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温铁军的？ 第1页

温铁军的观点可能是错的，但他却达到了James March、Henry Minzberg、本庶佑等大家所赞赏的境界：不循规蹈矩，道前人所未道，行前人所未行。

另一个匿名回答写的很好。温铁军做的工作是跟主流不搭嘎，缺少主流的技术方法，但瑕不掩瑜。

目前主流经济学界非常注重技术方法，强调方法的严谨性，几乎到了方法必涉及准实验，审稿必谈内生性的地步。这种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当然有好的一面，但它非常容易使学者陷入其中，现在的经济学博士生都被戏称为“reg monkey”。这里我想援引管理学家Minzberg的观点：

“那些太过注重其研究方法正确性的人，往往无法富有洞察力地进行研究。”

在当今学界，我们不缺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计量方法，但真的缺少像温铁军教授这样，做过大量微观调查，同时又具有宏观视野，不囿于计量方法的学者了。

计量方法并不应该是经济学者关注的重点，但说实话，由于美国把握着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顶刊全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而国内学者又必须发顶刊来评教职，所以年轻学者不得不卑躬屈膝，必须服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游戏规则，而不敢像温铁军教授这样做研究。而由于路径依赖，我相信熟练掌握这一套游戏规则的学者是不愿意主动跳出舒适区的，即使他们评上了终身教职。有钱，又有名声，自己也熟悉规则，何必做有巨大贡献的研究呢？费时费力，最后也不一定能发顶刊，实在是一件高风险低收益的工作。日本医学家，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曾经对于学术界的阴暗面有过很精彩的评论：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文章发表在有名的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确实，以前日本的学者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因此不受人待见，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的意见，你的文章也上不了顶级刊物。迎合时代风向的文章比较容易被接受，否则的话，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获得认可。
如果你的研究不能推翻定论，科学也就不能进步。当然，你的研究也不会载入史册。学术的世界是保守的。如果你不按现有的定论来写论文，你的论文就很难获得肯定，你也会吃到不少苦头，但能够载入史册的研究都是这种研究。
我认为，发表在《细胞》《自然》和《科学》上的工作未必就是好研究，倒是被《细胞》《自然》和《科学》拒绝的时候，你的研究或许才是真正一流的工作。你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研究者，就应该力争打开新的局面，做别人从没有做过的工作，或力争将现有的定论推翻。研究者要认识到，这才是第一流的研究。我认为，为了让论文更容易被知名刊物接收而做的研究，绝不会是很好的工作。
我认为《自然》《科学》这些杂志上的观点有九成是不正确的，论文发表十年之后，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只剩下一成。首先，不要相信论文里写的东西。对于研究，要一直钻研到眼见为实、让自己确信为止。这是我对科学采取的基本做法。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一直做到自己完全想通、完全认可为止。

至于主流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温铁军？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学人对于不懂学界“规矩”的温铁军嗤之以鼻，但我反倒是很喜欢他，我希望学术界有更多这样的异端份子。其实根本不用在意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主流不一定对，而且，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方向就有一定问题，比如实证主义倾向过于严重，几乎要扼杀掉很多有趣的头脑，当下很多顶刊文章发的东西也只是在给之前伟大的理论做注脚。曾经很多伟大的思想根本没有实证基础，但并没有掩盖其思想的光芒。反而到了技术方法成熟的今天，有影响力、有趣的头脑却越来越少了。这难道不值得经济学人反思吗？

最后，再分享一段James March曾经对他的学生周雪光说过的话：

有一次在讨论有关组织内部升迁规律，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模式。马奇评论道：你们的这个模式可能是对的，不过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我更偏爱怀特提出的“机会链”模式；他的模式可能是错的，但是更有想象力，更有意思。

温铁军的观点可能是错的，但他却达到了James March、Henry Minzberg、本庶佑等大家所赞赏的境界：不循规蹈矩，道前人所未道，行前人所未行。

看都不看。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喜欢做技术上硬但是现实中不重要的问题。比如对于三农问题，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做reduced form搞政策评价，算个ATE（LATE），QTE，DTE。例如：搞农村金融能不能提高农民收入/营养状况/生育率/人口外流程度etc？这里面的技术难题就是要处理金融借贷的外溢效应，即使农村金融借贷试点是随机分配的，控制组村民也可以通过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而受到政策影响。具体处理方法就类似于Kremer发驱虫药的那篇论文。

这种研究很靠谱很科学，但是支离破碎，意义有限。这么做很容易挑出别人的错（比如乡镇企业的消亡，温铁军的说法很容易被推翻），可是很少有人能像温铁军一样拿出整套的框架了。放眼到世界，当红的发展经济学家如Acemoglu、Duflo等人的工作也是高度支离破碎，哪里能发出文章就搞一下，没有像过去的经济学家那样拿出整套理论框架（Acemoglu的东西完全照搬North）。更何况他们的工作也不像Angrist那样有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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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下评论，简直快哭出来了，特摘录，并回应于下：

评论：我也觉得温业余，但是我看他的引用好像还可以，最好的有2千多

回应：不是温老师业余，而是今天的发展经济学（甚至是整个经济学）走了弯路，以至于温老师这样做有价值的东西会被认为是业余的。Akerlof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提到这点，我虽然很认同，但还得生产学术垃圾混口饭吃。

另外不要看引用论水平，很多重要文献引用也就五六百。

评论：答主前半段的评价看不懂。。。后半段的评价又捧了一下温老。。。整体下来更看不懂。。。

回应：既然是问“主流经济学家”怎么看，那就得举个“主流经济学家”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在干什么的例子。看不懂正好说明“主流经济学家”的东西为啥不受群众待见了。

就比如原答案说的农村金融研究，就算得到了严谨的结果，这个结果的价值何在呢？首先一个政策有机会成本，这在实证中无法直接体现——总不能农村金融好，就把资金都投在农村金融上吧？另外如果结果不是出乎意料的，那它对政策制定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倘若结果是农村金融没好处，那这个研究还有意义；如果只是指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那政策还是得继续。更何况这些研究本身就有成本呢！所以说类似于“电视下乡改善农村女权”“高考扩招缩小贫富差距”这种研究仍然是小打小闹，而非有重要政策含义的研究——电视下乡改善农村女权，那就要斥巨资强制农民看电视吗？高考扩招缩小贫富差距，那就要接着扩招吗？温老师的著作今天看问题不少，现在会做实证的人也很多，但是没几个人能做出他这么大的框架，也很难扛起经世济民的责任。

说的直白一些：温老师的研究今天来看毛病很多，但是人家至少做出了整套的理论，有如白璧微瑕，比一块完美的塑料强得多。我们后辈人掌握了更现代的研究方法，有更好的研究条件，本应做出更有价值的研究，可惜没有，很惭愧。

家里有祖辈，率部打过朝鲜战争，隶属第9兵团（27军80师）。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听到第9兵团，必然会紧接着想到长津湖战役，或者用美国人的说法，“朝鲜水库之战”。那次战斗中，志愿军战略战术都大体正确，但凡双方的海空保证和后勤装备在“一个数量级” - 差距能在十倍之内 - 最终也不会以第9兵团实质失去战斗能力的代价，才换得惨胜一场。

最终统计，双方减员大体上是5万：1万8。其中，因低温和后勤保障等原因，志愿军一方非战斗减员近3万人，很多都是生生冻死的。

连同第一、第三次战役，朝鲜战争前三次战役整体，是我国近代以来（等同于有史以来），面对西方工业国家（包括日本），第一次取得战役级别的全面胜利。

相信对于经历过、了解过这些历史，并把这些历史当作自己国家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以下的那些歌词、旋律，确实就如龙应台在这次活动中所说，“所谓的经典，它一定是超越所有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够触及到你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一定会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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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大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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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来了美国，一个可能在不少“龙应台们”的眼中，灯塔一般的存在。这么多年下来，借用龙应台的那句话，“你或许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那么美国的真实状况恐怕就是，“我们既在乎大国统御，也在乎大民福祉，且互为保障，且互为天然因果”。

我不愿做一个在美国生活个几年就开始高谈阔论“美国怎么怎么样”的“公知”笨蛋，但姑且允许我用类似的文体表达：

在来美国之前，我并不知晓，
几乎每个大学里，都有“战争纪念碑”；
几乎每个城镇的小广场，都有“战死烈士纪念碑”；
重大体育比赛国歌仪式末尾，常会安排军机通场飞过；
每当有阵亡士兵归乡时，车队规模和迎接民众都类似国家元首一般；
......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其国旗和国歌的热爱，相比普遍的中国人，有过之而不及。

我想，这些“表征”背后的“情感”，必然也是基于对特定历史的经历、了解和认同，并把这些历史当成自己国家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铭记于心。而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特定的艺术作品，才能“超越所有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够触及到你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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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
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
谁的阔条明星，冒着一夜炮火，
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碉堡上？
火箭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
它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
你看那星条旗，不还在高高飘扬，
在这自由的大地，勇士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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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机缘巧合，在聚会中见过朋友家的祖辈，二战末期入伍的马润，打过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老爷子坚持认为朝鲜战争是平手，同时表示，没想到中国人比日本人还能打（可能是因为二战他打酱油为主吧，但他也确实对当时的日本人用了“animal”一词来形容）。同时他表示，美国现在如果选择和中国对着干，将是最大的愚蠢。不知这是来自于他对历史和现状观察后的系统思考，还是只是基于个人经历的，对“伟大的敌人”的惺惺相惜。不禁想到之前听家中祖辈谈起，对曾经的敌人，曾经在名义上战胜过的敌人，字里行间，总是多少充满敬意。

好，说回龙应台。我个人非常认同她在末尾做的一个比喻：“歌，它就像一棵树，树需要有根，根在土里头，非常地要看它是附着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头...”

她说的没错，所以我全文也就是在描写这种“土壤”，中国的土壤，美国的土壤。

这是一种非常底层的土壤，不会因为其他平行因素而被动摇甚至否定的土壤。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另两位祖上，父亲是23年的党员，儿子（我的外祖父）是大学教授，在文革中，父子二人莫名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甚至这种扭曲的经历到今天都有影子一般的影响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意识形态害死人”的“树”的土壤。相信也有一少部分中国人知道，第9兵团的宋时轮上将，生涯晚期曾经反对过某件事 -- 虽然对此我个人表示不置可否，但对一些人，也是一种土壤，能长出特定的“树”来。

美国人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其他历史，如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接调动101空降师来护卫最早的5个黑人孩子，安全地进入白人学校上学的历史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人与人生来平等”的“树”的土壤。

俄国人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其他历史，如当初的红色帝国，造得出上万颗核导弹，造不出不同款式的丝袜来 -- 这也是一种土壤，一种可以长出“计划经济行不通”的“树”的土壤。

但这些土壤，并不矛盾，正如“大国”和“大民”也绝无矛盾，更有可能是互为因果，互为保证一般。在追求最底层土壤的同时，我们也从未放弃过争取其他内容：自由、平等、文明、互助...吃得起茶叶蛋，买得起猪肉。

但我依然能理解龙应台的那种“恐慌”，甚至是“恐惧”，一种稍有洞察力的人，就能透过屏幕闻到的，无处不在的不自信和恐惧。这种“恐惧”其实也是“树”，而这颗“树”，也有“根”，也有“土壤”。这片“土壤”，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你们”不选择和“我们”一起当“咱们”，那么“你们”就没有“国”，没有“民族”，没有“历史光荣”，没有“文明荣光”，是前朝的战败的弃民，是内战失利的败将，是大国博弈的砝码，是即将上不了台面的弃子。

说到底，如果“你们”不是“咱们”，而只是“你们”，那么“你们”连根都没有，谈何“土壤”？

美国和中国就像那云杉，而英国日本等“小国”，也必然算的上苍柏。而台湾呢？最恰当的比喻，恐怕就是松萝 -- 也有根，但是是气根。

于是，我终究也不会怪罪龙应台。毕竟，什么样的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树，培育出什么样的人。台湾没有“土壤”，于是只能培养出松萝一般的龙应台来，临时依附在一颗大树上，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然后因为附着的大树有根有土壤，就产生了自己也有根有土壤的幻觉。却不知，松萝这种植物，人称“空气质量的检测仪” -- 都不需要环境怎么腥风血雨，而只要空气质量稍稍下降，就会死掉。

而龙女士追求的，貌似不仅仅是作为松萝，一切静好地活下去，而是，不但要作为松萝优雅地凌空飞舞，而且要否定大树的根，大树的土壤，希望大树的根烂掉，大树尽快倒下去...甚至直接否定这棵树，一颗彻底摒弃了“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彻底由万亿人民“最普遍的，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凝练成的大树，将其描绘成“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下的非本心产物...

那么，这可能依然无关是非，但必然有关立场。相信龙女士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有生之年必会看到，架空了国之尊严，你追求的小民之确幸，是多么地虚无缥缈，多么容易灰飞烟灭。

好在，虽然龙女士恐怕没得改变了，但她还是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希望”，而年轻人永远有希望。这个希望，在此设定下，其实也异常简单：你要做没有根的“你们”，还是要做根深叶茂的“咱们”？怎么选，自己想，皮球在“你们”那里，“我们”真的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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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石头比人更坚强”，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卫国战争纪念碑

无名英雄之墓，美国，弗吉尼亚，阿灵顿国家公墓

此图不解释

有些“土壤”，以及土壤上面长出的“树”，在伟大的国家间，本质上是共通的，现在一些台湾人不理解而已。这是他们的不幸，可悲，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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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本问题下一些匿名或非匿名的答文，我自己道行不够，还是忍不住多说两句：

我对龙的评价，对“龙应台”们的评价，可以翻我的答文历史，是一贯的，是基于对这个人的作品、历史、言论的较充分了解，而下的个人结论。依然，这只是个人结论，而不是客观真理，于是人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但这结论确实与我是否知晓此次事件，看到的是3分钟？5分钟？21分钟？24分钟？还是一个半小时的视频，没有任何关系 - 我看的视频是21分钟版本，我觉得足够充分了。

同时我相信，但凡看过20+分钟“完整版”的人，如果对龙的立场和目的，依然表示无知无觉 -- 若你是真心的，我只能说你情商不足，辜负了龙的“一片苦心”，她要气背过气去了；若你是假意的，那么你对我来说，就只是“你们”，而不是“咱们” -- 如前所述，你愿意做“你们”，还是愿意做“咱们”，是你的事情，我无所谓。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而以下的内容也是主要说给对我这篇答文多少表示认同的朋友讲的：我整篇答文，既没有对当时在场的大陆学生表示任何赞许，也没有对“香港学生”/“香港年轻人”的观感发表任何评价。这种评价的缺失，确实是我有意不为之。而我真实的评价就是：不知道、无所谓、不相关。我们也看到，本问题下面也有一些朋友提到了，在场的大陆学生“并不这么觉得”，在场的香港年轻学生“很少”，以及，“香港的年轻学生根本不这么觉得”。

于是，如果你们真的对港台真实民意有兴趣，还是建议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单一的事件，而脑补出一些可能与真实状况相去甚远的想象，然后产生不必要的额外感动，最后口口声声说什么“龙应台被香港人打脸”之类的话，结果却让个别香港人跳出来说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这么想” 来刷存在感。非要总结一个“真实民意”的个体感知，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对中国政权无好感的，过半大概无疑问 -- 这也无所谓；而真正重要的是，这群人之中，对“中国人”的身份有真诚的认同感的，是否过半？我还真没这个信心。

最终，正确的“姿势”只有一个，原答文也已经说过了：“你们”到底是愿意当“你们”，还是跟“我们”一起当“咱们”，皮球在“你们”那里，“我们”根本无所谓。如果“你们”选择跟“我们”一起当“咱们”，那也是“你们”自己的主观选择，“我们”可以表示“多一个不嫌多”而表示欢迎，但终究只是不置可否；但如果“你们”只想要当“你们”，乐于跟“我们”划分清楚，那“我们”一定表示“少一个不嫌少”，您自求多福；而如果“你们”不但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当“咱们”，而且还轻则贬低“我们”的历史认同和现实追求，重则始终盘算着对“我们”的利益进行实质的损害，那么，“你们”也就不仅仅是不相关的“你们”了，而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最后真想说的是，为何一群没有血脉联系的人，愿意聚在一起当“咱们”，就是因为那些共同的历史烙印、文化脉络、意识形态设定，把我们天然地，不带任何强制和压迫地，绑定在了一起，才有了民族，才有了国家，才有了“同胞”一说。绝不是一个人，他身为“华人”，那就天然成了“同胞”，否则骆家辉也该是“同胞”了。对于那些无意与我们共享历史烙印、文化脉络、意识形态设定的“华人”，不但不该有让他们当“同胞”的强迫，甚至都不需要有对他们希望当“同胞”的期许。

21世纪，个体自由为大，一个人认同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一个人爱或不爱特定的社会符号，都是个体无所谓是非的个体核心自由。“龙应台们”愿意当无根之草，就让他们当去；一些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暂住，那就合法地暂住下去；住不下去了，愿移民就移民，也没人需要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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