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乡村当教师，改变教育格局的那种，有什么方法经验可以借鉴？ 第1页

教育格局可能改变不了，但是改变一些人，甚至改变一小片区域，还是有可能的。

回答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分享别人在“奴隶社会”上发的一篇反思经验，如果侵权会删，第二部分是我自己在农村的一些教育实践的反思总结，当时是写给捐助者和孩子们的，人称和语气就懒得改了。

原题：如果教育不能改变阶层，还要做教育吗？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

出处：奴隶社会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痛苦。很像我做调查记者时，站在事件的“迷雾”之外，采访无法突破。

四年前，我辞去记者转身教育公益，一年半前，我和伙伴们创办了“实务学堂”。

如果我们的故事，是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重返校园，或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这篇文章，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写。

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和十多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为“珍贵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普通到普通，故事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呢？

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

我想起十四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 — 包括我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生。爸妈不顾我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

十四年过去了，我们家族依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生。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也都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

很久之后，我看到北京大学宋映泉等人的数据，他们追踪的 1866 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不到 1% 考上重点大学。有 60% 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的比例，初中学业也没有完成。

REAP 乡村教育行动项目的统计，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63% 从来没有迈进过高中的门，更不要说大学。

有近千万的 16-18 岁的孩子，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构成农民工群体的 3%。这个数字，来自于国统局。

包括我们家族在内，农村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没能通过教育改变阶层。

2018 年，我们创办实务学堂的时候，我们希望，那 60% 原本不计划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学习，有更好的身心及技能准备，应对社会生存挑战，成为珍贵的普通人。

今年 5 月，我遇到创办实务学堂以来的“至暗时刻”。

Java 编程的作业，布置了三周，很多学生没完成。

魏林，Java 编程的老师，曾经的程序员，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他希望学生们能做一个计划，接下来的一周，花多长时间学习，并记录自己的实际投入和产出。有的学生计划了 7 个小时，有的是 5 个，更多的不到 3 小时。

我是这门课程的“陪读生”。我知道学生们出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五一”假期，我曾经动员同学们能在一起学习讨论，解决这一难题，但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没人响应我。

“这样的时间投入是可以接受的吗？”我问魏林。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魏林说。

在微信群里，另一位老师陈一帅，也向我倒苦水。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硕导‍‍、副教授，志愿做实务学堂的编程老师。他计划 1800 小时，学生可以学会 Web 前端编程，去做工程师。可是现在，学习进度缓慢。他教学生们学习管理时间，每天作业打卡，写计划、做总结，但大部分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些学生‍‍沉迷手机，从晚上‍‍九点玩到凌晨一点。我们希望和学生们达成约定，晚上就寝时上交手机。生活老师这时向我反馈，还有几个同学不愿意。

为什么我的学生们不能放弃玩游戏、刷视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学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非常努力在学习。‍‍以前‍‍我百分百的时间都是玩，现在我至少有 2/3 的时间在学习。‍‍白天上课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努力，晚上就是休息的。只有学习，那不是成书呆子了？作业做不出来不能怪我，我本来就比别人笨。‍‍”

从学堂到家一个多小时，沮丧的情绪将我团团包围。回到家，我一会儿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哀嚎，一会儿怒吼，半夜，自己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

“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教育这群学生？”我不停地问自己。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有的跟着父母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基本上都有过留守或流动的经历。

对学生，志愿者老师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和热情，还有爱与期待，巴不得学生付出 120% 的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获得好的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学堂做得很不容易。

因为租金的压力，学堂今年春天从北五环外搬到了六环外，距离五环也要三四十公里，每个志愿者老师来学校都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来回至少三四个小时。

运营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学堂日常的设备、器材，一桌一椅，都来自热心人的捐赠。

“孩子们都进步了。每个人开花结果的时间不一样，有一些，要到三四十岁才开花呢，但这一段学习经历对他们依然是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在回家的路上，心理老师邓泊跟我说。

早在学堂创办前，邓老师就认识了我们的一部分学生。每学期第一天，她都给学生做团建、做测评，每周或隔周给学生上心理课，家访、给家长和老师做讲座。她了解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也了解常和学生在一起的老师们。

我向她承认，我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而焦虑、生气。我害怕有些学生不努力、没出息，就像有些家长害怕孩子不争气。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 10 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

但是，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这个学堂的使命和愿景说，“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如果，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

我想起了自己上中学的经历。

从初三到高二，和实务学堂学生大体同龄，感觉到自己朝着“谷底”一点点滑去。

我在一所四处是危楼的普通高中读书，是典型的“差生”，数学考 3 分，化学也考 3 分。我现在还记得，化学老师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投给我的白眼，数学教研组长对我说：“我认为你是不会读书的。”

如果追根溯源，我早在小学就已经低于正常学业水平。

读三年级的时候，我还没有搞清楚“米”和“厘米”的区别，因为那时农村的生活没人用“厘米”这个度量单位。

五年级，新来的年轻代课老师让我为自己的迟到写检讨书，可是，“迟到”的 dao 字怎么写，“检讨”又是哪两个字，我都不知道，因此，整整一节课也没有交上我的检讨书。

四年级，我有机会知道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业水平。那次，我们参加乡联校统考，全班没有一个人及格。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全部的学业水平，都低于标准。

我们的化学启蒙老师、初三班主任，是刚从村小二年级调来的。每堂课，他都站在讲台上，带着我们抑扬顿挫地读课本。我现在都记得他脑袋一上一下、劲板板地喊“跟我读”的声音。

实务学堂的学生，虽然出生比我晚十几年，但受教育背景竟大体类似：来自农民（工）家庭，父母大多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在乡村中小学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是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人群。

2017 年，我在一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班做过半年班主任。班上学生，如果不抄袭，没有一个可以全科及格。心理测评，大部分孩子都有焦虑、自责等情绪。

一群来自湖南乡村的中小学校长老师，今年 5 月跟我分享了他们对于教育的困惑：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家庭暴力、沉迷手机、家庭监管失效、学习积极性不高、厌学辍学……怎么办呢？

这些校长和老师，在中国乡村教学二三十年，可能并没有看到乡村教育有多大进步，相反，还看到一系列新问题。

高三第一个月结束，我突然成了全校的名人，原因是月考全年级第一。

这事对我来说，似乎不太意外，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爆发力，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经常劲鼓鼓的，感觉随时都会给世界吓一跳。

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我们学校的整体水平是很差的，一个人努力一个月，居然就可以超越所有人。

我后来经常想，我的爆发力是怎么来的。有可能，主要是，我从来也没有彻底觉得自己不行。我投入了很多热情，办刊物、做板报、给广播站写稿，是高中文学社的社长。整个青春期，写作是我与世界、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方式，我从中获得了很多慰藉。我参加球类俱乐部和运动会，摆脱了病怏怏的状态，身体也长了 20 公分，最不可思议的一项运动会成绩，是临时替人扔铅球，居然得了全校第三名 — 那时候，我还是班上最矮最小的人。

老师也没有完全放弃我。有老师给我预言，说，你以后可能会成为记者、作家或者社会活动家哦。我后来的确成为了调查记者，现在是社会创业者，这是我自己在高中时也没有想到的。

找到喜欢的事情并且投入全部热情去做，与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得到他人的关心、鼓励和期待，对于15-18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事。

有一次，我和邓泊老师说起一个学生“不靠谱”，她分析说，这就是一个乖孩子必须经过的“摇摇晃晃的时期”，摇摇晃晃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可能，那时的我，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比较幸运，摇摇晃晃几年后，又回到了正轨。而且，在此之前，那时的老师，没有把我赶出校门。

我们现在见到的学生，有的打过架，有的打过工，摇摇晃晃，又来学习了，想学点知识、技能，改变自己。有让人头疼的时候，但毕竟，正在摇晃着，努力回到正轨上来了。

实务学堂的学生现在不多，有十七个。他们的个性和爱好截然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来到学堂后的状态也不同。

有的孩子在这里攀登悬崖，有的孩子在这里寻找家园，有的孩子在这里像是读大学。

那个“不想成为书呆子”的孩子，在学堂微信公号编辑部做编辑，参与项目小组，想帮学堂招生，在师生反串活动中，他教老师弹吉他。来学堂两个月，他说自己努力了三分之二，后面再继续努力。

有一个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曾经差点被抛弃。他在初中和小学打过群架，初中就辍学了。在外面“游荡”了一年多，是一个中医理疗店老板推荐到学堂的。在学堂，他喜欢上了篮球，四点半就起床打篮球。有一次他写到，“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抛弃了我，篮球不会抛弃我。”

他在灯工玻璃创作课上担任助教，很多同学觉得拉丝工艺很难，做到一半就放弃，他却说：“作为助教，新一代‘拉丝大王’，我是不会放弃的。”

有一个孩子，曾经打架惊动了警察，在学堂学编程、学设计，帮学堂搬家、做海报。在学堂的年会上演讲，主题是，“自己进步了，很开心！！！”

有个从职高转来的孩子，他说自己来到实务学堂，像是悬崖边突然发现了一个木桩：每个老师都很上进，同学们可以合作完成一些事情。

我曾问过学生，实务学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孩子回答我：“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他还说，学堂像是一所大学。有图书，课还是选修的。

他从普通高中转来，四月份，组织同学参观大学和企业。那时，他没有用过邮箱，没和企业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向企业表达参观的请求。所有同学七嘴八舌，帮助他完成了一封邮件，最后，获得了企业的参访同意。

在学堂，学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学习，而不仅是娱乐。我们把大部分课时变成了“自习”，学生自己在线看视频、做练习。

这样一来，老师的角色变了，陈一帅，大学硕导，发现自己不太需要讲课，他给大家推荐了 Free Code Camp，学生可以在线完成 Web 前端编程入门。“陪读”的老师和学生助教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学习困难，给老师反馈，帮助迭代课程。自习和协作也非常重要，不同进度、层次的学生自发地组成的小组，可以边学边讨论。

学堂一学期开了十多门课，包括篮球、阅读、心理、人文、数学、科学、专业技能课等，没有必修，都是选修的。

这是这学期做出的调整。在此前两学期，我们一直保留了一些必修课。

让学生做自己想做的，投入精力，获得提高，然后，树立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对于热爱的事情更加勇往直前，才会尝试其他之前不敢尝试的挑战。而现在没修的课，以后想学的时候，会自学，总是能学的。

学堂的微信公号一直由学生打理。尽管公号相当于对外“窗口”，但我并不介意它会被学生“打扮”成什么样。不管是“流水账”，还是精彩文章，在我看来，它的价值都一样：提供给学生练习，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不少家长说，他们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以后“不吃苦”。

在实务学堂，我们不培养孩子“不吃苦”的能力，而是希望他们有困难就努力解决、有梦想就努力实现。

在实务学堂，学生不仅学会知识，学会学习，还要学会谋生，learn to earn。我们提供专业技能课，所有人‍‍都选了，其中绝大部分人选了职业素养，他们觉得，这是未来生存的技能。

今年初，我们安排了一次年会，让学生们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被人看到，被人听见。

有个学生，在年会的彩排上，演讲的声音小到让人听不见。我对她说：“别在意讲得怎么样，先发出声音，让别人听见你。大声点，再大声一点。”

5 月份，我们去企业参访，有向企业介绍学堂的环节。这历来是我的事，这次，我准备让她来完成。

在几百人的会议上，她完成了这次演讲。

“我介绍自己，介绍了来自不同城市的同学，介绍了我们的编程老师和 Java 课，介绍了这次的参访活动也有我们同学的参与。总之，多元化的同学+给予支持的老师+个性化的课程构成了一个有爱的学堂。”

2015 年，我从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岗位离职，创办了公益机构“科蚪”，开始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2018 年转型，为 15~18 岁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职业教育。

离职前，我在老板胡舒立的办公室，试图回答她，我为什么要离职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性决策的事。

我自己就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只要回到我的家庭，回到有关我们家庭的议题，就必然会触及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是中国儿童的 1/3，他们有些人在乡村留守，有些人随迁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10 多年前、20 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是在以代工为特色的制造业工厂，或者是道路桥梁和房地产的建筑工地，或者是每个城市各个角落里服务居民吃喝拉撒的人。

他们以庞大的数量和勤恳的工作，以及低廉的工资、福利，支撑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

而现在呢？农民工的下一代、两代人，又将构成未来劳动力的 1/3。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时代在变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催生一些行业，淘汰一些岗位，但他们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常常在想，教育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

教育给了我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抓住一切机会，去练习如何成为一个记者。

我认识了一些不同的人，得以窥见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精神世界。

我有机会在书籍中搜索我想了解的东西。读到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时，正好大学毕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只找亲戚（包括自己的父母）借钱。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找我借钱的老家的亲戚朋友，已经在我爸妈那里排上了队。这本书，就像是专门来替我解惑的。

教育对我的改变，没有太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教育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重构了我的自我身份。比如，我开始自觉地反思我生活的背景里，那些约束女性的话语和行为。

我因此常常感到自足、幸福。

当我们创办实务学堂时，我们曾反复讨论：我们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打工仔、服务员吗？

答案是，接受。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说到这里，我总是会想起几件小事。

有一年，我受邀去美国访问，走了几个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个老太太。第一个，是纽约街头过马路的老太太，她既没有左顾，也没有右盼，而是平静地走过了马路，身边的车辆都没有惊扰她。

还有一个老太太，是我在另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遇到的志愿者，她当时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展品，我称赞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她特别珍贵。她回答我说，当然，我当然是重要的、珍贵的，从来都是这样。

我想起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奶奶，当时年纪也是很大了，有一次在镇里赶集，走在马路边上，后面传来很大的汽车喇叭声，她当时吓得慌了神，直接跌落到旁边的沟里，最后在床上躺了很久。

这些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憧憬一个好的社会，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不受惊吓地活着，每个普通的人都觉得自己独特而珍贵。

在无数个“至暗”的时刻，正是这样一个“好的社会”的图景，照亮着我、鼓励着我。

这就是实务学堂的故事，没有跌宕的剧情，也没有震惊的数据，我们改变了世界的什么吗？似乎，暂时也没有。

但我们用力保守人的珍贵，用力耕耘好的社会，即使我们的教育无法让人实现阶层跃迁，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

“大路致远”的过去和未来

——致孩子们、家长们、捐助者们和伙伴们

大路致远的初心

大路致远（Road to Future）是我从2016年发起和召集的一个农村教育项目，初衷是希望弥补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为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更多公益性质的优质教育资源。类似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很多大学的学生社团、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一些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都在做类似的工作。但真正触动我想要做“大路致远”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我每年寒暑假回爷爷家的时候，发现村子里的孩子们没有适合他们课外学习的地方，这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各种博物馆、图书馆、少年宫、课外辅导机构（付费）等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发自内心地担心他们会被城市里的同辈们拉开差距，因此我才决定发起一个专心服务于家乡的农村教育项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无人问津的图书馆

一开始我发起“大路致远”的方式，是给村委写了一封信呼吁建立村图书馆。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村长的支持，在村委的三楼拨给了我四间教室作为图书馆和远程电子教室建立的基地。我父亲也用实际行动对我的志愿表示了支持，号召了村里的亲朋好友捐款为这四间教室购置桌椅、书架、空调、投影机，甚至还与温岭市图书馆开展合作，定期借出图书到村图书馆，短短半年内就把图书馆建立地有模有样。

然而，图书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成为村里孩子们课后的乐园。几次回去，我只能看到满地的灰尘，无人问津。这背后哪里出了问题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村图书馆虽然有了设施，却没有能够日常维护管理它的人，没有人有时间为它开门、关门、打扫卫生，也没有人有能力管理图书的分类和借阅。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对症下药就是在村里找一个受教育较好的参与者看管图书馆就好了。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当孩子们来到图书馆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的时候，我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与这个空间的关系。凭什么要来这里借书看呢？我能在这里做什么呢？这里能有什么吸引我的呢？看着书架上落灰的书，从童话到世界史杂乱无章，换做是我，我也不会来这里借书看的。更重要的是，书本早已不是教育资源的门槛了，大部分家庭还是能负担得起几本书的费用的。孩子们缺少的，是带领他们学习的人。

暑期学校的热闹之后

当我发现，农村缺的不是 “书”，而是“人”之后，我便决定以暑期学校的形式，带动我的好朋友们进村子，面对面地带领孩子们学习，更直接地影响他们。起初这个转向带来了良好的反响，家长们积极报名，孩子们热热闹闹地来参加，村长也非常客气地请客吃饭，表面上一帆风顺的样子。

然而，第一期暑期学校的热闹可能是因为它是村里的一个新鲜事，听说有优秀的大学生哥哥姐姐来开课，而且课程还跟学校里面不太一样，不少孩子和家长大概都会好奇地来凑个热闹吧。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必须认真反思暑期学校的定位和课程的定位，否则热闹散场之后，可能什么都没留下。

首先，暑期学校的定位并不是校外补习，不是去补习学校里的学科，因为这一块要求招募到经验丰富的学科教师，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前很多对于大学生支教的批评，也正是集中在大学生其实本身的教学经验和能力都还十分稚嫩，能否比农村公立学校里的老师们上的更好，还需要打一个问号。于是，我把暑期学校定位在补充学校教育里缺失但又十分重要的东西，例如第一期关心孩子们身心健康的“青春期性教育课程”和训练孩子们思维和口才的“辩论课”。不过，在此基础上我还是将“英语”补充了进来，但目的是鼓励孩子们使用英语来交流和理解生活，而不是为了英语应试。因此，我请了一位在中国读研究生，同时又有第二语言教学经验的美国学生，按照日常生活的场景重新设计英语课程，并且安排了大量的时间给孩子们跟母语者进行对话练习。

因为第一期的反响不错，于是我胸有成竹地开始召集第二期的暑期学校，根据我能邀请到的伙伴们的专长，保留了“辩论”和“英语”，同时尝试了新的“理财”和“家史”，并将时间从一周延长到了十天。然而，事实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过程中许多问题也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首先，这些我引以为傲的课程到底是不是孩子们真正需要的呢？第二期暑期学校的报名没有第一期那么火爆，不仅去年的一些孩子选择不来了，而且第二期的孩子中不少家长表示能否参加还得看时间。热闹和好奇过后，愿意继续捧场的人显得稀稀疏疏。“我想去杭州找我姐姐玩。”“我家孩子上了补习又上了网课，太累了，想在家休息。”通过一些私下的交谈，我发现随着孩子们年级的升高，升学和考试压力变得更加突出，但因为暑期学校不是定位于学科补习，因此家长和孩子们看不到实质的“用处”。与此同时，公益的性质并没有增加暑期学校的吸引力，大部分家庭其实已经有能力而且愿意购买课外补习或者网络学习的资源。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停下来扪心自问，标榜素质提升的暑期学校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此外，另一个更加严峻，也是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项目所需要消耗的人力和财力。说实话，“大路致远”能够坚持下来，靠的是“面子公益”。这不是说这个项目是为了挣面子，而是说人们出钱出力大多数是给我一个面子。其中，村委给我面子，那是装载了后来欢声笑语的四间教室；家人给我面子，是不计辛劳地接送、做饭和陪伴；捐助者们给面子，在我厚着脸皮伸手报账的时候，总有热心的前辈慷慨解囊；伙伴们给我面子，不计回报地备课教学，有的千里赶来，有的甚至腾出家里房间给伙伴落脚……

而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为他们的负担负责，没有找到可持续的道路。村委总不能让四间房间一年到头就用那么几天吧，于是他们决定收回房间作为办公室；家人们总不能总是为我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和假期吧，我的想当然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道德绑架；捐助者们总不能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买账吧，没有外部的经费支持，靠民间捐助实在是杯水车薪；伙伴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也没有义务每年坚持参与……

在重重问题的浮现之后，在暑期学校短暂的热闹之后，我决定还是需要有一阵子反思和沉淀才能重新出发，反思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课程才能让孩子们长久受益，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才能让众人可持续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