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人把近代才有的民族观念代入到明朝？ 第1页

如果你非要把民族主义和“近代”来套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另一个事实。

东亚大陆的政治现代化远早于经济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

“老实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一千八百年。”
-----弗朗西斯 福山

正所谓“胡”搅“蛮”缠。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英语中都是nationalism（德语应该也是同一个词），因此近代的民族主义（包括马克思的民族主义论点）说的是国家/民族主义，是一种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视角构建的民族主义（或者可以直接说成是国族主义？），在这种思潮下民族不再是具体而古老的血统或文化上认同的民族，而是更为抽象的国家主义下为国家全体阶级合作（或者说资产阶级转移矛盾）而构建的“民族”（马克思认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基础）

举个最熟悉的例子的话就是汉族这种以血统和文化认同而组成的民族毫无疑问是历史悠久的，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则是一种为了国家统一而服务的近代产物（通常情况下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国家/民族主义＞单一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盖过了国内的民族分歧）

因此要说封建时代的民族思想的话应该归类于ethnicism（族群主义，族裔主义）而不是nationalism（国家/民族主义），而辣脆式的基因优越的种族思想则是racism（种族主义）

而键政领域却把nationalism，ethnicism，racism三种完全不一样的玩意混为一谈（题主您就是一位典型），把历史悠久的族群主义的民族思想来论证国家/民族主义不是近代产物，把近代国家（或者说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和辣脆的种族主义对等，很难不让人流汗黄豆（就当这里有一个黄豆）

这个问题下面的答案画风，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对外文词汇的不当翻译是流毒无穷的，不恰当的翻译会造成原意的严重扭曲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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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明朝有没有“民族主义”时，首先要明确：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内容我在以前的回答也说过了，现在提炼一下再搬运过来：

你在翻译软件上输出民族主义，首先跳出来的都是nationalism。这个词是nationality（民族）和-ism后缀（主义）的组合词。但是英语中带有“民族”含义的不止这一个词。

英语中和“民族”沾边的有好几个词，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这两词意思相同）、ethnic group/ethnicity（这两词意思也相同）、race、people这四个。每个词的含义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是指哪个词呢？

1、race主要指生物学层面，强调基因的差别，有生理意义上“种族”含义，比如甲是黑人乙是白人，丙是亚裔丁是拉丁裔，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2、people本意主要泛指一国领土上的“国民、人民”，和俗话中的民族也不太一样。

3、ethnic group是一个社会学词汇，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相似的一群人，强调共同的文化基础。比如我们通常提到“我是哪个族”，不会说“我是东北族”、“我是浙江族”，而会说“我是汉族”。“汉族”、“满族”、“蒙古族”这些概念就相当于ethnic group，既可以翻译成民族，也可以翻译成族群。

这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的LOGO，注意形容词ethnic。“汉族”中“族”就是ethnic group。

4、nation/nationlity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是把ethnic group用国家、地区、政区等加以划分后形成的政治实体中的“同族人”的集合体。

nation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认为自己是同一个“族”；第二，本族以“国界”为限。从内涵上说，nation是生产力强化，教育下沉，人民启蒙后，把ethnic group用国家的力量进行政治固定，形成“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后产生的“国族”。

nation和people的区别在于：虽然都以政区为标志，但前者主要建立在ethnic group的基础之上，如果同一个国家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同一个ethnic group，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很难称为一个nation，而只能是people，后者本质上指“本国人民”。

nation和ethnic group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前者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政治主张。本质上，nation是朴素族群观、民族认同感和国家主义的结合体。严格来说，nation/nationality不该翻译为“民族”，而应该翻译为“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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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民族”的含义，就可以解读“民族主义”了。英语中有两个词有这种含义，分别是nationalism和ethnicism。

前者是nationality的延伸，如上，nationality是朴素族群观和国家主义的结合体，本质上是把ethnic group用国家主义加以强化固定的产物，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国族主义”。而ethnicism是一个剥离了政治、政权的文化、血缘概念，是文化上对自己“族群”的认同，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族群主义”。

比如，假设我是爱尔兰族，我朴素地爱着自己的族，这是ethnicism。假设我不仅爱着爱尔兰族，还坚持以爱尔兰族为主体，建立爱尔兰人本位，以爱尔兰人为纲的爱尔兰民族国家，这就是nationalism。

nationalism，是在ethnicism这个沙石里面打进国家主义的钢筋，形成的钢筋混凝土。以nationalism为主导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特征是主体民族本位，即主体民族的ethnicism具有政府认证盖章并以政策强化保障的权威，具有天然正义，而其他族群的ethnicism要么就不应该存在，要么必须从属于主体民族的ethnicism，两者的地位有明确的主次之分，谁是纲，谁是目，必须分清楚。

当我们通俗地使用“民族主义”，或者“近代民族主义”时，并不是说一种古典的朴素族群观，而是一种近代化过程中崛起的狂热思想，比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后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种常见论调。因此俗话中的“民族主义”被自动默认为nationalism，而不是ethnicism。所以你在翻译软件上输入民族主义，首先就跳出来nationalism。

事实上，你在翻译软件上输入“国家主义”，首先跳出来的也是nationalism。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和“国家主义”捆绑起来的东西，而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主权的政治伦理之上，是典型的有别于古典政治的近代产物，这和朴素民族观是根本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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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年由于各种原因，在翻译时没有把“国族主义”和“族群主义”分开，一概笼统叫做“民族主义”，但在实际语境运用中，以至于无数的中国人以为“国族主义”和“朴素民族认同”就是同一个东西，甚至有很多人在书写英文简历时把“汉族”翻译为“Han nationality”。英语国家的人看了，轻则笑你无知，重则以为你是个分裂分子。

在谈论“古代有没有民族主义”时，这样的误解自然也随处可见，比如这个问题下面的诸多答案。

实际上，合理的阐述是：由于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使用“民族主义”时往往默认nationalism，所以从约定俗成的角度，可以说“明朝没有民族主义，但有朴素族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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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说一个无关题外话：很多网友把“不少中国人看到黑人就反感”和白人种族歧视等同起来，同样也是对历史渊源和真实含义不了解的错误。“中国人讨厌黑人”和“白人对黑人种族歧视”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和分数歧视、男女歧视、城乡歧视、地域黑差不多，意思是你这批人水平差，看不起你；后者则是觉得你是猩猩，是兽类，连人都不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太棒了。

在左衽的伟大作用力下：

拉瓦锡前无氧气；

祖冲之前无圆周；

马克思前无阶级；

二鸦之前无中国。

开完嘲讽，还是写两句吧，都是以前写过的搬出来就行了。

民族是Nation，是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理论不错；但是每一个民族学家都不会否认，在民族之前，还有一个族裔（ethic group）。

按照翁独健教授编著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提到 ，民族自在要早于民族自觉，也就是说，一样东西，肯定是早于他被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民族也不例外。

实际上，在明清鼎革之际，最喜欢强调民族观念的，就是他满人的老祖宗——野猪皮。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不用蒙古、汉字。——魏源《圣武记》P9

族裔基于语言和文化，是构成民族的基础，而民族是用政治和法律为族裔建立边界的结果。欧洲人在近代时期，用法律和政治将族裔固化，因此创造了民族这个名词和相关的理论。对于文化和语言基础较好的族裔来说，民族化就比较简单，比如德意志民族；对于基础不好的族裔来说，民族化就不是很顺利，比如意大利民族，以至于要让意大利首相说出“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国家，还要创造意大利人”。

但还是那句话，一样东西，肯定是早于他被定义的时候出现的。

发明了民族这个词语是欧洲人，但这不代表中国人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就如命名了氧气的是法国化学家拉瓦锡，但这不代表中国人没吸过氧气。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在宋明时期，由于反复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有了契丹女真作为对照物之后，汉族人已经有了清晰的民族边界感。后来明太祖光复中华后进行一系列的“恢复汉俗旧制”，可以认为是对民族边界的探讨和实践。而后来满清入关后进行的剃发易服等行为，更是大力加强了这种边界。

这也是为什么民族理念一旦传来中国，几乎没怎么花精力，汉族就已经构建完了；反倒是“中华民族”，现在还在搞“国族证成”的工作。

那还不得感谢女真金、蒙元、满清三朝不断以民族、族群作为区分标准，对广大汉人进行杀戮、掠夺、压迫、歧视，禁毁篡改汉人衣冠服饰、文化经典，打压其精神妄图永久奴役汉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实际行动，不断警醒着汉人勿忘华夷之辨啊！

我始终相信一个理论——针对什么进行压迫，压迫得有多残酷，那就会招致什么样的反抗，反抗得就会有多激烈。

但凡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这种东西，绝不是什么现代人将“近代才有的民族观念代入到明朝”，而是随着社会现实中本来就存在着的民族矛盾的激化与缓解，而进入高潮或者低谷。

不能因为当时没有“民族”、“民族主义”这样的词汇，就否认存在这样的东西，或者近似的东西。

自唐以来，汉人的民族意识总体上是在宋与辽、金、蒙古等等诸多异族政权的不断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的过程中逐步加强的。

当中原王朝强盛时，也曾试图营造出各民族一家亲，不拘出身种族、唯才是举的氛围，但很快就某些蛮族用实际行动打回了现实。

要说最重视华夷之辩的朝代，首推满清，次则蒙元，金国再次之，明朝夹在其中，相比这仨已经算是轻视了。

就以南宋（金）、元、明三代汉人衣冠服饰及士人心态的变迁为例，看看古代人华夷之辨、民族主义观念的变迁：从渐染胡俗，到夷夏颠倒，再到恢复华夏：

1、宋→金

早在全面攻陷中原之前，女真当政者即要求占领区内的汉族民众依从女真习俗削发易服。

金天会四年（1126），金枢密院以“即归本朝，宜同风俗”的名义，命令河北、河东两路新附民众“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如若不从“即使犹怀旧国，当正典刑”。天会七年，金人已在中原地区长驱直入，削发易服令随之全面推行，重申“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莫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皆不敢出。

金人的强制胡化政策，一直实行到海陵王完颜亮当政时期，对华北汉族生活影响甚深。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其在旧都开封所见居民衣装发式，已无复华风：

东京，虏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辙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皆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根据范氏所见，北方民众髡发胡服已经是较为普遍的情况；而曾经是北宋文化中心的开封，居民胡服尤甚，应该是金人着意管控的结果。

在金代，不但本朝人装束要遵从时制，连古人衣冠亦不能幸免。

淳熙年间，宋使陈益道经滹沱河畔光武庙，“见塑像左衽”。早在先秦时代，衣衽的左右便被看作是华夏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区别，曾经中兴汉室的刘秀竟然被装扮成“胡人”模样。

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连庆幸因有管仲的攘夷之功而免于“被发左衽”的孔子，千年后仍然难逃左衽的厄运。开禧二年(1206)，岳珂跟随宋军北伐至涟水，见军学宣圣殿“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

上述记载出自敌国谋臣之手，可信性难免受到怀疑。但同样的左衽孔子像，甚至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胡服”清整之后，在北方地区仍有子遗。

永乐八年(1410)，给事中王铎上言济南府长山县等处文庙"圣贤塑像衣服左衽”，上书请求革正前代夷狄之俗； 宣德七年(1432)，河南林县训导报告“本学先师及四配十哲神像服制俱左衽”；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政府还在根据山西绛县的报告，下令“各府州县儒学孔子像，在故元时塑有左衽服者，悉改右衽”。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 点是， 左衽乃是金代服饰的特点，元代男性公服为右衽。而且明代发现的左衽孔子像都在北方，应是金代遗制。左衽之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顾炎武读史至此不禁感慨“夷狄之难革”。

2、金→元

由金入元之后，北方服饰又经历了蒙古化的过程。与金代不同的是，蒙古统治者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则，除官吏公服外，在服饰方面没有强制性的统一规定，金代服饰习俗仍然得以保留。从今天保存的实物与图像资料来看，山西芮城九峰山纯阳上宫元代吕祖汉白玉石像(图一)、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奉茶童子(图二)，以及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墓室壁画中的众多左衽形象(图三、四)，反映的应该都是金源遗风。

生活习俗上“华夷”界限消泯，思想观念上“夷夏”意识淡漠、甚至颠倒，是华北汉族士人在北族长期统治下的必然结果。

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伐宋檄文，有“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之语，直指南宋为“夷”而尊蒙古为“夏”。儒土徐世隆、盂祺在上给元廷的平宋贺表里，也对南宋以“岛夷”、 “三苗”、“蛮夷”相称；身为儒官的国子司业同恕(1254- 131)，则鄙称宋廷为“虏”。

同样的“夷夏”错位，甚至发生在以“理学”自居 的北方儒士身上。著名理学家刘因(1249- 1293)， 曾以蒙军渡江伐宋为背景作《渡江赋》，对蒙古杀伐武功极尽夸耀，其中有“蠢尔荆蛮，何痴而狂”之句。

恐怕后人很难理解， 一个奉“周程张邵朱吕”之学 为圭臬的理学家，如何会将与自己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南宋视为蛮夷？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便不难理解刘因右蒙抑宋的态度，其实正是金元时代北方士人“夷夏”观念变异的反映。

到明朝开国之时，华北民众无论生活习俗还是思想观念，都已深受异族影响。因此在明初复古改革过程中，当政者对中原地区在兴建学校、简选师儒等方面多予照顾，在冠服改革上，对北方也特加 留意。

洪武初年，尚宾馆副使刘夏(1314—1370)在陈言时政的时候，曾特别指出：

内中国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理，人伦之大义。今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后中原府州司县官，固当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赐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渐知华夷之辨。

北方如此，那南方又如何呢？

3、宋→元

与北方相比，南方地区并没有经历国家主导的强制“胡化"过程。蒙古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江南汉族士人衣冠服饰沽染“胡风”，主要是出于仕宦需要，自行攀附蒙古习俗的结果。

德祐元年(1275)元军渡江，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率先投降，“首先削顶，三搭辫发，领鞑贼深人”；元军攻严州，守官方回(1227-1305)“迎降于三十里之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也主动穿着蒙古服饰博取征服者的好感。

南宋遗民郑思肖(1241—1318) 描述元初所见江南官吏，有“踪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之句，踪笠、毡靴是北方民族惯用之物，搭护是一种便于马上驰逐的半袖蒙古袍。诗中这位官吏的穿着已经蒙化，无复褒衣博带的汉官威仪。

江南地区由宋入元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家知识分子传统的科举入仕道路基本上被堵塞了。元代的选官制度，最看重“根脚”（家世背景）和族群出身，而南方士人在这两方面都居劣势。为亲近蒙古官长，许多汉族士人在作为族群标志的衣冠发式等方面，主动向蒙古习俗看齐，以期被视作同类。

郑思肖曾感叹元初江南民众对蒙古习俗的热衷:“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 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著名文士王祎(1322 -1374)入明后，回忆元代江南士大夫的风气说: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风成。而宋之遗俗，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生活上尽量蒙古化，以获上司垂青，对身属第四等级的南人入仕确有帮助。

如无锡人钱世良便极力仿效蒙古习俗，“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师帖木真儿见爱，遂以女妻之”,最终官至广东宣慰司副元帅。

在利禄之途的诱惑下，仿效蒙古习俗成为江南士人的一时风气。明初方孝孺(1357- 1402)在一位儒 土的墓志中也提到，元代“世俗沦于胡夷，天下皆辫发椎髻，习其言语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唯独墓主“长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礼不变”，人皆以为异类。

从上述描述来看，效习蒙语、“胡服”辫发、带剑驰逐，是元代江南士人中较为普遍的状况。

与北方情形类似，宋代尤其是南宋为团结御敌而努力强化的“夷夏”之防观念，经历了九十年的元代统治和民族混融，也已消磨殆尽。元明之际的江西儒士刘夏，对此有尖锐批评:

当其(按，宋元)革命之初，父兄者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致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

夷夏之防观念崩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士大夫对异族文化习俗由警惕戒备，到逐渐接受认同。

语言文字、衣冠服饰、礼仪容止等都带有鲜明族群特征。历代汉族王朝，尤其当外患严重之时，为了加强内部凝聚力，往往会对社会上流行的异族文化元素怀有特别的警惕。

比如北宋政府曾多次申禁民间穿戴“钓墩”、毡笠之类的契丹服饰，而南渡后面对金人巨大的军事压力，南宋朝廷为凝聚民心，同仇敌忾，对胡俗的管控更为严格。绍兴二十一年，赵构下令禁止市井娱乐中的胡服、胡乐：

都市为戏，加篦巾、批卧辣、执藤鞭，群吹鹧鸪笛，拨葫芦琴，效胡乐、胡舞，长跪献酒。时狄患仅定，上念境土未复，将用夏变夷，名有司禁止之。

两宋时，因为外患十分严重，士大夫对异族文化元素极其敏感，夷夏之间的文化界限，也因此被刻画得极其鲜明。我们现在读两宋时期的很多诗词，有时候会觉得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得多，但现在有些人竟然极力否认这一点，不觉得可笑可悲吗？

用我们现在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外患严重时，必然会导致广大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升，政府为了团结人民群众，降低内部阶级矛盾，增强凝聚力，以抵抗外族侵略，也开始主动宣扬民族主义，即放弃所谓“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类天下大同的叙事路线，开始民族叙事。以古鉴今，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入元后，汉族抵抗势力被压制至最低谷，在外部军事压力消失、多民族混融的形势下，北方民族的“异类”形象似乎日趋淡化，华夷之间的心理鸿沟也被逐渐填平。

南方士人对待蒙古文字和礼仪的态度转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学习蒙古文字是汉族士人的出仕快捷方式，郑思肖谓“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

元末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王祎，更把蒙古文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元言语文字之传，百王不能易矣，岂特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推许为“人面之域”所当通行的文字。一些以朱子理学传人自居的儒士，竟将先辈着力阐发的“夷夏大义”忘得一干二净。

福建将乐人杨时（1044—1130）是理学南传的始祖，当地学者世代以此为荣。然而绘有剃三搭婆焦头、戴四角笠子、着交领袖衣的异族装束人物，竟然也出现在杨时家族后人墓室壁画中（图五），由此可见，即便在南方理学家族中，华夷胡汉的心理防线也不那么分明了。

经历了长期北方异族统治之后，胡汉风俗相互混融、夷夏之防观念消解，这便是明初立国时面对的社会现实。

华夷之辨的式微，无法让以统治民族更迭为特征的元明易代，获得天然的合法性支持。朱元璋及他所建立的明朝为了自身的正统性，必然会在此大做文章，故华夷之辨、民族主义观念也自然会再度强势反弹。

3、元→明

如前所述，元代时汉族士人的夷夏意识随着胡汉风俗的混合逐渐淡漠，因此，入明之后，以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就开始以唐宋汉族礼俗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大力宣扬华夷之辨，重建人民的夷夏观念，士大夫乃至广大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涌现。

实际上，草莽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明初甚为当时的理学大儒们所轻视，譬如杨维桢、陶宗仪等江南名士，皆坚辞朱元璋征召，不仕明朝而尊蒙元朝廷，有些人不奉明朝正朔，不用明朝年号，有些甚至始终视明朝君臣为贼，就连做了明朝官的一些士大夫在私下仍旧对元朝持同情态度，比如刘基，有些人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对元朝的惋惜和对明朝的鄙视之情，比如叶子奇。

后世有些人不忿朱元璋背叛了红巾义军，背叛了革命，惊讶于明初所编之元史骂红巾军为贼而把朱元璋自己都骂进去了，简直大惊小怪，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认为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红巾军都是反贼，这是阶级共识和文化意识形态共识。

让元末明初的朱元璋否定蒙元朝廷而认可红巾义军完全是不切实际，当时的朱元璋代表的是整个江南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早在渡江之时他们已经合流，他不可能违背整个阶级的利益和文化意识形态，而扭转这种局面需要足够的时间。

在经历洪武一朝三十余年的衣冠、礼俗、文化整肃后，华夏文化正统地位终于得以树立，一个有异于汉族传统的胡元形象也被清楚的衬托出来，汉族士人对蒙元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虽然主要得益于朱元璋及明廷的大力整肃，但也脱不开蒙元自己的民族歧视政策，一些元末文人也开始不断反思蒙元速亡的原因，其中一大关键因素就是民族不平等和民族歧视。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

这就和清末民初广大汉族人民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样，被满清各种文字狱、思想禁锢手段压制了两百年，很多人可能真的已经不知道清初的屠城屠杀，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为世界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满为主，汉为奴。

但历史是不可能真的完全被篡改和掩盖的，只要撕开一点点口子而窥见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瞬间就会被点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有些事情可能迫于政治正确而不提了，但清末一切革命的源头都来自反满民族主义革命，早期革命者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激烈，说出来每个字都是大大的不和谐。

元末明初同样如此，元代的夷夏观念有多淡漠，明朝的夷夏观念就反弹得有多激烈。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至完全由明朝培养的士大夫成长起来，逐渐步入政治、文化舞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譬如方孝孺（1357—1402），在明初恢复华夏的礼俗、文化改革的影响下，其夷夏情绪之激烈，竟然已经远超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在他们的观念里，胡服胡语的蒙元朝廷被直接开除出中国正统王朝的行列。这标志着明朝的华夷之分、民族观念开始得到空前重视。

至正统土木之变后，明朝外患愈发严重，北虏、套虏、鞑靼、瓦剌、建虏，北方异族势力不断南侵，一波接着一波，明朝的华夷之辨、民族对立思潮也愈来愈深入人心。

明中叶的何乔新在《皇明条法事类纂》就这么说：

盖自胡元入主中国，衣冠变为左衽，正音转为侏离，彝伦攸斁，人尽胡俗。仰惟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肇修人纪，扫胡元之陋俗，复华夏之淳风。去异服，而椎髻不得以乱冠裳之制；禁异言，而胡语不得以杂华夏之音。有余百年，国不异政，家不殊服，斯世斯民复见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实我列祖之功也。

类似何乔新这样的论述在明代大量文献中是比比皆是。

这里引用明中叶成化朝陆容《菽园杂记》中的两段内容作为例子，看看明中期士大夫的华夷之辨、民族观念已经发展至什么水平了。

1、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也，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攘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
2、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虽中人所能知，而气数之变，事机之来，奇怪特出，虽上智大贤有莫能预为之测者。陈同甫酌古论云：“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此以定理论也。孰知宋之季也，元氏入主中夏，混一华夷。然则宋非中国，而蒙古非夷狄耶？妇人不可加于男子，犹夷狄不可加于中国也。在宋之前，亦尝有妇人易姓改号君临天下如武曌者矣。而何独以中国夷狄㮣天下后世，而为此确然不易之论哉！

陆容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蒙古人入主中国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只要人多心齐必能胜天。当时的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这些人，都是宋之遗才，如果他们能不助蒙古人，蒙元如何能久安中国？而蒙元之所以能盘踞中国九十年之久，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中华之人不助汉反助胡。

其实说白了，陆容认为蒙元入主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有能力的汉奸太多，陆容说“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基本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不助汉家朝廷也就算了，怎么反倒做了汉奸带路党，“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我对此不能不大骂你们！

实际上，来看陆容说的这些所谓汉奸，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被称为“聪书记”。至元元年（1264年），升任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至元八年（1271年），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实际上刘秉忠出生于金、元之交，祖先世代为辽国官员，入金后为金国官员，从来就和宋朝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算哪门子的“宋遗才”，但就因为他是汉人，陆容就差不多认定他为汉奸了。

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2日），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窦默（1196－1280），初名杰。字子声，又名汉卿，广平肥乡县(今河北省肥乡县，位邯郸市东)城西村人。元初名臣、名医、名儒，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即皇帝老师）、昭文馆大学士、正议大夫等职，累赠太师、魏国公，谥号文正。
姚枢（1203年—1280年），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金末元初政治家、理学家。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
郝天挺（1247年—1313年），字继先，号新斋，安肃州（今河北省徐水县）人。元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太保冀国公郝和尚拔都的儿子。关于郝天挺的族属，历来众说纷纭，《元史·郝天挺传》中称他“出于（蒙古）朵鲁别族，自曾祖而上，居于安肃州”，因此后世学者多称其为蒙古人，元史专家方龄贵还称其为“入居内地较早已经汉化了的蒙古人”。而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则在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将其视为华化之西域人。事实上，郝天挺是汉人。首先当时与郝天挺酬唱的文人学士无一称他是蒙古人，而赵孟頫为其序之《唐诗鼓吹》也是如此。按照元人属文惯例，如果提到蒙古人的话要特别注明“国人”或“蒙古人”，所以郝天挺不可能是蒙古人。
王磐（1202－1293年），初名王采龄，字文炳，号鹿庵先生，广平永年（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元朝初期名臣。金朝正大四年进士，任归德府录事判官。金朝灭亡后，去山东讲学。曾入宋，襄阳兵变，于是北归。入元后，历任益都等路宣慰副使、参议行中书省事、翰林直学士、翰林承旨、太常少卿，官至宰相，后以资德大夫年老回乡。

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几人基本都差不多的情况，本身仅仅只是金、元之交的北方汉人，甚至郝天挺到底什么族属都不确定，可以说基本上和宋朝没有什么关系，都被陆容算作了“宋遗才”而指责批判他们不去为汉人朝廷出力。

再看陆容的第二段话，表面上是辨证陈同甫的一句“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

陈亮（1143年10月16日—1194年），原名陈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实际上就是明说蒙元是夷狄而不是中国，而夷狄也是能入主中国的，就像武则天一个女人能当皇帝一样。

之前知乎上有这么个问题“如何看待效忠非汉族王朝的汉族人?”

这么一看，陆容跟现代人相比简直就算极端民族主义者了，这不得知乎er好好批判一番嘛？

然而明朝有这种思想、言论的人比比皆是，高喊“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人还不在少数，连现代学者都大加批判明朝君臣大汉主义思想太过严重，我都不禁怀疑到底谁比谁更有民族观念了。可现在又有人说明朝没有民族观念，那我到底该听谁的？

回答到这里，内容已经够多了，再说满清干的那些事儿前面的各位答主说得也很多了，我就不再继续说清朝的问题了，这里只再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上面我从明朝陆容的《菽园杂记》摘取的两段话出自明刻本，而在号称最完善的清嘉庆本中是不存在的，被清朝人给删去了。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里的《菽园杂记》并没有收录这两条内容，现在网上电子版的《菽园杂记》也基本没这两条。

好在我还买了中华书局1985年版的《菽园杂记》，此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做了校正、补充，感谢清朝不彻底的禁毁。

最后，《明实录》出现“汉人”102次，《清实录》出现“汉人”687次；

《明实录》出现“中国”1084次，《清实录》出现“中国”1111次。

你看，我没说错吧，清朝更在意汉人，不断把“汉人”挂在嘴上反复强调，清朝果然更在乎华夷之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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