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告别革命论”？ 第1页

谢邀。

粗粗浏览了一遍，大家都在务虚，我来讲点实的，“告别革命”对清史圈的影响。

“告别革命”本是理论问题和普通人相距甚远。但这又是基础性的话题，一旦渗透到文史文艺领域就会带来激烈的观念碰撞。“告别革命”对九十年代以后的社科文艺影响深远，即便有学界主流舆论如《求是》发起过批判，其流毒仍在蔓延。

李泽厚表达过: “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见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清史学人几乎“人人都是清粉”，“告别革命”之说正中下怀，让他们对“辛亥革命”重新定位，对清朝覆灭功过重新评价。清史学人将李泽厚的观念断章取义，立场更趋激进。他们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否定“辛亥革命”，这通常还不敏感。

李治亭在“辛亥革命”90周年时发表《清朝逊国90年祭》，在2011年，李文海发表《大清逊国百年祭》。清朝被推翻，清史学人取缔了“革命”叙事，改称为“逊国”还“祭”！？视角立场全变了，这比公知早10年以上。那时代“大清正剧”、“正说清史”排山倒海而来，加上逊位、逊国之名堂，我大清功德就圆满了。

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学术界掀起更大规模地重评“辛亥革命”的思潮，他们切换视角，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问题作为主题主旨开展热烈讨论，其代表者包括了杨昂、常安、郭绍敏、章永乐、高全喜等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出现在《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以及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和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两本著作中。以上学者均把目光转向了1912年清帝逊位时所颁布的诏书以及优待条件。他们的共同观点是，清帝在《逊位诏书》中将统治权完整地让与民国，肯定了以五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共和宪政。这份诏书明确地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这些观点得到清史学人的认同和引用。汪晖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也确定在2012年召开以清帝逊位百年（而不是辛亥革命百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一研究兴趣的转变-从革命过程转向主权的连续性-很值得玩味。”

注意：这种讨论实际是基于公知们把国家当做统治者的私产而私相授受。这是自由化（私有化）在法学、历史学上的反应。这场争论的另一方，见吴杰在《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予以反驳。

李泽厚说：“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因为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告别辛亥革命》）

就这一话题的挑起，从哲学和意识形态角度而言，是“英雄史观”否定了“人民史观”，发起了“告别革命”。

“辛亥革命”都能否定，那之前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更属于邪教、暴民之乱了。这是对近代以来“革命叙事”的釜底抽薪。然后呢，李泽厚就弄出“救亡压倒启蒙”来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了，这是要挖老共的根。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可不是只告别“辛亥革命”就算完了，李泽厚在一次谈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曾说：20世纪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世纪，先后经历了1911年革命、1927年革命、1949年革命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革命性巨变，革命也随之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他自己曾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开始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产生了怀疑。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了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哲学，并与农民意识的民粹主义和传统道德主义相混合，这已完全离开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原意。于是只讲辩证唯物论和所谓的“斗争哲学”，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不断革命”理论盛行。（“对告别革命和继续革命的思考”）

他们要干什么？

高全喜发表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中称：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

高全喜称：《清帝退位诏书》的另外一宪法价值，就是“中国人民”在宪法学意义上的塑造。可以说，直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享有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没有这份退位诏书，就没有延续清帝国法统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退位诏书所宣示的“人民”，不同于《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代表国民党理念的“中华人民”，也不同于立宪改良派所提出的“新民”，而是这个曾经作为满、汉、蒙、回、藏五族臣民之主的皇帝在逊位之际所宣示的“中华人民”，在法统上就具有传续帝制衣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清帝将全部统治权禅让于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在这个超越性的国家宪制中，主权者乃是五族共和的全体中华人民，至于南北政权的领袖不过是人民的代理者，由他们组成政府治理现代性质的国家。”“这份诏书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双方都接受并具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具有宪法性法律的意义，即通过这份诏书，-举证成了基于民心的人民共和国之宪法性的根基”。

参与者之一章开沅说：“十年之前，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声明告别辛亥革命”“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年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

　我近年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瞭望》）

“法理继承说”之愿景在于鼓吹立宪，而这个立宪又基于“五族共和”之最终形成的“民族联邦”。自九十年代起，将当代中国说成“多元一体”的说法在芝士圈内大肆鼓噪，俨然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的代名词，高度政治正确。这种思潮在网络上更加露骨，有网友和我辩论时，直接了当地说：“你的对五族共和的解释就是服从汉人的统治就不要怪别人有独立径向，想要在中国搞大汉主义，否认五族共和合法性。看看其他民族答不答应。要么共和，要么分开！”

我回复他道：“那么，请问，你们心目中的民族共和到底什么样，北洋政府离你认可的民族共和差在哪里？清朝那时是你想要的民族共和吗？还有，今天的中国是否达成民族共和的指标了么？ 达不到标准于是就不共和，就XX,合情合理了？……

当代中国根本没有“民族共和”的说法、做法。“要么共和、要么分离”这种威胁，中国政府绝不接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搞分裂。搞错时代了，看错形势了。”

最近一期《历史评论》发了社科院罗玮一篇文章《“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文中称：“‘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

各网媒百科常年有个词条“元清非中国论”，该词条第一句都是“‘元清非中国’亦称‘满蒙非中国论’，进而否认满洲（中国东北）和蒙古为中国领土。”

“元清非中国”原本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观念，同盟会举起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之前的太平天国发讨清檄文也指出“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而“蒙满非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推出的“舆论”。两者语境含义目的完全不同，字面意思都不同，怎么会同“蒙满非中国”等价呢？而现在的舆论都把“元清非中国”和“满蒙非中国论”混为一谈，这是诚心的。

我在知乎质问罗玮先生：“罗玮历史学博士：“元清非中国论”和“满蒙非中国论”即便从字面意思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前一命题指的是政权朝代，后一命题是指地域、民族。字面意思都差得太远。即便是小学生看图识字去扣字眼，也要问问这两个命题各是什么意思，你都读到博士了，读了那么多的书，怎么还会混为一谈呢？

我在网络上辩论多年，发现他们将此混为一谈的理由只有一个：元清就是蒙满，蒙满就是元清，连地域带民族带文化带朝代都打包成一体，不可分割。故批判清朝就是批判满族，批判元朝就是否定蒙古族，闹汉独。现实中的言外之意是把内蒙和东北是蒙古族、满族两个民族的天然属地，他们据此宣传中国是“民族联邦”，中国的法理是“民族联邦”，这才是背后的阴险毒辣。包括那些人常常明知故言，以“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来谴责“元清非中国论”。都是些心怀叵测之徒。你、你们高级知识分子，社科院的怎么连这点分辨力都没有呢？还是这正是你们的主张？”

当代清史学界基础性的命题设置也受到“告别革命”影响。 清史学人爱讲的“清朝奠定中国版图”也都是从法理角度来讲。如知乎著名清史网络志愿者“品园上学习行走”在回答“清朝奠定中国版图”这一话题时，引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的话说：“后来清朝通过《清帝逊位诏书》，将领土主权继承给了中华民国（“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再后来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又继承了领土主权。这就是“清朝奠定中国版图”的全部意义。

清粉法学家的理论总在讲继承之法理。这种观念大错特错，不论怎么讲继承，其主动权都在被继承者，被继承者有权给谁不给谁，有权给或者不给。“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是不是也有法理？讲继承这种观念就是自己主动放弃话语权，授枪于人的蠢行。公知们不承认革命“告别革命”这种观念竟然被清史学界默认。

“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不仅仅是单一命题，而是一系列历史叙事突变的开始，这是把当代中国的存在基础追溯到满清，这会谈到清朝对中国形成的“法理”，推出法理继承之说。从大事记上往往又被清史学家们拿来大谈特谈清朝如何统一（征服）的功绩和必要性、意义，在时空上架空了血与火的近代史，这是用穿越和架空的方式告别了革命，唯物史观被彻底颠覆。

尤其不可容忍的是：立足于“清朝的奠定”，清史学人将明末清初几个著名的大汉奸都平反昭雪为“爱国主义大英雄”，《施琅大将军》播放时，媒体都在称颂该剧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施琅大将军“爱国主义情怀”。05年，“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南安召开，众多清史专家慷慨陈词，将“洪承畴事迹”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施琅、洪承畴故居名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汉奸都成了爱国主义了，那屈原、岳飞、文天祥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传统的说法，革命的说法。

清朝被推翻，是清朝极端残暴黑暗的反动统治使得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的意愿，是革命的成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和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是剥夺剥夺者，剥夺其一切，革命者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怎么讲法理？革命不讲法理，剥夺剥夺者就是道理。被革命者只有投降和被消灭两条路。革命者不可能去感谢被革命者，革命者不会对被革命者谈功劳贡献。怎么可能要满清诏书做背书？

史学人偏离了唯物辩证法，形式高于内容，名义高于实质，价值观从此完全颠倒了。

清朝是反面教员，反面也会有贡献，这是唯物辩证法。但反面贡献在价值观上绝不同于正面的贡献，更谈不上“奠定”。一般而言，创建者，奠定者总会被人称为“某某之父”，奠定国家者自然就被称为国父了。故奠定我们当代中国的只能是革命的先驱，不该是我们的敌人。立场反了，价值观颠倒了，认贼作父，他们错在根子上。

我还见过某大学处理“皇汉教师”的一份文告，文告中宣称：“史学界逐步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革命史观转化成科学的现代化史观”。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我摘录一篇文章来回答对不对吧：

“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　　

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斗争。经过这样的“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惟一要求和惟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

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　　

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

否定革命实质是肯定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确实进行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转换到了旧史学研究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老路上去，是历史观上的复旧。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　　”

“他们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革命斗争。革命并不是同现代化相对立的，而是实现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见《求是》2009年第6期：“反对“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从清史圈和法学公知理论结合的紧密度来看，两者是最紧密联系配合的，历史学尤其是清史学领域是公知最猖狂的领域，不论是“河殇”还是“狼图腾”还是“禅让说-继承说”都是从重构历史，告别革命入手，在知乎网站也能看到，清史学清粉都是公知嗓，但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反而常常能拿出大旗来，帽子棍子皇汉恐吓满天飞，政治正确满天飞，早些年常看到群情激奋骂皇汉是汉奸，骂汉服是分裂。他们天天在拱卒啊！我感觉清史学是公知们最后最牢固的一个据点。

李泽厚要告别革命，其理论根据是“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这当然也被清史学人拿来用了，用来给满清统治涂脂抹粉，大肆鼓吹“康乾盛世”是传统中国的顶峰，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好结果。

但所谓的经济基础之论，以近代以来旧中国之落后，生产力水平之低，当然没有李泽厚所谓的经济基础。这言外之意不就是在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么？

讲满清法理者，大多数是精英史观而不是人民史观，把人民群众流血流汗流泪换来的胜利成果说成是统治者之间的让度。把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都当成是满清统治者的私产，把版图说成是统治者的贡献，才弄出传授之法理。这非常无理无知。错在虚无化历史时空，漠视革命，无视二战，无视胜利者权益-中国的抗战军民，中国人民以伤亡3000万人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人民的贡献和牺牲就是胜利者的权益是最大的法理。胜利者的利益根本来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多次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教育。学习四史大家有共同的体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腾飞，今天的幸福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觉得清史学人最缺的恰恰是四史教育，他们在各种媒体推出“清朝奠定中国版图”，之后引申出清朝种种“奠定”，广泛传播，影响很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清粉常吹嘘的“没有我大清，何来大中国？”然而对比四史教育，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我们接受四史教育的种种体会，既有清朝各种各样的奠定，何必还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必须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复兴”又从何提起呢？

“清朝奠定之说”是对历史的架空和穿越，是集“革命虚无主义”、“中国虚无主义”、“中华文明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之大成，是各种历史虚无主义之源，是“告别革命”的产物，是自由主义思潮在社科史学领域的滥觞，与当代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处于极端偏离状态。

应以“四史教育”强化对清史学的引导，不能再继续反客为主了。

相关文章：

元元：截断清史，时空错乱，才会想出“清朝奠定中国版图”

元元：通史观的缺失使得清史学根基错位，渐渐内外交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从一个观念上的社会演化的所谓的正确开端起步——条件是相当困难的。

逻辑在先的事物总是要先出现，可却总是没有先出现。

它的进程次序是自由开始的因果性的颠倒——两次——而自我保卫的政治结构是在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才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取得了一种组织机体，以便维持它自身的生存。

最初的经验和建国前的经验以及十七年的经验，都没有径直服从每一个原因都与前一原因相关联，每一现象都是另一个现象的后果的自然法则。

TG在符号领域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原因就是无序的开端——颠倒——表达性建构的阶级转化（创造革命主体）的政治意识。

注意，又正是这一部分的内容（阶级转化），为民族，为市场经济，为富有特色提供了经验上的动机——敌-我的转化。

使得治理实践可以用曾经的符号的创造来应对价值的“发展”，保有和逐步丧失。

这些符号在每一种新的事物的层面上使它与TG的超越（无序、颠倒）保持一致。

要衡量TG适应“现实生存条件”所做的每一步调整都必须以TG的特殊经验为标准。

这样，全部的改革或称之为“革命”的行动就都具备了某种模拟实验的性质。

一个在自我保卫的政治结构下如何创造属于“现实生存条件”的各种符号的实验。

而国际权力政治的迫切要求则已经宣告这种实验走到尽头，不再可能于当下的P-C或C-P体制范围内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此的回应是，冒着不得不冒的风险，革命性的回到源头。

上述所有不是什么左、极左，或有人呼喊一种革命的声音。

恰恰相反，完全是即将公布的新传统的秩序话语。

至于其他，我在别的地方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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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透顶，极其NB。

反共大手子钱穆之弟子、反共巨匠余英时曾经如此评价过李泽厚：“Through these books he emancipat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om Communist ideology.”

《告别革命》，这书NB到在香港出版以后，国内专门组织国内学者写了一本《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来进行批判。整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XX在多个场合对“告别革命”论进行过深入地批判，说李泽厚先生是历史虚无主义巨擘，绝对实至名归。直到今天，官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还经常要提起李先生的大名，非常有面子……

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依托是唯心主义，它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告别革命论”。其代表人物李泽厚、刘再复认为，革命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革命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他们声称中国近代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良主义。据此错误逻辑，有些人论断：“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孙中山如果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也许就会接受‘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他们极力抬高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地位，而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则肆意贬抑。^[1]

《告别革命》影响极大，可以说整个一代的公知们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一大批历史虚无主义文章喷涌而出：

与“告别革命”论相呼应, 社会上还热衷于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 “翻案”式的重新评价, 称慈禧是 “优秀的政治家”、 李鸿章是 “被遗忘的爱国者”、 袁世凯是 “治世能臣”。 这种所谓 “人性化新视点” 完全抛弃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知识体系, 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 ^[2]

剩下的内容我不能再说了，说了敏感。

参考

1. ^ 宋月红. 深入内部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1-26(008).
2. ^ 王爱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5):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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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论并非东方社会的专利；但告别百年激进则是李泽厚提出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母题，冷冷的看着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两派。

你很容易发现一点，即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处于能够修改、批倒对方的优势地位时，往往采取“告别革命论”，试图将对方的革命历程作为一种彻底的邪恶来盖棺定论；而当这两派中的另一方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劣势地位时，则会批判“告别革命论”，保存住自己革命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六年前自由派喜欢告别百年激进，而现在他们却批判告别革命论的原因。

但在李泽厚先生和古典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相爱相杀，完全是历史自我复制中出现的一个bug，这个bug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系统的崩溃重启。古典主义者往往认为，古典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术语以及甚至方法都不特别哲学的，它们已然于政治生活中在场（已经在政治生活中在场了）；古人虽然不具备现代人的信息量，但判断能力是强于现代人的，也因此不被极化的政治语言所控制。

在古典社会，所有政治哲学家首要关注的是“对所有政治共同体”而不是某个特别的共同体“来说什么是本质的”而言，政治哲学离开了政治生活的导向(81)。尽管如此，“从前哲学的进路到哲学的进路还是有一条笔直而几乎是连续的道路”：“政治学”或杰出的政治中家的审慎适用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修辞的技巧，“更精确意义上的”政治学，则更为普世；古典政治哲学通过把它的整体（行为和言语）“尽可能或必要地远地”提升到修辞家所能及的普遍性的层面上而“在（政治哲学）这个术语的最终的、精确的意义上”奠立了“政治哲学”(81-3)。

古典政治哲学家通过像立法者的老师，即那些制定（法律）框架——政治家在其中行动——并提出根本而普世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即关于最好的政治秩序，关于谁应该统治的问他——的人一样行动而做到这点(83-4)。这条几乎是连续的道路从好公民上升到杰出的政治家再到修辞学家再到立法者再到政治哲学家。

那么，革命在这条不断上升的逻辑中处于哪个位置呢？显然哪个位置都不对。不仅不对，而且凡人、平民突然在短时间内上升为政治家，政治家又成为兜售一种草根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在这种修身逻辑中堪称大逆不道。因此，告别革命绝不仅仅是告别革命本身的恐怖，更是告别革命带来的社会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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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取决于你对于政治之路本质上是信任的还是不信任的。如果你信任政治生活，那么这种上升路线就是可靠的，政治精英即便不采取保守主义的思维，也可以采取一种告别革命的立场；如果你不信任政治生活，那么这种上升路线就是不可靠的，政治精英都特么是一群虫豸，让开老子来。

所以最后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新儒家”，尽管他反对新儒家的观点——因为他对于政治之路的伦理性有高度的评价，警惕文化的断裂和社会的大规模报复。

而这种报复政治，本身是斯大林思想、雅各宾思想和纳粹思想共同的一个点，即通过清算来保证政治的延续。而与之相对，英国的保守主义、苏联的赫鲁晓夫路线和萨拉查的“法西斯”路线，本质上则都是告别革命的路线。

明白了这些，你或许可以更加充分的理解李泽厚先生，和告别革命论的真正意义，他的有用之处，以及他的危险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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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en-75-9-8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对“告别革命”进行温良恭俭让式的批判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告别革命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时代性。80年代知识界开始普遍性的反思，批判革命。这样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反思，促成了李泽厚在90年代写了这样一本总结性的“告别革命”

但实际上这个告别已经晚了，不知是作者那几年的经历还是其他原因，作者没能跟着知识界一起往前走，因为在同一时期，知识界已经开始在讨论改革与革命的共同反思与选择问题了，而这本书还在姗姗来迟的代表80年代进行告别革命。

换句话说，这是80年代的文化现象延迟反应到了90年代。

所以你去问朱学勤，问他也在批判革命，在卢梭与伯克二者之间选择了伯克，而对卢梭进行关于激进主义的根本批判，似乎比李主要还是在批判辛亥更进一步。那他是不是也是告别革命？

朱学勤肯定对你说：不是。他会说我批判历史的革命不是因此就彻底否定了现在和未来革命的可能性，也不是要告别革命，因为革命告别不了。

朱学勤的一句话：“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句话也不是要告别革命，因为他还有个最后关头。

换个角度，你还可以去解构“革命”这一概念，然后来指出李在告别革命中对革命的定义不准确，太过宽泛。从这个角度来批判告别革命。

再换个角度，你还可以用实用主义，来讲改革者不能完全抛弃革命的口号，因为这一口号还具有威慑作用。

这还这是“告别革命”这四个字，如果扩展到李的整本书，那可以挑毛病的地方就更多了，例如他那个四步论的线性发展策略。总结起来就是：economy，economy，economy，economy 然后就完满了。

你看，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在脑海中构建一套从历史到现实的逻辑结构，然后用其去批判李的这套“告别革命”的逻辑结构。

如果你有幸在李生前可以与他同桌，同场合进行交流，那你这样的批判肯定不会招来斥责或是攻击，而是可以与李互相交流沟通，分享双方的看法与知识。即使最后不能统一意见也能互相保留，彼此尊重。

没错，这样的场景在知识界太常发生了，在知乎也能发生，而且会被推崇，因为他散发着理性的光辉和知识的友好。理论的交流理所应当的应该如此。

而你问我如何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我的答案是：去死吧。

李是这个行业，学界内的知识分子，他做这种逻辑架构的工作可以让自己从这个依附于当代生产模式下的知识界共享利益，所以人家就需要这样做，那你可以么？（可以的请无视我，这篇回答不是写给你们看的。）

各位和我一样的Worker，你们靠这个能吃饭么？你们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能用来研究这些东西么？

还有各位自认为或者想成为，诸如MLM继承人身份的理论学习者，你们能不背叛这套理论的前提下还在那个“界”里能分一杯羹么？

不能，不能，不能。

既然不能，搁这装什么理性跟Bourgeois学者玩散发着光辉的逻辑游戏？搞理论上的求同存异，人格上的互相尊重？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逻辑结构，因而沉溺于不断建构逻辑去反思理论的人是迈不出那一步的。

想要迈出那名为实践的一步之前，需要的是对选择理论的忠诚。

忠诚，我使用这个容易让人联想到愚昧，狂热，非理性的词，是因为就是这个词最为合适。

忠诚不意味着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反思，不批判，不发展理论。

甚至在过程中还可以选择抛弃和替换理论。

但只有先忠诚了，才能迈出第一步。

最后回答这个题目，该如何评价？

我的评价是四个字“反动透顶。”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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