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对清朝有过什么误解？ 第1页

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

长期以来，我都以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是“忠臣”，是正义的、爱国的，而以琦善、奕山为代表的“主和派”是“奸臣”，是非正义的、卖国的，正是因为前者在权力斗争中败给了后者，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

但茅海建老师用其细致研究狠狠抽了我一耳光——清廷所谓“主战”“主和”，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爱国及人品如何，而在于这些官员是否需要跟英国人开战。简而言之，只要是负有抵御英军实际责任的官员，无论其人品如何、此前的调子唱得多么高，最终基本上都会被现实狠狠教育，迅速转化为“主和派”；反过来，那些不需要负实际责任的官员都清一色“主战”，这跟他们爱国与否、人品如何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

茅海建先生还分析了缘由——清廷官员中绝大部分都来自科举，早就被“天朝上国”的教化浸淫，对于他们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英夷”，每个人头脑中几乎条件反射一样“主战”——我堂堂天朝，怎么可能跟“英夷”议和？

但真的跟英国人交过手的官员，很快就会被现实打醒。如闽浙总督颜伯焘，一开始是铁杆“主战”，不仅上书弹劾广州作战失利的奕山，还积极制造军火、修建工事、整军备战。颜总督耗费巨资，在厦门一带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防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另有9274名雇勇协守地方。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自认为部署得当的颜伯焘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

可惜的是，英军仅用了不到1天时间就击溃了驻守的数千名清兵并占领厦门，损失是战死1人、受伤16人。当是时，坐镇厦门岛督战的颜伯焘见“英夷”如此强大、自己精心部署如此不堪一击，只能与同僚抱头痛哭，随即全军溃退。不用说，此前屡出豪言的颜总督立马就变成了“主和派”。

颜伯焘如此，其他如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奕山（靖逆将军），怡良（继颜伯焘后任闽浙总督），牛鉴（两江总督），耆英（广州将军）等无不如此。这与这些人的道德良知没有必然关系，更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忠”或者“奸”；他们面对的是在当时条件下完全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后人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去评价。

补充林则徐的表现。

留言中有人说“林则徐能赢”“林则徐打赢了”，这不奇怪。1841年1月，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要求启用林则徐，理由就是林是“该夷所畏忌”的人物；鸦片战争之后的多部著作也认为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广东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则徐被撤职。

事实真的如此吗？

林主政广东时，中英双方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规模基本上都很小，英军的确没有取得多少战果；但问题在于，直到1840年3月24日之前，英军在虎门口外的军舰一共也才两艘，而到了定海、厦门之战时，英军军舰已经增加至16艘之多。

那么，此时林则徐所部属的防御水平如何呢？1839年9月1日，林在上书中称“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均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段话并不深奥，简单点解释就是说英军不擅陆战、甚至不擅陆上行走。基于这种观念，林所部属的海防炮台大多没有配备陆路防卫。而在此后的作战中，英军屡屡采取迂回登陆、从陆上包抄炮台的战法把清军打得大败亏虚。只此一点，林布置的防御能不能打赢英军，我想有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

英军没有攻击广东，并非惧怕林则徐的防御，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夏尊要求“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而当英军转而进攻虎门时，林则徐已经去职。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巧合给“林则徐不败”的神话做了最好的升华。

总之，林则徐的确是晚清难得一见的有能力、有见识、有作为的官员，他的所作所为可歌可赞，不愧后人赞誉；但受制于时代、受制于清廷体制，林的努力并不可能改变鸦片战争的结局，“不败”只能是神话。

茅海建老师的研究再一次告诉我，历史不是京剧舞台上的红白脸、不是“感动××”，研究者不能空谈道德，更不能被情绪占了上风。

先说结论：清朝经略边境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尚武或本质上仍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更重要之处在于清代对边疆的国家建构模式不同。

传统将北方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但是这样的称呼其实不够精确，魏特夫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将异族王朝区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类，前者的典型是北魏、前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异族王朝，渗透王朝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会逐渐遗忘自身的异民族特性，在政治体制、文化风俗等方面积极汉化，并在地域上切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而征服王朝的特点在于他们在逐渐汉化的同时并不会遗忘其龙兴之地，反而会将起家的内亚之地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接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保留其内亚性的因素，使其统治方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而其典型自然就是古代史后期的辽金元清，毋宁说从渗透王朝向征服王朝的转变正体现出了异族王朝本身的完善。

一般认为征服王朝多元性统治形式起源于辽代的南北院制度，通过以南面官治理燕云地区，辽代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复合性的国家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契丹人在担任了南面官之后也要着汉服，这实际就体现出辽代的南北院制度与十六国早期的胡汉分治不同，十六国早期以单于台制度为代表的胡汉分治更多的是以人为分类对象，而辽代的南北院制度则更多以统治地域为分类对象，即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统治，其所注重的不是个体的胡人与汉人，而是更为整体的契丹与汉地。

一个能说明这种多元统治形式的典型例子是辽代的【捺钵】制度，所谓捺钵可理解为行在，但与汉族王朝的行在仅作为临时住所不同，辽代的捺钵本身就是国家议事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夏季和冬季捺钵，辽代皇帝均【与北南臣僚会议国事】，这种捺钵-南京并行的政治设计与清代的北京-承德政治设计十分近似，在清代承德进一步特化为处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特定场所，这种行政场所的不同实际上折射出清帝国身份认同的多元性。

清代统治的多元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最常被提起的是清代皇帝的多种身份，柯娇燕以乾隆为例，认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但是就像沈卫荣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清代皇帝的多种面孔并不是清代或是内亚性的独特之处，明代皇帝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的扮演文殊菩萨，而更早的“圣人可汗”“天可汗”也暗含了皇帝身份的多元性。

实际上最能体现清代统治多元性的仍然是其类似于辽代辽代南北院的国家建构模式，清代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于西南部地区，清代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在当地推行汉化政策，使其成为内地的一部分，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他们则采取了与传统汉族王朝不同的统治策略，清代统治者将其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风俗建立行政体制，并通过在朝中设置理藩院统领外藩各部，由此形成复合化的国家建构体制，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其策略可概括为，一方面允许边疆地方长官享有一定行政自治权，并充分尊重其宗教风俗，但是另一方面对其长官人员握有任命权，并直接在边疆驻军维持统治。

这里分别以蒙古、新疆、西藏对清代统治的多元性进行说明，清代在蒙古施行了札萨克制，将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而所谓的札萨克就是旗长，本质上就是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而在新疆南部则采取了伯克制，对当地的行政官员划分出三品到七品的官秩，将新疆社会原有的官僚体制与清代的官僚体制进行结合到一起，实现了【齐其政而不宜其宜】的效果，同时禁止穆斯林色彩的阿訇干预行政，这与西藏、蒙古喇嘛教势力的强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中央层面，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相同，康熙指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内设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柔远司和徕远司，札萨克与柏克均受理藩院同一管辖，其管理范畴涉及到旗界、封爵、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各项事宜，先后制定了《钦定蒙古律例》《钦定理藩院例则》《钦定回疆条例》，使帝国的统治深入到内亚藩部，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朝对于西藏的管理更具特色。在西藏，地方行政拥有更大自主权，既未划分行政区也不由理藩院掌控，设立驻藏大臣管理地方政府，在拉萨永久驻军，并有权监督达赖喇嘛与班禅的转世灵童，从皇太极开始清朝便认识到喇嘛教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以“护法之主”的身份对其庇护，以连接西藏、蒙古、满洲，另一方面鼓励其他藏传佛教发展，以削弱其影响力，这也是准噶尔侵犯喀尔喀蒙古的原因之一，其之所以归顺清朝原因之一便在于：“北方名俄罗斯之黄契丹可汗之朝，虽云康平大国，而佛法未兴，衣襟左向，不可与之。南方黑契丹可汗之朝，平安康泰，且佛法流通，故前往归附满洲大可汗，佛法振兴，仓廪丰盈，恩赐礼仪并举，遂想康乐安宁。”甚至噶尔丹在与康熙交战时也强调：“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然而清朝对于喇嘛教的态度仍然是实用主义的，在边疆稳固后便转而采取限制措施。

对于清代统治多元性的理解，仍应当建立在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对比中，具体而言，清代的这种复合性国家建构模式并非清代统治者的个人创造，而是元清征服王朝的内亚资源对传统天下观念的革新。在传统汉族王朝的观念中，天下是一个按照文化高低不同，由华夏-蛮夷构成的同心圆，其中作为华夏的农耕地区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区，而对于华夏之外的蛮夷，传统汉族王朝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适于农耕的西南地区，帝国在此推行改土归流，使其变为华夏的一部分，对于与华夏风俗近似的朝鲜、越南等地，通过册封使其成为朝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风俗大异的内亚边疆地区，传统汉族王朝则满足于施行羁縻的间接统治，总体而言，传统汉族的国家建构模式是以华夏或类华夏区域为核心的，蒙古、新疆等内亚地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华夏区域是有限的，能够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同样是有限的，这就决定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华夏帝国的总体疆域也是有限，王明珂与胡鸿均认为，按照传统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念，华夏帝国在汉武帝时期便基本达到了地理上的极限，胡鸿更进一步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清代复合性的建构模式，实质上正是对传统同天下观念的革新。在传统天下观念中，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早在汉代，韩安国反对用兵匈奴的理由就在于【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甚至到了乾隆征伐准噶尔的时代，仍有大臣以【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为由反对。换句话说，传统汉族王朝对于内亚的轻视，不仅是实然层面是否可行，更是在应然层面上认为其不值得统治，实质是内亚不符合华夏农耕文明的需要。但是对于元清复合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也就未将版图局限于华夏或类华夏的农耕区域，而是将内亚置于与汉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与此同时，对于天下观念的革新并不意味对于天下观念的放弃，而是将这一新的改变纳入天下框架之中，雍正认为：“自窝巢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乾隆也认为：“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在此清朝皇帝一方面强调自身在边疆战略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并不否认“中国”“中夏”概念本身，基于这种宏观视野，元清征服王朝将广袤的内亚地区纳入到版图之中，并在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开始之前，进一步巩固了朴素的“中国认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如果就边疆政策进行进一步比较的话，汉唐时代的羁縻政策主要是依靠国与国之间的力量角逐，而非在基层建立有效的统治，因为在基层的行政环节缺乏根基，羁縻政策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帝国能够从边疆获取的赋税、兵源都是十分有限的，第二这种统治是非常不稳定的，这点在汉代对西域的经略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而清代统治与汉唐时代的羁縻政策的不同除了这里提到的基层行政以外还有两点值得强调，一个是理藩院的设置，这种专门处理藩部事宜的机构是汉唐时代没有，唯一的渊源是元代的宣政司，这恰恰说明汉族王朝与征服王朝对边疆的态度不同，此外汉唐时代边疆地区都是依习惯法统治，直到清代才真正出现了边疆的特殊立法，这也体现出清代边疆统治的深入，总而言之，汉唐时代的都护府只是汉地的附庸，但是在清代边疆与内地同等重要

这两种天下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天下观的变体，比如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提出【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将朝鲜、越南、缅甸等类华夏区域置于蒙古、新疆等内亚区域之上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传统天下观中文化层级的影响，在邹容在《革命军》中的观点则更能代表十八省建国的依据：【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

而主张五族大同者，往往都是维护清室的立宪派，其典型如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强调：“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部以对于国外之诸部是也……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杨度1907年在《金铁主义说》中认为：“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二者之间的联系从侧面表明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复合帝国体系的遗产

当然，上述所称清代的复合性统治形式是一种整体上的论述，不同的统治者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即汉化论，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复合体制，即多元论，二者最为典型的分别是雍正与乾隆，二者的差别就直接表现在对于《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中。

《大义觉迷录》原文在第一部分雍正便首先强调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雍正具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在这里雍正突出强调了清代之“德”，这显然蕴含了很强烈的儒家仁政思想，而针对曾静所指出的华夷的问题，又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并且引用韩愈对于华夷之辨的主张，【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可见其对于传统夷夏观念的认同。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对于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讨论而言，雍正时代恰恰是清代改土归流投入最多的时代，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汉化论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汉化论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论特点，着重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尤其突出的是乾隆强调维持满洲特色，比如他曾多次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此外虽然他不认可辽金的正统地位，但是【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又鲜明了表现出乾隆延续自蒙古-满洲体系的身份认同，柯娇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乾隆强调【恢复】满洲，但是实际上正是他【创造】了满洲。除此之外，针对佛教地区，乾隆还自唐太宗、忽必烈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身份，如果说雍正是一个优秀的“中原”皇帝的话，乾隆对自身的定位更接近于皇帝、可汗、文殊菩萨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天下”的统治者，他似乎乐于在子民面前“扮演”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复合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二者都是在清代复合统治框架下做出的调整，本质都属于复合统治的一部分，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不然也不会尊宋朝为正统，更不会有效中原超过半个世纪，这一分野本身也只是程度的不同，只是父子二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的极为明显。虽然乾隆反复强调满洲特色，但实际上他的目的从来不是全盘满化，而是在满洲日益汉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满洲的独特性，进一步维持多元统治，避免全面汉化，因为两种倾向的前提都是多元统治，只是在具体比重上存在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汉化论与多元论的差别，实际上与汉代【霸道】和【王道】的争论并无分别，只是统治方略上的差别，不能上升到认同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万年曾发布锅一篇《喇嘛说》的学究式圣谕，一方面极力炫耀自身对藏传佛教的精通，另一方面却又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仅在于【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总而言之，在乾隆看来，无论是满洲特色、汉文化还是藏传佛教，都只是贯彻统治的工具罢了，而他本人则是熟练运用这些工具实行统治的天下守护者。

最后，很多人承认元清在疆域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但是却将其简单的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而其隐含的真实意义则是本质上二者仍是野蛮的民族，但是实际上，如上所述，元清在疆域上的扩展，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而对近现代中华民族构建而言，清代的天下观念无疑比传统汉族的夷夏观作用更为正面，新中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去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我看来，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是反复提起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陈词滥调，而是不再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异类，认真发现、正视少数民族为中国历史带来的积极因素，“胡”不仅不是妨碍清代统治的消极因素，反而可能为近代历史留下宝贵的遗产。

我曾以为他大青果的奠基人是努尔哈赤，实际上大青果的奠基人是皇太极。

我曾经以为他大清用什么骑马射箭打不过西夷，实际上他大清很重视火枪火炮，但仍旧打不过西夷。

我曾经以为康乾盛世真的就是盛世，实际上它叫雍正之治。真正厉害的是中间的那个007勤政皇帝。实际上乾隆时期出现了多次数千万人饿死的饥荒。

我曾经以为清朝在1840年突然被踹开国门，实际上西夷一直在踹国门，只是西夷一直没踹开，反而踹得脚直疼。然后在1840年之后才踹开。

我曾经以为清朝对外一无所知，实际上清朝跟法国波旁王朝关系很好。康熙皇帝与莱布尼茨有过书信交流，雍正得到西方的信息时间差只有几个月，乾隆一边自己扩张领土，一遍玩双标，骂沙俄欺负波兰。然而他们选择了愚民政策，科学技术西方信息只能皇帝一个人拥有。

曾经我以为李中堂卖国贼一个，后来以为他鞠躬尽瘁国之将倾只能裱糊匠背锅。再后来发现，他只是单纯的菜，单纯在维护他自己的地主利益而已，还什么维护满清的利益？说他给满清政权裱糊都是高看他。同时期的左宗棠能收复新疆平叛阿古柏，冯子材能逆势打出镇南关大捷，逼得法国总理茹费里辞职。这些人做得比他强太多。

还是李中堂，就不要说什么东方的俾斯麦了，连给人家提鞋都配不上。怎么丢的琉球，怎么没达成英清同盟而导致英日同盟，怎么没达成德美清同盟，怎么放任的日本崛起，怎么不听英国海军顾问去压制日本，怎么在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被动，怎么让日本任意在马关条约上讹诈，都是出自他的无能，最主要是不作为。你看人家俾斯麦，普鲁士在英，法，奥匈，沙俄这四个大国眼皮底下统一的德意志。人家的外交怎么玩的，你李中堂的外交怎么玩的。你就让山高县穿越回去，用山高县他老人家的原话，早些年直接八大远东京湾骑脸就完事了，哪来的甲午战争。

我曾经以为清朝的旗人剥削阶级像铁一样牢实，我后来才知道清末旗人大都支持辛亥革命，共同推翻了清政府。

我曾经听信了某些人说的辽东人都是二臣人，中原西北地区的人都是奋臂螳螂，就某些地方的人才是人上人。实际上辽东在生抗二十多年扛不住，然后入关后清朝打得特别的顺。

我曾经听信了某些大儒或精神大儒说的清朝毁了他们的烟雨XX，实际上他们在明末一边给自己免税一遍从西北征粮饷。等清朝入关之后他们是主动留辫子的，然后被清朝当狗一样杀。

我曾经觉得文人大儒被清朝杀得很惨，我现在觉得哭庙案看得很爽，反倒是平民百姓被大儒当了肉垫。

我曾经以为像网上说的，清朝被推翻了，好日子就来了。实际上这句话被隐藏了主语，全句是文人地主的好日子来了，平民百姓该什么样什么样。饿殍还是饿殍，活尸还是活尸。我们对前朝以及余孽太过于仁慈。

我曾经以为清朝一直很不堪，实际上它一样不堪。但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察觉到了大规模黑清朝和大规模黑东北是同一时间带起来的，绝对不是巧合。而且我知道黑子的来源是哪，他们喜欢吹哪个朝代，他们拼命的洗白哪个朝代。越往某个“不能说的方位”方向，这种倾向越强。反而，越往刚才的“相反的方向”，这种倾向越弱。

多说一些吧。我是沈阳人，在知乎上自称盛京浪人。其实不管沈州也好，盛京也好，奉天也好，沈阳也好，它都是我家。它是东方的鲁尔区，共和国的发动机。不是某些“崇尚小家子气的人”眼中的罪业之都。

曾经认为清朝只猜忌汉人，后来才知道爱新觉罗家族不但猜忌汉人，更猜忌满人。

众所周知，清朝八旗制度本身具有很鲜明贵族政治特点，而贵族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父子相继”，但是清朝八旗子弟很难“富贵过三代”。

清朝历代皇帝对于八旗望族打压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清朝对八旗子弟的打压不是肉体消灭形势，而是巧妙利用八旗制度特点来削弱这些八旗望族的力量。

利用八旗天生军人身份，强行让这些八旗望族子弟“由文改武”。

比如雍正帝时期的权臣鄂尔泰，雍正朝鄂尔泰真的是权倾朝野，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大鳄。

但是也正因为鄂尔泰家族显赫遭了乾隆帝的忌讳，他先利用“文字狱”让最能继承鄂尔泰政治遗产的侄子，江西巡抚鄂昌自尽。

然后又强行任命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为定西将军，出兵西北；要知道鄂容安是满人中难得的文进士，做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当过河南山东巡抚的人，是一个标准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根据《清史稿》记载，鄂容安兵败自尽时连自刎都是由部下代劳的。

另一个例子是尹继善，看过《雍正王朝》何其《乾隆王朝》的人一定对尹继善不陌生，他本人是乾隆朝重臣，担任了两江总督二十多年。

他的嫡长子举人出身，应该说在尹继善儿子里最像尹继善的，但是一生官止布政使。

弟弟尹庆桂虽然后来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是他其实一直是担任武职。

总而言之，爱新觉罗家族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八旗家族在政治领域获得长久的影响力的，父亲在政坛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么好，儿子就一律从军，几十年下来人事更迭，上一辈积攒的影响力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还有，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唯一以“拥兵自重”被处死的二品高官是满人胜保。

胜保之死原因有很多，但毫无疑问，胜保作为满人，企图“拥兵自重”无疑是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高压线。

其实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各部“拥兵自重”、“阳奉阴违”事情多了，曾国藩在江西时不就多次对清廷要求他救援南昌的命令阳奉阴违？

沈葆桢还为此专门弹劾过曾国藩，可爱新觉罗家族对待满人和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我曾以为清代的散州也会有属县，就像明代的布政司——府——州——县这种情况。

后来承蒙 @王扩廊 同学指教，才知道清代的散州是不辖县的。所以清代区划齐整的多，要么布政司——府——县，要么布政司——府——散州，要么布政司——直隶州——县。

所以，《明史》上曰的“属州比县，直隶州比府”其实更适合清代州的总结。

一直以为满清是认同中国的朝代，是满汉不分，以全中国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政府。

直到有一天琢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忽然感悟到原来慈禧这帮人没把中华当自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