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会出现一部多尚书及添设左右侍郎的情况？ 第1页

首先纠正题主一个观点，这种现象绝非明末独有，明代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出现一部多尚书、侍郎的局面，具体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逐步发达的官僚机构需要具备将官和差遣分离的能力。

下面开始正文：

明代一部多尚书、多侍郎的现象其实很常见，仅以《明宪宗实录》来说，就有许多例子：

卷二十六，成化二年二月庚子条：

礼部尚书姚夔奏：三月初一日殿试贡士，合请读卷并执事官。上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兵部尚书王复，刑部尚书陆瑜，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通政使司通政使张文质，大理寺卿王概，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翰林院学士柯潜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

此处可见，姚夔为礼部尚书，陈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复为兵部尚书，彭时是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翱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李贤则是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卷四十四，成化三年秋七月乙酉条：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提督京储、户部尚书张睿俱以灾变乞致仕。上以昂等历练老成，精力未衰，不允其辞。时吏部左侍郎崔恭，户部左侍郎杨鼎，礼部左侍郎邹干，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太常寺卿万祺亦奏乞致仕。皆不允。

此处可见，马昂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张睿为提督京储、户部尚书。邹干为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委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

卷六十五，成化五年三月乙未条：

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吏部尚书崔恭，户部尚书杨鼎，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白圭，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刑部尚书陆瑜，工部尚书王复，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聪、项忠，礼部左侍郎、兼翰院学士刘定之，通政使司左通政杨穟，大理寺左少卿乔毅，翰林院侍讲学士丘浚为殿试读卷官。

此处可见，带吏部尚书衔的有彭时、崔恭，带兵部尚书衔的有白圭、商辂。

其实不仅仅是六部，翰林院、都察院、詹事府等部门都有多人共戴一官的现象，上文的例子也很明显，有多个翰林学士的。下文则诠释了多人共戴一官的现象：

卷四十五，成化三年八月戊午条

以修《英宗睿皇帝实录》成，监修，会昌侯孙继宗加太傅。总裁，礼部尚书陈文、兵部尚书彭时俱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尚书如故。副总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升工部右侍郎兼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吴节升太常寺卿、仍兼侍读学士。纂修，翰林院学士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俱升詹事府少詹事，各仍兼旧职；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孙贤、刘琳升太常寺卿，俱兼职如故；侍读陈鉴、刘吉升侍读学士，侍讲丘浚升侍讲学士，左春坊左谕德黎淳升左庶子，右春坊右谕德童缘、刘宣俱右庶子，修撰王一夔升右谕德，侍讲江朝宗、杨守陈俱司经局洗马，编修彭华、尹直俱侍读，修撰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李永通俱侍讲，检讨耿裕、编修郑环、刘健、汪谐、吴钺、罗璟俱修撰，检讨周经升编修。稽考察对，编修李东阳、倪岳、谢铎、焦芳、陈音、程敏政，检讨吴希贤各升俸一级。催纂，吏部员外郎韩定升郎中，中书舍人马麟、焦㻞、李溥升俸一级。誊录，太仆寺卿余谦升太常寺卿，山东布政司左参议林章升太常寺少卿，礼部郎中吴谦加从四品散官并俸，员外郎何暹、叶攻、陈纲、吏部员外郎王琼俱郎中，中书舍人凌晖、蔚瑄、黄清、刘询俱升俸一级。其余进秩出身有差。

柯潜、万安、李泰都是詹事府少詹事，孙贤、刘琳都是太常寺卿，至于后头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左右庶子等那就非常频繁了。

不仅仅是宪宗实录里有很多，其实明代大部分时间里，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等衙门，甚至于明世宗之后，地方三司也存在多人共一官的现象。

具体原因为何，我们细细分解：

一、多人共一官，是否他们都干同样的活

答案是否定的。阁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各有各的活计，明代基本不存在一个部门有两个一把手的现象（清代虽分满汉尚书，但总体来说满尚书才是一把手，汉尚书是二把手）。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兼任吏部尚书，那么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到底谁干吏部的活计，谁干别的活计。

鄙人在某一个回答中曾经回答过明代以六部尚书入阁的阁臣是否兼管部务的问题，这里刚好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内阁大臣除非明确监管部务，否则阁臣不管部务。具体例子在链接中有，我不具体展开，仅以本文上述的相关例子进行分析。

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吏部尚书崔恭，户部尚书杨鼎，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白圭，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刑部尚书陆瑜，工部尚书王复，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聪、项忠，礼部左侍郎、兼翰院学士刘定之，通政使司左通政杨穟，大理寺左少卿乔毅，翰林院侍讲学士丘浚为殿试读卷官。

这个例子中，彭时和崔恭都兼任了吏部尚书，然而彭时的主要工作是“文渊阁大学士”，也就是这个官职标记了他的具体差遣，他是内阁阁臣，跟吏部是没有关系的。真正在吏部主抓工作的是崔恭。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提督京储、户部尚书张睿俱以灾变乞致仕。上以昂等历练老成，精力未衰，不允其辞。时吏部左侍郎崔恭，户部左侍郎杨鼎，礼部左侍郎邹干，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太常寺卿万祺亦奏乞致仕。皆不允。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户部尚书，两个礼部左侍郎。马昂是正经户部的尚书，统管一切工作，而张睿的主要工作是提督京储，只不过他的级别是户部尚书。邹干是礼部的左侍郎，而李希安的任务是掌太常寺事，级别为礼部左侍郎。

题主没有提到都察院许多官员共有一职的现象，可能觉得巡抚都御史、总督都御史的那个“都御史”有多个是正常现象。正如同样是副都御史，可能一个人是巡抚贵州，一个是巡抚江西，一个是巡抚浙江，自然他们干的活不是同一个，当然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巡抚，然而毕竟地方不同。而且在中央也有副都御史在岗。真正在地方的巡抚所干的事情，肯定不可能和中央的副都御史干同样的事情。

二、明代官、差遣分离的现象

与宋代不同，明代给人的固有印象就是，一个官位就是一个萝卜坑，只能一个人占，其他人都不能占。然而在现实中来看，这种固有印象可以说是很误导人的。从明中前期到明末，明代一直存在明显的官、差遣分离的现象，甚至有的时候都把俸禄单独拎出，出现了与宋代相似的现象。

上述例子主要出自于宪宗实录，以下例子出自于多部实录：

（一）内阁

1. 《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酉朔条：

敕谕礼部：“朕惟我朝列圣代有实录，藏之天府，传诸后世，此亦古今之通义也。我皇兄武宗毅皇帝以英睿之资，继承祖宗大业十有七年，政事之兴革、臣下之建白、人才之用舍，凡关系国家事体者俱宜有纪述，以备一代之制。尔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来辑事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其以太傅、定国公徐光祚为监修，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毛纪，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费宏为总裁；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珤，礼部尚书毛澄，吏部侍郎罗钦顺为副总裁；詹事府、翰林院等衙门少詹事兼侍读周诏，侍讲学士刘龙等为纂修官。所有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哉，故谕。”

这里就有两位武英殿大学士，一位是毛纪，一位是费宏。这里的四位阁臣中，蒋冕、毛纪、费宏均兼户部尚书，只有三少三孤不同，蒋冕是少傅兼太子太傅，毛纪是少保兼太子太保，费宏只是太子太保。可以明显看出，六部尚书在这里是起到了“叙阶”，即等级的作用。而大学士在这里也呈现出一定的叙阶作用。

2. 《明武宗实录》卷三十六正德三年三月辛亥条

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都察院掌院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屠滽，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刘宇，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许进，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户部尚书顾佐，刑部尚书王鉴之，工部尚书李鐩，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敞，大理寺卿张銮充廷试读卷官。芳以子黄中，宇以子仁，提调官、礼部尚书刘春以从子鹤年皆与试当避嫌。上允春请而令芳、宇仍供事。

这里不仅仅可以看出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作为阁臣阶官的现象，甚至可以看出，吏部尚书甚至都是一些部臣的阶官，比如“都察院掌院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屠滽”“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他们的差遣分别是都察院掌院事和掌詹事府事，但他们同时有吏部尚书的阶官，而且屠滽还兼太子太傅以及左都御史。

3. 《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庚辰条

命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健，户部尚书叶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彭韶，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贾俊，吏部左侍郎张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翟瑄，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谢宇，大理寺左少卿屠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董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吴宽充殿试读卷官。

这里礼部尚书也可以看出是阁臣阶官，丘浚和刘健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官和差遣分离的现象。

同一个大学士岗位也可以好几个人干，笔者在下面这个回答中也提出过这个观点。

（二）六部与詹事府、寺监

其实在上文阁臣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部官掌詹事府、寺监的事情，比如“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谢宇”“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珤”等。

其他还包括一些例子，比如成化二年五月壬辰“升通政使张文质为兵部左侍郎、仍掌通政司事。”成化三年秋七月乙酉的“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嘉靖七年九月庚午“复以原掌鸿胪寺事、太常寺卿魏璄掌鸿胪寺事”，嘉靖四十年五月丁丑“制敕房办事、工部尚书张文宪，掌鸿胪寺事、通政使吴祖乾，掌太医院事、通政使张銮”，弘治二年五月甲戌“掌太常寺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刘岌”。可以说，不仅有部臣，还有通政使、太常寺卿等，皆可以变成阶官，然后这个官员就可以带着这些阶官，去干其他的差遣。

（三）都察院与督抚

这个是最好理解的，也是明代多官一职中，最没有什么概念出入的问题上。都察院以都御史差出巡抚、总督地方，统御三司、总制军务，是明代对地方权力再集中的一种做法。这里就不做过多展开了。

（四）支品官俸

这个相比于官、差遣分离更不是明代的固有印象。比如弘治元年十一月己巳，“养病翰林院侍讲谢铎以纂修召至，复除原职，仍支从五品俸。”侍讲是正六品官，按道理只能发正六品官俸，然而这里他是拿从五品的俸禄的。成化四年春正月庚寅，“转右佥都御史张岐为左佥都御史、支正三品俸”，佥都御史为正四品官，按道理拿正四品俸禄，但这里是拿正三品俸禄。万历三年十月庚寅，“尚宝司少卿徐琨九年考满，升尚宝司卿，加从四品服俸”，与前面拿高级别的俸禄不同，这里连官服都可以穿高级的。可见明代的官、差遣分离现象十分普遍了。

三、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明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源于行政机构的自身动力，即一个成熟的官僚机构必然会具备如此的能力。正如唐宋由使职差遣发展为官职差遣分离，甚至精细化到官服都要按级别分出不同，可以说明代不过是正常发展的官僚机构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

对于现实中的官员有什么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拿高级别的工资、穿高级别的官服、享受高级别的礼仪待遇，总好过长时间蹲在一个官位上不挪地方，甚至连俸禄都不加。

正如最初我说的，明代这类现象绝非明末才有，而是明代建立几十年之后就逐步发展出来的现象，到了明末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这并不是明末特有的现象，而是明代常态。

明代内阁因为历史原因作为翰林系统的部门，官职品级较低，但内阁在中期后实际上已经是有宰相之势，所以一般都会加些虚衔虚职以避免阁臣官位品级过低的尴尬现象，这类初次入阁或者名望不高的官员，加礼部尚书虚职入阁属于正常操作了，资深阁臣不止加部职还会加三师之类的虚衔。

不止内阁，中央派去地方的大员，如果职位特别重要，一样会加部院职位，典型就是晚明经略辽东的重臣，有些会加兵部尚书虚职，称督师，加重权力以方便节制军队；明代所有的总督都会加兵部侍郎职，所有的巡抚都加了都察院的职位以监察地方。

当然，明代阁臣也有实领六部职位的，这类大多都是超级大佬了，权位最重的无疑是兼任吏部尚书的首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