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辛德勇的论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 第1页

先述各家观点，再一一辨析。

1序幕：1984年，田余庆：论轮台诏

《论轮台诏》一文1984年发表在《历史研究》，分为6部分。2004年收入在《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加入“作者跋语”。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

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在作者看来）《轮台诏》中的罢屯田筑亭障内容只是汉武帝用以引出“哀痛之诏”的由头，其实质是完成国家政策向“守文”方向转变。盐铁会议后，霍光和桑弘羊、上官桀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

至于为什么要拖到汉武帝晚年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作者认为：

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

作者基于这样的判断来裁决《汉书》和《通鉴》上的不同历史记载。（后面会详谈）

2修正：1986年，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附劳干意见）及劳干：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

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一文详细考察了涉案人物及具体过程，认为：

巫蛊之祸是由武帝个人的猜疑与迷信、臣子之间的恩怨，以及皇位继承问题（其中包括武帝与太子的不合、武帝立钩弋之子的意图和李氏立昌邑王的计划）所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其中有偶然因素，也包含了当时政治社会所现有或潜存着的问题。一经引动，便爆发开来。它的起源是巫蛊的迷信，它的终结却是政治整肃。

在武帝和卫太子问题上，作者虽然批评田余庆《论轮台诏》过分强调政治路线的斗争而忽略其他因素，但仍认为巫蛊事件在某种程度之内反映出武帝时代政治路线的问题。他说：

卫太子代表的是保守，以文治为主的一种政治倾向，这可以由他的教育背景及他性格的仁慈宽厚上看出。追随他的多半为文学儒士，正好和武帝所任用的执法严苛的官吏如张汤、江充等成为对比。武帝的不满于卫太子，主要原因当是卫太子的作风和自己太不相像。由此可知，江充与卫太子之间的冲突也不仅是一孤立的事件。在《盐铁论》中，江充被化归为何杨可、张汤、杜周等以兴利用法出名的大臣同一辈的人物，可见江充与太子间的矛盾很可能象征遵行两种不同政治路线的势力之间的冲突。

劳干在审评意见中，肯定该文的同时也借此阐发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

在巫蛊事件中，先整肃了卫氏，再整肃了李氏。结果在两败俱伤的大空档之下，最后的政权仍移入到卫氏系统下的霍光手中。这其中的意义代表什么？最大的可能，是汉武帝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一贯的方针。原先整肃卫氏是由许多不曾预料到的错误造成，后来整肃李氏却真是基于武帝的报复心理，有意的真正整肃。（他接着排比史料得出）巫蛊事件在汉代皇室中非常普遍。造成巫蛊事件的原因是当时的反卫氏及卫太子势力已经形成气候，逼着卫太子叛乱才能自保。

对于巫蛊事件后的汉武帝晚年政局，劳干在《霍光当政的政治问题》一文中认为：

后来的昭宣之治，当然要溯源于武帝的“轮台之悔”。但那时只定立一个方向问题。确实的实行与民休息政策，自然是要算霍光当政那段时期。而在这个时期，转换政策的契机是始元六年召集贤良文学对于盐铁问题的讨论。这一次讨论会，名义上是盐铁问题，而实际上是对于武帝时法家政策的一个全部检讨。看这次盐铁讨论，不论御史大夫桑弘羊多么能言善辩，但从宣传方面来说，御史大夫是落在下风。国家政策也就此转移下去。

这时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巫蛊事件之后，承轮台之诏的原则而来。这完全出于客观的需要，并非有一个理论在后面指导着。这种完全根据事实，不尚理论的人，可以从早期反对盐铁受制的卜式算起，直到田千秋、霍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这些人都不是受过哲学思想训练过的人，而只是凭着一般的常识和社会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汉武帝的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情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觉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之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地的原因。但是这种潜伏的进取思想，带着浓厚的法家背景。霍光自己是一个重视现实的人，自然也倾向于对法家路线的再起愿意加以防止。

3补正：1993年，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

阎步克在《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中除了考察卫太子身边的大臣，还着重论述“宽厚长者”一词在当时政治语境中的涵义，即：

卫太子代表的守文倾向，一方面承自汉初黄老政治传统，即强调与民休息、崇尚重厚长者传统之流风余韵，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子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卫太子之守文，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同时学者方面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作用其间。因而这种守文是黄老个儒家思想的混合物-后来所谓文治的标榜就越来越多地处于儒术的笼罩之下了。

2008年陈曦在《戾太子私问榖梁而善之发覆》一文中又对戾太子的受谷梁传影响的问题做了探究。

4否定：2014年，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辛德勇的否定是从史料和政治实际两个角度开展的。其与田余庆的主要分歧是：在史料上，田重视史料记载；而辛重视史料义例；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上，田重视具体事件的背后脉络，而辛重视具体事件。比如，田认为班固《汉书》把武帝与太子的冲突写成争宠和泄忿，不如《通鉴》深刻。而辛认为，《通鉴》所用的史料不能用来论证武帝与太子的路线之争。田认为轮台诏具有转变政策的意义，而辛认为轮台诏载于《汉书西域传》，只是具体措施的调整，不是全局性的，因为没写在武帝本纪之中。第三个分歧是（这是我的看法）：卫太子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卫太子本人的政治倾向被二人混淆了。田认为卫太子代表了武帝时代的守文路线，这本身很好理解，作为未来的皇帝，他被不认为武帝时代政策的大臣所期望。但田为了证明这一点又论证了卫太子本身的学术倾向。辛则否定卫太子本人的这方面倾向，以为这样就否定了卫太子所代表的政治路线。第四个分歧是关于政策转变的理解不同。田认为守文的转变就是与民休息，在盐铁会议后实施，但他的观点在文章里说的很分散，造成武帝时期就已经完成政策转变的误判。同时，他对守文的界定也不够清晰。而辛则认为武帝晚年没有完成，因为盐铁会议还在讨论。在守文的理解上，辛认为要到宣元之际才完成霸王道杂之到儒家理念的转变。由于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不同，才有此后的分歧。此外，关于汉武帝遗诏的问题，我认同方诗铭的观点，即霍光伪造，不同意胡新生的汉高祖，也不同意田先生把他当成真的。（1987年方诗铭《西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方先生用李氏集团和卫氏集团来分析巫蛊之祸）

5反辛：2015年，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

李浩的献疑主要是针对《通鉴》叙汉武帝悔悟是否依据《汉武故事》，然后，抛开《通鉴》来审视汉武帝后期政局，重点是否定辛文所谈的“重构”问题，其结论是：

研究汉代历史不以《通鉴》为主要依据系学界通识，真正建构了今人对汉代的认知的主要是汉代的文献而非《资治通鉴》。换言之，即便我们抛开《通鉴》而仅以《史记》《汉书》《盐铁论》、汉简立论，同样可以得出“武帝末年有明显的政治转向并深远影响了后世政局”的结论。司马光的历史考证和评论只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汉代历史，而不能另起炉灶、重构一段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前贤行文中的某些具体论述可以补充、丰富甚至修订，但他们对历史大势的把握确系不刊之论。

在对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路线解读以及如何定义转变的问题上，没有提出新的看法。韩树峰的文章，在批评辛的问题上，大体和李浩一致，在具体史事的论述上，并没有超出，蒲慕州和劳干的论述。

6反辛：2016年，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李峰：《汉武故事》作者及史料价值探析

2015年，辛文修改后出版为《制造汉武帝》，辛德勇写了篇《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后，胡文辉写了篇《制造司马光》，他首先指出李浩的文章在逻辑层面未能打中要害，然后，自己补充这一缺失：

辛说的根本逻辑，其实相当简单：其出发点，是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只代表军事策略的局部调整，不代表政治路线的全盘改易；由此引出其结论，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变政治路线之举——只是出于司马光的虚构。但问题在于，辛对轮台诏的看法，还只是相当孤立、生硬的一家之言，只是一个明显缺乏史料支撑的假设。

更重要的是，武帝与太子的路线冲突是一个问题，但武帝晚年改变政策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就算证明了司马光据伪史虚构出前者，也绝不等于证明司马光同时虚构了后者啊。

而更致命的是，这前后两个假设之间，实际上是无法衔接的——即使将轮台诏不代表武帝全盘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假设作为前提，也并不能得出司马光“制造汉武帝”的结论；

胡文辉的所谓逻辑层面，完全不对。首先，对《轮台诏》的认识是史料解读的问题，而非缺乏史料支撑。第二，他没明白卫太子代表的守文问题和晚年政策转变是一回事，转变就是守文。第三，片面理解“制造”，无可否认的是，《通鉴》所呈现的汉武帝形象，是出于司马光及其团队的构建。

胡文辉的书评的最大意义是引向了“制造田余庆”，即《论轮台诏》写作的时代背景。

而这一点，我怀疑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须知道，田先生治学的年代，也正是官方最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更何况他还曾被扯进“梁效”写作组呢？请注意，我不是说田先生意图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争，来具体影射现实的政治矛盾，比如毛与刘或周、林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在他们那一辈人，“路线斗争”情结是深入骨髓的，田在阐释武帝与太子关系时，若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此类情结，那也顺理成章。

从学术上反辛的论文，还得看成祖明和李峰的论文。成文提出：《通鉴》只是佐证田文的材料，而不是其立论的基础。就是田先生先有武帝集团和太子集团的冲突，苦于在《汉书》中找不到坚实的史料，才用《通鉴》。但问题是：不用《通鉴》就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撑。

他把武帝《轮台诏》和帝国政策的转向归结于以霍光为代表的内侍集团的意志，而非武帝本人。在对《轮台诏》的理解上，他把问题引向了“制造班固”，即

《汉书》的编纂是完全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将帝王的功过事业放在具体的事件呈现，尤其是贯彻有益于教化的人道思想。因此， 我们在《汉书》中很少见到其对帝王的直接批评，也正是这一历史编纂学立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完全在《武帝纪》中呈现出来。

他的这一观点，试图解释辛文中提出的：既然《轮台诏》具有全国意义为什么不放在《武帝纪》里面。这个思路比较有价值，但仍是间接的。至于武帝晚年，到底是武帝选择了霍光和昭帝，还是霍光他们联合转变，作者的观点仍属猜测，且与田先生的观点不一致。

李峰的文章，矛头直指辛文，即对《汉武故事》的史料可靠性作出探索，这才是打中要害。他说：

辛德勇为全面否定《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又以吕祖谦、王益之都觉得《汉武故事》的材料不可信据为证，实则吕祖谦、王益之对《汉武故事》都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既以吕祖谦论《通鉴》采《汉武故事》巫师方士变幻无所不为之事为例，如上所述，吕祖谦对此是认可的。王益之也予以采信。此外王益之采录的《汉武故事》史事尚有数条。

综上所述，《汉武故事》一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

这个结论下的比较平实，纠正了辛德勇的偏颇，但具体到司马光所采录用以建构汉武帝形象的事例，仍然没有驳倒辛文。因为分不清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至于否定辛文所说的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是刘宋时期的影射，到可以采信。

7挺辛：2016年， 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颜岸青：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

如果我们要问武帝朝政治的主要内容及线索是什么？无疑当是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三者。武帝以此三者为核心构建了其统治政策，它们是武帝时代区别于文、景时代的主要标志。武帝时代是一个军人、兴利之臣、酷吏用世的时代。而如果我们要讨论《轮台诏》及武帝晚年政治的转变，就应当分别从这三个角度予以具体考察。也只有这三个范畴最有变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从《轮台诏》的内容及武帝晚年的政治来看，却没有看到有对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进行调整的事实。

另外田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根据《资治通鉴》载武帝对卫青“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一语，认为武帝通过《轮台诏》完成了向“守文”的转变。但对于“守文”的具体内容，及《轮台诏》与“守文”的关系却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汉武帝是否在晚年通过《轮台诏》转向“守文”，是关涉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问题，亦需要做重新检视。在武帝看来，“守文”之君当以先王为法，此亦即先秦儒家“祖述尧舜”“法先王之道”“节威反文”之意。由此看来，“守文”之“文”，应该就是儒家的文教、文德。那么“守文”就是坚守儒家礼乐文教之治之意。关于“守文”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阎步克也已经注意到，指出守文“出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论断是十分准确的。而田文在谈到武帝通过《轮台诏》“守文”的转变时也已经注意到这一概念与儒家政治思想尤其董仲舒思想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所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田文也注意到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和《汉书·陆贾传》“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乎”的话，但没有注意到陆贾所说的逆取而顺守，乃是其在高祖前“时时前说称《诗》、《书》”的《诗》《书》等六艺，以及“行仁义，法先圣之道”，而这也正是儒家礼乐文教政治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轮台诏》中看不到政治指导思想有向“守文”的儒家政治转化的倾向，也没有看到武帝后期有什么推行儒家政治的举措，而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也没有汉武帝晚年转而“守文”之说，因此田氏“守文”之说似亦不确。如果武帝《轮台诏》已经进行政治转折，则盐铁会议将完全没有必要召开了。而纵观双方的发言，一方面支持武帝各项事业继续进行，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坚决反对，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关于武帝政治走向直到此时还在激烈争论中。田文虽然也注意到盐铁会议是“包括了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却过分强调《轮台诏》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一会议对武帝政治的拨乱反正之功。

杨勇这篇文章对田文的诸多概念予以辨析。对于武帝一朝的政策，田余庆和劳干没有明说，但可用法家路线概括，儒家在教育上取得胜利。杨勇则进一步指出其内涵“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对于守文，田余庆和劳干都认为是与民休息，阎步克认为是黄老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而杨勇片面理解了阎步克的观点，把守文辨析成儒家政治转向，这与辛德勇的观点一直。在对盐铁论的主题上，也认同辛德勇的观点。

但，田余庆认为的转变，是由法家政治到法家和儒家并存，且在盐铁会议上儒家开始抬头的转变，这与辛德勇和杨勇的看法不同。但两人指出的，汉武帝时期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是对的。田文也说了盐铁会议后才开始走向昭宣中兴，但田的论述给人造成汉武帝完成转变的错觉。至于霍光的讨论，杨文没有超出劳干的论述。

颜岸青的《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针对阎步克所考的人物进行批驳。但，我前面说了，卫太子本人的政治理念与其作为象征的政治路线是两回事。辛德勇的文章《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也是针对卫太子本人事迹的考察。这有助于理解武帝晚年的政治实际，但田先生是把江充和卫太子等人当成一种路线的象征来观察的，他自己也有混淆的地方，这是他的失误。

8折中：2017年，游逸飞：制造辛德勇-从反思历史事实、历史书写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

在前面各执一说的争论之后，在制造司马光、制造汉武帝、制造班固、制造田余庆之后，终于有了折中的文章，也终于有了制造的最后一环，即制造辛德勇。

涉及“制造汉武帝”的历史事实又可析分为“汉武帝的政策”与“汉武帝之心”两种。既然上文说明了班固、司马光等历史书写者的心思不易把握，那么身为历史事实的主角汉武帝的心思也同样难以掌握，甚至更难，因为他的心思隐藏于历史书写者的心思之后。在午夜梦回之际，汉武帝究竟是追悔于他的全盘政策？还是只对李广利伐匈奴一事感到后悔？见仁见智。考虑到人心的复杂与善变，答案也可能是以上皆是——随着不同时候的汉武帝心思而定。

让我们读一段田余庆对汉武帝之心的描述：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 “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尽管我们不宜将美与善当作判定历史事实真伪的标准，但田余庆制造的汉武帝之心似比辛德勇制造的汉武帝之心更加活泼生动。循此而论，田余庆制造的司马光之心也比辛德勇制造的司马光之心更具备“历史的深度”。这种“神会古人”的历史研究固然值得品味再三，但也容易流于“信不信由你”、 “菩萨证菩萨”的孤芳自赏，也就难以避免辛德勇所言“我另外见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曲折而明确地表述出我不具备资质与田余庆先生讨论问题。”此种“不足与言哉”的流弊。

汉武帝之心难觅、难证，历史事实的研究理应致力于探讨相对客观、可供验证的汉武帝政策。然而在“制造汉武帝”的论争中，就连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治上是否发生重大转向都难有定论，其间原因值得探索。田余庆将轮台诏书、巫蛊之祸、盐铁会议等政治事件全部绑在一起，企图从政策的角度论证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坛上存在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背后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换言之，政治事件的发生，并非纯凭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更须考虑背后的政治结构的影响。田余庆此说，自然亦“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

辛德勇则认为通检《汉书》及《盐铁论》等史料，其内容根本看不出在汉武帝晚年及过世后政治上发生重大转向。换言之，如果不上升到整体政治路线的高度，汉武帝晚年确实在某些政策上转向“守文”，田余庆的分析并非全盘落空。“守文”既然不是全盘性的政策，某些政策自然可以不符合“守文”。例如《盐铁论》所见国家专卖等财政政策在昭帝时未有所更张，不一定适合用来反驳“守文”。即便是整体政策更趋于“守文”的元成时期，盐铁专卖亦未废除。若以盐铁专卖为评判标准，整个西汉中后期都不趋于“守文”，都没有政治上的重大转向。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利于理解西汉中晚期政治史。探讨西汉中晚期政治史，有必要重新检讨“守文”的概念及其适用范围究竟为何。而评估“守文”的标准有别，也是导致“制造汉武帝”论争的主因之一。毕竟田余庆自己认为昭宣时期的“霸王道杂之”就是武帝晚年趋向的“守文”。若如此理解，武帝以霍光、桑弘羊等人为顾命大臣，正是要维持武帝晚年趋向的“守文”。武帝对顾命大臣的选择，并不能证明当时政治上没有重大转向。

而田余庆真正关注的政治集团与政治结构等深层历史，实非政治事件、政治路线之有无可以直接证明。换言之，不管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治上是否发生重大转向，当时政坛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团，而政治结构也必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受限于史料，此课题几乎不可能实证。辛德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政治重大转向之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田说，但未能在理论框架上提供另一套新的理解方式，遂导致田余庆的政治史观并未真正被驳倒。虽然，辛德勇似乎根本无意致力于此。

本文既平议了辛德勇与田余庆先生二人在《论轮台诏》的学术分歧，也把这种分歧的背后原因揭示出来，攻辛文之心。至此，此番大战，终于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