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明知道自己要背上千古骂名，而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第1页

一、烈士情结：跨越心理障碍的麻醉剂

1944年胡适得知汪的死讯后，在给高宗武的信中是这么说的：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这一点，从他的诗词作品中也也能看出来：

“烈士心理”、“精卫情结”，虽然可能会让人觉得有洗地之嫌，但是确实把汪的心态剖析的很好。

胡适那段话后面也说了：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显然胡适这里对汪的行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不过这种程度的否定还不够。汪精卫心里确实一直存在这种“烈士”“牺牲”的心态，但要说他就是基于这种心态而做出“曲线救国”的决定，逻辑上看起来说得通，却不符合事实，也即他在投日前后的种种表现。

“曲线救国”与其说是他的目的，不如说是他的借口。只不过这个借口，不仅是用来忽悠别人的，更是用来欺骗自己的——说的好听点，是还没有完全丢掉廉耻之心，说的难听点，就是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在有些“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人眼里，“千古骂名”“千夫所指”，就跟挠痒痒一样完全不值得一提。应该说，骨子里摆不脱文人气质的汪并不属于这种人，这个时候，他的这种心态就发挥作用了：借着“自我牺牲的幻觉所带来的庄严与崇高感”（李志毓：

），他成功的跨越了这个心理障碍，甚至可以说将阻力变成了助力，而在他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之后，这也是他自我安慰、自我麻醉的工具。

做个对比的话，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二、另立中央：患得患失的投机

汪精卫最初的动机，其实就是两个字：争权。

虽然前面说汪“有文人气质”，但归根结底他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他（这个二号偏偏还是有名无实的那种，只有党内职务而无行政职务——据龚德柏回忆说，汪在接受副总裁演说时，脸色极为难看，可想其愤慨不平的心情），当然不可能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对权力无欲无求。

应该说，早年的汪，确实不脱书生意气。民国成立后，身负巨大政治声望的汪，坚决推辞各方的要职相邀，加入了主张“不做官吏（包括议员）”的进德会，推崇无政府主义，寄希望于通过教育、舆论宣传来解决社会问题。然而这种想法在当时注定是不现实的。所以他最终还是重返政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该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

但纵观汪的政治生涯，他又远远称不上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任人唯亲、感情用事，优柔寡断。这恐怕也是他在历次斗争中屡屡失意的重要原因。李宗仁说他“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胡汉民说“汪先生是个最无主张的人”，连周佛海都说“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

这次的“和平运动”，也是如此。汪精卫诚然是主和派，但他真正参与和谈，却是在得知日本方面提出要他出马“主持和平”（1938.7）之后的事情了。而此时日方对“另立新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谓“主持和平”更多的是希望以汪为沟通的桥梁。

其实，近卫根本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梦想过，在当时建立一个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近卫倒是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使日本得以跟中国谈判……况且，鉴于华北与华中的新政权都无啥进展，要谈建立另一个新政权，对于近卫来说实在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风见章《近卫内阁》）

汪精卫后来也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是为了反蒋夺权，而是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呼吁和谈。但是在实际谈判中，“中国方面”却“相当强调需要以军事行动去支持汪的和平运动，这是使之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的非占领区同重庆当局对峙的政府的第一步”——这种依靠地方军阀的支持另立中央的行为，与汪精卫当年的多次反蒋斗争（可以参考苏凯的回答）可谓是如出一辙，无非是多了日方的支持。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运动，不如说是又一次的反蒋运动。

热衷权力或许无可厚非，但像汪精卫这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可以辩护的理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勾结外敌谋求私利，实在不能原谅。而“彻底轰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P304）这种要求，更是毫无人性可言，居然还有人说他“救民于水火”，真是颠倒黑白，无耻之至。

好笑的是，汪的优柔寡断也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很明显，多次犹疑不决，甚至出现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谁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被骂汉奸？他自己都骂过。多亏有一位“贤内助”的大力支持，不然这条路他恐怕还走不下去。

这种犹豫和被动也可以说明，一方面，他并非是一个时刻以卖国为己任的精神日本人，另一方面，他更不是其自我YY、历史发明家极力渲染的那种苦心孤诣、忍辱负重，不为人民所理解的悲情英雄——他根本就不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曲线救国”，而是在失意、犹豫的状态下受到名利、权位的诱惑，以赌徒的心态走上了卖国投机之路。

三、叛国投日：孤注一掷的堕落

卖国投机固然可耻，但也应该承认，汪最初并没有投日的打算。事实上直到他出逃河内、发表艳电之后(1938.12），都还是有回头的机会的。这时候重庆还在试图与他沟通，社会各界也没有把他一棒子打死。同时由于日方的反应远低于预期（近卫文麿直接辞职走人），国内地方军阀等势力也并没有响应他，失意的汪在身边人的劝说下，已经准备动身去欧洲了，连护照都准备好了——与那些跑去当寓公的下野政客没什么区别——但是曾仲鸣的被刺（1939.3）改变了汪的人生轨迹。

曾仲鸣是汪的秘书和多年挚友。他的被刺，有人认为是误中副车，也有人认为是对汪的警告，总之，曾的死使得汪“突然改变安排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几天前还似乎不愿实行的计划”，“似乎是他的伤感意识和个人愤怒压倒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不仅报复性的披露了之前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和谈的会议记录，之后更是不顾劝阻，在日本人的接应下前往上海（1939.5）。这“标志着汪记运动的“无罪时期”的结束。”在我看来，曾的死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但也能说明此前汪并不坚定，无论如何，这最致命的一步，确确实实是汪主动踏出去的。而那个本来就不怎么光明正大的初心，也已经彻底喂了狗。

回不了头的他，反而似乎更加积极主动了。

在与板垣征四郎的谈判（1939.6）中，汪就已经放弃了他之前主张的“一个政府一个党”，承认（在将来的伪政权中）华北实质上自治地位，并且允许党外人士担任政府职务（日本为了“大东亚共荣”的门面，还是要讲究一点“民主化”的，否则，汪的大权独揽，恐怕还要更甚于

的答案中所描述的情形）。

当然，汪对此并不满意，他试图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进行交涉，但是这两人在日军中各有靠山，显然并不愿意屈居汪之下。汪又把主意打到了他的老家广东上面（1938.8），他找上了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后来的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试图在广东成立一个华南自治政府。他在广州发表演讲，通过批评广州会战时国军的表现来否定抗战，许诺“广东一定要交还给广东人”，但由于得不到张发奎的回应，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所以某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说汪“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未免太过搞笑。真正主导这一切的是日本人。随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因诺门坎之败）被解除职务（1939.9），日本陆军改变了以往“分治合作”的政策，参谋本部宣布，解散华北、华中陆军指挥机关，代之以一个统一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这才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伪政权得以建立的真正原因。

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日方“主和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有限了，汪必须面对更苛刻的条件：

• 设立政治、财政“顾问”（包括省级政府）
• “合营企业”无偿占股（49%或55%）
• 煤铁资源优先使用权（华北以外地区资源的使用应考虑中国的需要）
• 以反共的名义在“各要地”驻军、允许日本使用军用票
• 承认“满洲国”，维持华北，蒙疆、上海“大道市政府”的半独立地位，将厦门作为台湾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将海南岛划为日方的海军基地

如果说这都不是卖国，那“卖国”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尽管汪及其下属确实有“据理力争”，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充其量“只是在有关措辞或程序问题上略有所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实力，比如驻军，日本方面的理由就是“汪不能号召军队，日本乃不得不承担起比去年所设想的更多的责任来”。

事实上，即便是这些不多的谈判“胜利”，恐怕都没有汪本人什么事，他反倒是承担了说服别人的任务。在海南岛的问题上，陈公博与日本海军代表争执不下，谈判就要破裂的时候，是汪出面使陈让步的，连恰逢其会的日本翻译家小畑薰良都说“汪精卫总是在关键地方过于让步”。

从被动到主动，若说汪是急于卖国，那倒也不至于，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急于求成”。高宗武是这么说的：“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没有人会了解他，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有权力——虽然空的路”。其实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罢了。他不能容忍自己在赔上了名誉之后一无所有，所以尽管伪政权已经完全不同于他最初的设想，他仍然想把这个果实结出来——赌徒总是这样，越陷越深。

四、曲线救国：无视变质过程的辩护

无论怎么称呼汪的行为，都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目的与性质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跨过“千古骂名”或者“民族大义”这个心理障碍之后就一步到位的。无视这种变化过程的辩护，实际上是在抹黑，而针对汪的批评，也不应该一概而论。

绝大多数的辩护者都只看到了结果——南京汪伪政权，其辩护也是由此展开：“日本不可战胜”，“抵抗必然亡国”，汪是在“曲线救国”，是为了让中国免于被日本彻底灭亡的命运；或者说他为了拯救沦陷区的人民，甚至是“收复失地”。

这些谬论并不难反驳。《论持久战》一文已将“亡国论”批驳的体无完肤，事实也证明了这种论调的可笑。而所谓“汪精卫没有出卖一寸国土”和“收复失地”，只要分清楚主权、治权和军事占领权，就知道国军丢掉的不过是后者，而前两者是汪精卫们送出去的。至于“拯救百姓”，沦陷区的奴化教育、经济掠夺、强制劳动分分钟教你做人，更不用说臭名昭著的76号了。

但是面对这一点批评，有人还会用“出发点是好的”来为汪辩护，比如说尽管事实上抗战坚持了到了胜利，但汪的行为也是为中国留了一条后路，又或者说不是汪精卫不尽力争取权利，保护人民，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对此，没有比汪本人的言行更合适的打脸材料了。

汪在开始与日本方面接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什么救国，留后路，而是打的“取蒋而代之”的主意，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他自己也不认为中国要亡。在抗日初期，他的确和很多人一样对抗战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但也曾对几场大的会战寄予厚望，武汉会战后更是说“使敌力疲智尽,则大局必可好转”（《汪兆铭电蒋中正》），出逃到河内的时候还说“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已经证明了我们中国是不可以灭亡”（民国二十八年1月30日答记者问，《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甚至在遗嘱里都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

事实上，如果说《论持久战》发表的时候，别人没有老毛那样的战略远光，对此还心怀疑虑的话，那么到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都向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了，这种时候还信什么“抵抗亡国”那就是脑子有坑了。汪固然一直反对不要命的抗战，主张和谈，但他也明白，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才是谈判能够开启的前提。（很多批评汪的言论，在我看来也过度强调了所谓“恐日”或者“媚日”。）

当然，汪精卫的信心是有限的，相信不会亡国和相信能够战胜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要说他是“救民”，好像也说得通，但是，一个能向日军提出“彻底轰炸重庆”这种要求的人，说他“救民于水火”，骗三岁小孩呢？

实际上，汪精卫确实用“救国”为自己辩护过，但是这个救国完全不同于很多人现在的理解。汪伪政权的口号中，“救国”两个字前面是什么呢？是反共。

五、“反共救国”：形式大于内容的口号

有一种意见（@赵真及所引冯学荣的文章），认为反共是汪叛国投敌的重要动机，但是我认为，这个因素恐怕还是得归结到“争权”上面去。

首先该答案有一点说的对：汪的所谓“救国”，并不是要“挽救即将被日本完全消灭的中国”，而是“挽救即将被赤化的中国”。那些拿救国给汪洗白的，先掂量掂量要不要为了反共不顾一切。

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意大利，乃至西班牙，其法西斯政权都是打着“反共”的口号上台的。不过，德国共产党火烧国会，日本共产党谋刺天皇，不管事情多假，起码是个拿的出手的借口，而汪精卫的理由竟然是中共鼓吹抗日，破坏“共荣”，连苏联的援助也完全是阴谋——这斯德哥尔摩症状真是没救了。（顺便我还想提醒一点，如果你认同汪的理由，那就不要说什么中共消极抗日了——按照汪的说法，国民党的抗日，那都是共党蛊惑指使的啊。）

当然无论如何，汪精卫反共是真。问题是，他汪精卫反共，人蒋介石就不反共吗？国民党别的大佬不反共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叛国投敌，难道他们反共之心都不够坚决，目光不够远大？别逗了，论起反共，汪这个半路出家的二五仔算老几？

蒋介石们并非不知道中共会借机发展壮大，但是在这个民族意识全面觉醒的时候，如果不高举抗日大旗，那就是把民心拱手让给中共，只会让中共发展的更快，而坚持下去，如果抗战成功，那么蒋和国民政府将成为民族英雄，获得空前的声望。七年后的1945年，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于国民党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就被打到台湾一隅之地，只能说是自己作死。

事实上汪的叛逃，对国民党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自己还公布了国民党内部关于和谈的会议记录，而伪政权成立之后尽管没有与重庆正面交战，但毫无疑问仍然分散了国民党很大一部分力量，种种行为，说他是中共派来折腾国民党的内奸我觉得可信度还要更大一些呢。

他说中共高喊抗日口号不是为了真抗日，而是为了夺权，这样的逻辑回敬给他恐怕更适合，他之所以要如此高调的反共，正是为了在蒋介石不敢公开反共的时候最大程度的拉拢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同时也可以得到日方的肯定。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口号。

六、和谈：注定行不通的幻想

我并不认为和谈就等同于投降或者卖国，但是首先要明确一点，把汪后来的卖国条约和傀儡政权称之为“和平运动”简直是对“和平”俩字的侮辱。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声音从来都不小，前有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计划，后有宇垣一成VS孔祥熙的谈判，甚至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后，仍然有桐计划、钱计划等秘密议和。

所以，他想推动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必要叛逃或者另立中央，而应该留在重庆凭借他的声望去奔走呼号。而且，叛逃乃至成立傀儡政权，绝非实现和谈的最好方式，近卫文麿只是希望汪“作为居间的调解人”，而冈村宁次甚至认为汪的傀儡政权可能是东京与重庆进行和谈的最大障碍。对重庆方面来说，汪的叛逃也是对主和派声望的巨大打击。

而即便是在叛逃之前，他也是更多的关心另立新政权的计划，对和谈并没有多少贡献，反倒更像是一尊中途被请出来的吉祥物，既不参与具体的联络和谈判，也没看到他做出什么大方向的指示，反倒是需要周佛海等人不断的打气。

作为对比，我想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前面几次提到的高宗武。正是他最先积极奔走联络日方，试图打开和谈的通道，并带回了日本人“以汪代蒋”的建议，把汪拉下了水；但也是他一再劝阻汪前往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并在伪政权成立的前夕，与陶希圣一起逃到香港，将“日汪密约”公之于众，给汪伪政权以重大打击，最后“事了拂衣去”，拒绝了重庆政府的邀请，从此隐居美国。

有人说他是“双面间谍”，这种说法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从留学归国的日本通、政策专家，到30岁的外交部司长、对日外交的功臣和负责人，年轻气盛的高宗武实际上一直有一种苏秦张仪式的建功立业的思想，并不热衷于仕途，只想在外交上一展拳脚，狂言要“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我不认同他的理念，但观其所作所为，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真心谋求和谈的，而对于汪，我实在看不出他有这种坚定的信念。

总而言之，即便从“和谈”的角度来讲，汪精卫的贡献也可以说——是负的。

最后，我想单纯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下和谈的可能性。如果抛开蒋、汪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忽略“不识时务鼓吹抗战”的中共，假设全国上下一致决定和谈，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真的的实现和平，减少牺牲吗？

答案是否定的。

汪精卫在遗嘱中是这么说的：

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

——所以你明知道没用，还去“和谈”个什么劲呢？

其实无论是牵线搭桥的松本重治、西义显，还是直接负责此事的影佐祯昭、犬养健、今井武夫，甚至是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大人物，放到日本国内来说，都已经算得上“热爱和平”的了（准确的来说是“不扩大派”），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否则就根本不会有七七事变，更不会有抗日战争了。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乃至整个日本，比汪精卫更早的踏上了不归路，更难以回头。

鉴于日军“下克上”“暴走”的传统，即便能够顺利达成和平协议，能不能得到遵守也是个问题，更何况连谈判都谈不拢呢？而谈不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太贪心、太要面子。

本来，日强中弱，对日方来说，到嘴的肥肉不愿意吐出来也很正常，不过至少可以换个吃法，给对方留点面子。但是在实际谈判中，反而是日方更在意“名分”“面子”“国体”，执着于要求中方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这是不给国民政府留一点脸面啊。

撤军与驻军，是谈判中的另一个焦点。重光堂密约中日方承诺两年内从关内撤军，但是同时得到了在内蒙等地保留“防共驻军”的权利。其实在我看来，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开了驻军这个口子，后面恐怕就由不得中国了。然而日本人不这么想。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直接跑到首相办公室隔壁，公然宣布他将“坚决拒绝承认如此丢脸的声明”。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并不是说要和国民政府停战，而是“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个声明可以说几乎完全摧毁了和谈的基础。日军最初在战场上进展顺利，不屑于和国民政府谈判也就罢了，到了后来不得不寄希望于谈判的时候，却还要坚持这一点，为此不得不找上汪精卫作为代表，结果自然不用说了。

归根结底，日本想要的不是“和谈”，而是“投降”。如果能少死几个人就拿下中国。他们应该是乐意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为此做出一丁点让步。 跟这种“一往无前”的无脑疯子，有什么和谈的可能呢？

以上都是建立在“全国上下一致决定和谈”的前提下的。但是，当时中国之所以大而弱，无非就是人心不齐，一盘散沙。如果真的能做到举国同心，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力量，又何必去屈膝求和呢？说到底，有些人还是不相信人民的力量，甚至害怕人民的力量。事实证明，他们错的很离谱。

首先，题主犯了很多基本错误，这是不仔细看历史，闭着眼睛想当然的结果。

不是日本作死去袭击珍珠岛，所以日本才输的。日本是不得不去袭击美国的，因为日本在中国作战已经花掉了自己的所有外汇，没钱买美国人的武器和石油了，所以它南下动了东南亚，这是美国的g点，于是它对日本进行了禁运，提出的条件是：日本必须退回到1937年7月以前，否则不给日本一滴油，一根钉子。一旦日本没有物资，连日本占领区都没办法“管理”了。所以日本才想到彻底占领东南亚攻打美国的。如果日本不打，那么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中国人不投降，把日本拖入战略困境，日本就得干美国，让美国人给它物资，它得赌美国人会认怂。日本人不是主动作死，它也很绝望啊，谁让当时中国的主流老百姓不是题主这种人，抗日在当时是政治正确。

第二，在淞沪会战之前的确存在一种“低调俱乐部”，这里的成员包括胡适，他们不是投降派，只是对中国自己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就是认为日本不能打，一打中国就得亡国。但是打完了淞沪会战，胡适也开始了积极抗日，因为中国的战力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

第三，汪精卫这个人有点复杂，但是肯定没有题主想得那么“伟大”。他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有权利欲，但是没有政治能力；没有一定的政治主见，又容易感情用事，而且为人容易妥协。 他一开始刺杀摄政王就是一时冲动之举，一个真正有政治理想的人也许会搞暗杀，但是不可能亲自动手。他行为的模式经常是这样的：谋求某种大位，但是能力不足被打败，然后撂挑子不干了去法国喂鸽子，然后野心萌动又回国。1912-1937期间，这个人去法国就是6次。六次啊！你tmd的是政治家还是演员。

他一辈子各种下野各种出国，说白了，这个人在政治上就是个脓包。他原本是国民党二号人物（孙中山之后），结果被后起之秀蒋介石给打败了。中间汪精卫的地位已经滑落得很厉害了，他能当上38年的副总裁是因为蒋介石说我和汪是一体的，要我就得要他，所以他才能当成副总裁，否则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他来做，戴季陶就反对他当副总裁。说他在变成汉奸前实际上处于人生低谷也不为过了，他的人生是少年辉煌，然后一直走下坡路。

第四，他变成“汉奸”是一步一步，本质上他错误判断了日本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有两个派别，日本那边就是扩大派（陆军马鹿）和不扩大派（石原莞尔那批人）。后者认为中国是吃不下的。中国的两派没有投降派，只是策略的不同。在现实政治中任何国家都有两派，甚至三派，只是强弱的区别。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不能笼统地说日本“怎么这么想”。汪精卫的错误在于高估了日本不扩大派的能力，认为它们能做主。蒋介石很聪明，他知道日本因为“以下克上”，和日本任何的“和平”协议都会被扩大派撕毁，所以谈了也没用。实际上，中日曾经有一个“陶德曼协议”，这个是在日本打下上海之前的协议，这就是日本不扩大派给出的一个撤军的条件，条件如下:

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

蒋介石不接受，他说日本必须首先退回到37年之前。结果日本打下上海后就说这个协议不算了，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这个显然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的。对了，这个协议被披露后国际同情中国，中国的国际环境好多了。

第五，日本不扩大派和中国的高宗武谈出了一个“重光堂密约“，这个密约对汪精卫太有吸引力了，第一这个协议同意撤军，第二这个协议要求“国民政府改组”，换句话说，汪精卫终于tmd能当一把手了。日本那边也同意，只要汪同意，这个一把手的位置就是他的。这个，才是汪精卫最大的动机。汪精卫脑海中的计划是这样的，汪精卫成立一个新国民政府，日本宣布密约，然后汪宣布这是他谈判的结果。然后他和日本人唱双簧，那么他就带来和平的伟大领导人。 汪于是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结果这个计划每一步都错了。首先，汪和日本人说好他12月8号出走重庆去昆明等日本人发申明，结果蒋介石7号回来，他就怕了，于是拖了半个月才走。这个导致日本人开始怀疑汪的诚意，后面日本人改了协议。他到了昆明后找到了龙云，龙云搞了一个盛大的party欢迎他，彻底让汪的秘密之旅曝光。他和龙云秘密地谈了自己的计划，建立一个西南地方政府和日本唱双簧，结果龙云没有答应。然后汪就怕了，他马上飞去越南河内。12月23日日本人发了一个声明，也就是著名的近卫第三次声明。

(1)善邻友好(2)共同防共(3)经济提携。并称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记住，没有提什么时候撤军。重光堂协议说的是“两年后”撤军，没有这个，那这就不是和平声明，而是和平占领。汪这个时候犯了一个大错，他发了一个电报（38年12月30日的艳电），委婉地认为这个协议不错，可以谈。这个行动就是政治家的“测试水温”，就是想看看中国的“和平”力量有多大。结果呢？被全世界华人（不分左右报纸）骂了个狗血喷头，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背上了千古骂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能被全中国一起唾弃的事情除了这个就是袁世凯称帝了。连汪精卫自己的嫡系都反对他，然后国民党元旦开会永久开除其党籍。著名地海外华人陈嘉庚上书认为必须通缉和枪毙汪精卫。为什么我说汪精卫没有政治头脑？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他作为国家二把手居然不知道国内的舆论大势，简直是傻逼。然后汪精卫派高宗武去日本摸底，高去了日本，发现日本没人可以主持和谈大局。所以高知道和平计划失败了，他回越南的时候病了，在香港养病，然后写信给汪，劝他别走这条路。汪这个时候其实决定的是出逃法国。他之所以没那么做是因为一次暗杀。这次暗杀把汪的一个好朋友加秘书给干掉了，这个人是负责安排去法国的人。这件事刺激了汪，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客观来讲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和日本和谈，因为第一、日本没有和谈的能力和诚意。第二、中国任何政治领导人不抗日就失去了合法性。所以题主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成立，没有“和平”的可能性，哪来为民族背负骂名呢？

里面的资料主要来源如下：

1《真实的汪精卫》（结论和本文相反，但是有些材料还是可信的）

2《一寸河山一寸血》（很好看）

3《抗日战争的细节》（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