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有西部孔子之称的谯周？ 第1页

《晋书·文立传》：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

“蜀中孔子”是从这里来的。各位可以找谯周的学生理论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琢磨琢磨，占个坑过几天答。

正式回答：

首先看看谯周及其弟子与黄皓的关系。

《三国志·杜琼传》：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

（补吐槽一句，蒋福亚、周昕《黄皓杂议》因为《杜琼传》有“宦人黄皓弄权于内”就称黄皓与杜琼关系恶劣，着实是不看上下文的典范）

《晋书·陈寿传》：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晋书·李密传》：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一名虔。……有暇则讲学忘疲，而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晋书·罗宪传》：罗宪，字令则，襄阳人也。父蒙，蜀广汉太守。……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介然。皓恚之，左迁巴东太守。

（注：唐修《晋书》之《罗宪传》本于《襄阳记》，由于《襄阳记》未载罗宪为谯周弟子，故于此取《晋书》。另《华阳国志·后贤志》于陈寿、李密事迹不提及黄皓，故于此取《晋书》。）

由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对谯周及其弟子与黄皓的关系有一个认识：谯周本人由于“黄皓弄权于内”而“深忧”并书写反动标语，感叹蜀汉将亡。陈寿与罗宪皆由于不阿附黄皓而被贬黜。李密在与张华的对话中认定“任黄皓”是“丧国”的缘由（与陈寿《三国志·后主传》“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的论调一致）。如此看来，谯周及其弟子怎么可能是黄皓的同党？后人屡屡将谯周与黄皓并称，实在是冤枉了谯周。

（注：其实陈寿、罗宪与李密事迹都颇可疑：陈寿在《华阳国志·后贤志》中仕途顺利，罗宪为巴东太守实为升迁且与施绩求救之时局有关，李密与张华的两番对话都与《三国志》的观点如出一辙。）

然后，我们以舆论为线索看看谯周其人。后人往往以为蜀汉后期的舆论由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人控制。事实是否是这样？

首先，谯周本人并不受舆论认可。

《三国志·谯周传》：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
裴注引《蜀记》：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三国志·杨戏传》：又时人谓谯周无当世才，少归敬者，唯戏重之，尝称曰：“吾等后世，终自不如此长儿也 。”有识以此贵戏。

谯周由于“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而被人嘲笑，“潜识内敏”而不为时人察觉，被认为“无当世才”，“少归敬者”。杨戏之类看中谯周的“有识”者毕竟是少数。整体上谯周应该是不受舆论认可的。

其次，谯周几乎不参与政事。

《三国志·谯周传》：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

除了作《仇国论》与劝刘禅投降之外，似乎谯周就没有再参与政事。《仇国论》所能造成的舆论影响也是有限的。

《三国志·谯周传》：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景耀元年，维以诞破，退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史官言景星见，大赦，改元。宦人黄皓与尚书令陈祗相表里，始预政，皓自黄门丞至今年为奉车都尉、中常侍。姜维虽班在祗右，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谯周著《仇国论》，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人莫察焉。

陈祗为尚书令时姜维可年年北伐，陈祗死后姜维只北伐过一次，似乎陈祗是支持姜维北伐的。则谯周是在朝堂上与陈祗争辩北伐利害。“退而书之”似乎可以看出朝堂上谯周并未成功（亦符合“无造次辩论之才”），不然为何需要二度论述？《华阳国志》比《三国志》多了一句“人莫察焉”，可以看出《仇国论》也并未得到群臣的认可。

至于为何先于谯周反对北伐的张翼，后于谯周反对北伐的廖化以及后来想废姜维的诸葛瞻、董厥等人在谯周与陈祗辩论时都没有出现，实在耐人寻味。谯周之“性推诚不饰”也可见一斑。

再就是关于谯周的谶语。

《三国志·杜琼传》：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己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
《三国志·向朗传》裴注引《襄阳记》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镇南将军卫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
《三国志·薛综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孙休时，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谯周的谶语虽然为众人所知，但在蜀汉灭亡前似乎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以“燕雀处堂”之语观之，亡国论并不流行，反而君臣“自以为安”。等到蜀汉灭亡以后，连曾经“协赞大将军姜维”并上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的向充也相信了谶语。

顺带一提，谯周的谶语打击对象广泛。

《三国志·谯周传》：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周。周语次，因书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谯周一个投降派，怎么就咒死了司马昭呢？王瑰先生《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讲谯周只忠于自己的知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最后再看劝刘禅投降时的舆论。

《三国志·谯周传》：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惟周以为：“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之，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注：此段记载虽然出于身处晋世的谯周弟子之手，可能专美传主并渲染统一的必然性，但我们能参考的记载只有此段，总不能脑补吧）

群臣都认为应该逃到吴国或南中，唯有谯周提议投降。在谯周发言后，仍有群臣诘难他。假如此时舆论的确普遍主张投降，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可见谯周之策完全是由于其合理而得到群臣认可的。

假如刘禅不听从谯周之策，也不见得会死战。群臣或者想奔吴，或者想入南中，欲死战的恐怕只有北地王刘谌一人。如果刘禅不采用谯周之策，投降吴国或逃到南中，难道就不是国耻了？三选一（于刘禅而言，并无死战这个选项），谯周做出了最合理的选择。后世都让谯周背黑锅，无非是因为谯周之策直接让蜀汉投降。决策权在于刘禅，为何刘禅不选择死战要让谯周背黑锅？不知如果刘禅跑到吴国当个王公（或者如袁熙袁尚被献上人头）或者跑到南中被蛮人造反杀死，背黑锅的是不是就得改成谯周以外的群臣？

最后略谈所谓“益州士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北伐反对蜀汉政权”的说法。

谯周对于蜀汉是逐渐失望的。最初，他在家一听说诸葛亮病死就头一个去前线奔丧；后来他上疏劝谏刘禅时仍然赞许“国内和一”并相信刘禅能改正；最终只得朝堂上死磕权相，私下以谶语大搞亡国论。没有人生来就是投降派。若不是蜀汉后期百姓凋弊，谯周岂会改变立场？另外我也搞不懂“家贫未尝问产业”的谯周有啥利益被触犯了就会反对北伐反对蜀汉政权。若不是多管闲事心系百姓为什么要写《仇国论》？

支持或反对北伐与一个人的出身无关。费祎、诸葛瞻、董厥、阎宇、廖化之类荆楚人反对北伐，足以看出反对北伐是景耀末年群臣的一致意见（并且与《仇国论》没啥关系）。王嗣身为犍为资中大族一样支持北伐，侯和之战仍追随姜维直至中箭病死（由“迁镇军”当在陈祗死后推断出其中箭在侯和之战）。谁说益州人都必须反对北伐？

亡国之际一个人的选择也与其出身无关。同为张飞后裔，张遵战死而张绍送降书。蜀郡成都大族柳隐守汉中黄金围“坚壁不动”，蜀郡江原大族常勖“独率吏民固城拒守”，都足以见得益州大族不等于投降派。谯周是益州人，但不能因为谯周选择投降就认为益州人是投降派（甚至各位除了谯周以外举不出别的益州投降派了）。

谯周主张投降，虽不忠于刘氏，但忠于自己的知识，无愧于益州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