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西南北只有「东」字被改成简化字？ 第1页

简化字的来源无非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种，关键是为什么「東」字作为一个只有八画的、非常简单易学的汉字，居然也会被简化呢？

首先说个题外话。有一个理应不难，但总莫名其妙被带偏的认识：行书或草书书法作品中的字形与简化字形不能划等号，即书法家写的仍旧是「東」，只不过是草书字形，不是草书楷化后的「东」。不过，有些古代刻本或钞本偶尔确实会用楷化后的「东」。

在1955年，正式的一简字方案出台前，文改会本想确立三种简化方式：简化笔画、简化字数、简化写法。只是后两种总被今人无视，或者没人感觉到而已。

1、简化笔画数，大家都懂的。

2、简化字数，是指精简汉字的数量，规范社会用字，也逐步减少汉字以更易迈向拼音化，这主要是指合并简化和废除多余异体字。其中的异体字，是指音义全部或部分相同、写法相异的字，比如「强-強」、「夠-够」、「傘-繖」这种，鲁迅所谓「回字有四种写法」，正是指「回」的四个异体字。

3、简化写法，是指多数印刷字形尽量不改动，但可在书写时将某些汉字或偏旁简化。我概括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a.用行书或草书字形，如在手写时可将「貝」作「贝」形；

b.某些字作另一个字的偏旁时，用别的汉字替代，如用「上」代替「襄」，这样一来「曩鑲壤嚷攘瓤」等字都暂时不必简化，但仍可在手写中简写，还可与「让」保持系统性；

c.某些字作另一个字的偏旁时，简省某些部件，如将「蜀」简省作「虫」，这样一来「鐲」等字虽未被简化，但仍可在手写中写成「鉵」，还能与「触独烛浊」保持系统性；

d.手写时不同偏旁混同，如在写「罙」时，采用其草书写法「尔」形，与「爾」的简化字同形，因此在书写时混同；

e.在上下结构的字中，用两点简省汉字的重复偏旁，如将「棗」手写作「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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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原先的草案中，只有少数汉字是印刷字与手写字统一简化，绝大多数仅仅是在手写时才简化，后者的方案名为《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这是为了在制作铜模和汉字简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若将这么多的复杂部件全都类推简化，制作汉字铜模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需要好几年时间。）

第二，这也是为了将草书楷化充分贯彻到简化字中。不过全部草书楷化并不现实，但当时认为，把草书先放到手写中是有好处的，比如加快书写速度。

第三，被简化的偏旁不局限于是否繁难，有些字只是为了提高书写速度、给手书字制定统一的字形规范。

自然地，这也会导致印刷字形和手写体的不同。

（当然，三种简化方式之间很难做到截然的区分。比如「罎」和「壇」原本是两个完全无关的汉字，只是凑巧均有「坛」这种俗写，普通话里的读音也刚好相同，被合并简化之后，笔画、字数、写法都得到了简化。）

到了1956年的正式方案中，手写简化的部分被完全删除，但仍体现了部分精神。有些许手写简化字形，并没有被放弃，反而让印刷字都向之妥协。

我认为，「東」字应当就是写法的简化，还属于《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中手写、印刷一致的那种。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字形并不太复杂的所谓繁体字或偏旁被简化，诸如「釒」、「訁」、「見」、「貝」、「頁」、「車」、「魚」等等，这些在如今看来可能并不必要的，正是其中写法简化部分之孑遗。

（按：「車」字的手写简化本来是「平」形中竖出头和「丰」形，正式方案才改为「车」。）

简而言之：我认为「東」字可能并非因为难学而被简化，更可能是为了加快书写速度。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上，「东」是四个方位汉字的俗写中最常见的一个，故先简化「東」比较有群众基础。

那么，为何在这部分被删除之后，仍有些明明很简单的字和偏旁，也会被简化呢？

看待一个政策，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一来，这与当年日渐偏左的气氛有关。别看现在我们认为很多字和偏旁毋须简化，但在当时偏左领导、学者和群众眼中，这也算得上复杂了呢！自然是越简越好。

二来，虽然《汉语拼音方案》与《汉字简化方案》同为「文字拼音化」的过渡措施，但是二者的制定目的有别：

与今人所想不同，前者才是明确为了帮助扫盲而制定的方案，才是官方当年大力宣扬的有助于扫盲的政策。而且，汉语拼音被当作拼音文字的雏形，中央也希望借此让人们先适应拉丁字母，故即便他们只是想假托「拼音能够扫盲」的名义推广之，也是在情理之中。除此以外，它也被用于汉字不便使用的领域，以及帮助推广普通话。

至于后者，用当年官方的说法，就是「便于当前的使用，也为拼音化创造条件」。虽然周总理和吴玉章先生等人也都说过「想用简化字减轻文盲和学生的学习负担」之类的话，但总体上对它的说辞非常地笼统。它不仅是为了简化复杂汉字以降低学习难度，也简化写法以加快书写速度，同时也希望能更便捷地打字、翻译、活字印刷等等，即只愿有利于那时的「实际使用」。

这都是时人对这两个方案的美好期许。

「西」和「北」没有必要简化，这二字笔画已经很少。

至于「南」字偏旁，确实曾有一个手写的简化字形，也源自草书，只是未被正式方案采用，留待以后再简。

按照原定的计划，汉字就是要分批简化，直至完全改用拼音文字。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其他汉字没有简化的必要，只不过是准备以后再简。因此，相对更复杂的「南」字会被列在「待简化清单」里，也不算意外。

早在1958年，一简字方案还没彻底推行开来，大家即要求汉字必须再简。

1960年4月，一简字方案大致推行完毕还未满一年，文改会即遵循中央指示，力求让每一个汉字都不超过十画，着手为第二次的汉字简化作准备。

（这段往事极少被人提及，以至于很多朋友误以为二简字是从七十年代才开始提出。）

1966年8月，大家懂的。文改会被迫解散，很多成员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一简字方案的起草者陈光垚先生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年12月，文字改革先驱吴玉章先生病逝，享年88岁。这几件大事，给文字改革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文字改革」被重新提上日程，少数下放劳动的前辈被召回重组文改会，这一举动遭到F4天团的激烈反对。

也正是由于F4天团，《二简字（草案）》一直拖到1977年才公布。

在1977年12月姗姗来迟的《二简字（草案）》中，「南」字也确实被简化，简化字形就是去掉中间的「￥」形。好在草案中的这一部分并未实际推行过，仅是允许公开讨论而已。

（题外话1：上图中的一些简化字形，如「血」、「皿」、「雨」、「舟」等，与1955年《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中的字形雷同。）

（题外话2：草案中有很多字都和「東」一样，笔画很少，但仍被简化。我认为，主要有两处原因：一即上文提到的简化写法；二是受到浓烈的左倾思想影响，为了迎合政令，不得不为二简字凑个数。原先曾有一版1975年草案，精挑细选出111个二简字，但部分最高层领导认为实在太少。）

人算不如天算。

a.政坛连续近三十年的云谲波诡，让文改会自身难保，也让二简字多次难产。

b.即使是唯一公布过的这份草案，也由于过分赶工和人事全非，以及文盲的减少，导致推行蹭蹬，仅半年就尴尬收场，全部回炉重制。文改会也再次重组。

1979年有调查显示，民间对继续文字改革事业的支持率高达95%以上，但就后续几年的实际动静来看，我认为此时的热情并不及前人。可叹十载心潮澎湃，奈何今朝激情难再。

c.时代在变，人也会变。多年的实践和经历，以及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带来的强烈思想冲击，让人们对汉字认识的既有分歧，再次日益地突显（之前，持异见者一直将之深埋心底，或者口是心非）。许多人又一次重新审视汉字，逐渐意识到汉字是一种早已发展成熟的文字，并非尚未进化成拼音文字的过渡阶段，更不是什么阻碍中国进步的落后糟粕垃圾。他们也终于发现，扫盲、教育和文化事业并非区区文字能够左右，反而是后者依赖前者。

d.最后，信息时代早已悄然来临。汉字输入法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发明，彻底打破了汉字无法顺应时代潮流的魔咒。

——这些变数，反倒救了汉字一命。

因此，当我们看到1977版《二简字（草案）》时，委实毋须惊讶。尽管成果难以恭维，但它也只是单纯地想续成五十年代末未竟的使命，却担了四十多年的骂名，着实有点冤，也是被有意地甩锅。

有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的停止是因为官方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了，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直至1985年，一部分官员以及文改会的老人们，对二简字甚至拼音化还是抱有理想的，否则也不可能花近十年心血在新版的二简字方案（后更名《增订汉字简化方案》）上，更何况新方案已经几近完成，只是面世日期一拖再拖，等待上级的审议、公布等指示。

其实，文改会自己也早就发现了一些毛病，承认某些笔画简洁的字不一定方便学习和使用，反而可能增加初学难度。同时，由于自1986年起官方已不再坚持拼音化，一部分原本为减少汉字个数而合并简化的字，反倒可能变成累赘，比如「鍾」和「鐘」。但是为了保持人们用字的稳定性，只好将错就错至今，仅是微调，如仅用于姓名中的「锺」。

废除多余异体字倒是没什么槽点，这是两岸四地政府都会做的事。只是当时大陆废得太快太狠，有一小部分字产生了和合并简化字相同的问题，至今在不断纠正中。

最后，字形跟对称性应该没过多关系，可能是巧合。但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传统汉字中的一些比较对称的汉字，确实比简化后的字形好看一点点，至于书写的便宜程度，另当别论。

（我发现后面一大段内容全是偏题的……但又不想只有前文的蜻蜓点水，索性啰里八嗦地全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