力地奖进门人弟子。每逢科考时, 有公荐,有转荐, 有独荐, 这就不免干进以至乱政了。

当时, 复社中人以“ 昌明径阳之学, 振起东林之绪” 相标榜。

黄宗羲记述复社的政治活动说:“ 其间楷模之人, 文章足以追古作, 议论足以衡名教, 裁量人物, 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恶之, 以为东林之似续也。”

例如, 《复社纪略》记载的张溥张采驱逐魏忠贤余党顾秉谦的檄文, 以及张溥令门人驱逐吴郡司理周之夔的事实，都是与东林党同一立场的。

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所以复社诸人的结果十分悲惨。张采曾被好人用大锥乱刺, 周镰被马士英诬陷下狱赐死, 周锉为惩治上虞士豪陈某被诬陷贬官; 到最后, 陈贞慧人狱, 吴应箕亡命, 候方域也出走, 复社中人调零殆尽。凭这些文人士子的微薄之力, 又怎能同炙手可热的权势者相抗衡呢? 所以政治会社在明末犹如流星掠空, 只能有短暂的生命。

三、深层次原因——明朝文人结社风气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因素。

1、经济因素

结社虽然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但必须有经济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

明代“文人结社”的实际情况也说明“文人结社”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明代社事地点可考的“文人结社”有６４５家，这其中除南、北两京外，其余以府为单位统计，前十二名为：苏州府７６家、杭州府５０家、松江府５０家、广州府４３家、常州府３３家、徽州府22家、福州府２２家、嘉兴府２２家、宁波府１８家、河南府（洛阳）１８家、绍兴府１７家、湖州府１６家。除广州府、福州府分别为所在省政治、经济之中心，河南府（洛阳）为传统的中州经济文化中心，其余均在南直隶和浙江经济发达地区；其中环太湖的“江南核心五府”的中心、也是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府“文人结社”，甚至远超南京（应天府）的５５家和京师（顺天府）的41家。

从纵向看，明代“文人结社”的发展亦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关联。同样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明代文人所结之社大致时间可考者有７１０家，其中明前期（洪武至成化）的１２０年里，有结社６６家；明中期（弘治至隆庆）的８５年里，有结社１３１家；明后期（万历至崇祯）的７２年里，有结社３９７家；南明（清初）时期的３８年里，仍有结社１１９家。这与明代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大致上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其中明后期结社的特殊繁盛，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明代至万历时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尤其是江南地区，较之全国，经济更显高度繁荣。

如苏州府，元末明初因战乱曾一度“里邑萧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宋元旧观，到成化时已开始给人“迥若异境”之感，嘉靖以后更成为“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当时苏州府的赋税数居全国各州府第一，占全国税粮数的十分之一，应该不完全是朝廷的随心所欲，在很大程度上应与其富甲天下有关。

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高度发达，不仅造就了苏州这样主要因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大城市，还造成了大批农、工、商紧密结合的中小城镇———据研究，仅苏、松、杭、嘉、湖五府，万历间的市镇总数就有２００余个。

其中苏州府吴江县领六乡之地，其时已有１７个市镇，彼此距离不过数里。这些星罗棋布、掩映于河湖交错的江南水乡的小城镇是江南经济普遍繁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社会文化的普遍提升，包括读书人口的增加、科考的投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苏州府“文人结社”盛于其他州府，而嘉靖、万历以来更盛于先前。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州府万历以来“文人结社”频繁，且往往规模很大，亦与江南经济的发达有关。

2、政治因素——朝廷官方的制度和举措及明朝科举入仕

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也有密切的关联。这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有些“文人结社”与政治局势变化、文人官场得失有直接的关系。

朱元璋击败群雄建立明王朝后，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文人要么被征入朝或担任郡县之职，为专制政体服务；要么遭受无情打击，如高启因为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孙蕡、王行因蓝玉案坐死，徐贲下狱死，张羽自沉龙江。凡此，无疑影响了当时的文人结社———虽然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仍有文人坚持结社，但总的说来，洪武、永乐数十年，较之元季的文人结社并无大的进展。

自明宣德始，社会逐步稳定。至明正统年间，明朝国势一直呈上升趋势。国力的强盛，文人地位的提高，大大增强了文人的自信心，结盟会社又渐成风气。宣德时杨荣掌翰林院事，首创馆阁之聚奎宴，众皆赋诗；正统初复举“杏园雅集”，“赋诗成卷，杨士奇序之，且绘为图”；后“三杨”又“倡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

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发生土木堡事件，英宗被俘，次年方得释还京。此事对明朝国势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未动摇明王朝的统治根基，经景泰、天顺、成化至弘治时期是明王朝的承平之世。虽然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加深，但由于前期奠定了基础，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其间，文人结社也逐步兴盛，并在全国范围内渐渐形成了南、北两京以及南直、浙江、闽中等几个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

万历时，由于首辅张居正为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多采用强制性手段，与之同朝的不少文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打击，一些人也因此退而结社，借以消磨闲暇。

如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夺情”议起，张居正嘱张瀚留己，瀚弗听，居因“嗾台省劾之，以为昏耄，勒令致仕”，张瀚致仕后，“与同乡诸缙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

万历八年汪道昆亦因与张居正不和致仕，归乡后组白榆诗社，与者二十余人，皆一时才俊，钱谦益称其“谼中主盟，白榆结社，腥脓肥厚之词，熏灼海内”。

天启间，闽人曹学佺因著《野史纪略》，忤权宦魏忠贤，削籍归里，遂与陈衎、徐火勃诸人修阆“风楼诗社”。同时顺德梁元柱以劾魏珰削职罢归，“与陈子壮、黎遂球、赵焞夫、欧必元、李云龙、梁梦阳、戴柱、梁木公开‘诃林净社’”，“每花晨月夕，招邀朋旧，饮酒赋诗”。

明社倾覆后，遗民结社甚多。其中或眷怀旧国，如“惊隐诗社”、“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等；或借之抵抗新朝，如杨廷麟“结连赣抚李永茂，立‘忠诚社’于赣，招致四方义勇”，全美闲“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纟需社’”；或躲避世乱，如吴与湛“结诗社于江枫庵”，章有成“与同邑赵淳、吴鲲、范开文为诗酒社，吟啸以终”。这类结社也主要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清人杨凤苞所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文人结社”不仅受政治影响，也难免被卷入甚至直接介入政治，从而从另一方面与政治产生联系。这方面以“复社”最为典型。成员数千且遍及十余省六十余府的“复社”，首先是一个为了应对科考、研习五经和制义之文的研文社，但其首领张溥在立社之初就强调立社的宗旨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又以“倡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相标榜，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实际上成了明末一股政治力量。《复社纪略》中收有张溥、张采驱逐顾秉谦的檄文，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立场。崇祯三年，张溥乡试夺经魁，四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按说张溥不过是初登仕途的一个进士，但由于其“复社”领袖的地位，竟然得以干预朝政。此即《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本传所谓“声气日广，交游通朝右，品题甲乙，颇能荣辱”。复社甚至直接介入了朝廷党派之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出任首辅，就与张溥、钱谦益、吴昌时等复社成员的密谋有关，是复社力量和意愿在政治上的反映。在以后晚明的政治纷争中更多次看到复社力量的展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复社已由揣摩时艺之研文社发展为带有政治性的社团。

不过，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的关系还不仅如此。因为“文人结社”在中国古代的兴起、发展，包括其在明代的兴盛，从根本上说与中国古代，特别是近古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我们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形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不再是“分封制”，而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郡县管理体制，担负这种专制体制运行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官吏。而为了满足这种政治体制的需要，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士。特别是唐代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往古、以“科举”为中心的“读书士子人群”———这是除了东亚一些模仿中国，亦实行科举制的国家如越南、朝鲜外，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科举选官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尽管其本身存在种种弊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亦是有利有弊，但其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了社会成员上、下层之间及“知识精英层”内部流动的“规则”，又使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负起整合社会关系体系和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成为保证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正常运行的一种调节机制。中央集权（皇权）、郡县统治、科举选官应该说是中国近古以来政治体制的三大基石。从唐代开始，以“科举”为中心的“读书士子人群”既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其实，要理解或者解读“文人结社”这一历史现象，似乎首先要从对“文人”的解读开始。因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结社”的兴起、兴盛以及衰落，与中国古代文人———即中国古代知识人群的历史变迁有很大的关系。而从唐代开始，直至这种皇权至上的专制政体被推翻，中国的“文人”实际上主要就是以科举为中心形成的“读书士子人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从一开始就与“科举”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显然与明代“科举”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的“鼎盛时期”，从各方面看，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明王朝建国之初，由于急需各级官吏，故在短时间内曾经荐举、科举并举，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规定以后每三年一科，子、卯、午、酉年乡试，次年丑、辰、未、戌年会试，终明一代，遂为“永制”。宣德年间，荐举废置不用，后来更明确规定，所有文官必须由科举而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人不得进入内阁。通过一系列制度和举措，包括科考内容、形式的确定，“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程式的确立，分区域配额取士制度的制定，特别是将学校纳入科举体制———所谓“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造成了明代科举的高度制度化、规模化，从而达到了超越往古的空前兴盛。

明代科举的一系列制度和举措，造成了读书人口特别是“科举士子人群”数量的庞大和稳定增长。明代自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起共有８９科进士考试，登科总人数为２４０００多人；有明一代乡试所取举人，总数约在７００００人左右。

特别是每年固定在校（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的诸生（秀才）就有５００００人左右。 这样由“童生”、“诸生”组成的一般读书人，举人、进士，以及举人、进士出身的各级官员，就在整个社会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读书士子人群”。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读书士子人群”，就不可能有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

由于参加科考的人数众多，每次乡试、会试期间，大批士子集聚一地，为结盟立社提供了契机。如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遂使南京不仅有陪都的官员和当地文人的结社，也成为南直隶所辖十四州府应试考生结社之地。

除了因应试而结社，科考中式者也结社。因为“同年”在官场和社会生活中都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士子们也有意识地借结社来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

另外，科考内容和形式也对“文人结社”有影响，或者说正是科考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明代“文人结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