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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明?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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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明是被主流舆论严重低估的。因为话语权和河殇思想的缘故,我们的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正视。

有人说没有西方文明,中国没办法进入现代化。

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亚洲和美洲的支持,如果欧洲在文艺复兴爆发之后不和东亚以及美洲交流,早期科学将缺乏生产力支撑,如同古希腊自然哲学一样陷入停滞,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古希腊文明是唯一一个发现公理化方法的文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凯尔特,都未能发现。而公理化研究方法,即我们常说的总结各种定理公式进行研究,是近代科学的奠基石。假设没有公理化方法的支持,中国再研究2000年都搞不出工业革命。

问题在于,希腊人的公理化方法,为什么被罗马人所漠视、闲置了呢?

说起来也很简单,在古希腊文明后期,希腊自然哲学及科学研究开始日渐空泛化,脱离实际,且越来越迷茫缺乏方向。

为什么会这样?

生产力跟不上。罗马人和华夏民族一样,是极为重视实用的民族,不然也无法建立这样巨大的帝国。他们看到公理化方法并不能批量转化为生产力,就将其闲置了。所谓希腊罗马文明,虽然有继承性,但罗马文明除了在攻城机械上借助了古希腊的物理积累之外,更多地还是类似古代华夏文明,是一个重视实践经验的民族。

伊斯兰文明初期,还有着从波斯世界继承来的一定文明底蕴和包容。由于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马蒙这位高瞻远瞩的开明君主开启了大翻译运动,希腊文明,包括关键的公理化方法得以被引入阿拉伯世界,与阿拉伯人从波斯继承而来的文化底蕴结合,遂也在物理、数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一定成就。

海什木开创了对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其著作《光学书》倡议实验科学方法,以此彻底转变人们对光及视知觉的认识。《光学书》开创了光学及视知觉的科学革命,因而被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评为物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比鲁尼则将实验科学方法应用到力学上,多位穆斯林科学家则发现了牛顿运动定律的前身。牛顿的第一个运动定律惯性定理及动量是由海什木和伊本·西那所发现。力和加速度的比值是由希巴特·阿拉·艾布柏巴拉卡特·巴格达迪(Hibat Allah Abu'l-Barakat al-Baghdaadi)所发现,这是“经典力学的基本法则”,为牛顿的第二个运动定律埋下伏笔。后来演变成牛顿第三个运动定律的反作用力则由伊本·巴哲所发现。加尔法·穆罕默德·伊本·穆萨·伊本·沙基尔(Ja'far Muhammad ibn Mūsā ibn Shākir)、海什木及哈齐尼(Al-Khazini)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铺垫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伊本·西那为伽利略·伽利莱的加速度数理及他的惯性原理打下基础。

不过,由于伊斯兰教本身的保守性,以及基础科学当时仍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缘故,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衰落,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氛围急速消退,并因蒙古入侵而彻底终结。基础科学当时仍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阿拉伯黄金时代的基础科学研究,因此如同古希腊时代一样走入了死胡同,但延续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基础科学研究,为接下来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公理化研究打下基础。

文艺复兴之后,西欧能够以公理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发现比希腊人所发现的多得多的基础科学理论,是因为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希腊时代,并有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但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基础生产力都比起东亚落后甚多,以公理化方法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当时对于欧洲实用生产的帮助尚非常有限(对军事技术的帮助稍大一些,即我们常说的文艺复兴后的军事革命)。哪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

公理化方法在明末就已经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的上半本。但为何公理化方法仍未能在中国被引起重视呢?因为直到17世纪,公理化方法仍未能有效转换为生产力,大家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尊崇,加上发现公理化方法对于军事的作用,文艺复兴的余绪得以延续到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但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白银和高产作物,来自印度的棉花,来自东亚的先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欧洲近代科学也将无法突破临界点而无法批量转换为生产力,如同古希腊人一样走入死胡同。

引用知友 @无名 的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英国的一个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一个作品,科学的失败中就谈过这个问题。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刚好赶上了科学理论带来的收益大于研究理论的投入。
如果研究理论的成本过高,而又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那么科学就会如古希腊、阿拉伯黄金时代那样玩完或者停止。而科学体系就会被实践体系所取代。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世界的全球化在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始。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而后由于近水楼台而掌握古希腊人留下的公理化方法的欧洲人,才得以在其中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然而直到18世纪末欧洲基础生产力正式超过东方之前,东亚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那么,公理化方法该如何类比呢?它并没有多么神奇,只是如同“轮子”一样(美洲文明就因为没有轮子限制了生产力进一步突破,而一直文明处于脆弱的状态,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一次次被自然灾害毁灭,哪怕他们的艺术、哲学和建筑水平其实并不低),而且还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使用的“轮子”。有了这个“轮子”,就能突破某个临界点,但古希腊人既然已经发明了这个“轮子”,那么我们东亚人大可不必再去发明一遍。

有河殇人士认为“ 我国古代的学术,是有先天性缺陷的。”“我国古代的学术,一直都是偏科的:人学发达;物学停滞不前”,将中国几千年的实用主义全部贬为“人学”,认为“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的那么一点事”。这种河殇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欧洲人自己都知道能够到世界领先地位有着各种偶然和侥幸,所以一开始有李约瑟难题来思考这个原因,后来又有了《白银资本》《棉花帝国》等力透纸背的著作。英国著名古代军事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更是以《军事革命?》一书,指出1560—1660年的所谓军事革命,本质上只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很多地方甚至在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落后东亚1000多年的课。公知们却觉得,欧洲强大是天经地义的。

经过反思之后,欧洲人至今仍然秉持着重农主义的思路,希望以此继续保持他们的优势地位,他们非常清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手工业优势却被公知们视若敝屣。

————————————

最后,老夫将这个回答再抄录一遍:如果清朝没有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会引领世界吗?


实名反对 @三种不同的红色的回答。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发明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科学和技术尚未真正结合: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与技术的结合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而且很多人容易忽略一点:光有工业革命而没有与之伴随的农业革命,是支撑不起欧洲的工业发展的。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认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面对系统总结了中国基础生产力的天工开物,认为其对于欧洲毫无用处,显然是非常武断的结论。

举个例子,中国人驯化的大豆得以在18世纪的欧洲得到推广。

大豆不仅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比苜蓿更优质的马料,大豆在欧洲的普及,增加了欧洲的油料供应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了欧洲养马条件,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大规模骑兵战提供了物质基础,更为19世纪欧洲高速城市化带来的马车数量急速增加提供了饲料保障(毕竟汽车是19世纪晚期才发明的)。

再举个例子。北魏贾思勰已主张轮作。到宋朝,江南形成了稳定的稻麦轮作制,而欧洲17-18世纪农业革命期间受到中国影响,三圃制进一步完善推广,轮作效率更高,有效缓解了欧洲农业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

三田轮作需要更多肥料,中世纪欧洲由于肥料跟不上,该技术实际采用有限。17-18世纪农业革命期间,借鉴了中国的粪肥堆肥技术等一系列肥料技术,精耕细作大幅度推广,单位面积能生产更多粮食,三圃制也得以广泛推行。

另外,《天工开物》在内的中国农学书籍介绍了大量东方的先进农业机械,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也是17-18世纪欧洲农业革命的关键。农业革命的影响下,食物增加,缺粮情况得到缓解;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在西欧逐渐消失;农业人口的减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农业革命”为工业提供原料和资本。

又比如,在18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使用炒钢脱碳法,而《天工开物》却记载了先进的灌钢脱碳法。东方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对欧洲的基础生产力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某些公知(披着粉红皮的公知也是公知)整天扯中国缺乏公理化方法,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却从不说中国几千年实用主义积累的技术基础惠及全世界,自低自恨。这是非常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大洗澡的逆向民族主义思想。

实用主义有错吗?

并不只有各种数学、物理的公式原理才叫基础理论。用于实用的技术积累,也算基础理论,技术本就是是科技的一部分。

唐宋时期,东亚在各种基础学科上总结的理论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的文明都主要依靠观察经验总结理论(虽然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以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人较多运动公理化方法);事实上,弗朗西斯·培根创立的科学归纳法,也基本属于观察经验总结理论的范畴。古代中国是有归纳逻辑体系的,详见刘培育先生的《简论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一文,只是由于公理化方法的缺失,在演绎逻辑上有所欠缺。相比起来,古代中国还具备试验的思想(冶金陶瓷机械等方面都有),可以更方便地总结理论。举个例子,火药就是通过炼丹师(被认为是近代化学的前身)反复的尝试后发明的,请问火药的配方算不算基础理论?

中国所不足的就是公理化方法和逻辑思辨,其中后一项诸子百家有一些涉及,但是公理化方法是真没有。然而公理化方法历史上也就希腊人折腾出来了,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发现这玩意并不能批量转换成生产力,就给闲置了(关于罗马时代自然哲学的停滞,详见拙文:数学老师:从罗马享受希腊成果说起——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又不是日耳曼人搞出来的,公知们得意个什么劲?欧佬无非是隔得近,近水楼台罢了。

希腊人也没因为搞出公理化方法而强大,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希腊人正被奥斯曼人当做猪狗屠宰。公理化方法真正能有效促进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还得等19世纪,此前可能也就模数概念能够帮助铸炮,还有早期弹道学。但是早期弹道学是没计算空气阻力的,很不靠谱……等能计算空气阻力那得近代化学和物理比较成熟的时候了。

换句话说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现在觉得高大上的公理化方法,并不具备太多实践的价值。

欧洲搞文艺复兴的时候偶然把希腊人的那套玩意重新折腾了一波,才有牛顿等人的成果,但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更靠实践经验。

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书,更是尖锐地指出,来自印度的棉花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基础,其核心观点,笔者在拙文:数学老师:从羊毛到棉花:工业革命为什么诞生在英国?当中曾经有所提炼。

而在拙文:数学老师:虎啸马拉塔一一虽败犹荣的南印枭雄们当中,笔者也分析过,英国的实力直到18世纪仍然不足以征服任何一个大国,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三十年战争军事革命、大土耳其战争军事革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军事革命、七年战争军事革命带来的军事优势对于印度人来说仍然无法起到碾压的效果,是印度内部的乱局才让英国人趁虚而入入关,才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自东亚的先进技术则使得工业革命获得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基础,随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公理化方法带来的近代科学体系才得以和生产力结合,令欧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如此看来,欧洲的崛起,岂不是很偶然的吗?没有生产力先进的东亚不断吸收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白银,输出大量货物供应欧洲市场,没有印度为英国提供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棉花,没有来自古代中国的大量先进基础技术,欧洲又怎能崛起呢?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

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是在文字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上,第三种是在航海上……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这里的“三种机械发明”是指古代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作为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西方基础科学和近代哲学发展上的里程碑人物,培根对于古中国实用技术的评价却高得不可思议。

培根能有这样的观点,正是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弊端。所谓的文艺复兴,一开始就受经院哲学影响,也并未能完全跳出经院哲学的桎梏,所谓的宗教改革,也只是反教廷,而不反神学,神学在新教当中很多时候变得更加繁杂了。

在看到中国的三个新技术传入西方之后,培根惊叹不已。于是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没有诞生出这样的技术呢?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古希腊只重视理论,而轻视经验和实践的理论哲学有问题,于是指出要向中国学习。

在其著作《新工具》中明确的对经院哲学和希腊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

于是很多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在实践中被证伪,围绕着破除希腊哲学,然后和经验和实践互相结合的科学最终诞生了现代文明。

北大教授强世功先生为《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作序时发出的观点,则与弗朗西斯·培根跨越数百年不谋而合:

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欧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大航海时代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舆图知识、航海知识等也是从东方传播而来,东方的棉布制造、茶叶种植技术、工程技术等今天可以理解为工业知识产权的大量发明创造也无偿地输入欧洲。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16-17世纪掀起了热潮,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现代文明的诞生确实是全人类的成果,世界很早之前就存在互动影响而非割裂的,而古中国在其中的贡献份额非常之大。轻视古中国的实用主义,妄自菲薄,实在要不得。

而早期的近代科学基础知识,也实在没有多少东西,补课并不算很难。河殇主义者嚷嚷着中国至今没有补上科学氛围的课,为之号丧不已,实属可哂之极。1853年日本黑船开国,1893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就可以自研苦味酸炸药,中间不过40年而已。日本人用自己作为样本充分证明了对于近代科学体系这种东西,直接学现成的并没有任何不得了的门槛或者难度可言,一个国家“没有原发性自行发明近代科学体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把近代科学搞得像是什么不放血三升割肉四斤就学不会的天顶星文明产物一样,还成天搁那儿迫真论证一个文明没有原发发明出近代科学就极恶劣等罪该万死的,此类言行和信仰需要去杨永信教授那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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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地位是由后人决定的,当你可以鞭挞世界时,前人的一切卑微都会被描述为质朴,当你被世界所鞭挞时,前人的一切成就都会被认为是高估。

“中国古代文明是否被高估”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本身就映射出了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的危亡局面,试问有人问过“欧洲古代文明是否被高估”吗?没有,他们反而在想方设法论证欧洲(包括美国这个位于美洲的精神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的强势与其文明传统之间的深刻渊源,哪怕这种论证包含了大量牵强附会的成分在里面。

分锅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是为了找出中国自近代以来国破家亡、文明衰微的根本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找出根治文明衰弱这一病症的方法,进而救亡图存。

于是,文明过往的种种特质都被拿出来一一接受考察和审视,中国的知识分子拿着放大镜,迫不及待的企图从中国文明过往的一切特质中,找到关于文明衰微原因的蛛丝马迹。

这种努力有时候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关于文明的一切特征都被认为与文明衰微有关联,早年是把锅直接归咎于人种上的,那时候觉得黄种人就是打不过白种人,后来日俄战争证明了黄种人用机枪大炮和白种人用机枪大炮并无区别后这种观点才告一段落,实际上日俄战争胜利后,国内的激动程度不比日本低,因为日本证明了黄种人也能赢,当时国内普遍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你去看看那时候报纸的有关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激动之情简直溢于言表。

实际上,和那个年代动辄论述人种导致衰微相比,现在诉诸于“古文明是否被高估”已经算是症状大有缓解了。

然而讽刺之处恰在于此,因为救亡图存的具体手段不是从对文明过往特质的追根溯源中获取的,而是通过对有组织的暴力的有效使用,现代化的财政手段,不计代价的工业化实现的,也就是说,分锅并没有解决分锅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非分锅手段所解决的。

主导中国近现代复兴的军政集团,其主要行为特征不是善于追根溯源去给历史分锅,而恰恰是率先摆脱了给历史分锅这种思想困境之后,亲自经手实际工作,而在这种工作中助推了中国近代以来逐渐复兴的主要特征,是善于征战杀伐,善于聚敛并高效使用财富,善于强力推动产业建设。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中国文明的历史特质,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中国近代以来文明衰微的主要原因。

所以,探究文明是高估还是低估,就和探究黄钟人究竟打不打得过白种人一样无用,因为它是从历史特质中给近代衰微分锅这一元问题之下的子问题,而对这个元问题的探究已经被证明无助于解决救亡图存这一基本目的,所以它的子问题本身也是缺乏实际意义的。

与为什么衰微的原因相比,为什么而强大的原因才更重要,如何巩固并保持这种对有组织暴力的有效使用,高效率的敛财和用财能力,对工业化的不懈追求,才是真正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

心急火燎的去论证中国古代文明并没有被高估,而且还很伟大,并不厌其烦的去找出一切蛛丝马迹去论证这种伟大,实际上和不厌其烦的从一切蛛丝马迹中去寻找衰微的原因本质上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两种表现形式,历史本身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

至于中国古代文明究竟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与其现在高强度辩经(你辩了别人也听不到),不如设法进一步强大起来,等到中国再度肇纪御极,统摄八方之后,自有那些妙笔生花口吐白莲之人,去论证你的历史是何等的伟大。

他们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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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讲一个 北斗七星和北极星 事情。

上图是我们目前观测的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位置关系图。

北极星正好位于北斗七星的斗的延长线上。

然而,实际上,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这八颗星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是这种变化非常的细微,在一代人的几十年里、甚至一个朝代的几百年里,这种变化都微乎其微,观察不出来。

然而,现在,通过先进的观测设备,这种位置关系变化,可以精确地测量出来。

那么,据此就可以推算,10万年前、10万年后北斗七星的位置关系:

可见,1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并不是很像一把勺子。

话说,我国2001在黑龙江的宝清县双鸭山发现了一个北斗七星祭坛。


炮台山古城遗址_百度百科

可以看出,这个北斗七星的位置与第一个图现在北斗七星的位置明显不同。

而这个炮台山顶的祭坛是4500年前的星位,是古人从更古老的先辈那里继承天文知识,融合古代宗教仪式之后固化的星图。这个结论来自《中西星图对比》的作者、吉林陨石雨发掘主持者伊世同教授。

也就是说,4500年前的古人画了一张北斗七星图。

而这张图我们现在的北斗七得不一样,但是按照现在星象图,加上演变关系的测算,与4500年前的准确星象也不一致,而是与几万年前的北斗星像图一致。

也就是这个图并不是4500年前古人直接的观测,而是从更早的古人那里继承过来

也就是说,4500年前的我国古人,还有其他的资料。

而所有的这些资料,都一五一十地准确地记录了下来,保存了下来。


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我们还有比5000年还要早得多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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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说建筑水平,那确实不高。

早商时期的遗址,说实话,如果除去出土的青铜器,其建筑水平和格局真的很像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聚居地。

都是采用干打垒建造的夯土棚子,都公元前14世纪了,还在用新石器时代传承下来的干打垒技术,令人心酸,传说中夏朝和早商时期的帝王就住在这种令人心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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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直观的艺术与建筑说吧。

把时间往前推两千年,罗马那边是图拉真柱,我们这边是武氏祠。都有艺术文物价值,但难度显然不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留存问题,但问题是,眼见为真啊。


往前推一千年左右。欧洲我说一个我最熟悉的,温切斯特大教堂。中国就选我觉得最美的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虽然在美学上你很难讲谁高谁底,但在建筑水平上,这完全不是一个难度。但相比较而言,我觉得这个时期是差距最小的。


下面说最大的时期。这两天杭州在举办何绍基特展,除了何,还有阮元、包世臣、邓石如的作品。

何是十九世纪的人,生于1799,卒于1873,当他形容行路有何难时,他说,“行路有何难我曾从天柱九嶷三涂太白紫阁终南直到上京王者地”。我查了一下,天柱是贵州东部,九疑是湖南宁远,三涂是河南嵩县,太白是陕西眉县,紫阁终南是西安附近,王者地是北京。要知道,何绍基是和马克思、林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维多利亚女王、法拉第、狄更斯、普希金、叔本华、肖邦基本同时代的人。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了解差距,鸦片战争输真不是偶然。最后总结一下。两千年前差距明显,一千年前差距缩小了,但一百五十年前差距大到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到这还听不懂,我只能说文明与人一样,基础都是语文和数学,语文是文学、法律、哲学、管理学的基础,数学是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工程学的基础。一个只会语文不会数学的文明,你觉得成就能多高?当然,比连语文都不会的那肯定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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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与变通性都不足,这是个我们不大知道的大问题,源自于对外交流的单一性及低质量,中华文明的一个宿命是三千年里,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到多个旗鼓相当的异质对手。如今刚刚遇到第一个,才正式交手三年半。

有等价物,才会有准确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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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传承的的确没高估,起起伏伏比史诗还史诗。但是综合对比有的方面就没那么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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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两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无论是在建筑、雕塑、哲学、文学、艺术、数学、歌剧等多方面都领先于当时的中国”

那么我想问一句:古罗马的文学、数学、绘画、音乐有什么流传至今的吗,有多少手稿、真迹、文书呢?同时代的中国可是今天依然流传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有出土依然锋利的越王勾践剑,有今天依然能演奏的曾侯乙编钟,有今天保存完好并完全识读的《清华简》《睡虎地秦简》。要知道所谓”古希腊”的雕塑“断臂维纳斯”是公元前150年的作品,“拉奥孔”是公元前100年的作品,这都已经相当于中国的汉朝了,比中国的秦皇兵马俑要晚一百多年呢,秦始皇兵马俑建于公元前246年。

我想回复一个泰国海归、做东南亚留学中介的知乎用户名叫“毛宁” @毛宁 的观点:

毛宁说【”用最直观的艺术与建筑说吧。把时间往前推两千年,罗马那边是图拉真柱,我们这边是武氏祠。都有艺术文物价值,但难度显然不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留存问题,但问题是,眼见为真啊”】

毛宁还说:【“何绍基是和马克思、林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维多利亚女王、法拉第、狄更斯、普希金、叔本华、肖邦基本同时代的人。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了解差距,鸦片战争输真不是偶然。最后总结一下。两千年前差距明显,一千年前差距缩小了,但一百五十年前差距大到让人难以置信”。】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泰国海归、东南亚留学中介“毛宁”,往前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莫角山(古尚顶)在胡夫金字塔建造之前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物,今天依然有遗迹留存,那个时候,欧洲在干什么呢?

再把时间从良渚推到今天2021年,大兴新机场的钢结构大跨,青藏铁路,港珠奥大桥,天眼射电天文望远镜,云南贵州的盘山公路,包括卡塔尔世界杯的主体育场,都是中国人建的,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还是在招标时候击败的奥雅纳,当然毛宁很可能也不懂奥雅纳是什么。西方有这个体量的建筑吗?拉出来溜溜[捂嘴]。天眼的钢结构全部由中国人完成,欧洲有吗,拉出来溜溜?五千年的良渚的水利设施和今天的天眼,欧洲人拿出一头就行啊!

哈哈,另外其实毛宁的发言本身就已经让西方落了下风了,他拿意大利的图拉真广场、英国的温切斯特大教堂,德国的马克思、美国的林肯、法国人巴尔扎克、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的法拉第、英国狄更斯、俄国的普希金、法国叔本华、波兰肖邦这么多国家和中国一个国家的建筑和人物比较。毛宁拿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波兰+意大利这么多国家的几千年文明成果和中国一个国家比,这不反而说明西方不行吗,两个大洲的8个国家,才能和中国一个国家比,他是多看不起西方?和中国比要8打1才行?西方得多自卑[捂嘴]非得8打1才有能打过中国?

毛宁自己可以自己数数,这8个国家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是中国好几倍,然后和中国一个国家比,西方以比中国10倍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才能和中国抗衡,也好意思,要点碧莲吧,哈哈

另外,我想问,文明只有建筑吗?建筑就只有宗教性建筑教堂可以比较吗?怎么不比道路、桥梁、水坝、运河这些实用性的建筑工程,为老百姓造福的设施呢?

隋代建造的赵州桥今天还伫立在燕赵大地上,隋朝京杭大运河今天还在沟通南北,战国时期的都江堰今天依然发挥着水利枢纽的作用,还有秦朝的驰道、灵渠这些古代的超级工程,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请问中国古代的赵州桥、大运河、灵渠、驰道、都江堰这些中华文明伟大的文明成果,同时代的欧洲有可以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的吗?如果有请举出例子来,谢谢,我要提醒有像毛宁一样的欧吹注意的是,在秦朝的中国人修建驰道、灵渠的(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同一时代,欧洲的罗马还在和迦太基打布匿战争,罗马有修筑过像秦驰道那样90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吗?在隋朝修建京杭大运河、建造赵州桥的(公元600年左右)的同时,欧洲还是蛮族的天下,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哥特人的那些王国有开凿像京杭大运河这样2000多公里的水上交通线吗?比赵州桥晚近百年的公元648年-727年的西班牙的的西哥特王国,还在实行落后的Mund法,就是让被告和原告分别把手浸入开水中,谁的手没被烫坏,谁就胜诉。而同时代的中国唐朝的法律已经死刑“三覆奏”了。

有人说“古罗马有万神庙,中国没有”,但是有古罗马有都江堰,有灵渠,有驰道吗?万神庙是一个祭祀建筑,他对民生有什么改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今天都江堰依然还在使用,在分洪抗洪,而且万神庙是公元118年在哈德良皇帝时期重建,公元118年已经是东汉王朝了,那时候中国的都江堰、灵渠、驰道已经建造了好几百年了,另外公元118年的时候,中国早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了,罗马呢?用什么写字?

还有洋奴说“”摊大饼谁都会,难的是往高了突破[捂脸][捂脸][捂脸]”

我想说的是:照这么说的话,原来欧洲人比古埃及落后4000多年,因为1899年,法国 埃菲尔铁塔还未建成之前,公元前前2560年埃及人建造你胡夫金字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捂嘴]

原来今天世界上最牛的是阿拉伯文明,因为阿联酋,哈利法塔高828米,是世界第一高楼!

有人也说,“古希腊有柏拉图、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经典著作,中国没有”

我想说的是: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要早,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些诸子百家的古代经典,都是流传有序的,可以从战国时期最原始的版本,一直追溯到今天。

而的那些古希腊的经典,原始版本早已丢失,而且也不是流传有序,中间有大量缺环。

比如,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目前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公元888年拜占庭的手抄本,柏拉图的《理想国》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公元900年拜占庭的抄本,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公元10世纪拜占庭的抄本。

公元888年中国已经是唐代末期了,公元900年已经是五代了,公元10世纪已经是宋朝了。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自杀,公元前347年柏拉图逝世,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诞生,公元前330年欧几里得出生。这中间差了一千多年呢,中间这些年的版本呢?怎么流传的?说的清楚吗?有出土文物作为依据吗?没有吧,没有那就是不严谨的,没有说服力的,不足以服众的。在中国,如果有人拿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去证明5000多年前黄帝的存在,只会被人嘲讽是神经病。

而再看中国,中国《论语》最早的版本是,公元前59年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同时出土的还有《易经》。孔子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人,最早的原始版本和孔子诞生时间只差300多年,而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版本和这些书的写作时间相差1100多年,谁可信?还用我说吗,而且中国古籍是流传有序的,比如《论语》,有汉代的竹简本-西汉的熹平石经版-南梁的纸抄本-唐代的《开成石经》版-宋代的雕版印刷本,一直到今天的电子版。

而《史记》能追溯到唐朝的敦煌写本,宋代的雕版印刷本,《孙子兵法》和《老子》能追溯到战国的竹简本,都是超越千年,流传有序,一脉相承,环环相扣,而且内容大部分高度一致。

古希腊能比?古罗马能比?

那些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作品,拿出来各个时代的版本在哪呢,有吗?,看看?一千年以上的原始版本,拉出来溜溜?

讨论学术问题,得拿干货,要有史料依据、出土文物,别自己想当然,会让别人笑话

PS:关于古希腊著作的原始版本,我都有扫描件,有异议的我可以发给你照片

当李白杜甫白居易写下三吏三别、《秋兴八首》、《蜀道难》、《将进酒》的时代,阎立本画出《步辇图》张萱画出《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李道昭画《名黄兴疏通》,韩滉画《五牛图》,冯承素写下神龙本《兰亭序》颜真卿写《祭侄文稿》,建成佛光寺、南禅寺的时候,同时代的欧洲,对应的是矮子丕平他爸爸铁锤马特的墨洛温王朝的时代,这个时代欧洲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文学、绘画、音乐、建筑作品可以和中国唐代的比肩呢?

更不要说中国最早人发明的,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造纸术、丝绸纺织技术,科举制,三省六部,汉字,瓷器制造技术,水密分舱等等。不客气的说,没有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实现,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和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但丁的作品写在羊皮和纸莎草上吗?用手抄吗?哥伦布,麦哲伦航行靠看星星吗?欧洲人征服殖民地用长矛吗?

盛衰都有周期,哪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领先世界,中国文明比较早熟,盛衰周期曲线和西方不重合,元代以后,中国已经是盛极而衰了,二次函数抛物线,到了顶点,该走下坡路了,但是这时候西欧刚刚崛起。不过由于中华文明有深厚的底蕴,所以,虽然近代落后很多,但是一旦苏醒,很快又追上了。宋代中华文明已经高度成熟了,英法德意这些国家还没形成,北宋的时候,英国还刚刚威廉征服,诺曼人刚开始殖民英格兰。

从秦汉到唐朝,欧吹那些米国英国法国鹅国爸爸,都还是液体,看看《日耳曼尼亚志》里形容的像野人一样,塔西佗笔下食人的英伦三岛居民,还有作为奴隶slave的代名词的斯拉夫人,那时候日本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还搞生殖崇拜兄妹成婚呢,全盘山寨了长安城、汉字、三省六部制,沐猴而冠,进化成人,提前进入封建时代。

在千年前的汉唐是世界强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都是受中华文化输出的影响,建筑文字书法连政治体制都是照搬中国的,而那时候欧洲人还是茹毛饮血原始部落了。更加让洋奴们气急败坏的是,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是世界强国,今天的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的领土和完整工业体系,中国人能自己制造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航空母舰、芯片、航空发动机、超级计算机、无人机、光刻机、大飞机,今天中国人制造的探测器能登上月球和火星,中国的宇航员能在太空漫步,中国的天宫是目前世界唯一以一国之力独立建成的宇宙空间站。现代中国人能率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能研制出杂交水稻,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能发明5G通讯技术,能制造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能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能在全世界修铁路公路,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销往世界各地。今天,西方人玩的,只要我们想玩,都能玩得好,什么诺贝尔、普利兹克、UFC和KI格斗赛WBA拳击、国际象棋奥赛、奥运会、斯诺克、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坦克大赛,肖邦钢琴大赛、三大电影节,中国都能做到一流。但是我们玩的,我们擅长的,西方就不行了,比如武术戏曲,书法国画,围棋象棋,西方人行吗?

新中国还取得了以下这些影响人类的世界级科学成果:

1人类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人工合成、

2人类首次成功证明了“强制性猜想”和“测地稳定性猜想”

3屠呦呦首次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

4袁隆平首次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

5人类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6实现人类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7实现人类首次纠缠态纯化及量子中继器成功实验

8成功实现人类首次自由量子态隐形传输、

9陈景润1966年证明了存在无限多素数p、

10实现人类首次精确的测量了1和3两种中微子之间的震荡角度、

11实现人类首次在近原子分辨率上看到了剪接体的细节,因而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和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核糖核酸)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PS:对于有些人对我回复里对古代两河埃及希腊没有做碳十四测定的质疑,还有碳十四的可靠程度,我想说,虽然严谨的说古代两河埃及希腊的出土文物在近年来也做过一些碳14检测,也公布了数据,但是普遍缺乏碳十四检测过程的详细报考。碳十四检测不像有些人发的那么简单,就一个数字,要有样本选择地点、样本内容、样本分析检测过程,提取样本典型性分析分析,不能只有一个检测结果,那是不足以服众的,我举个例子,良渚的碳十四测定:

1.良渚碳十四样本采样地点:

良渚老虎岭东侧的岗公岭,留有一座最早被考古发现的高坝,坝高约30米,良渚水利系统共有11条水坝,其中高坝6条,分为东西两组

2.良渚碳十四样本样本内容:

良渚古人修筑水利工程所大量使用的“草裹泥”。草是沼泽地带常见的“苕

3.良渚碳十四样本检测过程:

我们把7条坝体的样本送去北京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碳14检测,结果显示,时间都在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领队王宁远介绍。生物死后,它体内的碳14含量会按确定的比率衰减(称为衰减率),大约每经过5730年衰减为原来的一半.2010年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中一条水坝的建筑材料草裹泥)上提取的草茎遗存进行碳14检测,检测出碳14的残留量约为初始量的55.2%,以此推断此水坝建成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

4.良渚碳十四样本典型性分析:

良渚先民使用的材料极为有趣,正是前文提到的“草裹泥”——用河中的荻草,将一块块淤泥像包粽子那样包起来,再用芦苇条绑扎牢固。草裹泥会被运输到山谷,一层层堆叠在洪水的冲击面,最后在草裹泥上覆盖黄土,专家们把这种工艺叫做“心墙”。这种工艺显示出良渚先民的智慧,他们对泥土材料有着深刻的认识,淤泥具有很好的防水性能,山洪无法渗透,表面的黄土又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即使在今天营建水坝时,土筑坝体依然被普遍选用。

另外中国重大历史文明是断代,都不仅仅有碳十四的测定,还有树轮校正和古地磁测定甚至天文软件验证等多重验证,这个两河埃及古希腊做的就会更少了。

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历史标尺“武王伐纣“年代的确认,就是经过了对沣西遗址H18号灰坑碳化小米进行碳十四测年,在经过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高精度扭摆匹配,再结合出土西周青铜器《利簋》上记录的“甲子日岁星中天”和《史记》记载的“伐纣之始,岁在鹑火”的史料记载,再用国际天文学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才得出结论。哪里是只靠一个碳十四那么简单呢,需要碳十四测定+树轮校正+出土文物青铜器铭文+流传有序的史料记载+天文计算。

而中国的古代夏商周断代,有如此详细严谨的验证,有公开完整的碳十四测定结果,尚且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被一些民科否定,更何况如果连碳十四测定详细结果都没有公布的希腊两河埃及,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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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既然很多朋友在留言里提到了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我借此机会说一句,严格说起来,特别是如果以中国历史研究的严格标准(比如王国维提出的二重验证,还有西方部分学者对夏朝存在的判断标准),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都是有疑点的,当然我也不认为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全是假的。

但是直到今天,古埃及历史连基本的时间框架都不清楚,最重要的是,古埃及人自己写的历史只有一部,就是托勒密时代祭司曼涅托的《古埃及史》,但是这唯一的一部史书还失传了,没有了。古埃及人不重视历史,他们更看重来世,对死后的灵魂更感兴趣,对于现实的历史没有专门记载。古埃及不像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专门的史官群体,古埃及只有书吏,而书吏并不负责记录历史,而是记载人口、税收、尼罗河泛滥情况和建筑概预算等等。

由于古埃及没有一部完整的史书能流传下来,因此就无法做历史学最基本的二重印证—出土文物和历史记载的对照,古埃及那些挖出来的文物和文物上的文字,到底是哪个王朝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死无对证,西方学者说什么就是什么,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今天西方埃及学学者建立起的所谓古埃及的“王表”其实是根据散见于希腊罗马著作当中所引用的曼涅托《古埃及史》的一些片段编成的。根据这些片段,把古埃及划分为31个王朝,但是这些残留的片段,内容上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不同作品引用的片段中,说的完全不一样,根本无法分辨真伪。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古埃及历史的基本问题,西方埃及学学者自己都还无法解释清楚,比如“为什么西方学者把古埃及划分为31个王朝”,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划分?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无法自圆其说。还有古埃及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各9个法老,是不是按照家族血统划分的?前后9个法老是不是一个家族呢?谁也不知道。

按照西方埃及学“王表”记载,古埃及第18王朝的第一个法老叫阿赫摩斯,他的亲哥哥卡摩斯又是古埃及第17王朝的最后一个法老,而阿赫蒙斯和卡摩斯共同的父亲又是第17王朝的倒数第二个法老。他们亲父子兄弟三人,为什么划分为不同的两个王朝呢?无论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都是同一个家族内部的继承,为什么要划分为两个王朝?划分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西方埃及学界仍然无法解释。

古埃及历史主要的研究依据是出土文物,巴勒莫王表,都灵王表,纳尔迈调色盘,曼涅尼王表,这些古埃及研究的基础材料都是出土文物,而且它们的出土地点都不清楚,而且地层关系也很模糊。这些文物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些联系,但不能够完全印证的,仅仅是能部分对上,比如说这个曼涅尼王表,它是希腊化托勒密时代的一个僧侣写的埃及的王表,原稿已经失传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公元70年左右的保留在其他书籍里的片段。而纳尔迈调色板是比金字塔时代还要早,相当于一个夏朝还早,而一个是战国晚期秦朝。文字也不一样,曼涅尼王表用的是僧侣体文字,纳尔迈用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

而且记录的内容也不一样,在曼涅尼王表里记录的埃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统治者叫美尼斯,而纳尔迈调色盘里记录的叫纳尔迈。古埃及也出土了一些莎草纸文献,但是价值不如碑刻,因为基本没有完整的,特别破碎,比如都灵王表,基本上看不清。因为莎草纸其实不是纸,而是草,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采摘下来之后,然后晾干了,直接往上写字。没有经过化学处理,所以它不能折叠,很难保存。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古埃及历史也好,还是亚述,巴比伦、苏美尔,这些地区的历史,都做不了二重印证。王国维提出的二重印证就是说出土文物和传世的古籍,传世的史书这两个要能对的上。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古埃及都做不了,这个是致命的个硬伤,这是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历史研究一定要史料和考古,能相互印证,要不然史料也就无法判断真实性了,考古也就没意义了,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我挖出了一个古代的东西,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他是什么时代的就是什么时代的。比如挖出一个青铜的摩托车,我说他是古埃及法老时代摩托车,那别人就没办法判断真假,因为古埃及时代史书都没有了,你无法去从古埃及的史书上去找有没有青铜摩托车。

那为什么古埃及、两河都没有史料可以进行二重验证呢?因为无论是古埃及也好,还是古代两河流域也好,这些创造古代文明的民族都已经灭亡了,国家被灭了,民族被屠杀了,被同化了。他们的这个文字也都死了,没人认得了。就比如古埃及,古埃及曾经被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外来民族多次征服,收藏了几十万卷图书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罗马人烧毁,古埃及的史书因此基本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无从对证,因此也就无法判断考古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

而中国的陶寺出土的两个文字的外形和甲骨文的“尧邑”非常相似,二里头出土的一个文字外形和甲骨文的“夏”,高度一致啊,再加上陶寺和二里头位置与史书上记载的尧和夏桀的都城的所在地高度重合,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古希腊,古埃及,古代两河,哪个能做到?

——————————@

有人说,“你说的这些哪些不是在西方的成果上发展起来的 拾人牙慧还倒打一耙是吧”“咦,拿着人家教的几何,力学,人家教的建筑学,材料学,拿着人家画的设计图,开着人家发明的,自己提个桶,打个灰,砌个墙,累个砖就,就世界第一了”

我想说,咦,拿着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画个图、打个仗、开个船、写个书,就世界第一了而且到今天还打不过中国,我都替洋奴尴尬,而且西方的那些个成果哪个不是靠着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下来,传播开去的?难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工业革的科学家文学家都靠是羊皮书获取知识吗?伽利略,牛顿,瓦特家里得有多少只羊?哈哈

把中华民族放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的宏观维度中审视,中国在明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的几百年间确实落后了,但人类历史是一场长跑,在大部分的时间中华民族都是领跑者,而近百年的落后和屈辱,也并没有打垮中国,一次次从坎坷中奋起,愈挫愈勇。

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国家地位和发展速度,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古代一直很牛,底蕴深厚。否则你能想像一个一百年前还任人宰割,半殖民地,大到飞机汽车,小到刺刀手枪都无法自己生产,文盲遍地,半壁江山被外国占领的落后国家,一百年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GDP世界第二,领土世界第三,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核武器,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呢?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辉煌历史为什么不能得意?自己过去的历史辉煌,就要大力宣传,增强自己民族的自信心,中国这些辉煌是真实存在的,又不是杜撰出来的,干嘛要藏着掖着?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尽劫波,愈挫愈勇,屡败屡战,一次次在坎坷中奋起,一回回在屈辱中自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靠的就是对辉煌历史的自豪感,正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过,我们才不甘于沉沦,不甘心被奴役。

需要警惕的是80年代以来,河殇思想横行,公知言论泛滥,中日夏令营、德国下水道一类的造假屡见不鲜,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包括我,基本都是听着诋毁中国的假虚假消息和鼓吹西方的洋奴言论成长起来的。

要想灭亡一个国家,要先打击它的自信,贬低它的历史,抹黑它的文化,公知们的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

@唐俊锋 唐俊峰给我留言说:

“”事实上,只有造纸术确实中国发明西传到欧洲。指南针是否是从中国传到欧洲,根本没有证据”

—————————————————

对于 @唐俊锋 这种史盲言论,我的回复是:

以下就是证据鸭,放你脸上了,查收哈[耶][飙泪笑]

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1398年—1468年)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

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意大利人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


再放你脸上一个证据,别怕疼哈[耶]

———————

李约瑟磁学章节的中国部分首先就是谈磁罗盘,而第一个列出的文献资料就是沈括梦溪笔谈里对指南针的记载。沈括是1031—1095年的人,比欧洲人最初提到指南针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沈括原文:“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沈括不仅是记载了指南针的各种不同用法,而记载了磁偏角的存在,比西方最早发现磁偏角的哥伦布早了四百年。比沈括更早提到指南针的还有北宋司天监杨惟德,在1041年的记载,也记录了磁偏角现象。不仅如此,在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里还有利用漂浮在水面的鱼形铁叶来指南的记载。这实质上和指南针是同样的原理。几乎完全雷同的用漂浮在水面的磁化铁鱼片来指南的记载见于两百年后阿拉伯人写的《商人宝石知识大全》,李约瑟正是据此认为,阿拉伯人见到的指南术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是中国发明的,这都有详尽的文字证据乃至文物证据。晚明来华的传教士记录了他们亲眼目睹的中国印刷业发达程度:《利玛窦中国札记》:“可以十分肯定中国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采用的大不相同,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板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象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非浅。因为我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我们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眼目睹的人很难相信这类事实

1588年的一首英语小诗也能说明纸的重要: ‘我讴歌最先造纸的人,纸才能把一切美德传诵; 它产生新书并使旧著贵重; 它的价格低廉,世间更无它物可比; 虽然羊皮幅宽耐用,也不能把纸排斥; 纸还能在人间普遍传流,羊皮只能为少数人拥有。” 1925年卡特评价四大发明: “文艺复兴初期传入欧洲的四种伟大发明,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造纸和印刷,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平民教育成为可能; 火药的发明有助于摧毁封建制度,建立国民军; 指南针是使用导致了美洲的发现,进而使整个世界代替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对这四种以及其他的一些发明,中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中国发明印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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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卑就是等于背叛

如果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低等文明,那么延续到现代的中国怎么可能会是一种繁荣昌盛景象呢?

没有繁荣昌盛的标准,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努力是对还是错呢?

这只有高等文明才具有的特征,他会告诉你先祖的荣誉,而想得到这样的荣誉你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有人总是拿现代科学说事,企图证明,实现现代繁荣,是需要西方那样的文明系统。可是他却忘记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黑马。

而西方文明之下更多的国家却依然贫困。

既然西方文明怎么好,为什么只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可以快速崛起。

我们看一下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汉文化影响深刻的国家,整个国民都具有善于学习的习惯,而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结果。

所以一个知道廉耻,善恶,敢于改革自新,向先进生产力学习的文明都是高等级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向周围文明学习的例子,比如胡服骑射。这都是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先进。

记住文明先进与落后,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来服务自己文明的发展。如果不能,即便是领先世界百年又如何?

匈奴领先大汉50年,突厥领先大唐百年,还不是最后失败了


user avatar   luo-xuan-zhen-li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国古代文明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延续性:

中国的汉字没有爆发性的断裂,虽然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

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中断,从甲骨ト辞、青铜铭文,以及《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些先秦典籍,到司马迁作《史记》,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这条中国历史文本的主脉络一直没有断裂,成为中华文明的脊椎。

中国的国家体系也是延续的,一直以中原王朝和华夏-汉文化为主体,虽然历史上发生过民族迁徙,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一个是大一统:

自二里头文化起开始有超越单一地理单元的政治文化统合,周朝确立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核心关系,经历春秋战国的分裂,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制度确立帝制集权,帝国有统一的主体语言和制度。之后虽然经历了一定的分裂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更替的问题,不改变整体长期统一的趋势。

这两点,是世界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所以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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