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误解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谁？ 第2页

赵括：我纸上谈兵，你丫去跟白起正面肛个试试，廉颇你有能耐你把粮道给我通了。

石勒：老子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啊，起义时不分民族堪比斯巴达克斯，咋就成了入侵了呢。

杨广：你宋明两朝都亡于东北有脸说我嘛，老子灭南陈，吞吐浑。兴科举，开运河。敢与始皇争高下，不让汉武寸半分。

贾似道：敢问当今寰宇，有哪个正面肛蒙古撑的时间比老夫长的。

这个问题几乎就是为他准备的。

在当今社会舆论中，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赞赏近代中国排名第二的伟人周恩来，却无法理直气壮的说出对这个人的崇敬，哪怕周恩来本身也对他心悦诚服、生死相随。

我会把可以正确评价他的年代，当作中国伟大复兴真正实现的起点。

魏忠贤，或者说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群体。

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先干掉魏忠贤，然后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撤了回来，把权力都交给大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大臣们就知道搞党争，军事上不断失败、财政日益困窘，因而又开始用太监来做事。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一起反对用太监干预朝政，崇祯只能叹气道：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

崇祯这句话说的相当心酸、相当悲愤。作为最后一个出现太监专权朝代的末代皇帝，他这也算是为太监专权出现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你们这些官员要是能办事，我好好的怎么会用太监啊？”

崇祯是有资格这样质问大臣的。因为他原本很相信文官集团，一上台就把魏忠贤除掉、把镇守太监撤掉、把征税太监召回了，把国家大事完全交还这些代表“正统”的大臣们去办。

结果怎么样？

太监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幸的一群人。被阉割本身就是一种酷刑，遭受这种生理上的残害以后，好不容易混出头来想要干点事，还被文人们拼命丑化抹黑。连底层民众往往也难以理解他们，乐得参与这种丑化抹黑的活动，通过鄙视太监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

太监制度是一种非常黑暗和没有人性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从这一点推不出来太监是一群黑暗和没有人性的人。这一点同样也是非常清楚的。太监是太监制度的受害者，就好像奴隶是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抨击奴隶制度黑暗而连带着把奴隶的人格也鄙视一番。

要成为太监必须先经过阉割。这个程序保证了太监一定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且没有办法世袭。但凡生活能勉强过得去的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里当太监。虽然太监可能获得一些权势地位，但只要有的选，大家肯定还是送孩子去读书走科举道路考取功名更合算，考不上也还有别的出路。只有穷到需要卖儿卖女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去当太监。而如果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当了太监以后飞黄腾达，把整个家庭带了起来，他的家里也就不会再愿意送孩子去当太监了。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官僚权贵集团始终没有办法彻底切断皇帝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联系。

太监的这种地位，在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是不重要的。因为官僚集团负责向皇帝提供信息。建国初期的时候官僚系统比较清廉高效，而且很大部分也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就可以很好向皇帝反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种问题，帮助皇帝作出决策，然后负责执行。

这个机制如果正常运行，那么太监在政治体系中就是没有位置的，只能帮皇帝伺候后妃，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洁性就可以了。

但随着官僚集团的腐化，官僚系统就逐渐的不能公正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了，而是只反映跟他们一伙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向皇帝隐瞒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种种贪污腐化活动。

这种格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瞒上欺下”，对上隐瞒信息，对下按照自己到了利益来执行中央政策、行使政府权力。这个时候政府机构的运行就失灵了，皇帝也失去了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他不知道他所统治的帝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如何。时间长了之后，皇帝也会发现，这里面问题很多。

比如明宪宗朱见深用太监汪直，最开始就是因为京城闹妖怪，搞得皇宫里面也人心惶惶，所以才派汪直乔装打扮出去打听消息。万历十二年，山西五台一带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官员们就一直捂着不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因为派人到五台山进香，才得知消息。

这种小道消息不断被印证之后，皇帝就会对官僚集团失去信心，而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来发现问题。而最容易开辟的新渠道就是太监。

等官僚集团腐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太监的作用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太监可以向皇帝反应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甚至向皇帝提出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改革建议。因为他们就来自这个阶层。

在这方面，皇帝和太监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皇帝是希望国家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的。他们也知道，必须要让老百姓活的下去，皇位才能稳当，他的子子孙孙们才能接着做皇帝。反之，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要造反。国家灭亡了，皇帝的存活率很低，皇帝自己那一家人大部分都会被杀。所以皇帝治理好国家的动力和压力都特别足。

而且，掌握治理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全天下任何事情都要吸引人。不用人催，皇帝自己就知道天天拼命干活，努力想把国家治理好。至于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贪恋女色之类的事情，享用过度了自然就会兴趣索然。站在皇帝的位置上，这些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行使皇权处理军国大事比起来诱惑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俗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现在好多中学生玩模拟帝国争霸之类战略游戏都能废寝忘食，更何况是玩真的呢？所以我们看明朝的皇帝，每一个人都劲头很足，虽然能力有差异、治国理念有差异、治理的效果有差异，但态度都是没问题的，全都在认真负责的想要治理好国家。清朝的皇帝，也是一样。明朝有十六个皇帝，清朝有十二个皇帝，总共二十八个。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对治理好中国这件事没兴趣的、贪恋女色或者游玩而不理朝政的皇帝的比例为零。这个样本够大了，足以说明问题。

明清之前的历史记载，只有文官们编写的所谓“正史”，没有《实录》等更客观详尽的资料可供考证，所以没办法去证实或证伪。但是根据明清的二十八个样本，我们有理由认为：明清之前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也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昏君暴君必然是极少数。关于皇帝好色怠政等方面的记录大部分应该都是文官集团编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国家衰落的责任推到皇帝头上。通过对明朝皇帝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知道此类谎言是如何出炉的。

绝大部分皇帝都会努力想要治理好国家，相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皇帝制度的基本设计逻辑决定的。但官僚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的想法就跟皇帝不一样。

官员们的位置不如皇帝那么稳当，随时可能在政治斗争所失势，官位也不能传给子孙，而且自己又不是最终决策人，很多事情也是执行命令，缺乏主动性和成就感，国家灭亡了自己未必遭殃，说不定换个皇帝也还能够继续当官……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官员们为国家考虑的动力和压力都比皇帝小了很多。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自己贪一点，贪的全都归自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基本不用由自己来承担；自己努力一点，给国家和人民的好处也不归自己，不归自己的儿孙。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跟皇帝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关联度比起来，就要差很多。

所以，在帝国制度下，官僚集团日渐腐化堕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们越腐败，跟皇权的冲突也就会越严重。这跟民主精神没关系。明朝的文官越到后面跟皇权抗争的越厉害，不是说他们有民主精神，只能说明他们越来越腐败，从皇权的代理人变成了自己这个贪腐权贵阶层的代理人，所以跟皇权才会从合作走向对抗。

我们在前面说过，朱明皇权，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朱元璋时代，它就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说它是农民专政也可以。皇帝制度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国家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要看情况，不是一定的。不仅不同的朝代不一样，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集团不断腐化，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就逐步的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把它变成了权贵阶层统治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粮长”这个职位的变迁来观察。

“粮长”就是农村地区负责给官府缴纳粮食的人。这个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那一片地区的农民应该缴纳的粮食收起来，交给官府。这个位置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支撑他去强制从农民手里收粮，收不起来的粮食就得粮长自己补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位置。在明朝开国初年的时候，粮长一般都由村里的地主富户轮流担任。这就表明，缴纳粮食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地主富户头上。这种制度安排符合普通农民的利益，体现了农民阶级掌权的特点。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粮长就逐渐变成了由普通农民担任，而地主乡绅等富有阶层不再担任了。对此，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中大惑不解，他说，大户在农村地区比较有地位，让他们担任粮长有利于粮食的征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会让贫农担任，让贫农去找大户要粮，难度会大大提高。这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农业税征收困难。

显然，这种变化不会是因为明朝后期的官员不如前期的官员聪明，不知道农村地区地主大户更有地位。粮长身份的变化，是因为官员和地主勾结起来了，让地主大户可以逃避缴纳粮食的责任，而把这个责任推给普通农民。粮长身份的变化，就是明朝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逐步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

——政权组织形式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它们确实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篡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农民领袖一当上皇帝整个政权就变质了。没有那么快。

一直到明朝灭亡，朱明皇权的农民起义特质都还存在。明朝的皇帝都会反复阅读朱元璋自己写的造反历程和感悟。受此影响，他们几乎都认为，只要农民造反就是官逼民反。责任肯定在官府。所以明英宗朱祁镇听说荆襄地区农民起义，官员请求镇压，才会说：“那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够派兵镇压？”而是力主招抚。

其实荆襄地区的农民造反主要还真不是官逼民反，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官，都是自生自灭的。后来朱见深采取先铁腕镇压，再改善治理模式的手段，才解决了问题。

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是但凡能够招抚的一律招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流寇也是朕的赤子。”他也知道那些人是吃不饱饭才造反的，只是当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招抚了。

在皇帝一心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情况下，已经腐化变质了的官僚集团，要让皇权服从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切断皇帝跟底层人民的联系。他们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严重扭曲的；他们对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执行。

皇帝察觉了这一情况之后，首先会想办法整顿官僚集团。如果官僚集团整体已经腐朽，在皇帝能看得到的官员范围内，已经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那么，他很自然的就会转向让太监来给他提供信息和参与决策，并监督甚至整肃官僚集团。

也就是说，皇帝在正常的政府体系之外，增加了由太监控制的信息反馈体系和监督体系。

由于太监数量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执行最终还是只能交给官僚集团去做，不可能完全取代官僚集团。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太监也可能负责部分实际执行工作，比如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就派出太监直接征收商税和海关税。

所以，太监干政，是正常的官僚体系运转失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太监不是乱政，而是对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体系进行补救。由于太监不能世袭，而且全都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也就很容易跟皇权结合，对贪腐集团进行镇压。太监主政，特别是明朝的几个太监执政，都是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整肃。

文官们总结的明朝四大“权阉”，王振打击杨荣贪污和杀掉杨士奇的儿子，汪直整死杨晔清查驿站并代表明宪宗巡视各地，刘瑾进行全国土地清丈和将贪腐官员罚米输边，魏忠贤整肃东林党和打击吴养春家族霸占黄山木材，都是在整顿吏治、打击豪强。

刘瑾当权的时候，太监内部就把他称之为“小太祖”，也就是小朱元璋。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在打击贪官豪强方面，下手也相当重，很多人进了监狱就没活着出来。文官集团天天嚷嚷着要“恢复祖制”，其实就是打个幌子卖私货，比如不准增加商税、加强海禁之类的。真正实打实的照着朱元璋立国精神办事的，就是刘瑾、魏忠贤这些太监。

朱元璋立国精神的核心是以严刑峻法维持官僚集团的廉洁高效，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比如海禁，那就是出于治安考虑的权宜之计，到了朱棣时代郑和好几万人的船队就开到西洋做生意去了；低商税税率是为了扶持被战争打击的商业，恢复经济繁荣，真要到了商业大繁荣的明朝后期，换了朱元璋上他也肯定愿意多收商税而减少农业负担。

这些太监之所以能够秉承朱元璋的立国精神，就是因为他们跟朱元璋来自同一个阶层。他们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这种艰辛是谁造成的，所以对贪官豪强下手特别重。这跟朱元璋是一样的。朱元璋就是被元朝的底层官吏整的全家死绝，自己当和尚讨饭，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对待贪污腐败，那叫一个凶残。

朱元璋的子孙们当了皇帝，虽然知道老祖宗是农民造反起家的，对农民还是很有感情，但毕竟生长于深宫之中，又被儒家思想洗过脑，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很多想法就难免脱离实际，容易被官僚集团操控蒙蔽。

这个时候，太监就能为皇帝提供通向社会底层的信息渠道和政治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太监并不只是皇帝的家奴。他们是有自己独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的。皇帝利用太监来监督文官集团，太监也会利用皇权来践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当太监和皇权密切结合的时候，类似于朱元璋时代的那种农民专政的局面就会再次回归。

这个时候，已经沦为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利益代表的士大夫们就会惊呼“太监乱政”了。

其实这不是乱政，这只是代表了皇权向明朝立国精神的回归。

我以前读到有关明英宗朱祁镇的历史记载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简直莫名其妙。朱祁镇对王振是尊敬，而不是宠爱，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称王振为“先生”——也就是老师。

王振并没有带着朱祁镇四处游玩讨小皇帝喜欢。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对朱祁镇管束还很严格。一次，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就当着大臣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

王振到了中年才净身入宫，之前是个教书先生，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过。你说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皇帝，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低级教书先生如此敬重呢？他身边像杨士奇、杨荣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大儒，要是论知识水平，比王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要说贪玩好耍，找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或者年轻漂亮的妃子、宫女一起玩不是更好玩？

王振到底有什么特殊才能，能够让朱祁镇对他敬重有加，乃至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去办呢？

后来土木堡之变，文官们都说是王振的责任，害得朱祁镇兵败被俘，在蒙古喝了好多年西北风，皇位也丢了，回国以后又被软禁在南宫。这跟王振应该是有深仇大恨了。但朱祁镇复辟以后竟然一点不怪王振，反而还对他非常想念，还要派太监去土木堡祭祀王振的亡魂，然后“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明史·王振传》）

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朱祁镇就像是被王振施了什么魔法，中了邪一样。不然怎么会这样愚顽不化？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祁镇智力正常，不管治国水平怎么样，理智是很清醒的，没发疯没中邪，工作勤奋不好女色，一心想治理好国家。

这样一个人，在经历了从皇帝到俘虏、到囚犯、再到皇帝的大起大落之后，心智应该是很成熟了，竟然始终对王振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王振可以给予朱祁镇某些他非常渴望得到、但身边的大臣、后妃、太监等人都无法给他的东西。

王振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了很多年。比起那些年幼就净身入宫的太监，他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这是他身份最特殊的地方。

根据《明史》记载，王振取得英宗的信任之后，就一直劝他“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这就应该是朱祁镇信任王振的原因了。

朱祁镇手下的那些“大贤臣”不断的告诉他，国家在他贤明的父亲明宣宗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昌盛、政治清明，而他只需要根据儒家经典的教诲，不改父道、孝敬太后，举止合乎礼仪规范，为天下作出表率，然后把国家大事交给贤能的内阁去处理，那么国家就会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就会把他歌颂成为伟大的君主。

只有王振说的他们不一样。

他对年轻的小皇帝说：

“陛下，您的国家现在贪腐横行、民不聊生！”

——这句话不是史书上记载的，是作者猜测的。根据各种史料来分析，我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才能让王振赢得朱祁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让王振对朱祁镇而言无人可以替代。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朱祁镇虽然再次当上皇帝，但身边却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像王振那样可以告诉他国家最真实的一面了。

土木堡之变让大明王朝的勋贵几乎被一网打尽，文武力量失衡，文官集团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这个皇帝说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言九鼎了。这些，都让他禁不住想念王振。

第二次当上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比较落寞的。年少的时候，他曾经被王振培养成了一个愤青，对帝国的弊政愤愤不平，立志要加以铲除。王振告诉他，要严刑峻法来整肃官僚集团，要注重发展军事力量而不宜过分信任文官。这些他都深以为然。但想不到却出现土木堡之变那样的灾难。

关于土木堡之变，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皇帝亲征却面临着后勤不足、严重缺粮缺水的局面，大军已经返回，进入了第一道长城防线以内，竟然还会遭到蒙古主力的攻击，而周围的军队也拒绝赶来支援。这些奇怪的事情共同导致了土木堡的惨剧。文官集团成为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朱元璋建立的文武制衡的立国体制被打破，文官一支独大的局面从此形成，直到明朝灭亡。四百年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猜测不断——有无可能是文官集团故意在背后使坏呢？

这一类的猜测从现有史料来看无法找到有力的依据。我倾向于认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会有，但文官集团以各种借口拖延粮草供应，以便让朱祁镇和王振行军困难，这一类的小动作应该是有的。

不管怎样，第二次当皇帝的朱祁镇确实老实了很多。

他是向文官集团低头了吗？

也许痛失皇位的经历，让愤青皇帝朱祁镇变得保守了，不想再跟官僚集团拼个你死我活，那太危险太辛苦了。他只想舒舒服服的坐稳皇位就行了。

至于王振，他已经死了。朱祁镇在听到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消息的时候，难免会想起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所以还是会怀念他。

其实不仅是王振，魏忠贤也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入宫之前都娶妻生子了。刘瑾倒是幼年入宫，但他长大后跟老家还有联系。他是陕西兴平县一户农民之子。而且刘瑾掌权之前因为政治事件被贬过两次，被发配到南京海子口充军。两次基层生活的经历大大增进了他的人生阅历，被朱厚照重用的时候也五十多岁了。

算下来，明朝四个最有名的大太监，有三个都是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中老年太监，跟他们搭档的也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皇帝。他们都在皇帝登基以前，长时间的陪伴着他长大。

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少年皇帝的工具那么简单，而是以自己的阅历去影响甚至塑造了皇帝的人生观世界观，让皇帝能够在理学士大夫的重重包围之中，知道外面世界的一些真相，特别是底层人民生活和官僚腐败的真实情况。

这种历经生活沧桑的中老年太监，跟有理想有干劲的少年皇帝相结合，那就是天雷勾动地火，肯定会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在历史上留下印迹。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太监王振专权、刘瑾专权和魏忠贤专权。

这几个专权的太监，最后下场都不好。对此他们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历史上的太监专权，大部分最后都被文官整的很惨。这点历史常识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如果仅仅是仗着皇帝的信任，谋些权势和财富，他们完全犯不着跟文官集团结下血海深仇。明朝太监是正式的官位，像司礼监、御马监这些太监都很有权势，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按部就班的干活，为人处事按照官僚集团内部的规矩来，不会缺权也不会缺钱。大部分司礼监、御马监太监，都不会出头整人，跟文官集团对抗，最后权势地位财富该有的都有，也得了善终。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王振、刘瑾、魏忠贤就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想要捞点钱发家致富，按照他们跟皇帝的关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去专权、去整人，跟文官集团搞得你死我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跟张居正要搞改革、海瑞要搞改革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干点事，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挺身而出来干这种得罪人的事儿。

这种人物并不是皇帝想要搞点改革就随便能找得到的。大部分太监还是宁愿明哲保身，为皇帝做事可以很积极，但要得罪文官集团他们也害怕。所以像万历皇帝演练内操，只要首辅申时行发出威胁，那些太监马上就想办法让皇帝把兴趣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崇祯在最后关头哀叹国家快要灭亡了，有太监也跟着感叹说魏忠贤还在就好了，但却没有一个太监愿意再站出来去干魏忠贤干过的事了——一不小心就是杀头抄家的下场，太可怕了。

所以，那些敢于站出来整肃官僚集团的太监，都是有勇气有魄力有牺牲精神的人物。这跟文官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是一样的。如果张璁、海瑞、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那么王振、刘瑾、魏忠贤当然也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只不过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太监，所以才会被抹黑的特别厉害，结局也特别悲惨。

实事求是的讲，用太监来搞改革、来整人，确实不是正常现象。用文官集团的话来说，就是：“非圣明之世所宜有。”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太监就是皇帝的生活助理，科举文官治国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太监没有经过寒窗苦读，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没有经过层层历练，仅仅因为能讨皇帝喜欢，就暴得大权，甚至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这难道不是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吗？

这样的道理，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皇帝其实都明白，也非常认可。对于科举文官治国的优点，我们在第一卷里面也曾经大力赞扬过，深入剖析过。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套制度能够正常的运行，不被各种潜规则所扭曲，不受利益集团操纵。

比如科举考试，有利于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在它诞生的初期，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如果徇私舞弊盛行，像周延儒吴昌时当权的时候那样，连文盲都能靠送钱考中举人，那么它也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

再比如，行政系统的层层选拔，有利于锻炼人才、发现人才，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系统的顶端。但是如果贪污腐败盛行，层层选拔人才就会变成层层淘汰人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被筛掉，选出来的全是无耻无能的极品坏蛋，那么这个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

太监专权，就是在文官治国这一套正统体制失灵的情况下，皇帝为了治理好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之举。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这个结论在历史学者中间应该是比较公认的。宦官专权的情况，确实是这三个朝代最突出。

但是，非常巧的是，这三个又都是寿命很长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宦官之祸”最烈，太监掌握了禁卫军的军权，不仅可以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还能够废立皇帝甚至谋杀皇帝，结果唐朝寿命最长，存续了二百九十多五年；明朝“宦官之祸”次之，专权的几个太监虽然能够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但还不能威胁皇权，结果寿命第二长，存续了二百七十五年；东汉的“宦官之祸”又要差一点，只能跟文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还不能专权，结果存在一百九十五年，也很长寿。

西汉存在了二百一十年，虽然没有太监专权，但是西汉有酷吏政治，酷吏在收拾贪官豪强方面力度不比太监差。清朝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没有太监专权，但是清朝有满清贵族勋贵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文武之间存在血统隔离，权力制衡的很厉害。

除了这两个以外，北宋没有太监专权，积贫积弱混了一百六十多年就灭亡了；元朝也没有太监专权，一百年就灭亡了；西晋也没有太监专权，混了五十年就灭亡了。

比较一下四个最长寿的古代大一统王朝（清朝一半在近代，不算）：唐朝既有酷吏又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一；明朝只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二；西汉只有酷吏，寿命第三；东汉酷吏和太监专权都有，但都比较弱，寿命第四。

我们不难发现，酷吏和太监其实是个好东西，对于延长王朝的生命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皇帝严厉打击贪官豪强集团。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王朝，就长寿；做不好的王朝，就短命。

太监专权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集中出现。因为一个王朝的正统官僚集团越到后期越腐败，皇帝就越是需要用太监来维持局面。

《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先干掉魏忠贤，然后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撤了回来，把权力都交给大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大臣们就知道搞党争，军事上不断失败、财政日益困窘，因而又开始用太监来做事。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一起反对用太监干预朝政，崇祯只能叹气道：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

崇祯这句话说的相当心酸、相当悲愤。作为最后一个出现太监专权朝代的末代皇帝，他这也算是为太监专权出现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你们这些官员要是能办事，我好好的怎么会用太监啊？”

崇祯是有资格这样质问大臣的。因为他原本很相信文官集团，一上台就把魏忠贤除掉、把镇守太监撤掉、把征税太监召回了，把国家大事完全交还这些代表“正统”的大臣们去办。

结果怎么样？

没有了太监的监督，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马上就跟蓟辽督师袁崇焕秘密协商把毛文龙杀了。这种边将结交近侍、节将杀掉节将的惊天大事，他这个皇帝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如果魏忠贤在，宁远有镇守太监盯着，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不可能发生。

袁崇焕把皇太极派来议和的白喇嘛等使者留在宁远好吃好喝招待了几个月，又给兵部尚书写信商议，皇帝还是一点不知道。如果宁远有镇守太监，朝中有魏忠贤的东厂特务四处打听消息，这种事情会发生吗？同样也不会发生。

撤了征税太监，结果没过多久宁远就因为缺饷发生兵变，逼得辽东巡抚自杀。魏忠贤当权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过吗？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陕西农民起义越闹越大，都进入山西境内了。山西省内地方官员画地为牢，只管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拒绝互相支援，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许鼎臣关系形同水火，谁也不服谁，自己带着兵各打各的，起义军穿插流窜、来去自如。这些事情皇帝完全不知道，还是派了太监刘允协下去调查，才给他奏报上来的。

首辅周延儒去打清军，就在通州，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吃吃喝喝一仗不打天天报告大捷，搞得崇祯很高兴，结果也还是太监下去调查揭发出来的。

所以，崇祯皇帝想不用太监能行吗？

文官们确实代表着正统。但是正统并不总是代表着正义、正确。当正统已经朽坏到无法补救的时候，非正统中就会有人站出来试图挽救局面，给正统“纠偏”。

不仅魏忠贤是非正统，像毛文龙这种行伍出身没有功名的武将，独立节制一方，在文官体系看来，也是非正统。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本质上也是一种镇压，是正统对非正统的镇压。“不受节制”在袁崇焕给毛文龙安的罪名中排名第一。文官既然是帝国正统，武将当然就必须受文官节制。不杀毛文龙，就不能维护“以文制武”的这个正统。“正统”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利益集团维持既得利益、反对改革的借口。

魏忠贤和毛文龙这两个人，就是在正统体制已经失灵，国家财政枯竭、军事惨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试图挽救国家于危亡，结果没有被敌人干掉，却被本国的“正统”当作异端给消灭了。这就是毛文龙曾经哀叹的：“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就像《红楼梦》里面探春所说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腐败的统治集团如果不把能打仗、能办事、愿意为国家效劳的仁人志士杀完，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可能被一个几十万的人部落给灭亡了呢？

从正统与非正统的角度，为了解决明朝后期的国家统治危机所进行的改革，可以分为那么几类：

首先是正统内部的改革。张居正改革就属于此类。他是理学士大夫，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做编修，被首辅徐阶看上，然后一步一步进入内阁。整个过程完全符合文官集团的“正统”。但是他的改革深度也最浅，只停留在财政税收和行政纪律方面。

其次是半正统的改革。张璁和海瑞的改革就属于此类。他们都是科举文官，算是进了正统的门槛。但海瑞是举人，不是进士。张璁虽然是进士，但没有当过翰林。“非翰林不能入阁”是文官集团内部确定的政治规矩。而且张璁是嘉靖皇帝违反文官集团的意志一再破格提拔上来的，属于“幸进之臣”，不是走的正常升迁渠道。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半正统。他们改革的深度，超过了张居正改革。这种半正统的改革人物出现，说明正统的渠道已经失灵，优秀人物会在正统选拔机制中被边缘化。

第三种就是非正统或者反正统的改革。主要就是太监专权，魏忠贤这种人物出现。等到正统和半正统的改革都相继失败，只能从非正统的渠道来进行改革，那就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正统已经变成了反动。

等非正统的改革派也被镇压了下去，这个体制就彻底没救了。正统的、半正统的、非正统的改革渠道都被堵死，问题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了。

所以，往往一个王朝的覆灭，最关键的一幕就是太监专政的结束。

对于东汉末年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总结的比较客观。他把历史书上记载的，涉及太监和士大夫斗争的事情做成了表格一条一条列举出来，然后总结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

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

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东汉末年，外戚勋贵专权问题严重。皇帝为了对抗外戚，不得不依靠太监。太监们多次帮助皇帝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东汉最后的专权太监是“十常侍”。大将军何进为了干掉这十个太监，密谋邀请西北军阀董卓进京剿灭“十常侍”。结果董卓进京以后就先废立皇帝，然后又强迫皇帝迁都，引起地方豪强联合起兵攻击董卓，东汉遂陷入军阀混战，正式解体。

到了唐朝中后期，太监专权再次出现。此时对政权威胁最大的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既不能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任免，也无法收税，甚至有些藩镇对中央政府还产生了直接威胁。

但唐朝中后期之所以还能保持基本的统一和稳定长达一百多年，主要是因为中央还掌握着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神策军”。神策军军的最高统帅称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均由宦官担任。

宦官之所以能掌握这样一支军队，就是因为中央文官集团腐败无耻。唐朝还没有以文制武的规矩，功劳大的武将仍可能进京在中央政府担任高级官职，掌握实权。文官们于是把边镇节度使纷纷换成少数民族将领——因为少数民族将领没文化，不会进入中央决策层威胁文官们的权力。但是少数民族将领也更容易叛乱，节度使安禄山因为被文官宰相杨国忠一再诬告而起兵造反，引发“安史之乱”。

文官集团捅出来这么大一个篓子，却无力解决问题，把长安都丢了。太监鱼朝恩联络西北地区的军队“神策军”勤王，最后护送皇帝返回长安。神策军从此被编入天子禁卫军的序列，常驻长安，军权也一直由宦官掌握。

神策军的战斗力保持了一百多年，足见宦官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都是不错的，比文官集团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这跟宦官无法世袭和只能来自于最贫穷的家庭有密切关系。他们很难集体腐化堕落。

从唐文宗开始，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凭借神策军控制朝政。整个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中央决策权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宦官集团手中。宦官们凭借着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维持着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宦官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职能是保卫中央，平定四方。中唐以后一百多多年，尽管各地时有军阀混战，但由于神策军十万大军坐镇中央，首都地区再未出现大的动乱，国家也没有陷入分裂和大规模的内战。唐中后期历次针对地方藩镇和边镜叛乱的战争，神策军也均是主力。

跟明朝后期一样，唐朝末年的文官集团已经腐败无耻到完全不管国家大事了，天天玩党争。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末年的“元佑党争”和明末的“东林党争”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著名党争。文官党争一旦开始，官员们就按照党派划线整人，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成为政治事件互相攻击，中央政府遂陷于瘫痪。这个时候，唯一还在干点正事、维持政权不至于倒台的就剩下宦官了。

到唐末黄巢起义，唯一忠心保唐，独撑危局的还是宦官杨复光率领的神策军。

这个杨复光是一位传奇人物，在宫中谋得实权以后，竟然主动申请到地方上去历练，当监军。他这个监军实际上就是统帅，每次打仗都亲自带队，上阵杀敌。他不仅对排兵布阵十分精通，而且还是个武林高手，武功非常了得。取得了军功以后，他才回到宫中，掌握神策军军权。

面对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杨复光协调各路兵马，多次击败起义军，并将其分化瓦解，并联络沙陀兵支援，最终收复长安。在成功镇压了黄巢起义之后，杨复光不幸病死军中。他在军队中很有威信，军中大小军官，闻听此讯，无不痛哭流涕。如果杨复光多活一段时间，唐朝政权应该还能再多维持一段时间。

宦官的第二大职能是蹲点监军。在唐朝前期，对地方的监军由御史台等文官负责。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信任文官，监军工作改为宦官负责。宦官分驻各地监军，也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军权。朱温篡唐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矫诏下令各地捕杀监军的宦官，可见宦官监军制度已成为野心家们篡位夺权的绊脚石。

最后，文官集团出卖了宦官，东汉末年的一幕再次重演。宰相崔胤和实力最强的军阀朱温秘密勾结，请求朱温带兵进京消灭太监。朱温进京以后，把太监屠杀一空，只留下二三十个未成年的小太监伺候皇帝，彻底终结了太监专权。接下来，他就跟董卓一样，强迫皇帝迁都去他的地盘，后来又因为怀疑文官集团图谋不轨，把从长安带过来的文官也统统杀掉。

杀完之后，朱温下令说：“这些人平时自诩为清流，其实全都是无耻之徒。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清流变浊流。”

没过几年，朱温代唐自立，唐朝灭亡。

我们整体回顾一下东汉、唐朝和明朝太监专权的历史，可以说，太监上台执政，无一不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耻的结果。官僚集团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宦官们才会跑到第一线来救急。一旦连可以救急的太监都没有了，一个王朝就会很快灭亡。十常侍死而东汉亡，杨复光死而唐朝亡，魏忠贤死而明朝亡。

太监，是帝国政权最后的良心，是帝国高层中最后一批还跟底层社会保持着血肉联系的人物。连太监都被干掉，一个政权也就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

太监当中也会有贪污腐败，但由于存在阉割机制，他们的贪欲和腐败的官僚群体比起来要差得多。太监的晋升机制，也很少会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因此即使到了王朝的末期，太监集团也不会像官僚集团那样彻底坏透掉，总还是有一些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人物，在尽力支撑大局。

太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低，又没有可以支持他们改革的执行体系，一切都只能依赖皇权，强迫跟他们敌对的文官系统去执行。他们的种种努力最后都难免会沦为失败，他们自己也往往成为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们的这种努力不应该被抹杀、抹黑。他们中的英雄人物，也应该像文臣武将中那些真正的英雄人物一样，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摘自李晓鹏博士《宦官专权的历史真相》

看到评论里有人说，明朝也有不务正业的皇帝，比如说木匠皇帝天启，天启皇帝为什么要学木匠呢？

万历25年三大殿被雷击毁，当时万历皇帝想重修一下，文官们给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也没敢开工。

在天启皇帝手里，用500多万两就把三大殿修好了。为什么？

就是因为天启皇帝在修建期间，努力学习了不少木建筑的知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这种事情皇帝亲自出马，而且学习点专业知识，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瞒下、贪污浪费的情况出现，节约经费、提高工程效率。这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三大殿才能极为高效、省钱的完成。但这个事情被东林党借题发挥，不停在造谣，把皇帝描写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儿，完全不懂政务的文盲。而魏忠贤就是利用天启玩木工的机会独揽大权，迫害忠君爱国的东林人士。

其实，正好相反，天启皇帝努力学习木工，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贤，没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给魏忠贤就甩手不管了，随便开销。他自己成为木工专家，魏忠贤想要骗他也骗不了。

天启皇帝很懂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道理。他并不是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去乱搞，就什么都不管了。《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

魏忠贤是通过努力工作、表现出色才逐步赢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启临时之前才觉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继续重用魏忠贤。有魏忠贤在，他就放心了。

这里面的过程，天启皇帝知道，魏忠贤也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不知道。

作为藩王，朱由检是完全不能过问朝政的。兄弟之间感情很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造谣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当天启皇帝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忠贞能干、可计大事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坏蛋说好话，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来，朱由检进宫当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张大饼，宫中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因为害怕魏忠贤要给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觉睡不着，起来转一圈，看见有侍卫太监带着刀，就把他的刀借来放到自己枕头边上才能睡着。

实际上，魏忠贤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他对天启皇帝的去世极为悲伤，几乎是伤痛欲绝，守着天启的棺木痛哭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就盯着棺材发呆。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检还被吓得自带干粮进宫当皇帝，可见他被东林党的谣言忽悠的有多么厉害。

正式登基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始终生活在被东林党谣言所塑造的并不存在的政治阴谋当中，一方面想干掉魏忠贤，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贤惹急了会杀掉自己谋反篡位。

崇祯对文官集团编写的历史教材诸如《资治通鉴》这些东西估计应该是认真学习过，对上面描写的铲除奸臣的套路比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种理由先排除魏忠贤的亲信。而对于各种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一方面假装不采纳，一方面对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贤当然很快就明白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动提出辞职，崇祯则认为这是一种试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这才接受了魏忠贤的辞职，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更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缢身亡了。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迅速被崇祯提拔重用，重新掌权。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他们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大有希望。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还要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冤案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退还给吴家，期间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要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但后来越演越烈，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幼年时，跟着别人认识他，产生了误解；

少年时，跟着别人认识他，产生了另一种误解；

青年时，自己试着认识他，以为真的认识了他；

再后来，才发现自己毕竟还是图样……

之所以造成种种误解，最初也许是认识上的差距，

后来才明白，那是慈悲上的差距。

曾经以为他是坏人，后来发现还不错：

当然是他了。

少时：（此处删去30字）

后来：他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既得利益阶级，摧毁了贪婪、自私、无能的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地基框架，带领他的团队解放了亿万穷人，拯救了中华民族，再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启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曾经以为他们是好人，结果真人很猥琐：

当然是 “公知” 们了。

少时：他们忧国忧民，他们夜不能寐，他们民族良心，他们法治情怀。

后来：他们不过是由地主和作为地主儿子的军阀、官僚、买办、月入300至600大洋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的 追求集团利益而非国家利益，阶级利益而非民族利益，长于零和博弈而非做大蛋糕的 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的当代传人；是国家贫弱、人民痛苦，精英阶级锦衣玉食、四手联弹的苦难民国的受益者、赞美者、怀念者；是出发点始于，落脚点终于 “ 我们精英自己的利益 ” 的八流逐利型精英。

感谢上天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悟性，最终看懂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贪婪，伟大与猥琐。

你曾经误解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谁？

我认为是中国的秦始皇，他的功，统一中国，结束

的战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统一文字，奠定了

的文化基础，从此，中国人不论说何种语言，但均可借助统一的文字进行交流。 统一度量衡及货币，在全中国奠定了交易的标准，促进了南北交流，有利商业的发展。 统一驿道，要想福，先修路，纵横全国的规范道路，有利于国内的物资交流。 立郡县，先进的

，避免了藩国制征战不休的弊端。

因为他坑儒焚书。伤害了知识分子。他死后知识分子仇恨他，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人民误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