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辽国能有效的控制蒙古高原，金国却做不到？ 第1页

楼上

的基本思路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具体的观点不是很准确。

其实辽金两国并不是战略方向不同，辽后期与金前期都是比较重视蒙古高原上的诸部的。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后，两国一直处在稳定的和平时期，因此辽朝在南疆安定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精力来对付北边的蒙古诸部。但辽中后期的几位皇帝都是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主，并没有对辽的国力振兴起到过什么实质性作用，所以辽对于蒙古高原的控制更多是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的。

比如《契丹国志》中说：“（蒙古里国）……不与契丹征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又如《辽史·道宗纪》所记：“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辽对于蒙古高原诸部的这种怀柔政策总的来说收效很好。所以到了辽祚将倾之际，蒙古还多次对落难的天祚帝施以援手，在《辽史·天祚纪》中都有记载。如：

“（保大二年1122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

（保大二年六月）谟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

（保大四年1124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至乌古敌烈部，以都点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此记载又见于《辽史·部族表》）

（保大四年七月）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

其实金一开始同蒙古诸部的关系实际上也还说得过去，《金史·太祖纪》、《太宗纪》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天辅六年1122五月）谋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

（天会三年1125三月）斡鲁献传国宝，以谋葛失来附，请授印绶。”

我们已经看到《辽史》和《金史》在对蒙古的记载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为此我们所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前提是：蒙古高原诸部在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不过一松散部落联盟，故而其对外没有形成统一的态度，这就解释了上述记载中的对象同为“谋葛失”而其立场却相悖的现象。相似的例证还有于天会二年闰三月归降金朝的乌虎里、迪烈底两部——这两部就是之前活跃于蒙古高原之上的部落。而金太宗命令将其安置于大兴安岭以东的庞葛城附近，其意无非笼络人心、并倚两部为屏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辽金双方都在着意拉拢蒙古高原诸部族，因此蒙古高原的局势也非常混乱。

辽金双方对于蒙古高原诸部的争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一是耶律大石的西逃，其二是金对宋作战的开始。其直接影响是金主观上搁置了对蒙古高原的经略；而从长远来说，此时的搁置无异于放弃。

《辽史·天祚纪》中记耶律大石于保大二年纠合十八部王众西遁之事，已经证明了辽在蒙古高原上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号召力，但金对此却有自己的想法。金太宗于天会二年十月接到完颜斡鲁关于耶律大石势盛的奏告时曾下诏云：“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以俟报下。”这实际上是对耶律大石势力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导致金上层作出这一决策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还是天祚帝尚未被消灭，而他们认为耶律大石在蒙古高原上不具备继承辽国号召力的资质，所以虽然其“自称为王，置南北官署，有战马万匹”（《金史·太宗纪》），但不见得就能受到蒙古诸部的拥护。所以在耶律大石西逃之后，金自认为强敌不再，花在蒙古高原上的心思就少了许多。直到金熙宗即位之时，金朝几乎没有再插手过蒙古高原内部的事务。

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金对宋开战：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金的命运。金灭宋之战前后共进行两次，金朝在此战中可谓举全国之力，自然是无暇北顾。加之金灭宋之战进行得异常顺利：金天会三年第一次伐宋时仅用三月就兵至汴梁城下；天会四年第二次伐宋时，金军虽然在山西及河北的部分地区遭遇了较为顽强的抵抗，但进至汴梁也只用了三月有余的时间（其时间计算据《宋史·钦宗纪》）。战事顺利如此很可能大大出乎金军统帅之意料：直到靖康元年十月金人第二次进逼汴梁之际，其对宋之外交文书中仍然提到“……既与议和，应是贵国自以渝变前盟为罪，添割土地请和，交过本朝……”；金军兵围汴梁后也曾致书钦宗要求“別遣上皇、越王、皇子、亲弟为质”以“保全宗社，永固懽和”（分别摘自《大金吊伐录》卷二《都部署司回牒》，卷三《与宋主书》、《回宋主书》）。但宋钦宗君臣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其暧昧态度最终促使金军丧失耐心转而攻城；宋钦宗又听信方术，请“妖人”“神兵”以求退敌，终于使汴梁外城迅速陷落。

金在短时间内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灭亡两个文明程度远高于自身的王朝诚然是值得夸耀的辉煌战绩，但这同时也注定了其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消化这一胜利果实：金人既要扫清宋之遗民的反抗，还要对新占之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金灭北宋后曾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帝、后又立故宋济南知府刘豫为帝，试图效法五代石敬瑭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尚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人才上的缺乏[1]和金本身行政制度的落后两方面，由于与题无关，于此不赘）控制中原汉地。而对于金朝而言，在竭力招徕辽宋旧臣之外，唯有保持在河东河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存在、依赖暴力机器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制度上的缺失，进而安抚人民、巩固其统治。因此终金太宗一朝，不论金通过哪一傀儡政权对中原汉地进行控制，都没有放弃向南用兵的努力：用娄室、撒离喝、宗辅、宗弼征陕西，用挞懒、宗弼下江淮，其人皆为国中重臣。故而可见金人对于彻底消灭宋室残余、确保胜利果实之事不可谓不重视。但到了太宗末年，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均势，其具体体现是韩世忠、吴玠曾先后于黄天荡、和尚原击败完颜宗弼所率领的金军主力。这些军事上的失败虽然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仍然迫使部分金军将领开始对南进灭宋战略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最终也造成了金朝对外战略思路的再度变化。

金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带有很强阶段性色彩的（这一点刘浦江教授有文章《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并不是所谓的一味南下。而总的来说，金太宗发动攻宋战争并最终灭宋标志着金朝战略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也正是在此时，金朝主动的放弃了对蒙古高原内部事务的干预，转而采取绥靖的态度。其实不仅仅是对蒙古高原，金朝在这一时期对西夏及高丽的外交方略也大抵如此。笔者在此试举两例以说明：其一为天会二年五月，金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言高丽击杀金“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之人，金太宗下诏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同年七月更是下诏训诫鹘实答称“敢先犯彼，虽捷必伐”；其二为辽亡后（其时约在天会三年前后）金太宗“以宗翰破辽，经略夏国奉表称藩，深嘉其功。……”（ 以上两则分别引自《金史·太宗纪》《金史·宗翰传》。此外，前辈学者董克昌曾撰有《大金对四邻关系的总方针与总趋势》一文，我于此即取其“北守”理论之意，对于其“南进”之说则实难苟同。），金太宗既以完颜宗翰经略西夏称藩为功，其期许如何我们不难从中获知。而金对于蒙古、夏及高丽的态度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金宋关系的不断恶化，双方在海上之盟的后续及落实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由口角而化为兵戈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征引称“我大金皇帝有一统天下之志”（《会编》卷61）。这一靖康年间双方在山西拉锯之际出自金朝使节口中的宣言实际上正是前文所述的金朝统治者对宋朝君臣施以威胁、促成和议之一具体表现。

金熙宗冲年即位之后，金之对宋方略已经开始发生实际上的转变。金朝在南方同南宋媾和，并重又开始以强硬姿态插手蒙古高原之政治事务。而这主要是金自身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所致。

金熙宗统治初期，金国上层共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分别为天眷二年七月完颜宗磐、宗隽谋反事件，同年八月之完颜挞懒（完颜昌）、鹘懒谋反事件以及天眷三年九月杀左丞相完颜希尹事件，其中尤以前两次影响为大。金熙宗和完颜宗弼安在宗磐、宗隽及挞懒等人头上一个共同的罪名即“交通宋国，倡议割地”。宗磐等人之所以倡与宋和平之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文中笔者所提到的金朝将领的“反思”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而挞懒即为其中之代表。他在太宗朝曾参与对宋作战，并于1129年在江淮战场被宋军挫败。此时完颜挞懒对倏尔灭宋的不可能性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加之这一时期河北、河东等地抗金义军此起彼伏，金军自顾不暇，挞懒于是有了“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大金国志校证》卷7）的对宋策略构想。拥有这一思想基础的挞懒在退居朝野后因而能够力赞宗磐等人“割地于宋、宋必德我”之说。但这一割地赂和的策略未能使金国内部的主战势力心服口服，而仅仅是由于宗磐等人的当权才得以施行，因此其影响未能持久。完颜宗弼在宗磐一派被清除后上台，于绍兴十年撕毁同南宋的割地之议并发兵三路南侵。也正是这次南侵使得宗弼在顺昌、郾城等地遭到宋军挫败，金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几乎被倾覆，宗弼最终遂收获了同挞懒相同的认识，即金在短时间内无法单纯通过军事手段灭亡宋朝。一些流传甚广的言论也正是出自于宗弼的这次南侵，如金军大将韩常所说“今之南军,其勇锐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要录》卷133），又如金军中广为流传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客观上都反映出了金灭北宋时所倚仗的军事优势在此时已不复存在，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回归到一种平衡、甚至可以说宋占优势的状态。

而对于北部的蒙古，以兵立国的金也应对乏术。数次北征均没有占到便宜。使金宋臣洪皓在其所著《松漠纪闻》中称“（盲骨子）与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更是颇具有讽刺意味。

最后，说辽外结蒙古是为了从北部压迫宋境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了。在这里贴两张辽的疆域图加以说明，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北宋的疆域最北也未到达河套地区，更不用说扩张到能同蒙古诸部接壤的程度。
这是五代后晋时期（后之蒙古活动范围已标红），幽云十六州已经归辽，成为契丹人遏制中原政权最主要的手段。
这是宋徽宗时期的宋辽疆域图（蒙古诸部活动范围已标红），对那段历史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北宋中后期的北部边患基本都来自于西夏。迟至宋金海上之盟之前都是如此。蒙古人直到金朝后期才越过阴山南下。

[1] 《金史·太宗纪》中有“（天会五年1127八月）诏曰：‘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取士，以安新民……’”“（天会八年1130十月）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之记载，附于此以为旁证。

上世纪初，王国维发表名作《鞑靼考》，论辩鞑靼-阻卜-蒙古的演化，现在看局部当然很多小问题。他也是指出，“辽金蒙古之事，非朝贡即寇叛，虑其有损国礼，故讳之尤深”的第一位学者。

王国维考证相应的修改有以下几处：

1.蒙古出卖耶律余睹给金朝，被删

2.金军乣军十部，有萌古乣，被删

3.辽朝，蒙古遣使来聘，朝贡体系，敌国曰“聘”，附属国曰“贡”，辽史抄写人员按原始史料照抄，不知道实际意义

4.辽金史，阻卜对鞑靼的取代，王国维认为刻意生造阻卜一词，这点后世争议很大

“扎剌亦儿人(Jalair)认为契丹军队不可能过河（怯绿连河，目前克鲁伦河），便挥着帽子向他们喊，”快来抢我们的牲畜吧“，契丹人将这些人口众多的扎剌亦儿人，直到身高超过鞭子的儿童，全部杀光。。。在所有的扎剌亦儿人里，只有70帐逃脱。”
—— 《史集》

控制不是非黑即白的，契丹与蒙古并非朋友。终辽一代，乌古，敌烈，阻卜时叛时附，与辽交战之多，之惨烈，远不是后世的契丹融入蒙古，也远不是辽金地图那样鲜明。蒙古高原各部，总体上对辽，对金，都是时敌时友，叛多附少。辽209年，对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在1003-1070的70年，谈得上控制，也仅此而已了，说牢靠是天方夜谭。蒙古草原，经历辽末金初的糜烂，金更是一开始就谈不上有什么控制力了。

一，辽的草原经营

这一点可能是历史的必然，由契丹的位置决定，也或许是历史的偶然，受阿保机权威的影响。

契丹汗是一种，集合世袭和选举与一体的选举制度，主要靠部落实力，但在氏族内部，有着残酷的斗争，且其他部落也会介入这种斗争中。总体来看，阿保机之前，遥辇氏实力大，可汗基本就是遥辇氏的，但是具体是谁，就看哪个遥辇威望高，哪个遥辇能勾连各个部落。下面各个部落也是，迭剌部夷离堇（部族首领）也是耶律阿保机亲属内轮流当的，任期三年。于越（整个契丹的国相），总政军国大事，一方面利用在契丹的权力，操纵本部落内部夷离堇的选举和权力斗争。一方面利用自己是契丹八部征伐的负责人，成为了篡位的极佳跳板。

阿保机开国伴随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契丹迭剌部内，祖父系对伯祖系的权力斗争，二是契丹内，世里氏对遥辇氏的篡权过程，三是改选举为世袭的过程，诱发诸弟之乱。死后又有着两个矛盾，四是汉化与保守派的分野，五是耶律倍一系与耶律德光一系的传位。这些矛盾一直持续到辽景宗年间才逐渐化解，在辽初，权力较为分散，世家大族世代昌盛，官职父死子继，谋反年年有，大多被原谅，都是存在的现象。

这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契丹由内而外的两个主要统治政策，因俗而治和头下军州制度。契丹人往往满足于名义征服，然后采用政治手腕，逐渐限缩被征服民族的权力，如对奚族，渤海，铁骊，乌古，敌烈。都经历长期拉锯过程，有的部族，辽整一代都谈不上控制。哪怕契丹内部的整合，像成吉思汗整编旧氏族为95个千户这种程度，辽差得远。头下军州制度，源于契丹各部的竞争中，迭剌部等往往掠夺农耕人口进行安置，设立州，方便壮大自身实力，后世对草原的经营，则越来越接近于屯田。

这张图实在太好用了，简单科普金朝蒙古位置

成吉思汗的全蒙古（Khamag Mongol），东北处安达札木合的札达兰部（Jadran）

最东部，多次联姻的弘吉剌等部（Khongirad）蒙古死敌，毒死成吉思汗父亲的塔塔儿部（Tatar），

中部，抢成吉思汗媳妇的蔑儿乞部（Mergid），干爹王汗的克烈部（Khereid）

西部强国太阳汗的乃蛮部（Naiman）

辽朝蒙古有一些不同，大体如下：

成吉思汗的全蒙古（Khamag Mongol）区域，早期由略北的那个扎剌亦儿部（Jalair）占据；札达兰部不变，一直为东北强部

弘吉剌，塔塔儿区域，乌古可能为弘吉剌前身，敌烈可能为塔塔儿前身，当然两者可能有乌古，敌烈，阻卜，室韦的成分

中部，辽称为北阻卜，蔑儿乞部（Mergid）存在，克烈部（Khereid）存在，且为北阻卜主要部族

西部，辽称为西北阻卜，乃蛮部（Naiman）存在，在12世纪中叶之前可能不如后世那么强大

简化理解的话，弘吉剌，塔塔儿区域换成乌古，敌烈两部，全蒙古换成扎剌亦儿，很简单。

辽代蒙古高原边防体系如下图：

主要分为西北四州的西部边防体系，西北招讨司/西北路管押阻卜九部都祥稳。防御西部西北阻卜（乃蛮为首），北部蔑儿乞，周围的北阻卜（克烈为首），东部五城的东部边防体系，乌古敌烈统军司/乌古敌烈都祥稳，防御北方的扎剌亦儿-蒙古，东北的札达兰，和南部的乌古敌烈，与扎剌亦儿基本以克鲁伦河为界。（隶属关系上，札达兰似乎属于阻卜茶赤剌部祥稳）

1.乌古敌烈问题

乌古敌烈问题，辽开国就得到很大的解决。919年，阿保机对乌古，敌烈区域征伐，一共掠夺了14200人，乌古敌烈因此震动，臣服。在928-929，964-967，997等，乌古敌烈多次起义，均被镇压。

1013年，受阻卜阿里底起义影响，乌古敌烈起义，1014年，党项起义，辽军向西镇压，且搜刮乌古部驼马，乌古部再次反抗，被耶律世良率辽军屠杀。1015年，辽要求乌古敌烈内迁，八部敌烈起义，被镇压，但是反抗成功阻止了辽的内迁计划。这三年的三叛三附，遭到了辽军血腥镇压，五十年无力反抗。

1068，乌古敌烈统军司设立，统军使节度使的官职由“各部”（契丹人）担任，标志对乌古敌烈实质掌控。1073-1074八部敌烈起义。1094-1095，乌古敌烈部随阻卜马库斯起义，1096年被镇压。辽迁徙部分乌古敌烈部到兀纳水，取兀纳水是斡难河一线的说法。可能因为受西部克烈等部压力太大，辽朝调控制力度更深的乌古敌烈部，靠近西北四州，辅助辽对阻卜的战争。

2.阻卜

912，927，982，984年，辽对阻卜都存在大规模的征伐行为，但初期的征伐主要是掠夺。

994-997年 ，皇太妃，萧挞凛开始了辽对蒙古高原腹地的经略。由于997年，敌烈八部叛乱，向蒙古高原腹地逃亡。皇太妃，萧挞凛请求在蒙古腹地建镇，防，维三城，震慑阻卜，断绝乌古敌烈。

1007年，萧图玉击败阻卜起义，他趁机提出置节度使的提议，将阻卜各部首领，由辽册封的祥稳，改成辽任命的节度使，由于反弹太大，次年，阻卜阿里底起义，诸部响应，围萧图玉可敦城。1013年得到镇压，置节度使的提议被废弃。

1026年，阻卜直剌子起义，1069年，阻卜塔里干起义，对辽打击巨大。 1070年，辽宣布对阻卜等部禁铁。

然后，1092-1100年，北阻卜长，王汗的爷爷，克烈部马库斯起义，摧毁了西北招讨司，联合乃蛮，蔑儿乞，扎达兰，乌古，敌烈等，几乎所有草原大部。辽代对阻卜的百年经营，毁于一旦。辽最终镇压这次起义，但不仅克烈部，和马库斯的子孙没事，乃蛮蔑儿乞部请复旧地，实际辽十年征伐，最终结果是除了马库斯个人，谁都没动。这时的辽和屠灭扎剌亦儿人时期的辽，早已不是一个状态，此后，辽在西北再无动作。

3.蒙古

扎剌亦儿经历辽的毁灭性打击后一蹶不振，黄金家族第一位汗，海都汗征服了扎剌亦儿。在辽朝后期，尼伦蒙古逐渐取代扎剌亦儿部，成为蒙古高原东北的强权。在阿骨打起兵的几年后，合不勒汗也完成了蒙古的统一，具备了和金朝过招的资格。

4.辽的统治手法

辽朝对游牧民族的统治非常有技巧，在官员任命上，从因俗而治长期向流官任命过渡。初期的征服，乌古敌烈的各部落首领，直接册封为本部祥稳，关键点是，辽朝会选择契丹人担任统筹各部的都祥稳。随着时间的变化，都祥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介入各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侵蚀了各部的权力。与早期契丹通过于越干涉本部内部事务非常雷同。都祥稳最终演变为契丹人担任的统军使，各部祥稳更是演化为辽任命的契丹人节度使，实现对这些部落的实质掌控。乌古，敌烈经过150年的政治军事斗争，完成了这个过程，阻卜就尝试过一次，被迫放弃了。

屯垦和游牧，辽的头下军州制度也使得辽朝的迁民非常普遍，1004年，辽迁徙汉人，渤海人700户，建立镇，防，维三城，开始了对西北四州边防体系的经营，这些定居点，能够给辽军提供补给。同时，迁徙2万部族军，前往三城附近长期游牧，由于辽的游牧出身，这种迁徙并不是非常困难。

掺沙子，939年，辽迁徙三部到乌古敌烈区域进行放牧。

内迁，这个主要是对渤海人，蒙古高原确实没有大案例，对乌古敌烈的迁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阻卜，而非对乌古敌烈。

禁铁和屠杀，对于不能征服的民族，辽朝政府采用了禁止铁器出口（对阻卜），和大量屠杀民众的手法，对扎剌亦儿，乌古敌烈都有大规模的屠杀行为。

二，西辽与金初的草原经营

如果辽对蒙古各部，还谈得上控制，但不牢靠，大石对蒙古各部，几乎谈不上控制。1124年大石七州十八部，更大意义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大致在1135年，已全面瓦解。他的西征军队，源于西北招讨司的成分，谈不上蒙古成分。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十八个部族，大多很快就叛辽了，选主要的进行叙说

1.东部草原一系：敌剌/敌烈，乌古里/乌古，王纪剌/弘吉剌

同年三月，乌古，敌烈部向金朝称臣，可能乌古，敌烈的朝三暮四，也可能参加大石有些西迁兀纳水的一些乌古敌烈部落，降金的是在故地的乌古敌烈。显而易见，乌古，敌烈和后继的塔塔儿，弘吉剌等东部草原，是向金称臣的。

2.尼伦蒙古一系：尼剌/尼伦蒙古，奚的/乞颜，纠而毕/主儿乞

合不勒汗不久就统一这些部落了，合不勒汗在与金朝的宴会中，摸了金太宗的胡子，故1135年（金太宗逝世年）之前，尼伦蒙古一系已不听命于西辽。

3.茶赤剌/札达兰

1129年，泰州路都统婆卢火报告北部二营被耶律大石攻陷，金军开始计划消灭大石，促成大石的西征。但是细究这报告就有问题，泰州路北部二营应当在呼伦湖更北，耶律大石为什么攻打这种过于偏北，且无关紧要之处，而不是就近南下或者东进。所以很可能这次冲突，像“山东东平府的岳家军”一样，是打着大石联盟的东北部草原力量，如札达兰，自身发起的掳掠行为。这也是大石在蒙古高原，对金朝唯一的军事行动，也可见大石在蒙古处境之艰难。札达兰什么时候叛辽，未知。

4.北阻卜一系，北阻卜/克烈塔塔儿等，密儿纪/蔑儿乞

克烈部王汗父亲不亦鲁黑汗在位时候，可能在1130-1140年，王汗被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掳走，不亦鲁黑汗迁都窝朵里城，这事说明三个事情。

1）塔塔儿部被考证可能源于敌烈，或阻卜，与乌古敌烈有相融的部落，这个部落亲金。可敦城腹地的蔑儿乞与亲金势力联合，击败克烈，西辽在这件事木有角色

2）1130年代这十八部根本无法维持联盟。位于辽高原势力的核心区，蔑儿乞应未臣服金朝，但和克烈部内部的攻伐，西辽根本管不了

3）窝鲁朵城是当年的辽国经略重镇，阻卜大王府，被克烈部占据，西辽管不了

5.唐古/西夏或党项各部

这个词很大，代表党项各部，甚至西夏。但1122年，金朝已经降服西京道各部，党项部落主要聚居地。阴山以北的唐古部就几乎无存在感，可能为阴山以北的一个唐古部落，由于在蒙古高原历史从未提及，应该实力有限。

6.未参加的乃蛮部

乃蛮部对西辽尚算忠诚，1143年耶律大石死，宣布独立，这基本可以作辽失去蒙古高原的最后时间。1175年，乃蛮部向金朝臣服，西辽和金朝的草原竞争，最终以金朝名义上的胜利结束。

《大金国志》记载，1156年，北征曷董城，林牙之子乌律游骑数百出于军前。这个史料存疑，如果属实的话，说明在金辽这种争斗中，哪怕1156年，辽都尽力在可敦城维持着存在，但是无论这条史料是否正确，辽的这种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门口窝鲁朵城，克烈部已经占据了二十年，辽当年的西部防御体系，早就完全沦陷在克烈和蔑儿乞的手中。

同时，金初对于草原的经营，比西辽更保守，为什么这样决策其他回答也涉及了许多，主要表现就两条，绥靖，迁民。绥靖已经从十八部的结局说了，金朝一直在拉拢草原部落，满足名义的臣服。

唐古/党项一系，早在西京道的拉锯战时期就投靠了金朝，金的命令是，向东迁徙。乌古，敌烈，也在大石会盟的同年，就投靠了金，金的政策也是，东迁。辽代后期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进一步强大，好不容易收服的乌古敌烈，忠于中原王朝，但因为金辽双方向东向西的迁徙，四分五裂，并且演化为弘吉剌，塔塔儿等新兴草原强权。

蒙古合不勒汗参与了金太宗的会盟，无疑在早期是得到金太宗支持的，但随后双方很快决裂，决裂的原因很可能是后世金朝割让的“二十七团寨”，疆域上看，金蒙并不接壤，没法割地，割地对游牧民族也非常荒谬。可能的解释为，纵使金朝未达到克鲁伦河，但金朝将辽当年的东部防御体系，看作自己的领土，希望能够回归到辽与蒙古的以克鲁伦河为界的局势。蒙古突破克鲁伦河的动作，也遭到的金朝有识之士的反击，金熙宗即位后，先后派遣宗磐，胡沙虎对蒙古的征伐，可能胜利，但战果有限。宗弼在绍兴和议后，立刻北征蒙古，战败。此后不得不承认了蒙古对克鲁伦河一线“二十七团寨”的占领。大约与西部边防崩溃同时，辽朝的东部边防体系也失效了。辽代对草原的经略成果，在辽金迭代中，已经损失殆尽。

四，金的草原经营

之前回答过

总之，由于合不勒汗统治下蒙古的崛起，金朝前期丧失了在克鲁伦河一线重建边防体系的可能性，就扶植塔塔儿部与各部为敌。塔塔儿部联合蔑儿乞，重创蒙古，克烈，势力延申到斡难河一线，形成七万户的强大势力，叛金，被金重创，后被铁木真灭族。弘吉剌部被金朝长年削弱，乃蛮部也在此时产生分裂。草原形成了，铁木真的蒙古，扎木合以札达兰部为首的联盟，王汗的克烈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失衡了。铁木真联合王汗击败扎木合，但很快被王汗偷袭重创。王汗独大，铁木真得到东部部族的加入，可能与金朝，汪古进行了联合，最终灭王汗，统一草原。

值得注意的是，辽初时，阿保机对乌古，敌烈区域征伐，一共掠夺了14200人，大约2000多户，乌古，敌烈因这个战果异常震惊，悉数臣服，而乃蛮1175年，臣服金朝时期，已经3万户，塔塔儿部鼎盛时期，已有恐怖的7万户。

辽西部四州，一共700户居民，东部重镇静边城，戍边是700名骑兵。可敦城附近游牧的军队约2万人，大石拣选后是精兵万人，这是辽镇服蒙古高原，包括克烈，乃蛮，敌烈等强部的全部主力。

而完颜襄征伐塔塔儿时，东路军一万精锐被塔塔儿一部轻松包围，完颜襄在临潢府以东修建界壕，说有界壕可以节省4万名士兵，2万匹马。实际仅东线的戍边金军人数可想而知，草原力量的膨胀，远非辽代可以比较，这也是宝音德力根所说，蒙古与女真俱兴。

五，结论

1. 东部草原实在太强，坐拥呼伦贝尔，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科尔沁四大草原，一旦养虎遗患，中原王朝几代人都解决不了。要控制蒙古腹地，必须先控制东部草场，辽建国起就是东部草原的竞争者，一开国就拿下了乌古敌烈，就这点比金的初期条件好太多，金朝一直到章宗全盛时期，用了近二十年极大的投入，才将东部的塔塔儿弘吉剌削弱，这时草原上已经开始成吉思汗，王汗决生死了。
2. 辽采用辽的迁民，设州，封官等等手段，建立了一系列的西北边防体系，这些策略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也要重申第一点，这些策略仅仅是术，金朝作为后继者，大部分手段应该能够模仿出来，但根本连第一步，完全征服东部部族，都没完成。对蒙古的克鲁伦河一线，也没保住，谈何向蒙古腹地深入发展。
3. 辽的经营，并非很成功。克烈，乃蛮，蒙古，塔塔儿都是辽末强大起来的。辽对乌古敌烈基本掌控，但对阻卜的控制力度，差太远了。对蒙古的禁铁令，从1070年后，一直在执行，也说明契丹人，已经力不从心了。
4. 如果以为1135年为界，金与西辽基本进行了十一年隔空拉锯，如果以乃蛮部脱离辽算，是二十年的隔空拉锯。实际两者重点都不在蒙古，辽对蒙古高原控制力早在大石东征后，就基本崩溃了，而金一直未建立起来。对中原王朝来说，这之间影响极坏。
5. 金朝蒙古各部实力，远强于辽朝时期，蒙古与女真俱兴。
6. 不能忽视，游牧民族对受渔猎民族管理的亲和性确实低。辽几次征伐，乌古敌烈，实力还是东部草场最强势力，就已经愿意臣服了。辽再历经一百年的政治军事拉锯，终于谈得上比较牢靠地控制了乌古敌烈部。金朝对塔塔儿部，一直屠灭到对方弱的连草场都控制不住了，想内附，才肯低头。

（辽的经营那部分，一直觉得不完善，此后继续修改）

咳，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因为所谓“有效的控制蒙古高原”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这里不光指的是统治力度上的也是空间范围上的，说契丹统治蒙古高原就跟英文资料常称契丹统治了北中国一样，仅仅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粗糙泛指。

契丹发家于热河省，算是漠北草原、华北农田，东北亚森林的交界处，其统治方式融汇多元，对这三地也各自具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控制。虽然契丹国的内亚边疆并不能如南方与宋的边界那样清晰的划分出来（两国边界之精准在整个古代世界史都相当罕见），但是大致的勾勒出其实际力量的轮廓并没有多少困难。

当然，题目中这种认识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谭图就是这么画的，即如题主所说“历史地图集里面描画的辽国的疆域基本包括了现在的外蒙古，金国却没有”——所以说谭其骧当年要是因为“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的记载就把金一直画到阿尔泰山以西，恐怕这个问题就要变成“金国明明已经和西辽直接接壤，为什么却不灭掉西辽斩草除根”了。

1、

回到正题。契丹在蒙古高原的势力分布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形，一边是贴着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自大兴安岭东麓蜿蜒而下，自辽西草原又西至黄河北岸的东胜州（实际上绝大部分城镇都在高原以南），另一条边则是自海拉尔河-克鲁伦河往西直到鄂尔浑河一带，插入了蒙古高原的腹地。

如上图与下图所示，契丹在漠北的城池，充其量也就是到了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最东部而已。其中漠北角逐的最前线是鄂尔浑河西岸的バヤン＝ゴル，而其北疆则清晰的由契丹边墙所界定出来，这道边墙的地理意义一目了然：正是满蒙草原与达斡尔利亚草原的分界线。边墙与军城的分布显示出，不要说“有效的控制”，即使是“和战两面之关系”也不过是至蒙古中部而已，而不管是军城以西的大湖盆地与阿尔泰-杭爱山地草原带（这里有清代蒙西的三大重镇：科布多办事大臣驻地科布多，定边左副将军驻地乌里雅苏台，阿尔泰办事大臣驻地承化寺）也好，以西北的阿尔泰-萨彦森林民地带如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地区也好，还是边墙以北的色楞格达斡尔利亚、斯塔诺夫达斡尔利亚、涅尔琴斯克达斡尔利亚等等也好，统统都谈不上有多少实际的控制可言。

2、

契丹经营漠北腹地的土拉河流域，一方面是为了国防安全镇抚鞑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障通往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控制贸易。契丹对鞑靼的经营，亦是一波三折。早期不过劫掠入侵而已，镇防维三州建立后开始了实际经营统治。契丹曾试图给鞑靼诸部设立节度使（未知是否为契丹流官），结果两年后（1013）就是鞑靼大暴动，提出设节度使建议的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本人被包围在镇州城内坐困愁城。此后契丹只好放弃计划，再不复见节度使之设。

契丹一般称州县地区为境内，乌古、鞑靼、室韦等属国属部为境外，而镇防维招一类则被属国属部内的军事据点则称驻防城，渤海汉儿女真等各族会被流放于此，屯田实边。

很多人热衷用“辽给草原部落禁铁，金却不知道禁止而让草原做大”来抨击金不如辽，其实也没啥必要，因辽禁铁都是1070年的事了，距离萧挞凛筑镇，防，维三城经略鞑靼都快七十年了，真主啊，我是真没看出来这先知先觉在哪里。此外解释金不能控制草原往往用西辽在漠北活跃作为案例，却不去注意早在阿骨打起兵以前草原态势就糜烂不堪。禁铁令颁布二十二年后，铁木真他义父王汗的爷爷磨古斯（马库斯）造反了，磨古斯之乱蔓延达八年之久，草原诸部几乎全参与叛乱或中立，而非助契丹平乱。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亦不幸中磨古斯的诈降计而遇害，此外还有“敦睦宫太师耶律爱奴及其子死之”“达里底、拔思母二部来侵，四捷军都监特抹死之”之类。八年血战，最后也只能将磨古斯本人磔于市，他的子孙派系，协同他作乱的各部落上层，通通都毫无办法处置，实际上反映契丹在漠北的实力威信已经极度低下。磨古斯死后十五年就是护步达冈之战，鞑靼人在辽金战争中亦非出兵勤王，而是劫掠入侵。

3、

当然啦，我很清楚一定会有人再拿耶律大石说事，如问题描述中就称“辽国末年的时候耶律大石远走新疆重建辽国也是从蒙古高原地方打过去的，而且在镇州（可敦城）还得到了原来辽朝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这也能说明辽国对蒙古高原的控制非常的牢靠”。

这就更没什么意义了，我说的更难听一点，不光这件事的实情如何，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个伟光正、高大全的耶律大石形象究竟有几分真实，都是非常可疑的。

西辽，或者说中亚哈喇契丹，资料实在是少的可怜，论记载翻遍各语种文献也就那么几页纸，论考古直到本世纪才挖出确认为该国的钱币。慷慨悲歌的耶律大石奋斗史，几乎完全来自于元修《辽史》的那几百个字的“西辽事迹”。然而根据北大苗润博教授《辽史探源》的研究，所谓的“西辽事迹”中关于耶律大石事迹的描述（“开国始末”）有浓重的传奇性和文学性色彩，恐怕只是一篇经过大量润色，带有中亚伊斯兰浪漫叙事色彩的英雄传记，又被跟随蒙古西征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带回中原，并不能贸然以“信史”视之。

（耶律楚材这个“中书令”的成色和“开国始末”作为“可靠史料”的成色究竟哪个更足也是个有趣的问题）

“开国始末”称耶律大石在可敦城打了一番共九十二个字的嘴炮，便“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如此宛如热血昭和漫画一般的情节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此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开国始末”中同样只是大石写信吹水便让西州回鹘王心悦诚服设宴款待，献上子孙做人质甘做附庸之事，在金方记载中却是回鹘人“执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足见两方勾心斗角之内幕。所以恐怕其中体现的所谓“得到了原来辽朝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辽国对蒙古高原的控制非常的牢靠”更多也只是一种“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式的美化。

顺便一提，别说这种小事，更大的也未必靠得住。譬如所谓大石不甘偏安，出兵七万东征试图光复故国云云，如此大事居然只在此文中有记载，其他任何语言的文献中都找不到证据，恐怕只是为了作者为了渲染耶律大石不忘故国的悲情英雄形象而编造的故事而已。之前人们长期对此深信不疑，并为此争论大石究竟是真的欲光复故国还是甘愿偏安下惺惺作态，其实主要是因为其文是汉文写的又被收录进了二十四史，且几乎是唯一的史料。但现在来看，这篇来路可疑，且恐怕经过多民族多文化背景润色之文，随便虚构一些传奇故事根本不足为奇。

所以说我跟你们讲哦，我个人还蛮支持咱们为了反击米畜污蔑而拍个架空电影的，情节就是四太子兀术殿下带领天朝大兵讨逆，一举击毙邪恶的姜毒分子头目耶律大石。王师西征、一统山河嘛！当然啰能不能叫好又叫座先不论，这样搞肯定会先因为涉嫌历史虚无主义被橄榄的啦。

这里不妨再多说几句。众所周知北亚哈喇契丹与北宋实有南北朝之实，而且虽为兄弟之国的平辈，但东部欧亚的国际秩序主导上契丹实际更具优势。然而这个远东大国早已沦为完全的失语者，原始资料几乎都湮没无存，亡国二百多年后的《辽史》经研究也有不少宋人记载穿插其中。这种更多基于“宋人看契丹”“元人看契丹”的雾里看花描述，居然让契丹成为了不少网民寄托心中一些情感的精神乌托邦，北亚哈喇契丹成为了所谓的“高度汉化”“大唐正统在契丹”（真相是，之所以有如此错觉，是因为修《辽史》的元人根本不知道契丹人礼乐仪典什么样，只好胡乱抄袭唐宋史书），而带有伊斯兰英雄史诗浪漫色彩的“开国始末”，则让中亚哈喇契丹成为了“车书万里尽汉风”“绿化防波堤”，亦可谓是历史书写与当下意识形态结合后的有趣案例了。

4、

最后看到第二高赞说“说辽外结蒙古是为了从北部压迫宋境未免有点夸大其词”“北宋的疆域最北也未到达河套地区”，这话说的还真不对。

首先，北宋最北还真进入了河套地区...不要说宋收复的米脂绥德等地已属于广义河套，即使是原教旨主义河套北宋也是领有小部分的。虽然北宋全盛时也只是九边之中有一边，但是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侧北宋还真是不但突破了明长城，而且突破了今陕西省的边界，这是有考古为证的：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有北宋丰州长城.....

当然啦，仅仅只有极小一点而已，不过这是宋夏战争之后的形势了，早期宋在河套地区影响范围比这大得多。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经营漠北还真的可以压迫宋境，因为宋初的时候党项还没坐大。

按照白玉冬教授的研究，当年李克用得以发迹就是因为此人逃到阴山后，联络到了姻亲漠北鞑靼人，成功借鞑靼兵镇压黄巢起义。沙陀王朝建立后，与漠北的姻亲关系仍旧是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契丹军远征鞑靼，也正是为了削弱沙陀人这一盟友。

至北宋建立后，党项尚未立国，漠南大地仍是各方角逐所在。宋真宗时期鞑靼人仍在给北宋进行“朝贡”（大概是南下走翁金河再穿越蒙古戈壁），宋仁宗时才因契丹占据鄂尔浑河-翁金河这一漠北腹心，宋与鞑靼联系断绝。由是来看契丹经营漠北未尝没有与宋争夺藩属之意。

到了宋神宗时，宋廷仍然在联络鞑靼人做远交近攻，只不过不是为了对付契丹，而是希望其能自北牵制党项人，这种尝试最终没能获得成功。大概一方面是契丹人的阻挠，一方面是相隔甚远的宋人无法给鞑靼人带来足够的实际利益。

众所周知，宋的内亚经营是极为失败的（成就大概是把内亚与汉地的分界线从天水推进到了青海日月山-甘肃黄河-宁夏兜岭一线），不过不管契丹曾经留下过多少关于塞上的丰富档案记录，我们今天还原五代到北宋东疆与漠北的部落构成与文化变迁时，却仍要极大程度依赖宋人记载。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域留下的《西州程记》，几乎就是早期西州回鹘与九姓鞑靼最重要的支柱性史料。这又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处吊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