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独立后，当地的汉族怎么样了？ 第1页

这就不能不提到汉人晋商集团长达200年统治蒙古经济的历史。这些事造成了许多后遗症。

从外蒙的教训可见，在古代光是擅长战斗、征服、杀戮却唯独没有经商传统的民族，终将没落，为人掌控于股掌，成为经济奴隶。而我国社会近代化升级失败，也必然造成商业的畸形，难以摆脱商人发展到顶峰便必然走向官商的窠臼。

清代的晋商，以吃苦耐劳，善于商业韬略起家，进而走官商路线，不仅主宰了华北地区的贸易，以及融资调度，而且将商业网络扩展到北亚地区。他们在北亚的主要客户，一是蒙古人，二是俄国人。

由于清代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互市处于半禁止状态，俄国人渴望中国的茶叶与布匹，因而晋商一开始占了优势。特别是在蒙古的恰克图，晋商垄断了中原、蒙古的对俄贸易。恰克图的大商号，都是由太谷曹家、榆次常家、著名的祁县乔家开办的。太谷县曹家，把商号一直开到莫斯科，积攒了七百万两银子的家业，就连沙俄后贝加尔地区都开了一批晋商商铺。

然而，好景不长，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人虽说也跟蒙古人一样，有着商业天赋不高的毛病，但毕竟俄国是经过近代化升级的，商业水平至少不比亚洲人差很多，又有强大国势可依仗，所以俄商最终占了上风，整个中俄商业竞争，晋商最终败北，到19世纪下半叶，除了少数几家之外，恰克图的晋商纷纷关门歇业，回到内地。当然，撤退归撤退，晋商还是从老毛子那里捞足了钱。有个在沙俄开茶庄的渠姓晋商，光是在山西老家的地窖里就存下300万两银子。清末兴办新式海军，著名的乔家一次就捐了10万两银子。1877年，山西遭遇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丁戊奇荒”，乔、曹、常几个巨头，每家捐的银子，都能抵得上一个甚至几个州县全部的捐款。

晋商虽说没有搞定俄商，但在外蒙古却有绝对优势，把当地人吃得死死的。这些人又被称为“旅蒙商人”。旅蒙商是个庞大的群体，除了山西人之外，也有一些河北人。据沙俄边境委员席特洛沃的说法，“山西商人的特点是抵制从别的中国省份来的商人，所以在滨海边疆区和满洲里的山东商人对蒙古地区没有兴趣，他们赴蒙古地区只是例外”。

托庇于清朝对外蒙的统治，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大盛魅、元盛德、天义德。稍小的：永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大庆昌、永德魅、元升永等。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的销售，以及钱庄，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高利贷方式借给王公贵族。

大盛魁始兴于康熙平噶尔丹时代，创始人是三个半商半流浪汉的汉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随军杂役出身，靠着为部队提供各种消费品开始发迹。随后，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为基地，为各衙门采办各类物资，开展各类商业项目，到20世纪初，乌里雅苏台3000人口中，有2000是汉人。随着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汉人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24年（1759）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1000余。嘉庆五年（1800），更在离库伦（乌兰巴托）十里地的地方，建立起汉人商铺的集中地-----买卖城。

另一个商业中心是科布多，到1892年，科布多有100多家店铺，都由汉人所把持。而大盛魁不仅在上述三地，还在其他地区、王府、大的寺庙都建有分号，又给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和博格多格根仓当“通事行”（经办人），一年的总贸易额多达1000万两白银之巨！光是商运用的骆驼就达15000峰。远远超过了开办更早，贸易总号设在归化城，分号也遍布各地的元盛德、天义德。

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首先，清廷对汉商在蒙古的发展，还是有一定顾虑的，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汉人也有许多限制。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禁带家属，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不许汉商与当地蒙女通婚等。

入蒙晋商，还要面对清朝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报效。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一个库伦（乌兰巴托）办事大臣，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任下来，“非二十万金不能到手，每年进款无定额”。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

比如大盛魁，驻蒙将军府、各衙门一切日用、食品都得由大盛魁出钱负责，每年要从归化城动用几百峰骆驼，载运着采购自各地的山珍海味、水果、鸭、鱼前往供应。另外还备下名贵钟表、高档绸缎，以至貂皮、鹿茸做为礼品。一年不要说大节小节，生子嫁娶都要送礼，光是招待各王公贵族、官差人员所用的饺子馅，就需羊4000多只。（其经理段履庄对《大公报》的采访记录）。

至于道路的危险，被各类匪众抢掠，更是苦不堪言。

所以，晋商们不得不拿出加倍的精明与吃苦精神，应付各路神仙，求得在复杂格局中生存下来。除了正常的买卖，放高利贷成为迫不得已，也是最大、最畸形的暴利来源。

在压力山大之下，晋商的作风也不能不开始变味。他们对俄贸易，因没有国势可仗，所以谋求薄利多销，放眼长远，老老实实以诚信为本。而在蒙古的这些商号，则渐渐开始走向贱买贵卖，谋取极高手暴利的道路。他们以虚高价格将日用百货赊销给众蒙古人民，然后以之为本金，另行加收高额利息，以此使蒙民往往陷入困局，再用压低价来购入他们的羊马。据说，晋商一块砖茶就可以换一张质地优良的羊皮，一匹20来尺的粗布就可以换一头牛。大盛魁从大原以三、五分银子进一口铁锅，在外蒙卖到一两多银子；20文一个的木碗，要卖到六七钱银子一个。蒙古人以牲口付帐，但一匹马有时只给折合3两银子，然后拉到张家口可以卖到9---12两，转手就是三四倍利润。卖货给蒙人呢，却还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收取债务时，则将蒙古人交来的东西以好充次，极力压价。晋商还以种种方法谋取极丰厚的差价，比如他们以布一匹换蒙民牛犊一头，但不带走，而是仍交原主牧养，等养到三、四岁时再拉到内地出售，一头可卖四、五十两银子。大盛魁因为深深掌握牧民心里，有一套极高的商业技巧，通过赊销货物，引诱牧民。来年派伙计前往收债时，淳朴的牧民们还热情接待，好吃好喝，主动将不等价交换的牲口拉到指定地点，由伙计们牵走。晋商还擅长买空卖空，商号常常用一千两银子本金，可以做七八千甚至上万两银子的生意。（《清代旅蒙商初探》）

对付蒙古王公，晋商集团更有一套办法，向他们贷款帮助他们纳贡，然后一年要收取三十六分的巨息，每三年为一个还款周期。比如元盛德商号，1889年向扎雅格根庙贷款20万两银子，一年收息36%，也就是7200两，到1892年还债时，本息已滚到40万两，扎庙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再欠三年，于是本息在三年后又滚到80万两。凡是汗部下属平民、官员向商号贷款，都必须由汗部王公以盟旗名义，开出印票，盖上王公印信，由汗部来监督，保证下属的还款义务。票据背面都印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的狠毒话语。再以同治13年（1874）为例，土谢图汗部伊仁道尔吉公旗所向大盛魁赊购羊40只，当时市价一只羊卖2两银子，而大盛魁赊购价则高达3.7两。民国元年（1912）土谢图汗部在向政府的呈文中还提到，蒙古地方部门征收赋役时，也普遍向汉人商号赊取大量物资。时价20--50两一头的骟驼，大盛魁按60两计价，犍牛按30两计价，这还不够，还多方立名目多计价，一两银子贷款，本息相加要蒙古人还三两六钱之巨。

蒙古王公，按清时要求，要轮流进京朝贡，沿途与驻京多有花费，走一趟花个几千两是起步消费，有的人甚至要花几万两。对于钱的事，王公们懒得操心，只管叫上汉人商号随行，帮他垫付各种开销，并办理在京一切经济事项，任由汉商高额计息，只管开出印票，以后由部下牧民们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偿还。另外，外蒙各旗还要负担清方的官员、差役、驻军开销，以及这些军政人员的食物、器械、生活消费品，还有大量的驿站、边卡都需要各类开销，不善经济的外蒙各旗也一律向汉人商号一借了之，任其计息。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外蒙已是下至平民，上至王公无不负债累累。乾隆皇帝除了催逼各盟旗向汉商还债外，迫于外蒙抢掠汉商，不时造反，不得不一面压汉商减轻一定债息，另外就只好自掏国库替蒙旗还债。乾隆四十年，又开始大规模清理债务，一方面不许汉商随意加息计息，一方面督促蒙古还债，到乾隆四十六年，一度让外蒙把积欠都还得差不多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此后蒙债问题又开始严重，并越积越巨。

然而，此时不但蒙古人越来越离不开汉商，腐朽的清廷也越来越依赖他们，最后不光是商业，连统治都恨不得委托给汉商。久而入之，清廷干脆把外蒙的税收、征收驿站的收入都外包，特别是包给大盛魁。大盛魁已一跃为清朝官方在外蒙的商业、税收代理人，甚至是寡头。富甲晋商的榆次常家，专营恰克图对俄贸易，其所开的商号天亨玉也向大盛魁借钱，一次要借3、4万两银子。

天义德和元盛德虽实力逊色不少，但业务也相当可观，据《清代蒙古史》记载，天义德不过给赛音诺颜汗这一家实力不算很强的汗部当通事行，但光是通过放贷，一年就收入巨量的羊马，其中运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卖掉的绵羊就达3万只，马约2000匹。元盛德也收入惊人，在扎哈沁、乌兰海、讨号子等地都有大型牧场。元盛德的经营特色是，主打做羊以及羊产品的生意。其畜牧业，养羊达70多万只，每年拉到归化城售卖的绵羊达4.5万只以上，马也有3---6千匹。

道光年间，蒙古各部已是普遍贫困，清廷却是越到末日越倚重汉人。所以依然下令，本人还不了的由亲族还，亲族还不了的由盟旗各部还。在重压之下，外蒙普遍穷困潦倒，到处破产，人口流移，一片萧条。据一份资料表格，车臣汗部在1835---1841年短短6年间，在没有遭受战乱和灾害的情况下，人口减少了5000多，牧群减少9万多头只，下降了7%。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1825年有8万3千人口，到1852年下降到7万6千人，牲畜从144万头只，下降到84万头只。到20世纪初，幅员辽阔的外蒙古，总人口减少到区区大约60万的样子。

光知道各种捞钱的驻蒙官员也感觉大事不妙，有人开始上奏朝廷，说“晋商重利盘算”，将蒙古“搜刮将空！”，蒙古的“万群千骑”，都被晋商有各种商业手段据有，“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但清廷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外蒙的死活？

到1910年，旅蒙的俄国一所大学远征队也看到了可怕的景象：“蒙古人遭受旅蒙商号盘剥，以致陷入贫困致极，而旅蒙商号对我们诉苦称，近年来买卖不佳。这或许是真的，因为各旗已经贫困潦倒”。沙俄帝国地理学会的会员彼夫茨夫也说过“蒙古人民对中国商号表示公开的不满，因为中国商号毫无怜悯心的剥削本地的人民”。1911年，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上报：蒙古人穷困现象越发严重，若不改变条例规定，则难以补给赡养。

而晋商集团们，却早赚得盆满钵满，最盛时，各商号在外、内蒙开了几千家店铺，各类从业人员达到40万之巨。与外蒙人丁凋零不同，内蒙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在清末成为繁华的商业大码头，人口从乾隆时代的“人口三万余，喇嘛二万”，发展到城内居民就达10万之多。还兴起了博克图（包头）、多伦（锡林郭勒）等商业城市，包头的商号广顺恒，1877年以3万两本钱起家，到1930年歇业，53年间，累计赚了300万两银子，平均年利润达187%。更厉害的是复兴恒商号，1892年拿着1万两银子开业，到1912年歇业，不过经营20年，就累计赢利200万两，平均年利润高达995%！（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中原与蒙古贸易关系》）多伦更是中国最大马市，各类商号达4000多家，城内“殿宇廊庑，钟台楼阁。。。。居民鳞比”。至于靠近内蒙的河北北部，也连带繁荣起来。据解放后的采访老晋商，他们喜欢把“锡林浩特”说成“稀里糊涂”，有位高姓老者就曾跑过张家口、贝子庙一带。他回忆“那时候，战乱频繁，可张家口的大买卖家却不少，他们争着把这些在内蒙经商的人当成他们的主顾。每到春天，骆驼车、牛车开始到内蒙启行拉货之前，各商号老板就请这些旅蒙商到有名的酒楼饭馆大宴一番，摆上几十桌子酒席，客满厅堂，还有妓女相陪，又是酒又是肉。”（于立平《旅蒙商的回忆》）。在这种空前繁荣的“盛况”中，大盛魁在光绪末年时有的年份在归化城售卖的羊就达50万只，马匹达7万之巨。

当蒙古平民陷于饥寒交迫之境时，晋商们却在蒙古住着豪华的装饰得像王侯一般的蒙古包里，穿着华贵的衣料，吃着珍肴，品着南国的水果，身边有成群数十计的蒙古最漂亮的年轻女子伺候，供他们尽情享用，艳福之美甚至连蒙古王公也垂涎。因为财力雄厚，到了鸦片战争，清廷因战败苦于支付赔款，旅蒙晋商们还慷慨解囊，捐了200万两为清廷解忧。即使到后来严重衰落的民国12年，大盛魁每股的红利依然高达1.2万两银子。

所以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说法，晋商从外蒙榨取到的财富之多，大盛魁可以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元宝从库伦（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长达2000公里之远。而元盛德则能用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1卷）。晋商早已成为外蒙真正的统治者，把持着这里的一切经济命脉，垄断着这里的财富和流通。

1911年，因晚清的式微，外蒙脱离清朝试图独立，人们纷纷趁乱抢劫汉人商铺，一些汉商被杀死打伤，中小商号纷纷逃回张家口以南。只有大盛魁等三大商号等因为家大业大，在外蒙到处有牧场、商号、库房，逃不了，只好留下观变。时局混乱，清朝驻军甚至向汉商们分发武器，要求助战。一些商号站到清军那边，提供军需，或武装自卫。比如元盛德，因帮助清兵，最后失去了90%的员工，而且最终被外蒙方面没由了商铺和财产。大盛魁却暴露了投机本质，为了保住商业利益和债权，竟投到外蒙一方，与清朝敌对，因而一时没受多少冲击，保住了财富。外蒙脱离中国搞“自治”的八年，据苏联官修蒙古史的说法，这种“自治”使外蒙人终于可以脱离欠汉族商人高达1500万卢布的债息。实际上并非如此，战乱结束后，蒙古各王公至少还承认大盛魁的债权，继续开出印票，一边继续借钱，一边继续还过去的老债。

然而，北洋政府又杀了个回马枪，著名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嫌驻蒙将军陈毅过于温和，将之革职，于1919年11月带兵回到外蒙，命令外蒙上层结束自治，接受中国直辖。然后，依仗入驻库伦（乌兰巴托）的6000中国驻军，在晋商集团强烈要求下，对外蒙进行严厉的大追债，晋商各号列出一个向蒙古人的索取高利贷欠款的抵债清单。

其中，仅仅向外蒙科布多一个地区，就要求财物如下：骆驼55000头、马75000匹、牛40万头、羊50万只（其中，大盛魁要求的就有骆驼1万5千头，马2万多匹，羊20万只）

按1913年价格折算，相当于2000万卢布之多。而1918年外蒙政府财政总收入才177万卢布！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赔款2.3亿两之巨，也不过折合两年半的财政收入，而汉商却要外蒙的科布多一个地区拿出相当于全国近12年的财政收入，来还高利贷的债息。

而当时据俄国人调查，科布多的蒙民总共也才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头牛，100万只羊。即使把它们全部折价，也还不了2000万卢布的债！至于外蒙其他地区，汉商也向各旗提出了类似的，堪称荒唐的巨额财产要求。但徐树铮一味使强，居然全盘接收了汉商这个巨大的索赔要求，对科布多不管官民贫富，也对各旗，进行了公开大“掠夺”。

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七月，段祺瑞政府被直系的曹琨击败下台为止。北洋政府的过分偏激的政策，使外蒙人大批投向入境的白俄匪帮。白俄的温甘伦带领的流兵，入境时只有800人，才一年就扩张到5000人之巨。 1921年2月3日，白俄击溃北洋兵，占领库伦。北洋军队与商民大批逃向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买卖城。当年3月，在苏联支持下，蒙古人发动暴动，攻占了面积不过24万平方米的恰克图买卖城，驱逐了2千北洋兵和3千武装汉商。

从此外蒙从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直辖。

据蒙古内务部的报告，当时外蒙四部104旗欠汉商债务900万两白银，而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则是1100万两，相当于整个外蒙人均欠汉商近20两银子，得外蒙把所有的羊只全部卖掉，才能还清这笔钱。有苏联撑腰的蒙古政府，开始取缔汉债，没收各类汉商财产。到1924年时，大盛魁也跑不脱了，此时，它光在科布多一个地区，就有1.5万峰骆驼、2万马匹、20多万只羊的债没收回，被没收的财物总值二、三百万两银子。虽说这些钱对早就是商业巨头的大盛魁来说，比例不算多高，但毕竟失去了外蒙古这个最赚钱的市场，从此也走向没落。（有人提出大盛魁后来转向南方做生意不确，姑此重辑）

对于外蒙来说，出于经济上的依赖，即使新的蒙古政府也不能完全拒付所有债务，依然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债务，并许诺延期偿还。比如博克多汗山部，清理出尚欠15万两，蒙古政府与商号协商，免去其中9万两，剩下6万两，因该部实在穷困之至，最终由政府用马匹抵偿。

到后来，因为政治、经济完全由苏联把持，外蒙开始中断与中国经济来往，1928---1929年就驱逐了8000多汉商，并没收了80多家商号财产，到1930年，外蒙境内几乎已无汉商存在。只有天义德商号，因为早先很有远见的吸收了一个外蒙活佛做股东，所以时逢乱世，别人都倒霉，天义德却在活佛极力保护下，得以全身而退，回到归化城。

------------最后，其实这是一个双输的故事。 晋商与蒙古的商业博弈，虽说是一种一边倒的盘剥，但晋商似乎也没有赢。

1，不平等的商业关系难有赢家，它无法提升商业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升华思想与道德，更没有开拓创新，反倒在官商勾结中沉沦与堕落，沉迷于畸形的暴利。

2，高利贷强不了国。

晋商主宰蒙古商业经济200年，虽说使内蒙、河北北部等地区大为受益，兴起一批商业市镇，带动了当地发展，却没有振兴外蒙古经济，反而给当地脆弱的生产力带来致命打击。而山西本身也并没有因此富起来，强起来，先进起来。以大盛魁为首的商号，内部文化依然是封建家长制式的，这样固步自封，靠高利贷过日子，最终只是退化自己，走向愚昧的深渊。

3，制造了民族隔阂与矛盾

无情的盘剥，只能助长民族仇视，酿成血斗。只有注重平等互利，造福了对方，才能造福自己。官商文化之下，永远不可能有商业文明的进步。

4，一切悲剧，都是我国管理学的落后所致

清廷在外蒙的治理模式，是封建官僚+联合当地上层的半羁縻统治。最后搞成赖政，败政，从官府到官员个人，从公到私，都把商人视作唐僧肉，勒索压榨，然后放任商人去盘剥底层。所有矛盾与负担，最终都由底层人民承受。如此腐朽、落后的管理思路，怎么能不离心离德？

主要参考资料 内蒙师范大学 贺喜格图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

叶列娜(Sinaeva Elena) - 内蒙古师范大学《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期中俄贸易中的晋商》

内蒙师范大学 褚继辉 《旅蒙商对外蒙古地区经济的影响》

在霍尔洛·乔巴山领导下的大镇压中（始于1930年，在37-39年达到高潮），来自中国的汉族、蒙古族人士几乎没有留下活口，其中还有人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

此外，十月革命后很多从苏联逃到蒙古的哈萨克人、布里亚特人、塔塔尔人，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也是一类“反革命”，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

结果，蒙古境内的2.1万哈萨克人被杀掉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人。

在乌兰巴托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博物馆，藏有一些大镇压时期遇害者的头骨，都带有枪眼。

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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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i-suo-you-de-kuai-le-sha-hai-h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18世纪，北京话在奉天府（沈阳）、锦州府 取代了原本一直通行到明末的昌黎话（由满文《三国志》对音可证）。

奉天府的北京话，是现代东北话（哈阜片~大碴子味）的正源，当时的沈阳话是大碴子味（饿=ne），跟近代闯关东之后受胶辽官话强烈影响的“曲么菜味”沈阳话不同。

锦州府的北京话，是现代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几个区县（秦锦片）的正源。秦锦话从锦州府扩张，在卢龙（永平府城）取代昌黎话的时间应该晚于锦州，具体时间不明，可能是19世纪。秦皇岛由于形成市区的时间已经是近代，一开始就是说秦锦话。

18世纪的北京话另有两个分支：顺天府（北京）& 承德府。朝阳、赤峰的建置虽源自承德府，但近代受移民（主要是汴宋官话）影响形成的单元音化“干面子味”跟承德已明显不同。

了解了昌黎话之后，越来越发现，现代东北话虽然音系在17~18世纪被北京话洗掉了，但是词汇却可能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明代辽宁（昌黎话）继承下来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

A、“没”的两个声调—— mei4来 vs mei2钱；

B、嗯呐，来自上古燕国【诺】（na:k），昌黎话最大特征；

C、唠嗑；；；D、屯里、屯下、老屯、XX屯 等等“屯”相关词汇；；

E、扔=leng，这个词原本以为是胶东话影响，现在看来是明代辽宁继承而来。

F、朝鲜朴氏=piao，这个很可能说明，丹东在明代并不说胶东话。

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觉得，东北话的历史纵深一下就不一样了，

他全面融合了 幽州（北京）、平州/营州（卢龙/昌黎）、登州（牟平/蓬莱）的文化厚度，

近代在黑土地上，迎来了空前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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