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武汉各家医院爆仓抢救的时候,得了其他病或受伤的人得不到救治而死,算不算牺牲少数人的代价拯救多数人?
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那得看牺牲的人是谁,什么?牺牲我而拯救100个人?
那不行
救100个科学家?
也不行
救100个孩子?
又不是我孩子
救福布斯排行前100名的富豪?
那更不能救了
救100名正在前线保家卫国的战士?
这个不是我不爱国,我也是纳税人呀,我也为国家流过汗
啥?不是牺牲我?
那没事,爱谁死谁死。
啥?
我是被救的那100个人?
那得救我呀。
我有啥用?
我可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呀
他也是?
我可是为国家纳过税的呀
他也是?
我上有老妈下有孩子呀
他也是?
我们这可是100条人命呀
他也是命?
难道他不死,因为他不死而死了100人,他心里就过得去吗?
啥?因为我们活着而死了他我们心里过得去过不去?那肯定过得去呀,为了活下去,他必须死呀,我们人多呀,少数服从多数呀不是吗?
我们这100人,一人拿出点钱,就可以为他家人养老送终,他后代我们也养,别说一个后代,子孙十八代也养。
啥?又换成死我一个救活另外100个?
别呀,我还没活够呢,他们谁爱死谁死去,别扯上我呀。
啥?他们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没这个理,这是草菅人命。
啥?一人给我100万?养活我双亲和子孙十八代?
谁信呀,我死了他们不认账怎么办,不行,我不能死。
这种事不是一直在发生吗。
1994年缉毒警张从顺抓捕入境毒贩,毒贩引爆了手榴弹,2位警察牺牲,3位负伤。缴获毒品19公斤,手榴弹一枚。19公斤毒品加上一个手榴弹,能害多少人?恐怕还不止一百个。
苏州消防员汤彪共参加灭火救援3000余起,营救120余人,先后2次荣立三等功、5次被评为优秀士兵、6次被记嘉奖。今年六月份为了救2个被困井下的工人牺牲了,年仅32岁。他这短暂的一生里,真的救了一百多人。
人命可不就是拿命换来的?
张从顺烈士牺牲的时候,他的儿子张子权9岁,去年也牺牲在岗位上。他原本是父亲身后被保护的那群人,却站到了父亲曾经的位置上。
“是否可以” (×)
“一向如此” (√)
只要有人牺牲,后面被保护的人们就可以畅谈起“虚幻的集体主义”、“一点安全感”、“承认我的私心”,赢一次。
谁敢表示异议,就说“你每个器官都能救一条人命,请”,赢两次。
如果没有人去牺牲,这些人的孩子在学校门口小卖部买到摇头丸嗑了,他们就可以大骂这个崩坏的社会,无能的机构,赢三次。
在《奇葩说》的节目里,“贾玲”是一个很具体的明星,“118人”则是一个数字,根本不会被当做人。
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贾玲当做壮丁,抓起来,去拯救一组数字。这个脑洞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家普遍不会赞同牺牲贾玲去救一组数字。历史上国民党抓壮丁,哪怕是抗日,民众也不会理解。因为太不拿人当人了。
现实中的缉毒警、消防员、解放军都不是抓壮丁来的,想考到那个岗位上还很不容易。他们所保卫的那些人民也不是随意编造的数字,而是成千上万真实存在的人,有老人孩子,也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中国之所以独立富强,在于人民中孕育了人民英雄,而人民英雄站在了最危险的前线,把人民保护在身后。即使他们牺牲了,还会有更多人站出来。
但是在娱乐节目虚构的前提下,自由派玩家纷纷借此机会跳出来输出,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虚构的“抓壮丁”事件。
这些人也是有群众基础的:
资本家假借“集体主义”掩饰自己侵犯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
学校的官僚假借“集体主义”侵犯学生利益,攫取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这种不满被自由派玩家利用,他们不是将矛头指向阶级压迫,而是指向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且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理念。
表面上正义十足,实际上一伙的;表面唱对台戏,其实一文一武打配合。
记得以前在知乎看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尖刻但一针见血的回答——「你每个器官都能救一条人命,请。」
「杀一救百」这种问题,在一切真社会性昆虫,以及文艺作品中的虫族那里都不成问题,别说杀一救百了,杀99救百都是合理的,而用虫群团灭换取蚁后/蜂后/母虫的生存都是值得的。
然而人类社会区别于虫族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人类社会承认私心,且允许私心。
正面一点的说法就是人类社会承认并保护个人利益,而非为了一个虚幻的「集体」不择手段。
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石,与其说是统计意义上功利的「更大利益」,不如说是每一个弱小个体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安全感。
「杀一救百」这种做法,表面上是维护了所谓「更大的利益」,但从更本质的层面,它摧毁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安全感,如果这种行为被允许甚至被提倡,那么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没有选择权的人——都会陷入恐惧,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被牺牲的那个1,而你对此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恐惧,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撕裂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其实最近我观察到了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所谓的「集体主义」正在和「看客心态」合流,以至于有那么一批人非常乐于看到「非我」的群体合法利益受损,只要受害群体和「我们」无关,甚至这种损害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好处也没关系。
被损害的少数群体只要有些许反抗,就会被一个集体主义大帽子按下去,再投以看客的石头。
这样很不好,真的。
以往我多管闲事的时候常说,个体的自由寓居于所有人的自由之中。
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集体的幸福,能且只能建立在每个个体幸福的基础之上。
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把马云家产充公,用来救济西部儿童?
这个问题我擅长!!!!!!!!!!!!!!
这不就是电车难题嘛,我18岁那年就想通了,并且当年的我把这个问题的解答当作成人礼之一送给了自己。
各位且听我细细道来:
在说这个这个问题之前,各位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我看许多人的回答都是在乱射炮,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你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思考清楚你思考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就是:为了完善当今的道德学。
这个问题是道德学产生的一个著名难题之一,所以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对道德学的完善和发展很有意义。
好的,现在我想请各位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完善道德学?
答案: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
道德准则的建立是为了人类服务的。各位一定要清楚这一点。道德是为了人类服务,而不是人为道德服务。道德准则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它们为人类服务。我们完善道德学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更加和谐幸福,所以我们完善道德学的方向就该冲着让人类集体更幸福更稳定的方向。
所以,大家是不是已经对这个类电车难题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了?
没错,就是去思考如何做才能让人类集体更幸福。
选择1:牺牲1个人,救下100人。
起因与经过:一天,你开着一辆电车,突然发现前面的轨道上捆着100个人,事情危机,你已经来不及刹车了。突然你发现你可以变道进入二轨道,但是二轨道上也绑着一个人。你心想:“一个人的命哪有100个人的命重要?”于是你变向了,把二轨道的一个人给送到了西天。
结果:100个人得救了。你成为了英雄。从此以后,人们建立了一个观念:现在有两个集合——集合A和集合B。集合的元素是人。当面临集合取舍且集合A元素数量大于集合B时,我们取集合A,舍弃集合B。
通俗的讲,就是说当人类面临不得已的牺牲时,他们会牺牲少数人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么一谈到牺牲,马上就会有人问:“假如这一个人是爱因斯坦级别的科学家,那一百个人都是杀人犯。也要弃一保百吗?”
人们自然不会同意舍去一个大神科学家而保住100个杀人犯的命。
于是人们便开始对每个人有了价值的衡量,每个人从此都被物化,身上都被打上了标签。人们用看待物质的眼光看每一个人。于此社会分级严重,人们有了高低优劣之分。高价值的人能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低价值的人只能在某些方面——比如教育、医疗、餐饮等方面被迫选择牺牲。
所以我们能看出,从道德角度讲,把人物化是不正确的,人不应该对别人进行估价。所有人都应该认可一件事:杀人犯和科学家的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不能做比较。即使杀人犯该死也得走法律程序公正致死,不能物化他们的性命来换取别人的性命。因为这种物化最终影响的是全人类。
阐释完了单个人和单个人的性命等价,我们来谈谈单个人和多个人是否能做比较:
选择1的开头说到,人们选择弃1命保100命致使人们形成“当人类面临不得已的牺牲时,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认知,即认可多数人的价值高于少数人的价值。
电车问题是一个极端问题,真实社会中许多问题都是电车问题的弱化版——比如污染空气让人们得肺癌的化工厂是建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还是人口稀疏的小城市?科技的发展要不要因为一部分人无法接受(比如老人不会用微信支付)而花时间和金钱等资源来发展出使他们可以顺利接受的功能?空间有限的城市要不要设立盲道?······这些问题的本质都是大众与小众的冲突。
而选择1使人们会倾向于牺牲小众。比如把化工厂建立在二三线城市却不考虑当地群众的感受;飞速更迭科技却刻意忽略老一辈人的感受;牺牲盲人的权利为正常人拓展交通空间······这无疑会带来在各个领域对少数群体的忽视。认可多数人的价值比少数人的价值大使人们在社会发展中会优先满足甚至是仅满足多数人的需求,甚至通过牺牲小众的权利来保证大众的利益,这种仅盯着高价值的功利行为会违背人们建立文明之初欲实现共幸福的本意。
所以选择1舍弃。
选择2:压过100人,留下1个人。
后果:没有什么后果,社会不会因此而产生不平等。如果非要讲后果的话,那就是人们的三观会被毁掉,人们会因为那100个人产生的牺牲而陷入巨大的悲痛。蠢人会怪罪司机没有变轨,而智者此时在思考是什么人把这101个人抓住并逼无辜的司机做出选择以及未来的防治方法。最终这100人的死会带来社会对绑架者的严厉打击——因为人们都深知再发生这样的事也不能变轨。所以对这个事件的恐惧会使大众严打绑架犯。从此社会一片太平。
所以要选2。
这个选择也许与许多人的认知相悖。我已经想到有许多人会攻击我,说我没有人性。其实你们的错误认知来源于社会给你们戴上的物化眼镜。我们的社会风气以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所以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会给每个人都定一个价值,也自然认可100个人的价值等于100个单位价值的求和。而假如真的按照这个价值理论去取舍人命,就会把人类商品化。让社会严重分层。
说白了就是:1个人的性命=100个人的性命。学过高等数学的人都知道,无穷和100个无穷是不能比较的。人的性命同理。我们不能拿1个人的性命去比100个人的性命。所以我们不能变轨,因为变轨这个行为就是定价的宣告。许多人都没看透这个问题的本质——变轨就代表着定价。
那么我们来讨论下电车难题中的极端情况——
轨道2上捆着一个人,轨道1上捆着地球上除了那一个人之外的所有人。此时是否要变轨?
按照以上的道德理论,不变轨,直接把除2道上一个人以外的人类全压死。
肯定有人会说:道德学不是为了所有人服务的吗?合着给所有人服务的结果就是把几乎所有人弄死?你这种选择与道德学的本质相悖啊!
其实不然,正是因为道德学为所有人服务,而2轨道上的那个人也在“所有人”之内,所以按照道德理论他也有生存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不要把去掉一个人的整体看成真正的整体。道德学没有错,是把大众绑到轨道上的绑架者有错。是绑架者在逼你杀人,不是道德学在逼你杀人。尽管道德学让你杀了更多的人,但是由于前文讲过的性命等价论,道德学无罪。
当然,道德学是很活的,不会只留给你一种选择——假如2轨道上的那个人没有独自生存能力,也可以选择变轨压死他。因为毕竟留他一人他也活不成,不如把生存的机会给其他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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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评论区有人非要赞成量化思想——即赞成100个人的生命就是比1个人的生命值钱。
我在原文中对这一点解释的可能不够详细,在此处补充解释:
为什么要反对量化思想——
1.量化思想会带来物化思想。
若大众认可100个人比1个人的生命值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那100个流浪汉也比一个爱因斯坦值钱?然后人们就形成了物化思想,物化思想对社会的害处已经在原文中明说。最近的吴亦凡事件就是物化思想的典型表现——社会上层人士为了取悦自己对社会下层人士做出违反道德的事并试图花钱摆平。若物化思想普及则会有更多的吴亦凡事件。
2.量化思想会带来极端量化思想。
我们假设人们的量化思想不会进化成物化思想,那么这种量化思想也会进化成极端量化思想。
电车难题带来的量化思想本质是人们在没有选择的余地时牺牲少数保留多少,可这种思想极其容易进化成极端量化思想——即使有可选择的余地,人们也会牺牲少数人来服务多数人。
就比如我原文中举的盲人无路的例子,就是极端量化思想。
不过,如果量化思想不会进化成上述的1和2,那么我允许人们选择变轨。
但是想要量化思想不进化成1和2,需要全社会人民有极致的理性。
但是人们永远不可能有极致的理性。
所以我们不能有量化思想。
所以我们不能变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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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反驳我“杀人犯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句话,我特此来解释一下:
由于我们不能给人的生命附上价值——也就是不能物化人类,所以一个人即使杀人放火他的生命也是无价的。此句话的“至高无上”指的是杀人犯生命背后涉及的道德学意义,各位不要把“至高无上”理解为崇高和伟大。杀人犯当然不会崇高,当然不会伟大。
只不过由于他剥夺了其他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无价生命,我们必须通过牺牲他的无价生命来偿还受害者的生命。我们剥夺杀人犯的生命是因为他剥夺了别人的生命,这与杀人犯的生命至高无上不冲突。让杀人犯生命至高无上的是杀人犯的生命代表的道德学意义而不是杀人犯本身。
在回答可不可以之前,我先问个问题:
敌人打进来了,国家派军队去迎战,是不是牺牲少部分人救更多人?
毫无疑问是吧?
你可别说军人都是自愿的,这世界上有一个很常见的东西叫义务兵役,特别是战争年代就更普遍了,不想当兵却被强征入伍的人海了去了。
如果你认为“不可以违背个人意志,牺牲一个人救一百个人”,也就等于否定义务兵役的合法性。比如给你举个例子:世界大战时,各国政府均强制征兵,是不是对人民的无耻犯罪?
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你觉得呢?
不可以牺牲别人而获取目的
但是可以牺牲自己而获取目的。只要你愿意
中国人早就给了标准答案,而且是两个。
第一句,慈不掌兵。
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但是浸透了四千年的鲜血,
太远的不说,就说抗美援朝吧,
轻步兵的巅峰是如何来的?
是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精神意志超越死亡得来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上了战场,他们都可能会死,
他们都是那个死去的一,而我们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是那个一百。
教员彭帅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一么?
知道。
他们残忍么?
绝不是。
他们知道,如果志愿军不牺牲,那么东北亚没有安全,一百也就不存在。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他们承担了道义的重担与责任!
同样,第二个答案也在这里面:
妇人之仁。
什么是妇人之仁?
小恩小惠喜上眉梢,大是大非无动于衷。
抗美援朝会死人么?
会,
因为志愿军战士可能牺牲就不打了?
自己的儿子去也可能会死么?
会,
因为自己儿子会死就把他保护在国内?
教员没有,
每一个志愿军都没有!
毛岸英不仅是他的儿子,
更是人民的儿子!
他们都是哪些牺牲的1,
而我们活着的,都是100。
妇人之仁是哪些?
就是那些让个人情绪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
是打老虎无疾而终的蒋经国,
是满嘴针味,满脑子利益的针们!
当然,
我,或者手机前的你,
皆是凡人,我们不需要承担神的责任,
妇人之仁,那就妇人之仁吧,
慈不掌兵,那就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掌兵,
但是我们能够非议哪些承担了责任的人么?
看看网络上的魑魅魍魉,
享受到了先烈们的荫蔽,
却否定先烈们的付出,
数典忘祖之辈,
忘恩负义之徒!
hei~tui!
———————————————————
1029更新
有人提到原文其实是电车难题,
不客气的讲,电车难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你老婆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
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对方都可以找到攻击你的点!
分析一下电车难题,
一,预设角色,你是决策人,你需要为决策承担责任,你做的决策只会有负面效益,而没有正面收益。
二,预设受害者,预设受害者为“儿童”,无论你选择哪一组,你在道德上已经失败。
三,预设受害者对比,一方人多有责,一方人少无责,引诱你计算“人数”,计算“责任”,一旦你计算了,你就跳进了陷阱。
正面去回答电车难题,永远不会有结论,
正如“你老婆和你妈掉水里你救谁”一样,
选了老婆,你不孝,
选了老妈,你不义,
你怎么选?
电车难题的最真实的案例就是战争,
作为将领,每一个决策都有可能导致将士牺牲,
做不做决策?
要承担什么样的心理压力?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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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更新。
似乎没有正面回答题主的问题?
把前面两个部分总结一下:
第一,任何时候,电车难题以及类似问题,都是陷阱,正面回答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现实世界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有。
解决了么?
解决了。
过去的古人给了几个字的答案,
抗美援朝则远远超过了这个答案的高度。
决策者面临将士的牺牲,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没有私心私利,他们和战士们有一样的理想,
战士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的1,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同一个理想,
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战士们的危险,他们集体做炒面,捐物资,想尽办法支援他们,而且,在后方,志愿军的父母子女永远受到尊重,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绝大多数人相信,我们是为了同一个理想!
电车难题的根源在于题中每一个角色的利益不一致,
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时刻,还有电车难题么?
当然,回扣原题,
决策者在这其中必备的素质,
慈不掌兵,虽然爱兵如子,但是为了最终的目标,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妇人之仁,不可有妇人之仁,自己的儿子是儿子,别人的儿子也是儿子!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都是我们的父辈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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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更新
评论区顶最高的那位,头像挺有特征,
按照他的定义,战争就像游戏里的npc一样,一群人全自动无脑向前冲,
但凡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稍微翻一下历史书,就可以知道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起义,
为啥起义?
开动你的尘封多年的小脑瓜,想一想?
再问问你,
铁原阻击战不知道总该知道上甘岭吧?
谁下的军令?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做这个决定会有将士牺牲,但是不做这个决定呢?
为什么每一位志愿军战士明知九死一生,依然不折不扣,甚至用超越人类本能的意志力去战斗?
看多了美国电影,以为美队才是士兵?
看看抗美援朝的军功章,每一个军功章背后的战功,你想都想象不到!没有高科技,没有超能力,他们用人类的血肉之躯做到了美军高科技做不到的事!
这些是因为他们听了一纸军令就应该做的?
回头看看解放战争的大规模起义,
区别何在?
妇人之仁的蒋介石只能搞出蒋宋大家族,他们能造就如此英雄的将士?
心慈的将领舍得用如此英雄的将士打如此惨烈的战争?
抗美援朝如果不打,结局你能预测么?
韩美军队驻扎鸭绿江畔,苏联陈兵东北,东北将成为冷战一线!
后续?没有后续。
1967年,菲利帕·福特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首次提到了“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可以追溯到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假设一个植物学家,有天到一个独裁国家游玩。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地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这个问题后来又经过了诸多修改,比如“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不知道电车向他们冲来。一个体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边,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形与重量,正好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不致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是否应该动手,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以拯救另外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还有一些修改版本,这里就不列举了。其实所有的修改版本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某方面的意思。比如原始版本之中的植物学家面临这一个必须选择的问题,而天桥版本则变成了“选择杀人”或“不作为”。这种修改版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那个死亡的人是来自你的选择。意思就是突出你为为了救人,你就必须得杀人,不救人就不用杀人。
这个难题为什么难解呢?其实因为它内部有道德陷阱,无论你选择什么,总是会有人来责怪你为什么害人。
但这个问题只能难住政治小白,对于看懂了政治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可惜的是,政治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学问,真正能政治入门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电车难题该如何解决,他们总是引用别人的观点,但是每种观点其实都是有缺陷的。
比如放着不管,让电车去撞死多数人的观点。无论他说再多理由,你只需要加一个条件就可以把他所有的理由击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电车会撞死所有人,包括隔壁轨道上的那个人,那么你管不管?如果这都不管,那还要人来干什么?人类岂不是连动物都不如?动物好歹也知道饿了要杀死其他动物吃肉,遇到灾祸也知道躲避吧。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人性,变成了非人。
比如说选择救多数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修改来反驳你。比如说死的那个胖子是你的亲人,或者就是你本人,那么你选择杀死他一个人,还是杀死其他更多的人?
所以无论是哪种回答,其实都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回答都陷入了道德陷阱,唯有跳出陷阱才可能得到答案。
从政治上看,人类的一大作用就是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我们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我们夺得生物之王的桂冠是通过竞争而来的,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解决问题,当仁不让。如果我们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只能说明自然演化失败了,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没有出路了。
换句话说,人类之所以是人类,而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生物,就在于人类有力量去改造世界,有能力去决定或部分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是人类的权力,也是人类的义务。这个世界出了任何事情,如果人类有能力管而不去管,最后演化成了灾祸,那么人类就应该承担其责任。
在电车难题中,有一派人就是忽略了这个责任。他们认为不管就无责,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答案。但是凭什么无责呢?人类既然结成了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职责。如果出现了一件事导致了五个人或者二十个人死亡,居然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也不去思考怎么避免这种事故,那这个社会显然是有问题的。
必须有人为电车事故负责,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如果没有人为此负责,那么就是制度有漏洞,必须的修改制度,得有人负责才行。
所以电车难题的一个陷阱就是,把场面阉割了,缩小了,把规则阉割没了,把责任缩不见了。让一群无关责任的人来选择,自然就困难了。
我们只需要为这件事情加上一个责任人,问题就不攻自破了。比如有一个司机,他违规操作了,把电车开到了人行道上。这时候如果不转弯就会撞上五个人,转弯就会撞上一个人,请问他是否转弯?我们只需要知道无论他是否转弯,他都应该承担责任就行了。如果他觉得转弯要撞死的那个人是他的亲人,他决定不转弯,那么他就应该承担撞死五人的责任。
或者说有一条电车线路经常撞死人,这时候我们安排一个人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拿出办法来,让这条电车线路不撞死人,或者至少少撞死点人。假设去年撞死了100人,今年他来了什么都没有干,还是撞死100人,你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换一个人来管理,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撞死了5个人,是不是应该换这个人来管理?如果另外再换一个人,他出台各种规定,结果保证一个人都没撞死,那么是否应该换他来管理?
当然了,一个司机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但在政治事件中,会出现大量事情,负责处理事情的人没有犯错,但是他会面临电车责任。就如第二个例子之中,我们可能找不到那个一个人都不撞死的管理者,我们只能在撞死5个和撞死7个和撞死100个的管理者之间选择。这也是政治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政治人物在做抉择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好和坏之间做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做抉择。所以不懂政治的人可能会因此觉得政治人物都很坏,他们会觉得撞死的那几个人都是政治人物害死的,他们会幻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物就天下太平了。这种观点也是幼稚的。
其实我们结合当前实际,现在各国对疫情的处理也是一道电车难题。某些国家就是秉持的“不做就不会错”的观点。病毒杀死80万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杀的。当整个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用这种态度来面临问题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次病毒致死率不高,如果下次病毒致死率更高了,人类是不是就该灭绝了?
但是如果严格管控疫情,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害死人。如果害死了人,我们应该找责任,我们应该思索方式方法,但是不能因为说害死了少数人,就干脆什么都不管了,大家一起病死吧。
记住,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人负责。越是大事,就越应该有人负责。如果一件关系着人命的大事居然没人为此负责,那么一定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正如电车难题原始版本中的那个植物学家,如果我是那个植物学家,我应该思考的不是杀死一个人还是杀死二十个人的道德问题,我应该想的是,杀死一个人和杀死二十个人,哪种选择有利于早日把这该死的制度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